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

夏尔-路易·弗隆的这本书，深入触及了激情洋溢、威风凛凛的马尔罗，切实总结了他在文化部的活动，可谓功绩斐然。他针对这位长期出入文化部行政机构的人物撰写的这本书，既无献媚之意，也无意揭穿什么骗局。马尔罗给熟悉和不甚熟悉自己各方面的人，留下的是学术正直和思维精准的印象。

夏尔-路易·弗隆花20多年时间撰写的这本书，足以说明他曾长期亲近马尔罗，专心研究过与这个人物相关的所有书籍资料。他传递给我们的重点是从当事人那里搜集到的，格外丰富而未发表过的文献、谈话、书信、私人文件和罕见的文档，比如，让·穆兰进入先贤祠时，马尔罗重新整理过的发言草稿。弗隆的合作者和同代人多已故去，今天也许不可能再撰写出一本同样的书。但是根据那些资料在本书中描述出来的情景，可以见证那个临时成立的文化部的存在，那个文化部曾被认为是为一个古怪而坚不可摧的人量身定做的；而从那个被认为是将军为这个独一无二的人物建造起来的文化部大楼里走出来的人，竟然庆祝了它的50周年诞辰。

第五共和国的总理米歇尔·德勃雷，似乎确实只是为了让马尔罗担当职务讨将军欢心，才接受安置一个位子给一个“在我的记忆里，行政官员素质明显不及文学天才的人”，他后来写信给本书的作者这么说。马尔罗的行动范围十分有限，只有文学艺术管理处、建筑管理处、法兰西档案管理处、青年和体育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以下简称青年和体育高署）的文化活动和国家电影中心。国民教育部和外交部却掌管着所有重要部门。他对图书馆、广播和电视也没有任何权力。拨发给文化部的0.38%的微薄经费从未超出过国家预算的0.40%。马尔罗在马提尼翁府（总理府——本书正文括号中的说明文字，如无特别注明，均为译者所加）的三年时间里，总理一直抱怨他想和戴高乐将军维持直接联系。总理是负责审理这位被赋予“绝妙”思维的天才官员的重大文本的，比如，关于历史遗迹和应保护部门的财政年度拨款法，此后不久，他也觉得那些文本很有道理，认为财政部也必须制定拨款的法规。马尔罗一直坚持捍卫保护老街区的法律，虽然用白色粉饰巴黎的建筑是皮埃尔·苏德罗的创意，但是马尔罗却懂得将其发扬光大。他亲自保留了几个大手笔，包括创建文化宫——“他眼中的20世纪教堂”，执行一项果敢的文化政策：将印度艺术、埃及图坦卡蒙法老和赛种人的金品引入巴黎，将《蒙娜丽莎》运往美国，将米洛的威尼斯女神像搬去日本——这些举动可以和夏加尔在美第奇别墅的巴尔蒂斯歌剧院顶篷上留下的手笔并驾齐驱。还必须追加一笔的是，他环游世界的演说。

马尔罗从来不像是耍弄部长手腕的人。他周围的人并不是有经验的专业人士，办公室的成员都是他拉来的同伴好友。比如他办公室的首任主任乔治·卢贝，曾属于杀害菲利普·昂里奥的别动队，成为法兰西人民联盟宣传处的成员以后，担任过巴黎市的办公室主任，这个人最喜欢在业余时间到文化部附近的酒吧玩电动弹子机、喝威士忌。还有阿尔贝·伯雷，他是马尔罗在战争期间认识的一位理发师，被叫来成了最贴身的亲信，马德莱娜·马尔罗一会儿叫他斯卡班，一会儿称他答丢夫或是埃古。唯一真正的专业人士是来自审计法院的皮埃尔·莫瓦诺，但他不久后便离任而去。创办文化宫是马尔罗个人的重大事件，但他却不过问相关的行政事务，经常不在岗位。在此期间主事的是伯雷、贝尔纳和布朗丹，据建筑管理处主任马科斯·凯里安证实，文化部在最后三年里都是由这三大主管掌控的。

马尔罗的重大转折，发生在他的两个儿子戈捷和樊尚1961年5月车祸丧生期间，文化部刚刚成立两年半之际。作者抓住这个时机针对马尔罗与死亡、马尔罗与死者的关系，撰写了一个精彩篇章。那时的马尔罗心情低落，极度消沉，然而这个状态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书中最为独特的场景之一是描述部长的文化部生活和焦虑不安的个人生活之间的相互影响；部长缺席的文化部在一种奇特的方式中运作，这也是马尔罗生病、沮丧、旅行或忙于撰写《反回忆录》期间，无论如何都能以令人惊叹并充沛的活力应对一切的方式。他必须具备“起死回生”和个人“应变”的特殊能力来运用自己的中心词，或许还必须获得戴高乐将军的特别宽容。

新成立的文化部和它的名称，因为轰动一时的某些危机曾遭遇动荡，引起极度不安，如：不公平地撤销了法兰西喜剧院行政官员克洛德·布雷阿尔·德·布瓦桑热的职位，这个职位由马尔罗亲自任命，可是为了照顾莫里斯·埃斯康德又将那人免职，行政法院为了“权力转向”撤销了马尔罗的任命决定——这是马尔罗缺乏政治和行政经验的最佳例证。马尔罗在国民议会上，围绕雅克·李维特的影片《修道女》，在剪辑让·热内的剧本《屏风》的争议中，都明确选择了维护创作者的态度：“自由并不一定总是双手清白，然而必须选择自由。”马尔罗与皮埃尔·布莱和莫里斯·贝雅尔不和；面对以法兰西为起点的现代音乐，与学院派的马塞尔·兰多夫斯基相悖的态度；亨利·朗格卢瓦被解职后，电影资料馆陷入危机以及动员艺术界全体人士拉开1968年五月运动序幕的事件；还有发生在与他关系密切的人身上的，照阿兰·马尔罗所说的，“爆发的愤怒包裹了安德烈”的事情；当然还有无须赘言的1968年5月占领奥德翁剧院和断绝与让-路易·巴罗的来往的故事。夏尔-路易·弗隆对以上每一段插曲的描述，都表现出精准和细腻。

那个“被人人羡慕”的本不可能维持的文化部，在刚刚完成的庆祝50周年诞辰的活动里，或许并没有为它的创建人安排应当归属他的位置。雅克·朗长期统治文化部，配合文化突飞猛进的发展，莫名其妙地把首任部长的曲折经历都转移到了自己过往的故事里。幸好有夏尔-路易·弗隆阐明了事实真相并指出，马尔罗这位“非理性部长”在有人不择手段的屡屡打击中，能做到自我安慰并加以克制，懂得如何突破作为临时管理者的重重困境。在他任职的十余年当中尽管灾难不断，却以杰出的人格成就了他愿意拥有头衔的、享有威望的法兰西文化部长的形象。

法兰西学术院院士皮埃尔·诺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