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恨你”
我们经常会听到人们在愤怒的时候说“我恨你”。然而，有时强烈的愤怒确实会膨胀成一种“仇恨”状态，尽管这种状态很短暂。
下面是一位父亲和他14岁女儿之间的对话。
父亲：你在搞什么鬼？
女儿：我现在要出门去听摇滚音乐会。
父亲：不，你不能！你知道你被禁足了。
女儿：这不公平……这是一个监狱。
父亲：你早该想到这一点。
女儿：我受不了你了……我恨你！
此时，女儿巴不得父亲立刻消失，在她的意象中父亲变成了一头野兽困住了她，让她无法做她想要做的事情。敌对冲突到极致时，人们会相互把对方视为战士而随时准备进攻。父亲被女儿显而易见的任性威胁了，而女儿则被父亲明显不公正地控制和干涉。当然，他们实际上是被对方精简的形象投射干扰了。不过，大多数这样的亲子冲突中，最终孩子的仇恨都会随愤怒平息而一起消退。而如果长期持续受到父母的虐待或挫败，孩子的强烈愤怒可能会转化为长期的仇恨，在孩子心里父母就是一头倔强的怪兽，自己将永远被折磨下去。
同样，一位父亲或母亲如果认为他的孩子不可靠、不诚实或叛逆，可能会感到急剧的或长期的愤怒，而不是仇恨。但是一旦他/她觉得自己无能为力，认为孩子不可救药，就可能由爱生恨。父母子女间、离异伴侣间或兄弟姐妹间的仇恨可能会延续几十年，甚至终生。仇恨的体验深刻而强烈，与日常的愤怒体验可能有本质上的不同。一旦仇恨凝结，它就像一把冰冷的刀时刻准备刺入敌对者的后背。
在严重的冲突中，敌对者可能会被视为无情的、充满恶意的，甚至是凶残的。以下是一位妻子的陈述，她正在与丈夫争夺孩子的抚养权。“他是个不负责任的人，脾气很坏，他总是把气撒在我和孩子身上。我知道他会虐待孩子们，所以我不能相信他……我恨不得杀了他。”她对丈夫的这种负面看法有时可能是对的，但大多数情况下都被夸大了。
想象的敌人看起来可能很危险、很凶恶或很邪恶，所以所谓的受害者会被迫要逃跑或通过消灭敌人，以及令其失能来解除威胁。平民冲突中实际的危险程度常常——但不总是——是被显著夸大的。冲突中的威胁往往不是针对人们的身体，而是针对他们的心理——他们的荣誉、他们的自我意象——尤其是当他们认为对手已经占了上风的时候。通常来说，人们易受伤害的感觉往往超出了敌对方的实际侵害程度。
在某些情况下，双方的恶意意象在相互影响下会导致杀人的冲动。心怀嫉妒的丈夫幻想对前妻报复，他的前妻获得了孩子的单独监护权，正与另一个男人在一起生活。他感到无能为力、无法自拔、绝望。他痴痴地想：“她夺走了我的一切——我的孩子、我的尊严。我现在一无所有。”他觉得自己无法忍受这样的痛苦，也无法继续这样恐惧地生活下去，所以他制订了一个计划，要杀死他的前妻和她的情人，然后自杀。这样他就可以报仇雪恨，不再那么痛苦，而在自杀之前重获力量。
如果此时他接受治疗，治疗师能证明他的主要问题并非妻子，而是他受伤的自尊心和无力感。当他对这一过程能够洞察时，他的问题也就可以获得解决。
这个案例中，这个男人对所谓折磨者有着如此强大而本能的报复冲动，以至让人怀疑这可能是在远古人类生存环境中进化而来的。那种情况下，对“背叛”和“不忠”的严厉惩罚能提高族群的生存机会。有人认为，这种机制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是进化的结果。
个体化敌人的概念在集体战争中也有对应内容。在武装冲突中，对敌人的仇恨是具有功能适应性的。一名士兵在想象敌人的步枪瞄准镜十字星对准他的情景时会点燃他的仇恨，这是一种本能性的生存策略。关于对手的强大范式意象有助于士兵将注意力高度集中在敌人的弱点上，并调动资源来保护自己。“杀人或被杀”，这条简洁明了的战场准则准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采取行动惩罚所谓的侵犯者时，同样的原始思维会在群体成员头脑中被激活。群体暴力事件中，暴徒对他人非理性的敌人范式化是非常明显的。杀人暴徒或疯狂残害无辜村民的士兵毫不在意他们正在毁灭的是和他们一样的人。他们意识不到的是，是高度亢奋的原始思维驱动了他们的暴力行为。他们对受害者的恶意意象如野火燎原般在暴徒人群中四下散播。他们认为受害者是坏人或是恶魔，因此报仇的想法控制了他们。他们认为自己正在做正义的事情——为恶者必被诛，因此对杀戮的抑制自动解除了。暴力行为的回报立竿见影：平息愤怒，赋予权力感，伸张了正义而获得满足感。
