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希腊的领导者

很长时间以来，希腊世界已经习惯于雅典和斯巴达作为两大势力来源的形势。雅典势力的瓦解把未来的决定权留给了斯巴达。理论上说，未来是明朗的。斯巴达人及其盟友为希腊的自由进行了伯罗奔尼撒战争，[1]吕桑德乘船来到比雷埃夫斯、雅典长城拆除开始的这一天被看作那种自由的开始（Xen.Hell .Ⅱ.2.24）。但是，战争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塑造了想法和渴望。如果雅典允许她的盟友自治，一切都会好起来——公元前431年这个纯朴的愿望，此时却已经变得极为复杂。斯巴达已经向波斯做了承诺，这实际上限制了小亚细亚希腊人的自由。[2]不仅如此，战争的进程已经在很多城邦的政治上产生了不易逆转的变革，在斯巴达本土，胜利的影响以及日益增长的力量将产生一种希望其持续存在的心态。[3]

对于一个领袖国家的角色，斯巴达远远不合格，对于统治一个帝国的角色来说，她更不合格。她的全部公民人口不过几千人，而且似乎还在持续下降。[4]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时，她已经在利用庇里阿西人和全权公民一起充当重装步兵。从公元前424年开始，我们看到她越来越多地利用被释放的黑劳士，这是一个在新公民（neodamodeis）中的新成员的名义下迅速制度化的群体。

这些公民的传统训练完全是军事性的，对他们的期望是服从和统一而不是思想和意识的独立。[5]传统甚至禁止利用城邦以外达到服役年龄的人（Thuc.Ⅳ.132.3）。在战争条件下，很多斯巴达人事实上已经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遇到了不合传统的情况。其中一些人无疑已经知道如何对待非斯巴达人；其他人则走着公元前5世纪70年代摄政王保萨尼阿斯（Pausanias）的老路。在那种模式下，一个不受自身制度限制的斯巴达人发现，他自己既无法遵循别人的习惯，也无力创立自己的新规范。修昔底德（Ⅰ.77.6，参见76.1）借公元前432年一个在斯巴达的雅典使节之口预言，由于这个原因，斯巴达作为一个帝国可能会遭遇失败。

在战争期间，一些斯巴达人已经克服了这些不利方面。布拉西达斯（Brasidas）除了是一个好士兵，也赢得了盟友的信任，并且培养了其继承人可以利用（Thuc.Ⅳ.81）的很多好感。吕桑德不仅赢得了希腊人的信任，而且获得了波斯人居鲁士的信任。他在这方面的成功已经使他成为胜利的设计者，尽管他那时还没有赢得过一次重要的、激烈的战斗。但是个人的成功给斯巴达的制度造成了新的压力，因为它几乎没给国王以外的成功人士留下什么空间。布拉西达斯在追求不同于国内政府的目标时（Thuc.Ⅳ.108.7），已经与它有了矛盾。在担任一年海军统帅后，吕桑德再度出任统帅需要一个合理的借口，以免违反政体的传统（Xen.Hell .Ⅱ.1.7）。吕桑德已成为自保萨尼阿斯以来希腊世界最为显赫的斯巴达人，因为后者至少是摄政王，所以吕桑德连续的任职将产生史无前例的问题。然而在雅典，连续被选为将军从来没有成为麻烦；在那里，经验可以积累并得到利用。

正常情况下，只有世袭的国王才在斯巴达享有连续任职的权力。

地图2 阿提卡和伯罗奔尼撒

公元前404年，阿吉斯（Agis）已经做了23年国王。公众舆论已经对他产生不满，显例是公元前418年的事件（见CAH Ⅴ2 438），但他克服了这些困难。自公元前413年占领戴凯莱亚以后，他比之前的任何斯巴达人都有更长时期的独立地位（Thuc.Ⅷ.5.3）。他已经学到了很多，没有犯过明显的错误，并且对瓦解雅典有重要贡献。但他至少接近60岁了（Xen.Hell .Ⅲ.3.1），不可能有更大的贡献。他的同僚保萨尼阿斯（Pausanias）刚刚40岁出头。[6]尽管在他父亲普利斯托亚那克斯（Plistoanax）长期被放逐期间，他在整个孩童和青年时期已经是国王了，但他只独立做了4年国王。公元前405年（Xen.Hell .Ⅱ.2.7），当他率领斯巴达和伯罗奔尼撒主力军队到雅典时，那可能是他第一次上战场。即使从放逐地归来后，普利斯托亚那克斯也没有得到重用。我们猜测，由于斯巴达人可以选择依靠一个或另一个王室家族（Xen.Hell .Ⅴ.4.32），他们宁愿选择阿吉斯。

