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诚意功夫

薛侃所刻的《传习录》主题若要一口说尽,就是:“《大学》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诚意之极便是至善。”它针对的是朱子新本《大学》先去穷格事物之理,莽莽荡荡,无着落处,还要添加个“敬”字才能牵扯到身心上来。这是朱子新本先格物后诚意的大弱点。而圣人的古本原定的次序就是诚意在格物前,不须添一“敬”字,以诚意为起点,就返本复原了。

这倒真不是什么文字游戏,而是一个基本立场问题,也是一个体系的逻辑原点的设定问题。何者为先,关系到全部努力的方向和结局。按心学说法,以格物为先,就会追逐外物,步入支离之境,生有涯而知无涯,心劳力拙,越努力离大道越远,因为起脚就走上了歪门邪道(科学主义、工具理性正是这条路)。而王阳明以诚意为起点,则一上道就在意义轨道上,每活一天都是在为自己“心”的意义最大化而做功夫,当然可以在诚意的率领下去格物致知,并不反对一般的格物,只是给格物一个明确的为善去恶的方向。而所谓的诚意也就是为善去恶。

这叫作“德有本而学有要”。不得其本,不得其要,高者虚无、卑者支离,而本、要都在求本心。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阳明的这些思想也不是空穴来风,这只是他此前诸如此类倾向的极简总结。

早在英宗正统年间,薛瑄、吴与弼等理学家就开始反对“述朱”式的思想牢笼,强调从“整理心下”入手,重振儒学躬行实践的传统。至成化、弘治年间,为“救治”士林及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理学家胡居仁提出“以主忠信为先,以求放心为要”的“心与理一”学说(《明史》卷二八二),目的在于“正人心”,反对朱子的“即物穷理”论。他的基本观点是“心理不相离,心存则理自在,心放则理亦失”(《居业录》)。明代心学开篇者陈献章主张轻书重思,“学贵自得”,认为靠书本找心是永远也找不到的。只有找到了我心之后,再博之以典籍,那时则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则典籍自典籍,我自我。这是王阳明的先声。

阳明推倒了朱子的“知先行后”,强调“格心”而非“格物”的道德修养功夫,主张教育的目的不在学习之后,而在学习过程之中,目的和过程均在“知行合一”中完成。德行和知识是内在统一的。不诚无物,诚则能成己成物。

王阳明在《大学古本序》中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而朱子的新本弄成了以“格物”为主题,所以是支离。但是也不能单讲诚意而不格物,那是蹈虚;不追求致本体之知,那就是误妄。阳明要弘扬的理路是这样的:心体一旦发动,不能无善,于善念上用功,才是诚意。这与佛教净土宗的法门吻合,净土宗的诀窍在于一起念头就会念“阿弥陀佛”。这叫作不怕念起,就怕觉迟。王阳明说过:“欲正其心在诚意。工夫到诚意,始有着落处。”(《传习录》第317条)“正心是未发边,心正则中。”(《传习录》第88条)正心是诚意功夫所达到的境界,即“未发之中”的境界。那么,如何“诚意”呢?阳明认为需“致知”(不久他便明确提出“致良知”),知一念善便“去好善”,知一念恶便“去恶恶”,致知功夫落在“为善去恶”上,他又说过“为善去恶”就是格物。这个本是一贯的正心、诚意、致知、格物,就是“大学之道”。

关于格物、诚意何者优先,好像一场恋爱辩论:有人主张爱为先,有了爱就能理解一切;有人主张理解优先,没有理解就没有爱。阳明主张爱优先,真诚最金贵。表面看像是认识论争辩,其实是生命风格的路径选择。就像理学家跟汉学家相比,理学家是诗人,汉学家是学者一样,心学家的诗性追求又把理学家比成了学究、自我夸耀的道学家。阳明是生命的体悟,朱子是概念的解析。阳明培养的是能见,朱子阐释是所见。所以徐爱听了阳明的话就觉得“功夫有用力处”。

阳明的“意”除了认识上的意识,更主要是行为上的。一念发动便是行了。阳明平实,王学后徒便努力跑偏求深,不安于在意识上下功夫,而去拘泥于“意根”,这个意根是佛教概念,其实是执着于外相的唯我论了。阳明没有着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