抢劫团伙分子认为他们是在行使选择的自由。实际上，杀人决策是他们的精神器官——大脑——自动做出的，而他们的精神器官却已被出于消灭对他们有威胁或令他们厌恶的事物的本能需要所控制。不过，虽然在敌意意象循环的这一环节上伤害或杀戮冲动在某种意义上是不由自主下意识的动作，但士兵或暴徒个人仍然是有能力去主动控制它的。如果要持久矫正这种破坏倾向，需要针对三个系统进行修正：核心信念系统——构建了受害者是恶魔的意象；规则系统——规定了受害者应当受到惩罚；许可信念系统——解除了伤害他人的禁忌规则。
历史上的仇恨公案数不胜数，所谓家仇国恨，那些家庭间、宗族间、部落间、种族间抑或国家间的世仇宿怨常常代际相传。有些恩怨颇具传奇色彩，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哈特菲尔德家族和麦考伊家族、蒙太古家族和凯普莱特家族之间的恩仇。《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第一幕第一场中王子告诫他不安分的臣民道：
目无法纪的臣民，扰乱治安的罪人，
你们的刀剑都被你们邻人的血玷污了。
——他们不听我的话吗？喂，听着！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畜生，
你们为了扑灭你们怨毒的怒焰，
不惜让殷红的流泉从你们的血管里涌出，
要是仍然畏惧刑罚，赶快将血腥的凶器从你们的手中丢弃，
静听你们震怒的君王的判决。
凯普莱特，蒙太古，
你们已经三次为了一句口头上的空言，
引起了市民的械斗，扰乱了我们街道上的安宁……
如果你们胆敢再来我们的街道寻衅，
你们的生命将作为扰乱治安的代价。
较近的内乱战争案例有卢旺达的胡图族和图西族，中东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以及南亚的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
夸大敌人形象也是国家领导人为军事或经济失利辩解推责的一种便宜做法。把军事失利的责任推给污名化的少数人，可以改善国家软弱和脆弱的形象。例如，希特勒利用犹太人的存在来解释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停战后的政治耻辱，以及随后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通过把犹太人描绘成战争贩子、国际资本家和布尔什维克，他把邪恶的形象投射到这个弱势群体身上。
替罪羊是在给纳粹赋权。对犹太人的贬低和迫害更加深了犹太人的恶魔形象。如此一来，顺理成章的做法就是消灭敌人，这样他们就不能再进行所谓的破坏（引发战争，在经济上压榨国家，污染文化）。希特勒把他的追随者描绘成被犹太人控制、颠覆和腐蚀的受害者形象，从而在他们中间制造同情和自怜。然后这群“受害者”摇身一变成了迫害者——他们掌握着高效的战时政府机构的所有权力来执行“犹太人灭绝计划”。
一个把国家带入战争的领导人可能对敌人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征服之战并不要求领导人憎恨他们的对手。不过，如果战士和民众把敌方视为魔鬼并要消灭他们时，军事行动就更有可能成功。对政府领导人来说，军事冒险可能是一场政治赌博，但对士兵们来说，这是一场生死较量，他们会把个人的牺牲视为英雄的行为。
从个人言语辱骂到歧视和偏见，再到战争和种族灭绝，有可能在这个愤怒、敌意和敌对行为谱系背后隐藏着一个共同统一的主题。愤怒就是愤怒，无论是由叛逆的孩子还是反叛的群体引起的；仇恨就是仇恨，也不管是由暴虐的配偶还是无情的独裁者引起的。不管引发敌对行为的外部原因是什么，敌对行为的唤醒和觉醒所涉及的总是同一套内部机制或心理机制。这与破坏性的人际行为一样，是认知扭曲激发了愤怒，引起了敌对行为。所以，那些源自歧视、偏见、种族主义或军事入侵的无依据的人身攻击行为，也涉及人基本的思维结构：一方面是绝对化的分类认知，另一方面是对受害者的人类身份的健忘。
如果某些认知统一共性的确存在，我们就可以利用它们简化不断增加的心理矫正干预工作。它们也能为矛盾的个体和群体解决方案提供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并为制订切实可行的犯罪和大屠杀问题解决方案奠定基础。我们在对这些统一共性进程及其背后的核心信念系统的理解、澄清和修正基础上，识别认知偏差并予以矫正，这将开辟心理治疗经验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