如果不是真的在战场上，国王的重要性是荣誉和影响的问题，而不是他们的权力问题。[7]一般情况下，决策中心是一个小群体。尽管其他人可能参与，但其制度的核心是长老会和每年选出的5名监察官。长老会是一个由28名年龄在60岁以上、终身任职的男性组成的机构。实施领导以及发布行政命令在监察官，但长老会相当重要，主要因为它在政治审判中的角色。[8]关于这些机构的构成，除了猜测有些家族比其他家族更可能被选入长老会以及监察官可能很穷这个说法（Arist.Pol .1270b8-10）外，我们几乎没有材料。到公元前404年，战争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所有人的态度。没有人知道现实的经历在何种程度上对于任官和影响力是一个必要条件。核心机构能做的，就是给海外的指挥官派出顾问或承担更为临时性的监督任务。两种做法都常见到，有助于教育国内那些真正做决定的人。

在核心集团内部，我们有时也能见到分歧。这些分歧可能最终由公民大会解决，但除了限于选举，它只有权接受或反对提交给它的提案。[9]较大的集团比核心集团更容易为更一般性的、更具理想化的想法所鼓动。[10]已经有人尝试从党派的角度分析斯巴达政治。[11]斯巴达肯定存在集团，最明显的是这一或那一国王的“友人”组成的集团。我们不能认为他们总是关系密切。有很多时候政策和活动只被归于“斯巴达人”，我们没有理由假设它们不是一致通过的。[12]当有分歧时，可能既有强烈的个人考虑，也有强烈的政策考虑。

到公元前404年，斯巴达已经过多地卷入外界事务，“她的活动应局限于伯罗奔尼撒”这种感情已经很难存在，可能在理论家的头脑中除外。这些人怀念想象中的过去，那时斯巴达人没有被外来影响腐蚀，遵照吕库古的法律生活。[13]和波斯结盟已经最终证明了它的价值，反波斯的泛希腊主义——迟至公元前406年，海军统帅卡利克拉提达斯（Xen.Hell .Ⅰ.6.7）仍表达着这种愿望——暂时归于沉寂，但它能够复兴，这可以从公元前404年斯巴达人（Xen. Hell.Ⅱ.2.20）提出的拒绝毁灭雅典的理由中看出来：他们不会奴役一个在最危险的时候为希腊做出巨大贡献的希腊城邦。但是眼下，和波斯的协议仍然有效。某种意义上，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已经被抛弃了，在任何其他地区，斯巴达都能保持或扩大她的影响。[14]更有限的口号是自治。[15]从战争一开始，斯巴达就向所有希腊城邦许诺自治，并且时常重申这一点（如Thuc.Ⅳ.88.1）。伯里克利曾说（Thuc.Ⅰ.144.2，参见19），斯巴达许诺给她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那种自治是适合于她的自治，事实将证明，“自治”这个术语的含义有相当大的伸缩性。

尽管斯巴达公民数量有限，但斯巴达从其盟友及雇佣军中招募与她政策所需要的同样多重装步兵的能力，似乎没有受到直接的限制。赢得羊河战役的那支舰队还在，并且有新近组建的舰队。但是雇佣军和水手需要支付报酬。眼下还有储备，因为吕桑德把居鲁士资助他的剩余金钱交出来了（据Xen.Hell. Ⅱ.3.8，是470塔兰特；据Diod.ⅩⅢ.106.8，是1500塔兰特）。[16]将来的收入则是另一回事。我们无法确定斯巴达财政[17]传统的随意性在战争条件下得到了何种改善；从雅典方面争取过来的盟国已经做了捐献，或有望有所贡献（例如，Thuc.Ⅷ.36.1，44.4，45.5），但我们没有定期纳贡的记录，而且最富有的一些城邦目前正给波斯交纳贡金。

斯巴达地位中潜在的弱点仍然存在。尽管公元前421年后，我们没有见到关于其对大量黑劳士以及臣属居民（见CAHⅤ2 430）非常担忧的记载，而且公元前410年，美塞尼亚人在皮洛斯（Pylos）的基地的威胁也已经被解除（CAHⅤ2 486），但那种麻烦总是有可能反复发作。[18]

