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雅典

像通常一样，对和平之后的事件最充分的叙述，到目前为止仍是关于雅典的，而且雅典成为斯巴达政策的试金石。这类叙述相当多，并且有时是矛盾的。最大的矛盾，是关于泰拉麦奈斯的角色，对此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迹象。史实中最重要的冲突是斯巴达驻军出现的时间。叙述中的差异出现很早，三十僭主中的幸存者在试图强调他们与极端主义者的区别时就已经出现了。吕西阿斯第12篇演说清楚地描述了这个过程。被告坚持说他是泰拉麦奈斯派，不是克利提亚斯派。

这一次，狄奥多鲁斯的叙述（参见第9—10页）中很可能没有包含《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的材料；埃弗鲁斯似乎把取自色诺芬的叙述与一个水平很低的亲泰拉麦奈斯的史料合在了一起。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对此有一个很完整的叙述（34.3-40），那可能出自阿提卡史家安德罗提翁（见CAHⅤ2 11）。它开始于一段很可疑的亲泰拉麦奈斯的叙述，终点是对最终协议和大赦非常珍贵的、文件般详尽的叙述。除了这部分，色诺芬在所有纯事实的事件上一定是最可信的。尽管他的叙述写得晚得多（见第1页），但可以肯定，这是雅典骑兵中一个目击者的描述。他的幻想破灭的明显过程，本身就是一份文献。[35]

战败不可避免地导致对战争年代制度的重新估价。尽管忠实的民主派可能对羊河战役中存在背叛的想法感到满意（Lys.ⅩⅣ.38，参见Xen.Hell .Ⅱ.1.32，Dem.ⅩⅨ.191），但公元前410年以来，保持沉默的民主制的反对者现在有机会了。这不仅仅是因为雅典未来的最终决定权现在掌握在斯巴达人手里。雅典已经被剥夺了她的帝国，她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对绝对数字还有激烈争论，但由于瘟疫和战争，雅典人口损失巨大，特别是最低的日佣等级。被迫从殖民城邦和军事殖民地返回的公民，只是稍稍补偿了人口的损失。[36]

我们的史料对雅典人政治主张的叙述并不一致，特别是关于泰拉麦奈斯的态度。[37]我们已经排除了认为他反对建立三十僭主的版本。可以肯定这是他提议的，但是，他现在是准备利用严厉的寡头制重建国家（吕西阿斯第12篇演说的观点），还是看到了他在公元前411—前410年短暂设计的重建重装步兵统治权的机会（见CAHⅤ2 479-481，484），可能还无法确定。色诺芬让他在临死前的演说中（Hell .Ⅱ.3.48）[38]声明这一直是他的理想。[39]

甚至吕西阿斯第12篇演说都承认，在三十僭主的组成中存在某种程度的妥协，[40]分歧是逐渐才出现的。史料突出了泰拉麦奈斯和返回的被放逐者克利提亚斯。[41]然而泰拉麦奈斯的家庭只能追溯到他的父亲哈格农（Hagnon）——伯里克利时期的将军以及安菲波利斯的建立者。克利提亚斯的家族则更古老、影响更大。在同一代，该家族出了柏拉图。在智者运动中，克利提亚斯才华横溢、精通诗文，[42]像泰拉麦奈斯一样，之前他和亚西比德关系密切。公元前404年他从放逐中返回，对于个人权力表现出了头脑清楚的本性。不要认为所有那些参与建立三十僭主的人都是拥有出身和财富的人。唯一可确定的最主要成分，是那些在民主制下陷入困境的人。[43]

关于雅典目前的法律和政体，有些方面可能得到了草创中的新政体的认同。从公元前410年（CAHⅤ2 484-485）以来执行的一些条款被废除了。[44]在激进民主制形成过程中，埃菲阿尔特斯（Ephialtes，请见CAHⅤ2 ch.4）是个决定性人物；他的法律以及后来有关战神山议事会的法律都被取消了（Ath.Pol .35.2），但似乎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恢复那个机构的权力。[45]据说，梭伦（Solon）在使其法律复杂化时也犯了错误，由此赋予民众法庭太多的发言权，所以它们被简化了（同上，参见9.2，Pol.1274a 4-11可能与此有关）。[46]在控告和处决所谓的人民领袖的行动中，对那些法庭运作的不满表现得更为明显；我们的史料中没有一个对他们表示同情。这些措施是雅典人对雅典问题做出的反应。尽管我们同意三十僭主对已经模糊的雅典的未来可能有一致的看法，但事实上证据并不支持最近的观点，即他们正按着斯巴达的样子重塑阿提卡。[47]

