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结出一个规律：如果男人看到自己爱的女人向其他男人示好，他会马上觉得这个女人的颜值开始下降。比如，感觉她笑起来牙花子露得太多，鼻孔放大，面目可憎，一举一动都令人烦躁。陆军一副花痴样地看着台上杨更表演的时候，我觉得她真的很可爱、很逗，说明我不爱这个女孩。这让我觉得自己很对得起王艳。
大学时修过一门西方文化课。讲到绘画的时候，教授告诉我们，东方艺术讲究写意，西方艺术讲究写实。她举了个例子说：“大家看看这幅油画，画得多真实。”记得画面上有几个男人面向左侧的几束光，这光好像是来自太阳或上帝什么的，他们右边则站着一个裸女。我想：这怎么会是真实的呢？如果几个哥们儿身后突然出现一个裸女，大家怎么也得瞄一眼吧。
从古典画派过渡到印象画派之后，教授介绍了一个叫德加的法国画家，他的名字用法文写作“Edgar Hilaire Germain de Gas”。看到这个名字我就想笑。“Gas”在英语里面有“屁”的意思，“Germain de Gas”是“德国屁”吗？德加画的芭蕾舞女非常出名，而且画得很“写意”。
没过多久，学校办演出，有一个节目是芭蕾舞《天鹅湖》。很多人提起芭蕾舞，就会想到《天鹅湖》，这大概是能把音乐和舞蹈结合得最完美的表演形式了。我看着在舞台上跳芭蕾的几个女生，发现其中一个好像拥有一种能让周围事物都消失的气场，让远处的我能将自己高度近视的眼睛聚焦到她的每一个动作细节上。舞蹈结束后，突然想到德加作品里面我最喜欢的，是一幅只有一位舞女的画。不过画上真的是只有一位舞女，还是只有一位让我注意到了呢？不太记得了。
我和几个同学排练了一个小合唱，没过一会儿就轮到我们去后台候场了。我注意到的那个舞者换回了便装，朝我这边走来。她周围的一切又消失了。我说：“跳得真好。”她说：“谢谢。”然后套上外衣，和我擦肩而过。她的出现让我觉得我们马上要表演的小合唱索然无味，仿佛她把我生活里的所有乐趣、小机灵、懊恼和感悟，一不小心都裹进自己的外衣里带走了。我站在那里，内心空空如也，回头看时，她已从后门离开。
回过神来，我问报幕员那个人是谁。她说是外语系的王艳，然后又说：“你们的节目是下一个，请做好准备。”我在报幕员的脸上看到了一丝不屑，好像在对空气传达一个信息：“就你这个德行还想追她？有这么不自量力的吗？”为了掩盖意图，我装出只是想和她随便聊聊的样子：“好啊，有些英语单词我就是搞不明白，比如……”报幕员看了我一眼，说：“她是学法语的。”然后又把略带不屑的目光投向了右边的空气里。
大学头两年，我过得不是很快乐。表面上和大家嘻嘻哈哈，内心却充满了疑问，感觉一进入大学，父母就把我的人生交还给了我，这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我觉得书里面会有答案，毕竟人类文明发展了好几千年，能把DNA双螺旋结构、核聚变、黑洞这种匪夷所思的东西都想明白，肯定已经有人把人生的意义想明白了。
我啃了一些哲学书，比如康德的著作。康德的英文名字是Kant，英语听上去像是“can't”，意思是“不行”。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真的是不行，他的著作太难懂了。还是读尼采的作品让我更有感觉。尤其是在长春秋天的下午，看着金灿灿的树叶，脑子里回荡着尼采的那句：“像一缕青烟，孤独地在高空中求索。”然后把口中的烟慢慢吐出来。当时的我感觉自己悟到了很多，可把书放下，过段时间之后，那种感悟就暗淡了许多。
我觉得这样不行，我的计划是要找到一劳永逸的人生意义，让自己的余生不再去想这个问题。
