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成人教育学的初步探索（1949—1965年）

一、成人教育学的实践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新的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的建设。文化建设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互动关系，就使扫除文盲、提高农民的识字率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课题。1949年后扫盲教育的开展，是当时经济、政治建设和广大干部、群众学习的需要，也是借鉴革命根据地扫盲教育经验和师承苏联扫盲教育的结果。

（一）经济建设的需要

经济恢复是新中国面临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国家的教育建设计划是与国家的经济建设计划密切配合的，如果教育计划不能准确地完成，必将大大影响国家经济建设。[1]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城乡扫盲教育、工农业余教育、在职干部学习等始终围绕民主政权建设、国民经济复苏、解放生产力、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主轴而展开；“两条腿走路”，半工半读，创办函授广播电视教育，实施“三结合”“六并举”等始终沿着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基轴而延伸。

（二）政治建设的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础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此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经济力量上加强与提高工农，乃是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保持并引导国家走向完全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基本步骤。开展工农教育，提高工人和农民的文化水平、政治觉悟与生产技术，就是加强和提高工农、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步骤。由此可知，开展工农教育乃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2]

（三）人民当家作主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经济逐步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改善，政治、经济上翻身的广大群众深感不识字、无科学文化知识的痛苦，进而产生了新的愿望和追求：解放身心、提高素质、文化翻身。

1949—1965年，国家兴办了各类业余文化学校、半工半读学校和正规学校，广泛开展识字扫盲教育，实行工农教育与干部教育并举，正规教育与业余教育相结合，采取面授、函授、广播电视等多种形式开展教育、培养人才，为迎接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提高工人、农民、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做出了贡献。一种多层次（扫盲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等），多序列（干部、职工、农民、军人教育等），多类型（思想道德、基本智能、职业技术、政治文化等教育），多样化（脱产式、短训式等教育）的新型成人教育制度已经初步建立，为成人教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无尽的动力来源。

二、成人教育学的制度基础

尽管在中西方教育发展史中，成人教育有着久远的历史，但是作为体系化、制度化的成人教育则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事情。[3]在我国，1950年9月20日在北京召开的工农教育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成人教育专门会议。这次大会后的重要成就是制定了1949年后第一套较完整的成人教育政策，如成人教育的方针、任务、制度、教学计划、师资、经费来源、开支、组织管理等。这些政策体现在《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实习学校的指示》《各级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组织守则》《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实施办法》《职工业余教育暂行实施办法》等文件中。这些政策确定了具有新中国特色的成人教育制度和思想，为后来成人教育体系的成熟和完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国的成人教育政策探索在1949—1965年走过了艰苦卓绝的伟大历程，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已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成人教育体系的雏形。成人教育政策的发展可以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成人教育方针政策（1949—1952年）。这一阶段把发展教育事业作为巩固新的政权和开创国家经济建设新局面的重要依靠，高度重视工农干部教育和广大工农的扫盲教育，并不断调整对扫盲求之过急和缺乏巩固的现象，坚持“两条腿走路”。

第二阶段为“一五”时期的成人教育方针政策（1953—1957年）。这一阶段对扫盲求之过急和缺乏巩固的现象进行了整顿，发展农民教育，对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教育实践产生了深远的指导意义。这一阶段教育的主要方针就是“两条腿走路”，即全面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针对广大劳动者接受教育的需要，应在全日制学校体系之外，大力发展半工半读的两种教育制度。[4]这一阶段的教育要求立足于为经济建设服务，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第三阶段为“二五”时期的成人教育方针政策（1958—1962年）。这一阶段的教育呈现出几个特点：第一，量力而行，实事求是；第二，扫盲教育注重质量；第三，半工（农）半读教育得到发展。

第四阶段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成人教育方针政策（1963—1965年）。这一阶段的教育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进行了有效的治理调整，认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根据计划经济的特点，制定了我国教育发展规划，避免盲目发展和不讲质量地急于求成，开始注重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从而使我国教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同时大力发展函授教育的夜大学，使成人高等教育得到了发展。