我们只需讨论公元前404年夏末之前的事件，但这些事件缺乏准确甚至相对的年代。[48]我们应该依据色诺芬的作品，把对斯巴达驻军的请求定在泰拉麦奈斯被处死之前，[49]但是我们没有可靠的方法确定某些杰出人物[50]被放逐的时间，最重要的是无法确定要求波斯总督法那巴祖斯（Pharnabazus）处决亚西比德的时间。[51]斯巴达派出了驻军，但需要资金支付他们的报酬。部分由于经济原因，对富有的外侨[52]甚至杰出的雅典人[53]的处决在这个时期开始了。

这种暴力行为显然使泰拉麦奈斯感到厌恶，当三十人的多数通过一项议案将公民团体限制到3000人时，政体上的分歧出现了。泰拉麦奈斯认为这个人数是任意设定的，应该更多。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理论上的分歧。如果泰拉麦奈斯认为在控制极端主义者方面他能够重复公元前411年的成功（见CAHⅤ2 479-81），他就错了。克利提亚斯有足够的供他利用的武装支持说服议事会并强制处决泰拉麦奈斯。3000人之外的所有人现在都被迫离开了城邦。

议事会或事实上更大的公民团体对此信服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得而知。最终推翻政府的活动开始于阿提卡之外，并且由于恐惧、麻木或普遍的满足，阿提卡内部的支持出现得很晚。[54]

并不是所有的富人都以和克利提亚斯同样的方式看待雅典的未来，这可以从两名富有的退任将军——斯泰利亚（Steiria）的特拉叙布鲁斯[55]以及安尼图斯——在公元前404年冬季带领一支仅有70人的军队跨过彼奥提亚边界、占领菲莱山[56]这一事实清楚地看出来。他们在底比斯获得了一些平民的支持（Hell.Oxy .17.1），事实上，关于民主制的复兴最值得注意的事实之一，是它在其他城邦获得广泛支持。而这些城邦的一些代表在不到一年以前还要求毁灭雅典。[57]这是对现在统治希腊的斯巴达表示怀疑的有力证据。雅典的傀儡政权无法接受。为将不满扼杀在萌芽中，三十僭主带着3000人以及斯巴达驻军一起出动了，但收效不大。他们的情况逐渐恶化，在他们采取的大量恐怖措施中，有些属于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在埃琉西斯的一次大屠杀。[58]流亡者的力量那时达到了大约1000人。最终，他们设法冲进了比雷埃夫斯。内战达到了高潮。

在凯菲苏斯河（Cephisus）上的一场战斗中，克利提亚斯被杀。在为处理死者而实施的休战中，埃琉西斯秘仪的传令官克莱奥克利图斯（Cleocritus）呼吁一致反对三十僭主不利于雅典的活动。城里出现了不满，直接的后果是三十僭主被废黜，他们被一个新的十人机构取代。[59]由于民众已经反叛了斯巴达，这些人试图通过向斯巴达求救挽救局面。他们从斯巴达商借了100塔兰特，吕桑德受命亲自率同盟军队去扫除比雷埃夫斯集团，并且由他的弟弟、海军将领利比斯（Libys）统帅斯巴达舰队。吕桑德似乎还能控制斯巴达的政策。

