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侃所刻的《传习录》主题若要一口说尽，就是：“《大学》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诚意之极便是至善。”它针对的是朱子新本《大学》先去穷格事物之理，莽莽荡荡，无着落处，还要添加个“敬”字才能牵扯到身心上来。这是朱子新本先格物后诚意的大弱点。而圣人的古本原定的次序就是诚意在格物前，不须添一“敬”字，以诚意为起点，就返本复原了。
这倒真不是什么文字游戏，而是一个基本立场问题，也是一个体系的逻辑原点的设定问题。何者为先，关系到全部努力的方向和结局。按心学说法，以格物为先，就会追逐外物，步入支离之境，生有涯而知无涯，心劳力拙，越努力离大道越远，因为起脚就走上了歪门邪道（科学主义、工具理性正是这条路）。而王阳明以诚意为起点，则一上道就在意义轨道上，每活一天都是在为自己“心”的意义最大化而做功夫，当然可以在诚意的率领下去格物致知，并不反对一般的格物，只是给格物一个明确的为善去恶的方向。而所谓的诚意也就是为善去恶。
这叫作“德有本而学有要”。不得其本，不得其要，高者虚无、卑者支离，而本、要都在求本心。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阳明的这些思想也不是空穴来风，这只是他此前诸如此类倾向的极简总结。
早在英宗正统年间，薛瑄、吴与弼等理学家就开始反对“述朱”式的思想牢笼，强调从“整理心下”入手，重振儒学躬行实践的传统。至成化、弘治年间，为“救治”士林及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理学家胡居仁提出“以主忠信为先，以求放心为要”的“心与理一”学说（《明史》卷二八二），目的在于“正人心”，反对朱子的“即物穷理”论。他的基本观点是“心理不相离，心存则理自在，心放则理亦失”（《居业录》）。明代心学开篇者陈献章主张轻书重思，“学贵自得”，认为靠书本找心是永远也找不到的。只有找到了我心之后，再博之以典籍，那时则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则典籍自典籍，我自我。这是王阳明的先声。
阳明推倒了朱子的“知先行后”，强调“格心”而非“格物”的道德修养功夫，主张教育的目的不在学习之后，而在学习过程之中，目的和过程均在“知行合一”中完成。德行和知识是内在统一的。不诚无物，诚则能成己成物。
王阳明在《大学古本序》中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而朱子的新本弄成了以“格物”为主题，所以是支离。但是也不能单讲诚意而不格物，那是蹈虚；不追求致本体之知，那就是误妄。阳明要弘扬的理路是这样的：心体一旦发动，不能无善，于善念上用功，才是诚意。这与佛教净土宗的法门吻合，净土宗的诀窍在于一起念头就会念“阿弥陀佛”。这叫作不怕念起，就怕觉迟。王阳明说过：“欲正其心在诚意。工夫到诚意，始有着落处。”（《传习录》第317条）“正心是未发边，心正则中。”（《传习录》第88条）正心是诚意功夫所达到的境界，即“未发之中”的境界。那么，如何“诚意”呢？阳明认为需“致知”（不久他便明确提出“致良知”），知一念善便“去好善”，知一念恶便“去恶恶”，致知功夫落在“为善去恶”上，他又说过“为善去恶”就是格物。这个本是一贯的正心、诚意、致知、格物，就是“大学之道”。
关于格物、诚意何者优先，好像一场恋爱辩论：有人主张爱为先，有了爱就能理解一切；有人主张理解优先，没有理解就没有爱。阳明主张爱优先，真诚最金贵。表面看像是认识论争辩，其实是生命风格的路径选择。就像理学家跟汉学家相比，理学家是诗人，汉学家是学者一样，心学家的诗性追求又把理学家比成了学究、自我夸耀的道学家。阳明是生命的体悟，朱子是概念的解析。阳明培养的是能见，朱子阐释是所见。所以徐爱听了阳明的话就觉得“功夫有用力处”。
阳明的“意”除了认识上的意识，更主要是行为上的。一念发动便是行了。阳明平实，王学后徒便努力跑偏求深，不安于在意识上下功夫，而去拘泥于“意根”，这个意根是佛教概念，其实是执着于外相的唯我论了。阳明没有着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