（一）为工农大众服务的办学宗旨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发展生产的重要任务。面向工农，创建新型的国家教育事业，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是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特别关注基础教育和扫盲教育。1949年以前，全国人口的80%是文盲，在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文盲率高达95%左右，人民大众没有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和能力，劳动力的基本素质极低。据不完全统计，1949—1964年各种会议、出台的政策文件加起来后，我国扫盲教育的大事记有近百项。如此频繁的国家层面的扫盲教育活动，是国家重视扫盲教育及扫盲教育政策建设的体现。这些活动对扫盲教育服务工农、服务生产建设的重视是这一阶段扫盲教育政策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

（二）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的办学方针

1953年，党和政府制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此期间，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随着这一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建立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就成了这一历史阶段的首要任务。与此同时，成人教育被正式纳入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我国1949—1965年的成人教育政策是不断围绕经济发展来制定和调整的，成人教育政策服务于经济建设，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从某个角度来说，成人教育政策也成为新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方略，让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在精神和国家实力上能够屹立于世界之林。

（三）坚持“六个并举”的办学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十几年中，随着教师队伍的不断壮大，各级各类教育迅速发展，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正规教育体系逐步形成，非正规的社会教育体系也在不断发展。各种类型的补习学校、为残疾人开办的特殊教育学校纷纷建立；与各地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移风易俗教育、妇女教育、健康卫生教育、破除迷信和科普教育等得到普遍开展；教育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教育的综合性、立体化的格局已初步建立。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充分肯定了坚持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必要性，同时还指出：“办学的形式应该是多样性的，即国家办学与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办学并举，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成人教育与儿童教育并举，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业余学校并举，学校教育与自学（包括函授学校、广播学校）并举，免费的教育与不免费的教育并举。”[5]这对我国成人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结合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四）建立比较完整的业余教育制度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成绩斐然。在工农干部教育方面，干部教育的形式和层次多样：第一，由普通高校开办干部班。第二，举办职工业余大学、夜大学、函授大学，培养干部。第三，由农村举办干部业余文化学校。第四，举办农业合作化干部学校。在职工教育方面，职工业余教育培养了大批的毕业生。我国业余教育不仅在独立发展上迈开了第一步，而且在逐步建立各自的比较完整的业余教育制度方面，也获得了初步经验。

（五）尝试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两种教育制度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初步展开，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为国家经济与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应运而生，并不断得到发展。从1958年开始，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在广大城市、厂矿和乡村，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起来。学校的层次和类型很多，不仅有小学、中学、职业技术学校，而且有专科学院和综合大学，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在当时我国经济不发达、文化教育落后的情况下，大力提倡和发展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教育，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一种积极发展成人教育的举措。

（六）建立比较规范的大学开放制度

1949年12月16日，《政务院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指出，设立中国人民大学，接受苏联先进的建设经验，并聘请苏联教授，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国家的各种建设干部，以满足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为了使高等教育进一步正规化，1953年，国家政府成立了高等教育部，这为我国高等教育在进行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过程中进一步加强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院系调整后，为进一步挖掘全国现有高校培养各方面建设人才的潜力，让更多的在职工农和干部接受现代理想文化知识教育，函授大学和夜大学的创办被列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此，高等学校的函授教育和夜大学教育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开展。

三、成人教育学科概况

1949—1965年的学科概况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一）成人教育新体制的建立

我国逐渐形成了以工人、农民、干部教育为主体的初、中、高层次相结合的新的成人教育体制。1949年9月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教育部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工作会议，都提到了工农教育和干部教育问题。1951年10月，政务院发布的《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确立了工农教育、干部教育和扫盲教育制度，并以法令的形式确定下来，逐步建立各自比较完整的业余教育制度。这样初步形成了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成人教育制度。

（二）成人教育著作的出版和论文的发表

我国成人教育著作有戴维的《南斯拉夫的成人教育》（陈羽纶等译，1963年）等；论文有40多篇。

（三）成人教育重要会议的召开

1950年，北京召开了全国工农教育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成人教育专门会议。会议指出要重视工农干部的文化学习，扫除工农干部中的文盲，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6]

