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都被树叶剪碎了，剪成了一片片不规则的图形，晃晃悠悠浮沉在柏油马路上。这是浙江省城杭州市劳动路马路，时间是1981年8月29日。这一天，我像进入了梦乡，被一辆军牌照卡车从富阳县城拉到杭州，来到毗邻西湖景区的浙江省军区招待所。在招待所作短暂停留后（等人），又呼呼啦啦去了火车站。一路上，我记住了一个惊奇，就是太阳光像一块大白布，被遮天的树叶剪得粉碎，铺在黝黑的沥青路面上，黑白分明，会沉浮，会晃动，像是梦中的情景。虽然这时候我还穿着土衣便服，但严格地说此时我已是一名军人，享受着军人应有的待遇。比如进火车站时，我们走的是军人专用通道，上了火车，乘务员给我们提水倒茶，我们也给乘务员拖地擦窗，亲如一家，情如鱼水。
火车开了一夜又一个白昼，第二天傍晚时分到了福州。福州的夕阳依然灼热如火，空气中弥漫着凝练、愤怒的火气，让我觉得仿佛来到了另一个星球：也许是火星吧。当我背着行李与三位招生官、六十名同学一起走出月台，浑身已被汹涌的汗水湿透。但这并不让我感到难受，因为年少稚嫩的心房被第一次远离家门的紧张好奇和对未来的猜测期待牢牢占领。我与陌生环境之间缺少了一个翻译，即便有招生官发号施令，我依然时时觉得无助，只好小心翼翼跟着别人行动，亦步亦趋，只怕掉队。
火车站外，早已候着两辆挂军牌的绿色大卡车。车子载着我们，穿过了福州著名的五一广场，向郊外开去。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天渐渐黑暗了，在落日的最后一点余晖中，我们的车子钻进了一座巍峨的大山。有人介绍说，这山叫鼓山，是福州的旅游胜地，山上有许多风景名胜。黑暗中，我看不见任何名胜古迹，只见山势陡峭，山路崎岖，沿途树影婆娑，怪石嶙峋，山风阴森森地吹来，偶尔送来几声兽鸣鸟叫。这感觉倒不错，因为我早听说我上的是一所特殊的军校，似乎理当隐匿在这么一个魅影憧憧、山高路险的深山老林中。我心里不由升起一股子“天降大任于斯”的自豪感、庄严感。
我上的是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现更名为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在郑州，是总参下属的一所重点工科大学，有“军中清华”之美誉。我就读的是该院的福州分院，是专科。尽管如此，录取分数还是很高，院方到我们中学招生时，初定的调档线比浙江省划的调档线高出四十分。我相差三十多分，自然是想都不敢想。但是，那些高分的佼佼者被院方带去医院作体检后，可以说是溃不成军，测视力的“山”字表简直像一架机关枪，一下子撂倒了二十人中的十四人，加上其他关卡卡掉的，最后只剩两人胜出。要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入学体检，这是入伍体检，是按当兵的要求来严格要求的。于是，又重新划调档钱，比前次降了一半。可对我来说，还是不够，还差得远。
但也不一定。
那天，我去到医院参加体检。天很热，医院里的气味很难闻，我出来到楼下，在一棵小树下纳凉。不一会，出来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大胡子，胖墩墩的。他显然是出来透气乘凉的，径直走到树下，站在了我身边。正是中午时分，树是一棵小树，罩出的阴凉只是很小的一片，要容下两个人有点困难，除非我们挨紧了。我由于自小受人歧视，养成了（也许是被迫的）对人客气谦让的习惯，见此情况主动让出大片阴凉给他。他友好地对我笑笑，和我攀谈起来，我这才知道他就是负责“工院”招生的首长。我向首长表示，很想去他们学校，就是成绩差了一点。首长问了我的考分，认为我的分数确实低了些，否则他可以考虑要我。后来，当首长获悉我数学是满分、物理也有98分的高分时，他惊疑地盯了我一会儿，认真地问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们学校。
我激动地说：是真的，真的。
