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读:《敦煌往事》的现代意义

对于日本人而言,敦煌之旅曾是一道萦绕心头但难以实现的夙愿。好在随着近年的解禁,转机随之出现,敦煌热又开始持续地升温。

说到敦煌热,实际上这是战后[1]的第二次热潮了。

昭和三十三年(1958年)的一月至二月,在东京和京都举办了“中国敦煌艺术展”,由此掀起了第一次敦煌热。那场展会上亮相的,除了极尽华丽的莫高窟西魏第二八五窟实物等比例大型仿制品,还有数量达三百余件的敦煌莫高窟壁画摹本和珍贵照片。作品的时间跨度也从北魏、西夏到元代,横跨了一千多年的时间。所有展品无一不是敦煌文物研究所[2]工作人员历时多年的呕心沥血之作。

壮观的展览,带给人们极大的心灵震撼。尽管当时中日两国尚未恢复邦交正常化,但是,那场“中国敦煌艺术展”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新中国的焕然一新和蓬勃朝气。而且,有这种感慨的并非只是我们日本人。在此次展览之前的1955年,北京举办的首场敦煌艺术展便吸引了近五十万观众入场观展。之后,敦煌艺术品更是相继在欧洲各国及印度等地举办巡回展,每到一处均博得当地民众的盛赞。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如今敦煌热再次以空前的力度席卷而来,只是世事难料,这期间又平添了几多波折。中日两国于1972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但在此之前,中国发生了波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各地佛教遗迹一度面临岌岌可危的险境。如果没有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恐怕也不会等来敦煌莫高窟的重新开放吧。

在时间的洪流中,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始终心无旁骛,倾力守护,默默地为我们守护着这份伟大的世界文化遗产。

早在日中战争[3]爆发前,敦煌热便穿越时代的喧嚣与险恶,悄然兴起过。松冈让《敦煌往事》[4]一书正是随着这股“敦煌热”问世的。它讲述的各国探险家们肆无忌惮地盗窃、骗取、抢夺莫高窟古籍文物的故事,堪称“文化侵略古战场”。

这本《敦煌往事》,松冈让最初起笔创作于这次战争爆发后不久的昭和十二年(1937年),同年,初稿在《改造》杂志十月号发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在增加了大量篇幅后,《敦煌往事》全新定稿单行本付梓。

值得一提的是,单行本由作者亲自执笔修订,在修订中对词句做了更加通俗的修改。昭和三十六年(1961年),修订稿作为现代日本人撰写的一部中国文化名作,与石田干之助的作品《长安之春》一道,被收录进平凡社版的《世界文化全集》第十八卷。本次面世的学术文库版,就是以此为底本的。

这本松冈让的《敦煌往事》,之所以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不,应该说,之所以在今日热闹纷繁的丝绸之路话题中仍然独具积极意义,其秘密就在于作者对敦煌的深沉的热爱。正是这份深沉的热爱,让作者并未囿于作品的文化史小说体裁,它引领着作者广泛涉猎、深入研究海量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等相关文献资料,包括英国的M.A.斯坦因、法国的P.伯希和等西方列强探险家的研究报告,以及以《大唐西域记》为代表的各种典籍史料。因此作为一本通俗著作,此书更让我们感觉像是一本亲近敦煌、了解丝绸之路的入门书籍。

这就是为什么饱含深情的作者自己把本书称为“文化史小说”。在战后的今天,它仍不失为一本具有高度历史参考价值的书籍,就是因为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对历史事实的精准描述。

学界有一个专门的词汇,叫敦煌学。它是以包括被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盗取的敦煌佛教经卷、绢画等在内的所有敦煌文书、敦煌壁画为对象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人们一度认为,斯坦因以区区四锭马蹄银换走莫高窟藏经洞内大量遗珍异宝的1907年具有纪念意义,因此将其作为敦煌学的肇始之年。

一直到近期,仍然有不少日本的敦煌学研究人员,对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甚至对那些无情地剥取莫高窟壁画、肆意盗走洞窟佛像的兰登·华尔纳之流肃然起敬,不过,本书作者松冈让却并不认同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是开创敦煌学的肇始者。

松冈让对丝绸之路的兴趣,起源于玄奘三藏的《大唐西域记》,当然还有那本孙悟空横空出世、耀世登场的《西游记》及《唐诗选》等作品,这些作品孕育了他对滚滚流沙的向往。再进一步,昭和元年(1926年)第一次在正仓院观览皇室珍品时带来的感动和震撼,更是他对丝绸之路心生憧憬的直接原因。他透过敦煌的莫高窟看见了法隆寺,看见了正仓院。作为丝绸之路门户的敦煌,就这样成为松冈让注目的焦点。

松冈让不认同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是开创敦煌学的肇始者之说,因为他一直对斯坦因、伯希和以及华尔纳等人的盗贼行径持批判态度。这就是作者的敦煌感悟。今天,我们翻开《敦煌往事》,依旧会对松冈让的叙述不由自主地产生强烈共鸣。

松冈让在讲述敦煌莫高窟历史时,提到刊发于清朝道光元年(1821年)由徐松所著的《西域水道记》。徐松是一位伟大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早在19世纪便踏上了游历敦煌莫高窟的旅程。这要比斯坦因们足足早了一个世纪。如果要说敦煌学的肇始,无论如何绕不开徐松的名字,而不是归于斯坦因之流。

新时代的敦煌学,首先应当从还原真实的历史原貌出发。从这点来看,今天的我们更应当重新认识松冈让的这本《敦煌往事》。

上原和(日本成城大学教授)

1981年

注释

[1]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译者注。

[2]1944年,中国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1955年改组为敦煌文物研究所;20世纪80年代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此处原文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予以保留。——编者注(除特别注明外,其他均为译者注。)

[3]指日本侵华战争(1931年—1945年)。——编者注。

[4]日文版书名为《敦煌物语》。——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