四、成人教育学科研究

1949—1965年的成人教育学科研究主要围绕扫盲教育、业余教育、干部教育、函授教育等进行。这几种教育的名称从具象出发，是一种较为直观的指称。它们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学科建制思想。成人教育学科的研究对象逐步增多，包括工人、农民等人群，而且研究的教育方式逐渐更新，增加了函授教育等内容，对教育灵活性的研究增多。成人教育学科研究既主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与经验，又及时总结国内举办成人教育的实践成果，其社会教育、民众教育特征突出，政策痕迹明显。

（一）扫盲教育研究

我国扫盲教育研究逐渐走向高潮，大致呈现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与拼音字母的教学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又及时总结实际工作的成果与经验。

陈润齐在《试用拼音字母帮助扫盲》（1958年）一文中针对拼音字母帮助扫盲工作提出四点意见：第一，使用拼音字母帮助扫盲的目的和要求；第二，关于教学上的几个问题；第三，如何进一步巩固提高的问题；第四，打破常规，克服保守观念，解放思想。[7]

周有光在《拼音字母和扫盲教育》（1958年）一文中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阐明了拼音字母在扫盲教育中的重要作用。首先，主张重视拼音字母，主要从小学普遍采用拼音字母，扫盲采用拼音字母，消除保守的思想这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其次，提出拼音字母能帮助认识字音、了解字义、加快学习速度；最后，提出拼音字母能帮助巩固学习、提高学习，便于无师自修。[8]

《充分发挥拼音字母在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中的作用》（1960年）一文针对拼音的教学建议，谈及其在扫盲和业余教育中的作用。[9]同时，还有《本省各地积极推行拼音字母扫盲》（1958年）、许重的《全国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会议座谈注音扫盲》（1959年）、《安徽肖县注音扫盲和业余教育蓬勃开展》（肖县的正确名称为萧县）（1960年）等文章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论述。

在各地扫盲教育的工作经验总结中，杨廷孚在《谈谈在普及教育和扫盲工作中的体会》（1958年）一文中通过介绍许昌专区的普及教育工作，主张在教育建设中树立群众观点，发动群众办学，配合生产需要来进行，并以郾城县（今郾城区）白坡乡的普及教育为例，总结了经验：边宣传，边规划，边行动；突击一点，全面开花；十天计划，七天完成。该文章指出，在巩固新办学校时，推广经验并及时处理新问题。[10]

吴山在《大办业余教育和彻底扫盲是全党全民的大事》（1959年）一文中提出扫盲和业余教育步入新高潮，并总结了经验；坚持党委挂帅，层层思想发动，因势利导组织入学新高潮；层层组织训练骨干，大力培养群众教师；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组织有关部门的力量，通力协作；以生产为中心，生产、学习统一安排，相互促进等。[11]

《开展工地扫盲和业余教育的初步经验》（1960年）一文通过分析扫盲和业余教育的工作实践，总结了初步探索的工作经验：第一，党委加强领导；第二，在党委的领导下采取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第三，根据基层建制和民工居住情况，分班并任命相应负责人进行管理；第四，教学密切结合生产；第五，抓紧师资培训工作。[12]

《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1962年）一文通过分析对扫盲和业余教育的调查情况，提出应认真解决农村扫盲对象问题、农村扫盲教师问题、农村扫盲教学时间安排问题和扫盲的组织形式问题。[13]

另外，关于扫盲教育的工作总结还有《我省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蓬勃发展——常年夜校越办越兴旺 冬季业余教育乘胜开展》（1965年）、邹德基的《波阳县积极踏实开展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1962年）、高会兴和张辉的《学习文化是群众的迫切要求》（1960年）、《农村扫盲、业余教育继续大发展，并抓巩固提高工作》（1960年）、《江苏全省各地大张旗鼓——大办业余教育向彻底扫盲进军》（1959年）、《配合扫盲、业余教育的几点做法》（1959年）、咏禾的《为祖国的文教建设事业而努力——记报考高等师范的小学教师、扫盲教师、工农教育教师座谈会》（1954年）等文章。

这些研究者多工作在扫盲工作的一线，他们将扫盲工作的体会以经验和问题的方式梳理出来。尽管这些体会停留在调研报告的理论研究水平，但是从完整和真实的角度来说，有不可多得的文献价值；从实践和应用的角度来说，又有不可多得的指导和推广价值。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指导实践，这正是成人教育学科的价值所在。