但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斯巴达的纷争表面化了。[60]国王保萨尼阿斯唯恐吕桑德通过实现这个目标不仅赢得荣誉，而且把雅典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他劝说三名监察官（即监察官的多数）让他带领一支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队处理雅典的问题。并非所有的盟友都看清了他的意图。彼奥提亚人和科林斯人首先公开表达不满，拒绝进军雅典，理由是雅典人根本没有违反和约。他们显然希望雅典保留傀儡政权。保萨尼阿斯以炫耀力量的姿态确实开始了针对比雷埃夫斯集团的行动。无论如何，盟友会知道决定权在谁的手里。但事情很快就明朗了，斯巴达对雅典的安排是灾难性的错误。尼西亚斯的家人曾去求助保萨尼阿斯，其中一名成员后来声称（Lys.ⅩⅧ.10-12），他们的悲惨处境已经向保萨尼阿斯证明三十僭主实际上是什么货色。“因为对于所有前来的伯罗奔尼撒人而言，事情已经很清楚，他们杀死的不是最有危害的公民，而是那些由于他们的出身、财富和其他的美德最有资格享受荣誉的人。”这是一个可信的声明。在斯巴达，没有雅典人比尼西亚斯更受拥戴。斯巴达人的新世界，无力承受那样的宣传。

斗争双方都受到鼓动派人到斯巴达。监察官和公民大会派了15个人与保萨尼阿斯一起当场解决这件事。他们主持协商了一份和约，[61]它将使比雷埃夫斯派感到满意，同时又尽可能平息与三十僭主合作的“城里人”的政治经济恐慌。除了三十僭主、十人委员会、十一名警监以及对流亡者恢复比雷埃夫斯前控制它的委员会以外，对所有人都将实行大赦，甚至上述那些人，如果他们准备对他们的行动做出解释，对他们也会大赦。[62]所有其他官员，都要在他们集团的代表面前提出说明。[63]甚至被三十僭主没收的财产，也将保留给它的新主人。那些不愿与新政体和解的人可以撤到埃琉西斯的一个独立城邦。公元前404年9月，流亡者陆续返回，在卫城向雅典娜奉献牺牲。

理论上，如果雅典履行了它对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经济和军事义务，她就可以处理自己的事务。这份和约没有强加特殊的政治决定。比雷埃夫斯派并非由纯粹的民主派构成，当他们中的一人弗米西乌斯（Phormisius）[64]建议公民权应限于土地所有者时，这一点就已经很清楚了。据我们所知，这会把5000人排除在公民之外（Lys.ⅩⅩⅩⅣ有这样的“假设”）。尽管似乎有些斯巴达人支持那个建议，但它没有被采纳。三十人的活动已经使雅典在未来80年里任何不实行充分民主制的作为完全声誉扫地。但是，尽管人口下降，民主政治在其公民权政策方面还是有限制的。伯里克利的公民权法令到战争末期似乎稍微宽松了一些，现在又被重申，[65]当特拉叙布鲁斯试图为他的一些支持者争取公民权时，他的企图遭到了反对。[66]持久的影响似乎是，与公元前5世纪相比，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是一个中产阶级占多数、较少分裂的社会。[67]

这种全面和谐的条件，在于返回一方相当果断地尝试与选择留在雅典城里的那些人和解。对此，甚至那些不太同情民主制的史料（例如Xen.Hell .Ⅱ.4.33，Pl.Ep .Ⅶ.325b5）都给予积极的评价，特别是民主派承担了寡头派为对抗他们而欠下的债务（Ath.Pol.40.3，Isoc.Ⅶ.67-9，Dem.ⅩⅩ.11-12）。他们的记录当然不是完全无可指责。公元前401年，他们用背叛和劝说相结合的方式，把埃琉西斯的寡头国家消灭了（Xen.Hell.Ⅱ.4.43，Ath.Pol.40.4）。特别是在三十僭主政体下服役的骑兵，遭到了他们强烈的质疑和不满（Xen.Hell .Ⅲ.1.4，Lys.ⅩⅩⅥ.10），尽管双方曾发誓“忘记那些恶行”（），但被归到吕西阿斯名下的整部演说集表明，一直到公元前382年，有关公元前404年反对派行为的争论还在被利用（Lys.ⅩⅩⅥ）。但是，总体而言，他们的记录极为优良。