叔本华认为人生是一个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来回摆动。但无聊也是一种痛苦，所以人生是痛苦的。这个和佛教里“人生是苦海”的观点很像。佛教讲要一心念佛、心无杂念，痛苦就会消失。叔本华则根本不在乎如何让痛苦消失。这样看来，叔本华的哲学要比佛教的佛理更加“佛系”。
以萨特等人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生的意义就是要给自己的人生寻找意义。他们认为物体的意义一开始就是由人来指定的，比如一张桌子的意义就是让人在上面写字。但人一开始是没有意义的，需要自己后来去设定。妈的，快一个学期的探索都白费了！看了这么多的书，萨特先生告诉我要自己想办法。
也许人生的意义的确要自己去寻找、去定义，于是我给自己定义了一个人生的意义，但过了几天又忘了，还得再找或再定义。我一点点意识到，人生可能就是得每天都在生活里找到一些灵感或感悟，以此来激励自己。
我又涉猎了一些文学作品，读了一些诗歌，因为这些作品里可能对日常生活的感悟更多。那段时间，我整天泡在图书馆里，歌德诗歌里巧妙的美、拜伦和雪莱的激情、惠特曼的粗犷，我陶醉在这些作者奇幻美好的内心世界之中。图书馆里不让抽烟，但看起劲儿之后，我就犯烟瘾了，偷偷点上一根儿，放到桌子下面。有一次，图书馆里长桌另一头的桌面上破了个洞，烟从洞里冒出来，呛到了坐在那儿的同学。
但我读完之后，发现现实还是原封不动地在那里等着我：因为旷课太多，一个学期快过去了，我还是不会做高等数学题，英语老师还是不认识我，更糟糕的是我的生活费马上就要花完了。
我还发现，我看爱情小说或电影的时候会很不舒服，因为男主总是有一些出其不意的特长：画画、唱歌、收藏，或者是个王子。而且，他们总能在关键时刻用这些特长赢得女主的芳心。每当我看到这些桥段时，就会在心里骂娘，因为我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特长。
于是，在下个学期我合上书，开始寻找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我看着我那白花花、毫无肌肉的大腿，意识到必须要有一项擅长的体育活动，不惜从零开始培养。毕竟，也只能从零开始：中学的时候曾经把跳高变成了单杠——助跑之后抓住横杆想翻过去。大二的时候开始长跑，但却把长跑变成了短跑——跑一会儿就放弃了。踢足球的时候，我的精力都集中在分析球能够砸到身体的哪个部位，会有多疼，但我的分析一点儿都不准——一个球砸在我脸上，砸碎了眼镜，玻璃碎片把我的脸划破了。我坐在球场旁边，透过剩下的一块镜片看球，心想：我不适合玩比自己脸大的球，应该试试网球或者乒乓球之类的，相对安全些。
我和室友在他的电脑上看了很多场网球比赛，因为视力太差，我往往看不到球，就是看两个运动员在喝彩声中挥舞球拍，从喉咙深处发出“呃”的声音，也会觉得很酷。我自己对着墙练了几个月网球，所以多年后听到脱口秀演员米奇·赫德伯格[1]的段子：“我打网球的时候从来打不过墙。”特别感同身受。对着墙练球能够感到自己技术的提升，但不能体会到胜利的喜悦。有一天，一个女生走过来问：“能一起玩儿吗？”我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和她打了几回合，基本上打了个平手。她说：“得吃晚饭去了。”我这才注意到她一直用的是左手，就恭维了她一句：“听说左撇子都很聪明。”她说：“我不是左撇子，我就是拿你练练左手而已。”