（二）业余教育研究

业余教育研究在成人教育学科探索过程中也逐渐显示出其独特魅力，不仅有针对工人农民业余教育的经验总结，而且有关于业余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探索研究。

在工人业余教育的工作经验总结中，《开展工人业余教育的几点主要经验》（1950年）一文主要从工人学习普遍存在学习要求，发动组织工人参加业余学习的步骤和工作经验成果总结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发动组织工人参加业余学习的步骤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思想发动、及时解决困难和巩固发展学习成绩。工作经验成果总结主要从民主选聘教师、教学方法和建立领导机构三个方面进行论述。[14]

江凌在《工人业余教育的三个问题》（1950年）一文中针对领导方针方面存在的三个问题进行论述：第一是处理解决学习和生产的关系与矛盾问题；第二是文化学习与政治学习和技能学习的关系问题；第三是业余教育的组织形式与所谓正规化问题。[15]

杨允华在《石景山发电厂是怎样坚持办业余教育的》（1962年）一文中针对坚持不懈地开展业余教育的体会进行论述：第一，党委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发动群众，坚持学习；第二，组织与领导好专职教师队伍；第三，不断改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16]

李葵发在《目前生产部门业余学校发展中的几个问题》（1959年）一文中主要论述的问题有：政治教育、技术教育、文化教育相结合的问题；普及和提高、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的问题；速成与循序渐进相结合的问题；多样性和统一性相结合的问题；坚持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问题。[17]

在农民业余教育的工作经验总结中，徐高明和杨冠在《对于农民业余教育工作改进的几点意见》（1953年）一文中论述了农民业余教育出现的问题：“日夜巡视”的方法需要改变；要及时发现问题并丰富实际教学经验，加强对民校教师的领导；行政工会应抓紧学习工作并进行思想教育；解决农民工作与休息的矛盾的问题。文章进一步提出相关建议：第一，从小农经济的生产现状出发，多组织小组学习；第二，教师要主动与干部联系，主动配合其工作；第三，要组织教师学习，积极培养民校教师。[18]

《我们是怎样开展业余教育的》（1964年）一文主要从五个方面对开展业余教育进行论述：第一，依靠党的领导是办好业余教育的根本保证；第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动员与组织青壮年自愿入学；第三，学习形式多样，教学服务生产；第四，充分利用与发挥农村知识青年及假期还乡学生的作用；第五，发挥各个组织的作用，四套人马（团、妇、民兵、小学）一齐动手。[19]

除此之外，还有《配合农村生产，大力发展农村业余教育》（1959年）、《当前业余教育的重要任务》（1960年）、《在民办小学里办业余夜校》（1963年）、《积极努力，实事求是地开展农村业余教育》（1963年）、《用革命精神办好职工业余教育》（1964年）、《积极办好农村业余教育》（1964年）等文章也对业余教育经验进行了反思总结。

马叙伦在《关于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的报告》（1951年）一文中介绍会议基本情况的同时，还总结出以下共识：第一，明确加强工农教育的重大政治意义；第二，介绍工农教育的实施方针；第三，明确工农教育是一项巨大的群众运动；第四，会议通过《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20]

在业余教育与各职业的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探索研究中，《努力做好中等学校教师业余进修的工作》（1955年）一文提出，为了加强在职教师业余进修工作，首先应该明确在目前条件下，业余进修是提高在职教师最重要的、切合实际的办法。各省市通过教师进修学院及函授教育的方式，组织教师进行业余进修，这对于提高教师水平和教育质量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教师业余进修遇到的困难，主要是进修时间问题。其次是在职教师业余进修工作进一步制度化和正规化问题。中等学校教师业余进修的主要形式是教师进修学院和高等师范函授教育。教育部的指示中，对于进修年限、招生对象、领导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都做了原则性的规定。为了贯彻教育部的指示，开展教师业余进修工作，省教育局应做全面规划的充分准备，并取得各方面的密切配合；还要加强领导，随时监督检查，及时总结经验，发扬优点，纠正错误，使教师业余进修工作能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地进行。[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加强中等学校在职教师业余进修的指示》（1955年）一文提出，为了把教师业余进修工作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做出如下指示：首先，目前教师业余进修的主要任务是把现有中等学校不够师资专业程度的教师提高到师资专业程度。其次，从设立方式、修业年限、教学计划、教学形式等方面对教师进修学院做出一系列的规定。同时，对函授教育的办理情况进行规定，主要包括高师函授教育的办理主体、招生地区、教学计划、教学形式和领导主体等方面。另外文章还指出教师业余进修是提高在职教师的政治与业务水平的主要形式。对于未能参加教师进修学院或高等师范函授学习的教师来说，应由教育局鼓励，并组织他们成立进修小组，在业余时间进行集体学习和个人学习，共同讨论。[22]

