第6章 大清在广州：防火防盗防洋妇

在广州，最让英国光棍们头疼的问题，除了不能自由贸易、不能自由传教之外，还有一个更要命的不方便：洋女人不得进入广州！所以清政府对英国的节节抵抗，可称是作是防火防盗防洋妇。特别是后者，在广州门口闹出了诸多“洋老虎纠纷”：

之一：1751年7月8日，有荷兰商人老连来到广州，同时还带来三位洋女人，住到了瑞丰银行，这是中国官方记载中外国女人第一次光临广州。不知道当时的广州民众是什么反映，但是广州官员的反应却十分迅速，认为“携带番妇同行，例当驱逐”。驱逐到哪儿呢？广州官员给洋人想了一个好地方——澳门。规定，从此凡有夷船到澳，中国海关关员先检查有无妇女在船，有则立即将她赶到澳门，否则不准入口经商。

之二：1769年，有英商带洋女人进广州商馆住宿。得报当天，李侍尧立即派出军队和专船，把这对狗男女押送澳门！有关行商与通事，甚至衙役，统统受到严惩。

之三：1825年，英国一商船出事，船上大副的妻子莫利夫人（Mrs．Morley）获救后乘帆船进入广州。得知洋女人不能进广州的章程后，她自动撤退了，真乖。

之四：1830年初，英商怀特曼携妻入广州商馆，在中方抗议下，2月11日，该夫妇被迫迁往澳门。

之五：1830年4月，丹麦船主耶鲁尔夫（Capt．Kierulf）之妻来穗，被两广总督驱逐。与此同时，三位不知名的洋女人从澳门到广州参观英国商馆，中国人以停止贸易相威胁，三大公害退走。

之六：盼狮事件。

可能正是由于洋女人连续受到了驱逐，才使得洋商采取了1830年10月4日的举措以挑战清政府的神经：英国东印度公司新上任的大班盼狮（Baynes）公然携妻坐轿，大摇大摆目中无人的进了广州。原先洋女人来，都是悄悄地来，不带走一片云彩，而这次洋女人进城，居然于光天化日之下坐着中国的小轿招摇而来，是可忍孰不可忍？往大里说，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公然挑衅，往小里说，这是无视中国的《防范外夷规条》。消息传出，舆论大哗；看见没看见的，都激动非凡。总督李鸿宾立即召见行商，行商伍受昌向盼狮传达了总督的命令，责令他即刻让洋女人回澳门，否则强行驱逐。同时以四百里快寄报往北京的道光皇上（四百里就是每日四百里的速度。从广州到北京，普通邮驿需时30至35天，四百里快递需时大约20天，五百里快递需时约16至19天，至于六百里、八百里，会出人命畜命的）。

大班不听，回复说：“大宪要以公道仁政治远商，则可以相安办事；倘要以凌虐苛政治远商，则真不知其事至何应止！何必平空之间，滋生事端，至惹出变哉！”（萧治致：《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夕中西关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页）

与此同时，英商认为广州当局的这种规定是对英国人的“极大侮辱”，向大班提出口气强硬的请愿书，指出“根据经验确定，对侮辱的屈从，只会使外国人在中国的处境比以前更加恶化”，并呼吁趁此机会向中方交涉要求“改善对待外国人的方法”。此外，他们还联合向广东督、抚、将军和粤海关等四衙门提交了抗议书：“根据英伦法令，每个男人只能娶一个妻子，因此在谕令上所称的外国妇女是外商的妻子。公司工作人员每年需要六个月或更多的时间留在广州”，如不许携带夫人，实在不合情理，要求准许外国妇女住馆以及乘坐轿子。广东官宪认为：抗议书“文义本不明晰，词语亦多不逊”，故“严行驳斥，谕以仍遵旧制”。（郭卫东：《鸦片战争前后外国妇女进入中国通商口岸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