学校会演的时候，我报名参加了一个合唱团，很认真地背歌词，研究乐谱，找没人的实验室角落或马路拐角打着拍子唱。唱歌很累，但躺在床上时脑子里回荡的韵律还是很让人陶醉。叔本华说得很在理儿：一切艺术都追求得到音乐状态。成段成段的文字给人的震撼，往往比不上几个音符。排练的时候我感觉有些人唱跑调了，于是用尽全力高声地把正确的音唱出来，那些走调的同学渐渐地跟着我唱。唱完之后，声乐老师对我说：“刘东，你小点儿声。”
后来我看了王艳跳的《天鹅湖》，对自己的“艺术追求”更加自惭形秽，开始从“多才多艺”向“术业有专攻”转型。
毕业后，我到了北京工作。
有一次，公司和投资圈儿的人在三里屯搞了一个小聚会。我对这类聚会向来是极其恐惧的，不理解它存在的意义：我们公司在做乳腺癌治疗药，你想投资就投，不想投就算了，为什么要浪费本来可以研究数据的时间来这里聚会？岂止是浪费时间，大家还要一起喝酒“爽”一下。我不明白为什么把酒精放到肚子里叫爽，酒精放在皮肤上挥发一下岂不是更爽吗？！我身体里缺少乙醛脱氢酶，不太能降解酒精。即便有这个酶，酒精对肝的危害，稍微读过点书的人都知道吧。
我对酒的恐惧是从童年开始的。小时候我们家总有亲戚来做客，他们有时候喝多了就睡在我家炕上，有个长辈还尿了炕。这都算好的。还有的大吵大闹劝我爸喝酒，我弟弟气得叫他们强盗。但是弟弟天真的愤怒成了他们的娱乐，他们劝得更来劲儿了。我们家亲戚里面有三个是喝酒喝死的，他们临死前最后一句话都是：“为健康干杯！”当然，不是所有喝死的亲戚都是肝出了问题，有一个是冬天喝多了倒在回家路上被冻死了。所以后来我东北大部分的亲戚都搬到三亚去了。
公司聚会是一个社交恐惧和酒精过敏激烈碰撞的地方。我进餐厅之前已经开始恶心反胃，但看在要保住饭碗的份儿上，咬咬牙还是进去了。我平常去热闹的三里屯都尽量骑自行车，因为在那里开私家车纯粹是在给自己添堵的同时又给别人添堵。我把自行车停在一个超市门口，走进聚会的餐厅。
我看见一个精致漂亮的职场女性，就径直坐到了她对面，像着了魔一样对她说：“我们之前见过吧？”她微微一笑：“应该没有吧。”“那你怎么证明我们没有见过面？”那天真是鬼使神差，我居然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女性面前害羞，更没有口吃。她笑了，笑得让人愿意为之付出一切。她说：“我叫Brianna，是绿松投资集团中国北部的负责人。”随后笑着递过她的名片，上面写着“Brianna Wang，王艳”。
后来王艳告诉我，她那天一直在笑，是因为我进来就一屁股坐在我们公司老总应该坐的位置上，大家都在给我使眼色，但我根本没有注意到，所以后脚到的老总只能坐到了靠桌角的位置。
我接着她的话说：“吉林大学外语系法语专业，会跳芭蕾舞。”她的脸有些泛红。
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也偶尔和周围的人聊，但即便在和别人聊的时候，我眼睛的余光也完全停留在她身上。她一举杯我就喝，喝完了就拼命捋直了舌头和她聊。我得知她还会英语、荷兰语（因为在荷兰实习过）、滑雪，最近在练习击剑。妈的，这个世界怎么会有这么完美全能的女人？！我看着她的眼睛，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占有她的心。但毕竟北京藏龙卧虎，稍有些姿色的女孩会被多个有钱有颜又有才的男人看上，自卑的我甚至试图在她身上找一丝缺点，这样追她可能还会更容易些。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真想抽自己嘴巴：“你个孬种！为一个完美的女人拼一次又怎么了？！”好像有人把枪顶在我后脑勺上逼着我往前冲一样，我开始不顾任何可能会产生的尴尬、误解、吵架，甚至拒绝，一直往前冲。我要了王艳的微信，还问她是怎么过来的，她说是坐她老板的车从公司过来的。我提出聚会结束后用车送她回家，她居然同意了。