鼎铭和金泯在《谈谈图书馆干部业余教育中的几个问题》（1960年）一文中针对图书馆干部业余教育中的几个问题进行论述：业余教育必须灵活多样；课程安排必须切合实际；各门课程必须突出重点，明确观点；充分运用群众路线的教学方法；发动群众不断整顿教学工作；大力培养师资。[23]

除此之外，还有《大办图书馆业余教育》（1960年）、《在地质系统中大办职工业余教育》（1960年）、李宪夫的《大办新闻业余教育》（1960年）、《自力更生培养建设人材——江西拖拉机厂坚持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经验》（1964年）等文章对业余教育进行了研究。

业余教育研究覆盖各行各业的实践探索，有工业、农业，也有教育、文化等行业。这些研究有课程教学的研究，也有组织管理方面的研究，还有关于作用和意义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将业余学习的实施步骤和工作经验总结出来，使经验能够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推广。

（三）干部教育研究

干部教育研究由来已久。由于干部教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干部教育内容和方式都有特殊的意义与价值，在研究中进一步揭示了干部教育的政治功能和政治影响。

工农干部教育，也有相关工作经验的总结。比如，《大力加强工农干部教育》（1950年）一文指出，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的主要收获之一是确定了工农教育的实施方针：应着重加强工农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教育，并有条件地推广到有组织的男女青年和迫切需要学习的工农群众中去。[24]另外，会议上指出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以及18所工农速成中学、工农速成小学等。但工农教育的发展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这些学校中有的是刚刚开始创办（如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有的是各地各自为政，缺乏统一方针的领导，也有的还是有名无实（如某些在职学习）。会议上还反映出各地对保送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所采取的不严肃的态度，缺乏全面的计划。总之，当时的工农干部教育的措施还远不能满足工农干部和国家的要求。所以，该文章指出首要的问题还是充分认识工农干部教育重大的政治意义，并由此提出希望在这次会议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干部教育产生高潮的局面。

《亟应加强培养工农干部的教育——庆祝五一节》（1953年）一文介绍了工农干部教育工作采取的措施，如开办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工农业余中学，颁布新学制等，还从纠正和克服培养工农干部的错误思想和培养工农学生方面提出建议。[25]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关于在职干部政治理论教育三年计划》（1953年）一文主要针对在职干部理论教育从加强思想领导和学习内容方法两方面进行论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这一教育的计划。[26]

王楙华在《努力做好政法干部教育工作》（1959年）一文中从个人体会的角度，就政法干部教育的四个问题进行论述：第一，做好政法干部教育的关键，是正确贯彻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第二，政法干部教育应该实行理论、政策、业务教育相结合，以理论、政策教育为主的原则；第三，在教学中充分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是全面而具体地贯彻实施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保证；第四，政法干部教育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27]

这些凝练出的宝贵的干部教育思想在以后的干部教育实践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干部教育要坚持党的领导，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与业务教育相结合。它既是干部教育工作实践的指南，也是干部教育理论的宝贵财富。

（四）函授教育研究

成人高等教育的主要方式是函授教育。这个阶段的函授教育研究，不仅有函授教育工作经验的总结，而且有针对函授生自学问题的思考，以及针对函授教育与相关职业结合起来的函授教育论述。