李鸿宾比他们更绝，带军包围商馆，断绝商馆的饮食供应。大班通知英国海军司令调兵百余人，携带枪枝短炮进驻商馆。

盼狮一来硬的，李鸿宾就害怕了。其实英国人心里也虚。所以李鸿宾派公行通事蔡刚出面婉言开导，盼狮撤百名英兵，但大炮仍留在馆内。蔡刚如何说服的，查不到资料。大班可能永远听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带自己的妻来自己工作的地方？简直是奇了怪了！

大班不肯送回妻子，李鸿宾就以停止贸易相威胁，但狗掀帘子光凭嘴上的劲儿，并没有真正停止贸易。伍受昌再次出面，回来后告诉李大人，盼狮因素患痰疾，屡发未愈，现需番妇调护，恳求稍好一些，再谴令回澳。借口不赖，这洋女人在广州一住五十多天。

事后，李鸿宾受到道光“任事经心”的夸奖。

对洋人无奈，可是对汉奸就不能留情了。中国公行东裕洋行司事谢治安，虽由监生加捐有一个州同职衔，但平时与盼狮关系较好，这次又出借小轿给洋人及其老婆，乃是知法犯法，判监禁，以“交结外国买卖，诓骗财物”罪革去职衔，流放伊犁。可是还没等到流放，就死到监狱里去了。哎，在天朝，当什么都不能当汉奸哪。

之七：1830年11月，几位美国女人上商馆参观，再次引起广州骚动。

外国妇女为什么会成为天朝政府早期严防死守的禁品之一呢？原因不外如下：

一、外国女人的思想、言语、生活方式等有伤风化。其实，说有伤风化都有些低估洋女人的杀伤力了。即使是在中国自认为已走向现代化的当今社会里，中国街头上出现男女旁若无人搂抱接吻的镜头，对普通国人来讲，还不能完全接受。更别提那个时代，早熟的中国统治者、思想家们早已合谋把女人拴在了家里的炕头上，她们闲静守贞，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非有大故（我猜所谓的大故只能是杀人啦或者地震啦）不出门，出必拥蔽其面。她们要是学了洋女人那小样儿，穿着坦胸露乳的衣服，在大街公开与男人搂抱兼啃嘴儿，天朝秩序不崩溃才怪呢。所以，小脚女人对于中国这个伦理社会来讲，乃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在鸦片成为天朝公害之前，天朝眼中的最大的公害乃是洋女人！

二、如果外国女人不能进广州，那么外国男人就不会长期赖在广州了。虽然他们常常通过贿赂手腕赖在广州不走，但是没女人陪着，他们肯定呆不长。看看，多么人性化的考虑，将心比心，中国官员也知道洋男人与洋女人两地分居受不了。于是乎澳门人口男少女多极不成比例，与一般殖民地男多女少大异其趣。据现存的1830年澳门人口调查纪录，澳门白人：男1201名，女2149名。奴隶：男350名，女779名。有些学者认定那是由于澳门妓院的发达，他们可能忘了，澳门乃是广州洋男人们的怨妇们唯一能呆的地方啊。当然，天朝没有想到，这种人为的制造怨妇的规章制度竟为某些“懒得离婚”的洋男人提供了庇护。美籍人士张馨保说：“这个关于妇女的禁令，虽然对很多洋人来说实在可怕、不便，但少数人却表示欢迎。那个婚姻不幸的画家乔治·轩拿里（GeorgeChinnery），当妻子从加尔各答来澳门同他团聚时，就逃到广州。”（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中译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可惜，洋男人中这样的“妻管炎”不多，否则西方男人都跑天朝来寻求“婚姻避难”了。

1831年，鉴于洋女人频频进入广州城的“粉红色”教训，鉴于乾隆时期李侍尧大人的《防范外夷规条》及嘉庆时的《民夷交易章程》渐成具文的现实，天朝上下认为，再也不能这样过，再也不能这样活了，得彻底把洋女人堵在国门之外，于是，修改原先的五条章程，补充为《防范夷人章程八条》，经道光帝批准，正式在广州颁布执行。除了加强对广州洋人的“双规”力度之外，更把禁止番妇进入广州列为第二条，严防死守。

日子如此之孬，英国的驻华商务总监们就想来个定点爆破，在广州展开了一系列的闯关活动，他们能成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