走到我的自行车旁时，她都快笑岔气儿了，但还是上了自行车。我带着她骑了一段时间，两个人都沉默着，尤其是到了一段上坡的路，我得站在自行车脚踏板上用我的体重把脚踏板压下去。她说：“我们可以走一会儿。”我说：“没事儿，这是我最擅长的两项体育活动之一。”她问：“那你另一项擅长的体育活动是什么？”我说：“打水漂。”她笑了，我也跟着笑了。我一笑就泄了劲儿，自行车就慢了下来，我又拼命站起来蹬。突然，我听到“砰”的一声，自行车的车把手整个从车身上断掉了！
王艳一声惨叫摔在地上。我急忙下车问她怎么样了，拉她站起来。她的手纤细柔软却很有力量。她说没事，看到我手上的车把手，又弯腰大笑。我把自行车的两部分都丢进了路边的垃圾桶，和她一起走了一段路，聊了很多吉林大学的往事。我说：“其实我们俩打过招呼，因为我们的合唱就在你的芭蕾舞后面。我记得你跳得有多好。”她说：“为了芭蕾舞我也付出了很多，童年过得不是很快乐。”她开始转移话题，问我合唱效果怎么样。我说：“我们合唱的效果也很好，因为我从来没有上过台。”
我们又聊了会儿生活在北京的艰难。我说我对北京没有任何感情，这里只存在竞争，到处都是学历高、能力强的。她说：“你做得也不错啊！今晚都坐到你老板的位置上了。”我说：“哪有你做得好啊。从坐老板的车到坐我的自行车，还出了车祸。”说到这儿，她突然检查了一下自己的包。我说：“你丢什么东西了吗？”她说：“我忘了按我老板的要求，把一本惠特曼的《草叶集》转交给你老板。”我说：“《草叶集》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搞婚外情的时候送给莱温斯基的诗集。”她说：“幸好我没看。”
和她道别后，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有大半天没抽烟了。我点上烟，在街上不紧不慢地往住处走，感到胸口有股涌动的甜蜜。叔本华的钟摆在无聊和痛苦之间被蜜糖粘住了。人就是这样流动易变，一次偶遇就会改变自己苦心经营的世界观、人生观。这么多年一直生活在自己枯燥无趣的茧蛹里，和外界的沟通用的也大多是生物化学的术语。几个小时之内，这个小茧蛹就被那只跳芭蕾舞的脚尖儿捅破了。
第二天一早还有实验室的会要开，我强迫自己闭上眼睛，但此时的感觉就像是盯着太阳看久了，闭上眼睛眼皮底下还是一片光明，只不过这光明并不来自太阳，而来自内心的某处。
我失眠了。
第二天，我烦躁地熬过上午，在中午给王艳发了微信：“我昨晚真的很开心。”
“我也是，哈哈哈。”
“摔的地方疼吗？”
“不疼，没事。”
“周六北京植物园对外开放，我想自己带个花去。”
“你还对植物感兴趣呢？你想带什么花去？”
“这花的学名叫Brianna。”
她没有再回复。
我开始骂自己，这是什么话？怎么配得上她？想把这段话撤回，但又怕她已经看到了，会觉得我不自信。我感觉自己盯着手机的样子，一定是赌徒盯着俄罗斯转盘里的骰子的样子。不断地提醒自己：自信点儿！男人点儿！一言九鼎！我把手机放进兜里，回到实验室继续做实验。
过了半个多小时，在等实验结果的时候，我掏出手机。王艳回复了三个大笑的表情包，然后说：“这周六我和男朋友说好了去趟通州。”看到“男朋友”三个字，我感觉整个世界突然灰暗下来，王艳的脸在我脑子里突然变得面目可憎起来。
注释
[1]米奇·赫德伯格（Mitch Hedberg 1968—2005）：美国知名脱口秀演员，曾以超现实主义风格的一句话段子风靡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