关于函授教育工作的经验总结如下：《办业余函授师范学校的经验》（1952年）一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具体内容为：我们是怎样进行教学工作的，函授学员是怎样进行学习的，一年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有哪些。首先，论述教学工作的开展时，主要从教学计划、教材编写的方法和教学方法三个方面着手，同时总结工作中的创新方法：介绍优良作文、印发学习资料、推荐参考书、实地考察学员的学习情况和召开座谈会等。学员的学习分为三种类型。其次，总结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如学校的性质和目的问题、教材问题、教法问题、学习时间问题和领导问题等，并相应提出相关意见。最后，结合自身工作经验，结合函授教育和农村小学教师的学习，提出今后工作中应注意方针任务、教材教法和组织领导等方面的问题。

胡林畇在《中国人民大学一年来的函授教育工作》（1954年）一文中从函授生的政治理论学习、学习效果检查、函授生的学习习惯和函授生的文化程度等角度进行分析，总结了函授教育这一形式的成果，同时总结了由于对函授教育的认识不够、缺乏经验等所带来的参考资料和学习时间保证等方面的问题。该文章将函授教育工作的体会总结为四点：第一，在职干部教育中系统学习政治理论与专业科学知识，采取正规的函授教学制度和教学方法，其效果是值得肯定的；第二，函授生自觉积极地坚持学习是学好的关键。第三，函授生所在地区积极支持函授生的学习，定期检查和加强思想领导，对推动函授生的学习起着重要作用；第四，函授生的住地分散，因而对函授生学习的监督、促进和检查是必不可少的。[28]

杨福山在《东北师范大学的函授教育》（1984年）一文中指出，东北师范大学在1953年1月开始组织实施函授教育工作。文章首先从教育方针和教学计划、教学组织领导、教学形式、编写函授教材和出版刊物四个方面对函授教育工作的基本情况进行介绍。其次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从五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各级教学行政领导与教学组织机构不健全，教学人员不足；二是教材不适合函授生的程度；三是函授生的思想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四是函授生的文化基础薄弱，自学函授教材存在困难；五是有关教育局对函授教育的重视程度和关心帮助不够。最后从多方面对一年多的函授教育工作实践的体会进行总结：在肯定函授教育工作正确有效的基础上，探讨借鉴苏联的函授教育经验；上级领导对函授教育的重视；教材的编写与资料的印发；函授生学习时要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和自学能力；函授教育工作对教学的影响；创办函授教育要有较充分的准备等。[29]

《开原函授站领导教师函授学习的初步经验》（1955年）一文指出开原函授站是在1953年建立的。文章对工作经验进行了总结：首先，通过制订统一计划，将函授站和站主任任职校的工作有机结合。其次，加强函授站与函授学员任职校的密切联系，注意对函授学员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实际工作中，重点抓住以下几个环节：第一，制订周密的工作计划；第二，加强对函授学员的学习领导；第三，重视小组工作；第四，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加强思想教育；第五，充分发挥干事的积极主动作用。再次，加强对函授教学的具体领导。最后，关心函授教师和函授学员的生活。[30]

同时，还有《我校函授专修科的教学工作》（1956年）、《四年来函授教育工作总结》（1960年）、《广泛开展夜大学和函授教育》（1955年）、《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开展高等师范函授教育》（1955年）、白马的《积极开展函授教育》（1962年）、张宗尧的《积极开展函授教育》（1963年）等文章对函授教育进行了研究。

关于函授教育中函授生自学问题的思考如下：《怎样组织领导函授生自学》（1956年）一文指出，函授教学的基本形式是函授生独立自修教材。它既需要函授生具有独立学习的能力，也需要函授生所在机关保证学习时间，也需要学校组织指导函授生自学。组织领导函授生自学的方式，主要包括组织函授生有计划地学习；指导函授生自学教材；指导函授生在深入理解和掌握课程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完成作业与复习题；开展一些讲授和辅导工作；密切与函授生所在机关的联系，注重对函授生学习思想的指导，贯彻执行学习制度。[31]

《指导函授生自学的几点经验》（1956年）一文针对函授生独立自学的特点，提出并论述了四种学习方法：要求函授生制订自学计划，贯彻执行计划；编写学习指导材料，介绍学习方法、步骤，指导函授生自学教材，完成作业；注重作业批改，指导函授生改进自学的方法，督促函授生完成学习计划；组织小组互助，开展辅导工作，帮助函授生解决疑难问题，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32]

