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种的退化

从各种先知的时代开始，其话语孕育出了世界上最流行和影响最广泛的宗教，人类的知识开始呈指数倍增长。里程碑之一就是对生命起源进行真实的、以实证为基础的理解。人类不再是由全能全知的上帝创造。人类发展到今天就是一个逐渐进化的过程。这一认识上的主要突破包括对于生物有机体细胞模型DNA的认知：人类细胞由父辈遗传给下一代，当基因被复制后，就会代代相传，当然也会出现不可避免的小错误。通常情况下，这些小错误并不会影响有机体的繁衍进程，但有时也不一定。如果出现了不可避免的错误，意外的变化就可能恰好给予下一代超越竞争者的优势，重新改写的DNA组合也更有可能遗传给下一代。许多这样偶然的基因混合进展，造成了各种不同的结果，经过漫长且无法想象的时光，长颈鹿最终将其脖子大大地延长了，使得它们能触及其他动物无法触及的高处树枝；达尔文雀进化出了特别的喙，使得它们能吃到加拉帕哥斯群岛上其他鸟类无法吃到的食物。人类最终进化成用两条腿走路，而不是四肢着地，这是灵长类基因密码调整的结果，这一进化有助于长途奔跑和将双手解放出来使用工具，价值不可估量。这一变化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狩猎能力，使我们存活的时间更长，可以将双足行走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这是一个成百上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一个逐渐将海洋生物塑造成人类的进程。我们智人不过是一个偶然发生的DNA错误复制的结果，却发展出了独特的大脑构建能力。

用两条腿直立行走只不过是个开始。在35万20万年前，我们祖先的大脑开始扩张，随着一代又一代的进化，其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迅速。特别是位于前额后的大脑额叶前皮质，其面积的增长能够对我们人类的多种行为加以更多支持，其功能远远胜过与人同样大小的动物。额叶前皮质支持多种新的认知能力，使人类能进行更多有创意的思考，促进人与人之间更复杂的交流与合作，更准确地对未来加以判断，并最终决定如何将自己的意愿与环境加以结合。但更大的脑容量意味着更大的头颅，随之而来就产生了一个大问题。

大脑袋的婴儿能够存活下来，只可能因为它们恰巧更早离开了母体（对我们这种大小和复杂程度的灵长类而言）。人类婴儿的大脑仅在出生后第一年，大小就翻了倍。如果这样的增长发生在母体内，你敢想象吗？早日脱离母体，保全了母子性命，但却让人类新生儿与非人的灵长类生物相比，更加无助。与其他灵长类幼子相比，人类幼子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来发展生存所需的基本技能。如果幼子需要更多地依赖他人才得以存活，那么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发展与他人相处的社交技能的压力也就越大。许多物种都是群体合作，但人类物种最终能主宰整个地球，是因为我们有能与大量同类合作的独特能力；我们既能与陌生人合作，也能与血亲配合。

大脑各种特定功能的出现，有助于人类之间长期有效的合作，这是一种积极的正反馈循环。更大的脑容量使我们需要与他人合作，这样才能在性成熟前的长期脆弱阶段存活下来，最终将自身基因传递给下一代；但同时，更大的脑容量也提供了条件（就额外增长的脑容量而言），使人类发展出更复杂的社交技巧，让我们能够在如此之长的时间内与许多不同的个体相处。[5]这一循环周而复始，代代相传，最终使得我们的大脑容量是同为灵长类亲戚的大猩猩以及倭黑猩猩脑容量的3倍，而我们和猩猩的DNA有98.5%的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