开始于公元前410年的法律改革过程被恢复了。[68]结果出现了对成文法和修订法律的固定程序的综合汇编，确定了法律的永久性与命令的暂时性之间明确的区别。其他的改革将在第9章讨论。最重要的可能是公民大会津贴的实行，以确保出席公民大会的法定人数，超出法定人数之外的出席者可能没有津贴。[69]津贴引入的确切时间无法确定；到公元前392年，它经过两个阶段从一个奥波尔上升到了三个奥波尔。

解放初年，尽管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城里人”担任了官职，但主要的解放者必然是最显赫的人物。在分析雅典政治时，现代学者不再认为讲“党派”是有帮助的。我们确实看到了个人集团，有时也怀疑他们在原则以及个性上是否有所区别，但在公元前396/395年冬的一个特殊问题上，有关的分析[70]倾向于过度强调集团。甚至在我们拥有资料的极少数问题上——不管是具体政策的问题还是关于个人的问题——集团并不总是牢固的。[71]关于雅典政策的基石，即依附斯巴达同盟的必要性，之前似乎没有不满。公元前397年，一个雅典流亡者科农（Conon）被任命为波斯舰队指挥官（见下文第67页），这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雅典自始至终履行了作为一个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员的义务。

我们恰好对两次重要的审判有了清楚的了解，它们说明了一些更普遍的问题。演说家安多奇戴斯自坦白他在公元前415年赫尔墨斯神像被毁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后就被放逐了（CAH Ⅴ2449）。在放逐期间，他与雅典人的主要交往对象（Andoc.Ⅱ.11-12）是舰队，时间是舰队在亚西比德和特拉叙布鲁斯领导下独立于城邦发挥作用期间（CAH Ⅴ2485-486）。借大赦之机，他回到了雅典，担任了与他的出身和财富相适应的荣誉职位，但他的过去拖累了他。大约公元前400年，他被控不敬神。从他自己的辩护中，我们可以隐约地看出一些纯粹个人和政治的问题（Andoc.I），但在我们拥有的控告演说中（Lys.Ⅵ），宗教不是唯一的政治武器，而是贯穿控告的精神。这位演说者至少相信，使雅典失败的罪恶，表明雅典需要特别小心地使自己和神保持一致。但是由于有权势的安尼图斯的保护，安多奇戴斯被无罪开释。

有一个有力的例子[72]证明吕西阿斯第6篇演说的演说者是麦莱图斯（Meletus）。他在下一年对苏格拉底的控告中站在了安尼图斯一边，控告苏格拉底不信仰城邦的神（D.L.Ⅱ.40）。从后来文献的辩论中理出有关苏格拉底审判和死亡的各种头绪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73]即使我们能确定围绕这个案子的真实控告所采用的指控和方法，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影响了陪审团中的个别成员。可以肯定的是，亚西比德和克利提亚斯与苏格拉底的交往某种程度上发挥了作用，但是“腐蚀年轻人”不可能是正式控告的组成部分。不论是在担心神的不满层面，还是因为苏格拉底与一种不健康的提问、质疑精神有关，而这种精神在某些人的操控下有助于败坏雅典这种感情，毋庸置疑整个审判就是公民极度不安的证据。苏格拉底被处死而非被放逐显然不是有意为之，但是他自己在法庭上及之后的行为，堵死了逃离的所有可能。

从经济上看，帝国和舰队的丧失改变了雅典。她还拥有一个中心地位的优势，一份文献（Andoc.Ⅰ.133-134）无意中显示，公元前402—前401年，2%的进口税收益上涨了1/5。但也可以合理地断定，国家资金出现了令人绝望的短缺（Lys.ⅩⅩⅩ.21）。个人的情况好不到哪里去。有关私人财产数量的极少数可证实的数据，表明公元前4世纪的数字比公元前5世纪低得多。农业资产从斯巴达占领戴凯莱亚后荒芜的这些年恢复起来非常缓慢，投资海外土地的所有资金（CAHⅤ2 295）都丧失了。另外，那些被吕桑德强制遣返回雅典的人可能发现，甚至在人口减少的时期都很难重新起步。公元前391年，我们很自然地看到有一种为了“赫尔索尼斯（Chersonese）、殖民地、海外财产和债务”继续战斗的情绪（Andoc.Ⅲ.15）。在雅典失败13年后，考虑这样的事情可能几乎完全取决于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