对函授教育与具体职业进行的探讨如下：《邮电函授教育的创办和发展》（1959年）一文针对邮电部的背景与函授教育的发展情况进行了介绍，总结了邮电函授教育发展的成绩与经验：依靠党的领导，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红专人才；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发挥各级企业大办函授教育的积极性；结合企业生产和职工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因地制宜，千方百计地解决教学辅导问题；正确地发挥函授教育在职工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另外文章还针对取得这些成绩的原因进行了分析。[33]

《积极开展函授教育，迅速培养图书馆在职干部》（1960年）一文针对开办的图书馆学函授班，从教育方针、培养目标、课程安排等角度进行论述，将函授教育与图书馆的相关工作结合起来，从而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业余教育，提高本单位在职干部的水平，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34]

《大办高等函授医学教育，培养更多的高级医药卫生干部》（1960年）一文针对高等函授医学教育座谈会进行介绍，主张各单位重视高等函授教育的相关工作。[35]

除此之外，关于函授教育的相关研究还有《明确任务提高认识进一步办好师范、函授教育——省教育厅召开全省师范、函授教育工作会议》（1963年）、《为回乡青年举办函授高中》（1964年）、成克坚的《以搞好样板田为中心开展函授教育》（1965年）等文章。

函授教育有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的显著特点。这个阶段的函授教育研究努力探索函授教育的规律，研究如何通过面授和自学相结合的方式达到好的教学效果，通过邮寄辅导材料辅助自学来实现教学目标，探索普通高等教育走向大众、走向社会的有效途径和方式。

（五）借鉴国外成人教育经验

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个阶段的成人教育研究已经有长足的进步，但是，由于当时特定的环境，借鉴苏联成人教育经验的居多。苏联的扫盲教育、函授教育、工农教育的经验等被大量翻译介绍，形成的理论成果指导了当时新中国的成人教育实践，也为新中国的成人教育理论库提供了重要的宝贵成果。

《苏联的成人教育和师资训练——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演讲词》（1950年）一文主要对苏联的成人教育情况进行介绍，对扫除文盲教育、成人教育工作和师资训练着重进行阐述，为我国成人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36]

《苏联的高等函授教育——苏联高等教育部副部长M·A.布拉戈菲耶夫的谈话》（1953年）一文对苏联的高等函授教育情况进行介绍，并对高等函授教育的目的、组织形式、学习形式等进行论述，为我国高等函授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37]

《美国成人教育的哲学和争论》（1960年）一文主要对成人教育系统进行了探讨，如成人教育哲学问题。文章也有关于成人教育目的的一些重要见解：成人教育的作用是帮助人们学会认识事物，成人教育的目的是增进人们发挥社会功能行为的能力；应将成人教育的主要目的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另外，文章还对关于机构的争论和劳工教育的情况进行介绍。这些都对我国成人教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38]

除此之外，还有菲力波夫的《苏联怎样扫除文盲——在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上的经验介绍》（李敬永译，1950年）和卡尔波娃的《苏联工人速成中学——在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上的经验介绍》（李敬永译，1950年）等文章对国外经验进行介绍，开拓了我国成人教育学的发展思路，并为我国成人教育学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借鉴经验。

其中，关于借鉴国外研究经验的著作主要有：《苏联的教育》（许孟瀛编译，1950年）；工农教育丛刊编委会的《苏联的扫除文盲运动和工人教育》（1950年）；加拉什尼科可的《三十年的苏联教育》（徐警青译，1950年）；慕斯的《苏联的教育制度》（刘炳藜译，1950年）；比提斯金的《苏联全面教育》（成庆生译，1950年）；米定斯基的《苏联的人民教育》（李敬永译，1953年）；戴维的《南斯拉夫的成人教育》（陈羽纶等译，1963年）等。

1949—1965年，不仅有国内经验的汇总，而且有对国外研究的翻译介绍，前期主要介绍苏联的经验，后期介绍的其他国家经验逐渐增多。这给我国各种类型的成人教育发展带来参考和借鉴，对我国成人教育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我国的成人教育学研究在借鉴中是主动的，是有选择的，也是有重要原则的。成人教育学研究首先从价值目标来看，有一致性；其次从内容体系来看，有模仿性；最后从作用功能来看，有实用性。这些国外的研究经验，为中国成人教育学人所乐道，也为中国成人教育实践所服务。