五分钟后，我改变了体检路线，转到四楼，接受了有军人在场监督的苛刻的体检。我的身体状况比我想的要好，要争气，一路检查下去，一路绿灯，哪怕连脚板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鸭脚板）。当天下午，我离开医院时，首长握着我手说：回家等通知吧。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长亲自盖章下发的通知书。至此，我尚不知首长姓甚名谁，但他是我的恩人，这一点我心里清楚，并记着。
首长姓王，名亚坤，山东泰安人。后来我知道，“首长”也不是什么大首长，只是机关的一个营级参谋，年龄也不老，才四十来岁，只是样子（大胡子、胖墩墩）显得有些老。因为在机关，平时我很难见得到他，偶尔在路上碰到，我很想跟他叙叙旧，道个谢，但他总是爱理不理的，似乎忘记了我。倒是他爱人，在医护所当医生，是可以经常看见的。有一次我发高烧，连续打了几天针，其中一回，护士不在，是他爱人亲自给我打的，给我留下极深刻印象。本来，医生是不打针的，她完全可以让我等，她没有，而是亲自上阵，而且在打针的过程中很体谅我的痛，一只手把着针管尽量缓慢的推进药水，另一只手还在针口旁边用食指轻轻挠着，以分散痛感。迄今为止，我当然打过不少次针，可这样的待遇还是第一次。我当时很想告诉她，我是她丈夫开恩把我招进校的，只因为陌生和羞怯，张不开口。以后，我曾多次斗争过，想上他们家去看看：礼物拿不出来，一颗感恩的心是十分饱满的。可想起老王爱理不理的样子，我的胆量总是越想越小，不敢上门。就这样，直到离校我也没有去拜访过他们。
再以后，我离他们越来越远，心里的人和事也越来越多，慢慢的，他们就从我心里淡出了。2003年夏天，我在成都，突然接到老王的电话，说想来看看我。欢迎！欢迎！我在最好的宾馆开了房间迎接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医生爱人。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都老了，退休了，我也不再年轻，也脱了因为年轻而有的羞怯。我们像老朋友一样相见、相谈，回忆往事，畅谈国家大事，叨唠家长里短，可以用“不亦乐乎”来形容。那时我已经出版《解密》和《暗算》两部小说，据说在我老单位引起了轰动。我注意到，他们随身带着这两本小说，谈话于是很快转移到我的写作上来，他们明显很关心我是怎么当上作家的。我一边尽量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一边又想尽快摆脱这话题——因为这有自我炫耀之嫌。哪知道，他们揪住不放，问了又问，刨根问底，最后竟然给我奉上一箱子材料，希望我写写“箱子里的事情”。
我用一个下午看完箱子里的东西，直觉告诉我，这是很值得写的。但我一直不知怎么来写。材料太多了，反而不知道怎么舍取。我曾经写过一稿，取名为《两个老牌特务的底牌》，他们看了不满意，却没有责怪我，而是责怪自己没有提供足够的材料。随后的几年间，他们不辞辛苦，东奔西走，寻寻觅觅，又收集了很多材料，如我增补的那些书信、引文、窃听记录，多数是这其间提供的。盛情难却，2008年，我又开始写第二稿，断断续续写了一年多，交给他们。这一次他们基本上是满意了，但需要修改的地方又似乎很多，改到他们完全满意时，我不得不承认，这本书的作者已经不是我了。
是谁？
金深水，或者林婴婴，或者王亚坤夫妇，或者是他们合著，我所做的不过是一个编辑的工作，理当退到作者幕后。我郑重地向他们这么提议过，却未能得到他们同意，只好勉为其难。从某种意义上说，王亚坤夫妇又对我施了一回恩，我不知怎么来感谢他们。他们说，只要读者喜欢这本书，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感谢。对此，我深信不疑。甚至，我不相信哪个作家能写出这么好的书。事实上，好书都不是作家用笔头写出来的，而是有人用非凡的生命、非凡的爱、非凡的经历谱出来的。我觉得，金深水和林婴婴就是这样非凡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