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花影零乱四月天——林徽因
钱锺书先生写过一部小说《猫》，是一部影射小说，为什么要影射呢？因为要说人家的坏话。
要是说好话、赞美人的话，直呼其名，点名表扬就可以了。但说人家的坏话，而这些人往往是自己的朋友、熟人、同事，或有过交往的、社会上的名人，直呼其名，说一些阴暗的东西就不太好。那么就给他们每个人安排一个角色，把他们对号入座放到小说里。
当然，也有可能，几个人都是他的原型，不止一个，但重要的特征都会保留。
影射小说在晚清民国很发达，最著名的是《孽海花》。经过考证，大家发现有200多个当时的名人被写进了这部小说。钱锺书最著名的带有影射性质的小说，就是《围城》。里面除了他的同事、朋友被他调侃，甚至他的父亲，也作为一个原型被写了进去。他还有另外一部小说叫《灵感》，赤裸裸地影射了鲁迅。
《猫》这部小说，影射的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和他们的朋友们，林徽因在里面的名字叫李爱默，梁思成在里面的名字叫李建侯。接下来我会逐一介绍这里面有关影射的一些情节，引用的会比较多，但幸好钱先生写的这部小说非常风趣，换句话也可以说刻薄，尽管会引用很多章节，但各位一定不会觉得烦。
先看看他怎么说小说的主人李爱默李太太的。文中写道：“在一切有名的太太里，她长相最好看，她为人最风流豪爽，她客厅的陈设最讲究，她请客的次数最多，请客的菜和茶点最精致丰富，她的交游最广。并且，她的丈夫最驯良，最不碍事。假使我们在这些才具之外，更申明她住在战前的北平，你马上获得结论：她是全世界文明顶古的国家里第一位高雅华贵的太太。”
说这一段就直接影射了林徽因，还有点疑似之间。但是小说里还具体描述了这位李太太的相貌。钱锺书是这样写的：“李太太从小对自己的面貌有两点不满意，皮肤不是很白，眼皮不双……李先生向她求婚，她提出许多条件，第十八条就是蜜月旅行到日本。一到日本，她进医院去修改眼皮，附带把左颊的酒靥加深。”
当然，钱锺书在小说里面也讲，李太太并不在意自己的皮肤不够白，反而黑一点点有种黑美人的味道。这部小说的名字叫《猫》，猫的小名就叫小黑，英文名叫Darkie，就是dark lady（黑美人）的缩写，所以皮肤黑不是毛病。
除了主人，小说里面的沙龙还有几位重要的客人。有一位叫赵玉山，大家一般认为是影射胡适。以前曾经有人认为影射的是赵元任，尤其是有两个最重要的证据。我们先看看小说的原文：
西装而头发剃光的是什么学术机关的主任赵玉山。这机关里雇用许多大学毕业生在编辑精博的研究报告。其中最有名的一种，《印刷术发明以来中国书刊中误字统计》，就是赵玉山定的题目。据说这题目一辈子做不完，最足以培养学术探讨的耐久精神。他常宣称：“发现一个误字的价值并不亚于哥伦布的发现新大陆。”哥伦布是否也认为发现新大陆并不亚于发现一个误字，听者无法问到本人，只好点头和赵玉山同意。[1]
为什么说赵玉山这两点特别能跟胡适联系起来呢？因为胡适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倡导发动了著名的整理国故运动，在运动中有一项是要为古书编造引得。引得就是英文index的音译，我们现在一般叫索引。当时组织了很多年轻学者，编了很多引得，有的学校和机关都成立了各种编撰处。还有，那句名言可以直接指向胡适：“发现一个误字的价值并不亚于哥伦布的发现新大陆。”胡适说过一句话，叫“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意，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显然，小说里的话化用了他现实中说过的这句话。
小说里还有一个人，叫袁友春，一般认为这个人影射的是林语堂。里面有一段对袁友春的履历和主要创作的介绍，稍微熟悉林语堂的人，一看就知道这应该八九不离十指的就是林语堂。小说里是这样描述袁友春的：
他自小给外国传教士带了出洋。跟着这些迂腐的洋人，传染上洋气里最土气的教会和青年会气。承他情瞧得起祖国文化，回国以后，就向那方面花工夫。他认为中国旧文明的代表，就是小玩意、小聪明、帮闲凑趣的清客……他最近发表了许多讲中国民族心理的文章，把人类公共的本能都认为是中国人的特质。他的烟斗是有名的，文章里时常提起它，说自己的灵感全靠抽烟，好比李太白的诗篇都从酒里来。有人说他抽的怕不是板烟，而是鸦片，所以看到他的文章，就像鸦片瘾来，直打呵欠，又像服了麻醉剂似的，只想瞌睡。
林语堂本来就出生于牧师家庭，后来在国外读书，参加了YMCA，也就是小说里的基督教青年会。“他认为中国旧文明的代表……”这一段话，说的就是林语堂主编的《语丝》，推崇晚明的小品文，讲究作文要风趣幽默，有中国人的特质；讲中国民族心理这段，说的是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讲传统文化的有《孔子的智慧》；关于抽烟斗，林语堂曾经讲过，学问怎么来？英国牛津大学的导师拿着烟斗，一边抽一边给学生讲课，学问都是烟熏出来的。所以林语堂也有这个习气，喜欢抽烟斗。钱锺书就借他这个烟斗，把他讽刺了一番。
接下来还有一个人叫陆伯麟，影射的是周作人。这个影射就非常直白，第一句话就是“那个留一小撮日本胡子的老头儿”。“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没有像陆伯麟那样亲日的人或东西。”周作人对日本的态度大家都知道，他非常同情和欣赏日本文化，后来也确实因为汉奸罪坐了监，虽然非常刻薄，简直到了辱骂的程度，但跟事实也相距不远。
小说里还有一段，借别人的口骂周作人，借的是另外一个人物陈侠君，他就说“平时的‘日本通’一到战事发生，好些该把名称倒过来，变成‘通日本’”。他是对陆伯麟说的。他说“伯老，得罪得罪，冒犯了你，我们湖南人讲话粗鲁，不知忌讳的”。这个小说的时代背景是日军侵华以前的北平，当时的气氛已经比较紧张，所以大家在沙龙里有时会讨论未来的时局，很多人讨厌、反感日本人，只有陆伯麟对日本有好感，因此引发别人对他的批评。
除了政治上、外交上的态度，这里面还有一段专门说周作人的。
中国人抱了偏见，瞧不起模仿西洋的近代日本，他就提倡模仿中国的古代日本。日本文明学西洋像了，人家说它欠缺创造力；学中国没有像，他偏说这别有风味，自成风格，值得中国人学习，好比说酸酒兼有酽醋之妙一样。更进一步，他竟把醋作为标准酒。中国文物不带盆景、俳句、茶道气息的，都给他骂得一文不值。他主张作人作文都该有风趣。可惜他写的又像中文又像日文的“大东亚文”，达不出他的风趣来，因此有名地“耐人寻味”。袁友春（也就是林语堂——作者注）在背后曾说，读他（陆柏麟，也就是周作人——作者注）的东西，只觉得他千方百计要有风趣，可是风趣出不来，好比割去了尾巴的狗，把尾巴骨乱转乱动，办不到摇尾巴讨好……
可能确实由于周作人后来因为汉奸卖国被判刑，所以小说里对周作人的讽刺格外用力，刻薄程度可以说是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