关于未来的一个方面已经得到了解决。大家已经同意雅典作为一个城邦将以某种形式幸存。她从前的属国会如何，却不是那么清楚。和波斯的协议意味着斯巴达不会继承雅典在亚洲大陆的地位。但是，在雅典失败时，大流士二世（Darius Ⅱ）已经死了或奄奄一息，[19]斯巴达的朋友居鲁士未来的地位还不确定。作为可能的补偿，身为陆上强国的斯巴达可能考虑将她在希腊大陆的影响向北扩展。

对于和她一起作战的传统盟邦的想法，斯巴达几乎没有任何考虑。他们的代表中，要求毁灭雅典的那种意见已经被否决了。斯巴达没有采取行动，以重建科林斯在西北希腊支离破碎的影响。在阿基达穆斯（Archidamus）战争前及战争期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有关北希腊的方案，就我们所能看到的而言，斯巴达根本没有考虑彼奥提亚人的想法。比较明显的是这样一种感情：解决某些宿怨的机会已经出现了。具体地说，对埃利斯（Elis）的不满仍然在加剧（见CAH Ⅴ2 437）。

不论其他人怎么想，当时是吕桑德统率着舰队，并且能够以行动影响政策。[20]萨摩斯（Samos）仍坚持反对斯巴达，甚至在雅典失败后还保持着对雅典的忠诚（参见M-L no.94），一直坚持到公元前404年夏季。最终，萨摩斯投降了（Xen.Hell .Ⅱ.3.6-7）。自由居民可以带着必需的衣物离开，别无其他（参见Thuc.Ⅱ.70.3），[21]吕桑德把城市及城里的一切交还给了“从前的公民”，也就是说交给了那些被接连不断的政变驱逐的人。这些人将由一个十名官员构成的委员会——可能是我们常提到的十人团之一——以及斯巴达的军事长官托拉克斯（Thorax）来管理，后者已经在舰队上服役至少两年了[Diod.ⅩⅣ.3.5；Poralla 1913（C 307）s.v.]。[22]

实际上，萨摩斯不仅是我们见到的唯一任命十人团执政的地方，[23]还给我们提供了感激吕桑德最突出的例子。其他城邦可能树立了吕桑德的雕像[例如以弗所（Ephsus），见Paus.Ⅵ.3.15]。在萨摩斯，他在前一时期的大屠杀之后召回的那些人不仅在奥林匹亚（Olympia）树立了他的雕像（见Paus.Ⅵ.3.15），而且授予他一般只献给神的荣誉，还有祭坛和唱赞歌，并且把赫拉节重新命名为吕桑德节（Lysandreia）。[24]在希腊世界，尽管布拉西达斯死后被转变成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的建城英雄（Thuc.Ⅴ.11.1：CAH Ⅴ2 430），但之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吕桑德被从萨摩斯召到了雅典，因为那里发生了动乱。[25]和平协议对于那里的政治未来没有指明任何方向。尽管《雅典政制》（34.3）记载，它包含了雅典应该由“先祖政体”（）统治的条款，但可以肯定，它只包含了一项条款，这在伯罗奔尼撒的条约中是惯例，即雅典可以采用他们的传统政体（）。[26]但是那足以在传统的民主派、公元前411年政变的幸存者（见CAHⅤ2 474-81）——他们支持更为有限的投票权——以及其他人中间引起争端，最后这个集团包括在和平条约下返回的被放逐者，并且支持极端寡头制。民主派注定会打败仗。据按照他们的观点所写的作品（Lysias ⅩⅢ）记载，战争后期最杰出的民众领袖克莱奥丰（Cleophon）甚至在和平实现之前就被合法地除掉了。由于怀疑他们发动政变，一群忠诚的将军和海军船长已经被逮捕。

吕桑德率领一百艘船进入比雷埃夫斯并且实施了强制解决，声称由于雅典人拖延拆除城墙，他们已经违反了条约。根据泰拉麦奈斯的建议，[27]任命了一个三十人的团体为雅典政府起草新的法律（Xen.Hell .Ⅱ.3.11，Diod.ⅩⅣ.4.1）。[28]法律无论如何要确保变更民主制。尽管我们不了解细节，但三十人也将享有行政权力，他们继续任命公元前404/403年的官员和议事会（Xen.loc.cit.，Ath.Pol.35.1）。在史料中，他们行使的行政权力比他们的主要职能有更多的记载。暂时解决了问题后，吕桑德最终凯旋。

