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江

那么多唐代诗人在长安（今古都西安）生活过，在那里做官或者四处干谒求功名。他们有的最终发达，如高适；有的到老还是贫苦，如杜甫。他们写过那么多咏叹长安景物的名诗，这些诗合起来，真可以作为我在西安的“向导”了。至少，每到一处，总会让人想起一首唐诗来。

比如，我常觉得，杜甫的诗就是很好的西安“导游诗”。那年秋天，我从广州乘坐了第272次直快车，在火车上度过了两天两夜，来到了西安。我第一个去寻访的地方，便是杜诗常提到的曲江。他写过好几首咏曲江的诗，如《曲江三章》《九日曲江》等等，但最有名的，恐怕还是那首收入《唐诗三百首》的《丽人行》：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这“水边”，指的便是长安东南方的曲江池边（今西安大雁塔东南方）。三月三日是古代的上巳节，古人在这一天到水边游宴采兰，驱除不祥。这首诗写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和他的三个妹妹，在这一天到曲江池边游宴作乐的骄态。他们所吃的很有些中亚风味，也很能反映唐代“胡化”之深：竟是骆驼峰肉，是用翡翠锅子烹煮的，以及素白之鱼，是用水晶盘子盛着的：

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

当年西安街头，还有驴子拉着一车的麦草。

可是，据杜甫说，他们对着驼峰素鳞那样的美味，竟握着犀牛角做的筷子迟迟不夹菜，吃腻了：

犀箸厌饫久未下。

杜甫写诗，常让人有身历其境的感觉，所以我说他是个很好的“向导”，好像他就在旁亲眼见到这些美味似的。他连杨家兄妹用什么锅子、盘子、筷子，都交代得清清楚楚。

然而，我去了曲江一趟回来，觉得这首《丽人行》还隐隐让人感觉到长安城范围之大。杜甫是个很细心的诗人。他当然知道唐代的宫殿位于城北的龙首原（今西安火车站以北的龙首村一带），而曲江在城南（今大雁塔东南），两地其实隔得很远，约有10千米之遥。所以，他写宫中的宦官和御厨给杨家兄妹送来山珍海味时，就有下面两句精确的描写：

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

10千米的距离，当然得骑马送菜了，而且还得出动快马（“飞鞚”）、“络绎”而来，可以想见唐代长安城南北之遥了。

西安火车站是座仿唐建筑，屋顶正脊两端各有一个鸱尾，很有盛唐气象。

杜甫本人在长安困居了十年，生活潦倒。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说自己“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我在西安时，倒喜欢骑着一辆租来的旧自行车四处闲荡，去细细体会杜甫和其他唐代诗人，在诗中所呈现的长安城之大。

当年我住在西安北部火车站对面的解放饭店。从我住的饭店五楼长窗，可以见到火车站雄伟的建筑。火车站屋顶上正脊左右两边的那一对鸱尾，最令我感兴趣了。有些学者说，鸱尾其实是取一种海鱼尾巴的形象。它旁边那弧形的条状物，刻的便是鱼鳍。但在我看来，鸱尾更像是一只勇猛老鹰的头部，倒转竖立在正脊上。唐代或仿唐建筑的正脊上，都有这对鸱尾。火车站远远看去，确有些盛唐气象。它的建筑格局，正有几分像山西五台山那座著名的唐代佛光寺东大殿。

西安陕西省博物馆各建筑屋顶上都有这种唐代的鸱尾。草地上的石马来自某一座唐陵。

我在饭店的小卖部租了一辆自行车，沿着一条又长又宽又直的大道，骑到东南部的曲江遗址。全程约8千米，我骑了两个多小时才到。唐代宫殿的位置，比今天的解放饭店和火车站一带还要靠北，约偏东北2千米。当年，宫中来人骑马给杨家兄妹送菜，得骑上约10千米的路。菜送到时，恐怕早都凉了。杜甫骑驴，看来比我骑自行车还要慢。

《丽人行》是杜甫在公元753年写的。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了。杨贵妃、杨国忠和那杨家三姐妹，全都在长安附近的马嵬驿被杀。杜甫被困在沦陷的长安。过了两年，公元757年春天，他又偷偷跑回曲江去，“春日潜行曲江曲”，写下一首哀曲江的名诗《哀江头》（也收在《唐诗三百首》中）。然而，他这时所见到的曲江，已经没有四年前那种春游作乐的盛况了：

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

他不免哀叹那些美人“明眸皓齿今何在”？最后，他发现“黄昏胡骑尘满城”，而自己则“欲往城南望城北”。

历代对“欲往城南望城北”有两种解释。一说“望”的意思是“向”，如宋代的陆游在他的《老学庵笔记》中说：“北人谓‘向’为‘望’。”照这种说法，杜甫那时住在长安城南，他见到了曲江池的衰景后，原本想往南行回家去，不料却思绪紊乱，不辨方向，竟向城北走去了。这句诗也因此成了后人不辨方向的“原典”。杨绛在《干校六记·冒险记幸》中，便引了这句杜诗。她说：“我确是个不辨方向的动物，往往‘欲往城南望城北’。”

另一说“望”是真的“望”，不是“向”。韩成武和张志民的《杜甫诗全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把这句诗译成了白话：“我想回到城南住处，却仍频望城北是否来了官军。”这可算译对了大半。但杜甫只说他在“望城北”，并没那么“露骨”地说他在盼望“官军”。译者在这里把“望”字的意思弄对了，但似乎没能抓到杜甫“望城北”的心思。

1989年夏天的西安街头，还有流动的书报摊。

我觉得还是史学大师陈寅恪的解说，比较能切中杜诗的旨意。早在1950年，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论及白居易的《卖炭翁》，附带提到这首杜诗时，就感叹“自宋以来注杜诗者，多不得其解”。他指出，长安城北是宫阙所在，杜甫回望城北，“隐示其眷念迟回不忘君国”也。但今天许多通俗诗选注本，还是把“欲往城南望城北”解释成杜甫迷了方向，没有注意到陈寅恪在半个世纪之前就提出的新解。

杜甫的《丽人行》和《哀江头》，很自然地把长安城南北之遥和南北的对比“暗托”了出来。读唐史的人，或到过古都西安的人，应当都知道，唐代的宫殿大明宫位于城北。杜甫在城南，其实也“望”不到10千米之外的城北，更不可能“望”到宫殿。他这一“望城北”的动作，和唐诗中许多“望昭陵”的举动一样，都只是象征式的，只是往城北那个方向望一望就是了。我骑自行车从今天的西安城北骑到城南以后，更能欣赏这两首杜诗所蕴含的地理学意义了。

可惜，杜甫当年在曲江所见到的春游宴乐盛景，今天见不到了。我在1989年夏所见到的曲江，池水早已干涸，变成了一大片农田。但杜甫当年在曲江附近所登临的那座慈恩寺塔，至今还存在，更成了今天西安的标志，俗称大雁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