因此，吕桑德在雅典和萨摩斯都强加了他认为可靠的政体。如果我们认为三十人乃较大国家中的十人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些城邦过去都曾是雅典帝国的核心，有人可能怀疑他们是不是被认为需要特殊对待，但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做法适应了一个已经预先确定的个人计划，这在普鲁塔克的《吕桑德传》中有所描述。公元前407年吕桑德第一次任海军指挥官时，已经有了个人的追随者，这是后来十人团的缘起（4.5）。这种政策的实施出现在羊河战役和雅典投降期间（13.5-9），包括对民主制和其他政体的系统清算以及十人团的建立。在所有的城邦，不管它们从前是否怀有敌意，都有一个斯巴达的军事长官。这些新政体依靠的不是出身和财富，而是对他个人的忠诚，这助长了希腊个人的领导权。

对于吕桑德的经历和野心，后来肯定有一些歪曲，有人认为他的计划是为了个人的权力，超出了城邦的范围，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雅典统治的结束意味着很多民主的或有民主色彩的政体的终结（参见CAH Ⅴ2 383-5）。我们不能指望推翻它们的那些人政见一致，那些赢得斯巴达指挥官信任的派系可能占据上风，获得了他们认为保持自身地位必要的保护。不是所有的史料都认为这项制度完全是吕桑德的意见，事实上狄奥多鲁斯（ⅩⅣ.10.1）认为，是全体斯巴达人战后建议吕桑德在每个城邦建立军事长官和寡头制。这段话之后狄奥多鲁斯又说，他们现在给被征服的城邦规定了贡金，每年征收1000多塔兰特。[29]尽管这段话的时间和证据有问题，[30]但没有可靠的理由认为，废弃和取消的任何严厉措施是公元前404年某一个斯巴达人构想出来的。

可能已经有人认为斯巴达的影响扩展到了雅典帝国主义没有触及的地区。到公元前395年，我们能看到斯巴达对中希腊实际控制的程度，在科林斯战争的第一阶段，彼奥提亚人努力要摆脱这种控制（见下文第101页）。有人认为，[31]自公元前426年特拉奇斯的赫拉克里亚（Heraclea Trachinia）建立后（CAHⅤ2 390），斯巴达人的思路已经转向了北部。遗憾的是，对于向北部发展的扩张计划在公元前404年已经在实施这一点的猜测，主要的证据是在色萨利的拉利萨（Larissa）发表的一篇演说，其抄本将其归为公元2世纪的演说家阿提卡的赫罗戴斯（Herodes Atticus）。人们普遍认为，这篇演说真正创作于公元前5世纪末，支持这一观点的很多人都把时间确定在公元前404年夏季；[32]结论是斯巴达那时正在建议与拉利萨结盟反对马其顿国王阿凯劳斯（Archelaus）。这篇演说肯定是后来修辞学的产物，[33]不管它对细节有多么深刻的认识，断言其中的事件曾经发生过是危险的。[34]

即使没有这种支持，也有证据证明斯巴达在北部的活动，但何时开始还不能确定。不论我们如何看待赫罗戴斯的演说，在战争结束时，色萨利还是相当的混乱。雅典的克利提亚斯（Critias）在其放逐期间参与了色萨利的内战（Xen.Hell .Ⅱ.3.36）。菲莱（Pherae）僭主吕科弗隆（Lycophron）希望统治整个色萨利。公元前404年9月，他获得了对拉利萨及其他国家的胜利（同上，Ⅱ.3.4），而斯巴达在一段时间里和他保持着友好关系（同上，Ⅵ.4.24）。关于斯巴达干预色萨利最有力的证据，是她于公元前395年在法萨卢斯驻扎了军队（Diod.ⅩⅣ.82.5-6），这说明她站在了菲莱一边，反对拉利萨。自赫拉克里亚建立以来，它就与邻邦以及色萨利人都或多或少、断断续续地有冲突（Thuc.Ⅲ.93.2，Ⅴ.51，Ⅷ.3.1，Xen.Hell .Ⅰ.2.18）。这曾是阿吉斯感兴趣的事情。但我们知道，战后斯巴达第一次关注这里，是它公元前400年或公元前399年派了一个代表团处理那里的动乱以及惩罚它的邻邦（Diod.ⅩⅣ.38.4-5，Polyaen.Ⅱ.21，参见Diod.ⅩⅣ.82.7）。一些邻邦的联军出现于中希腊。公元前395年，斯巴达派吕桑德将他们带到哈利亚图斯（Xen. Hell. Ⅲ.5.6；见下文第99页）。联军出现于这个地区表明，在周围地区有比实际证实的更多的活动，吕桑德的使命证明，他之前可能就卷入了那里的事务。彼奥提亚西部和北部的动向已经引起了底比斯的注意。公元前419年，赫拉克里亚已经引发了彼奥提亚和斯巴达之间的摩擦（Thuc.Ⅴ.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