五、成人教育学科特点

1949—1965年，成人教育学科发展有政策的导引、支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确定了工农大众的教育主体，确定了成人教育学科的使命价值，也确定了与实践结合的务实精神，更确定了为政治服务的大局意识，表现为如下特点。

（一）不忘初心，坚持民众为主体的成人教育学科理念

成人教育学科研究，是从各种类型的成人教育入手的，不管扫盲教育、业余教育、干部教育，还是函授教育，都主要针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成果经验的总结。这有利于成人教育学实践的发展，也为成人教育学理论的发展奠定基础。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1950年，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同年9月，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指出，要重视工农干部的文化学习，扫除工农干部中的文盲，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多时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工农干部教育和广大工农的扫盲教育，开创了新中国成人教育的新局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扫盲教育，三年共扫盲的人数达406万人，广泛推行了“速成识字法”，推动了汉字的文字改革。干部教育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实用办学方式，创办了干部业余文化学校、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人民革命大学、工农速成中学、老干部特别班、夜大学等。此外，广大的厂矿企业举办了职工业余教育，采用多种形式对职工传授技术和文化，改变了职工的文化面貌，提高了新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和文化素质，发展了生产力。实践的活力与激情鼓舞着理论工作者，使他们将这些成果变成理论的思考，所以成人教育学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工作经验的总结与反思上。这也成为中国成人教育学的初心。

（二）不忘使命，坚持国家战略为基础的成人教育学科建构

成人教育学科体系具有国家主导的性质，这个新学科建什么，如何建，在相关的政策和文件中都有了具体的规定。从教育指向的大众性、教育主体的民众性、教育对象的广泛性、教育空间的灵活性、教育形式的多样性到教育门类的互通性，都有不同阶段的政策作为基础和动力，与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的崛起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有新生国家的欣喜和稚嫩，也有新生国家的追求和理念，为后来的成人教育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成人教育学始终围绕民主政权建设、国民经济复苏、解放生产力、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主轴而展开，始终把发展教育事业作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开创国家经济建设新局面的重要依靠，在实践和思想理论上都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在成人教育学研究过程中，广大研究者充分认识到，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的发展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素质。教育形式也日益多样，针对工农干部的需要，业余教育、函授教育等多种教育形式应运而生。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我国成人教育实践如火如荼地进行。所以，成人教育研究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响应与号召，紧跟时代步伐，贯彻执行国家方针政策，呈现出相应的成人教育学科发展的特点。

（三）不忘本土，坚持弹性学习制度的成人教育学科特色

成人教育实践的途径和方式为：生产与劳动相结合，正规与非正规的教育形式打通；教育不仅要为胜任工作做准备，而且使人们应对社会提出的各种挑战。其中包括所有不同类型的生产劳动，使社会在更高的物质文明水准上进行文化创造，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准，增进人类的福祉与尊严，所以这个阶段的弹性学习制度成为主导。比如，扫盲教育政策与农村互助合作政策的结合，是那个阶段扫盲教育政策关注农民扫盲教育、农业发展及经济建设的体现。1953年，我国开始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把小农户逐步联合起来，运用新的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形成农村互助合作组（社）。1949—1956年，我国农业合作化经历了试办初级社、普遍建立初级社、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发展历程。在此过程中，党和政府意识到必须依靠群众进行农村合作化，依靠群众又不得不关注群众的文化水平，因此改变农村落后的文化状态也成为迫切任务。于是，相关部门把扫盲教育纳入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规划中。1954年10月16日，《教育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关于1954年冬学工作的指示》就农民学习提出具体要求；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对教育部党组〈关于第一次全国农民业余文化教育会议的报告〉的批示》提出，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和农业生产与扫除文盲相结合。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处于农业占主导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农村人口占到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文盲也集中在他们之中。农村互助合作化运动的兴起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必然需求，重点关注农民扫盲教育也是当时扫盲教育完成的必要任务。因此，农村互助合作政策与扫盲教育政策的结合就成为必然趋势。

成人教育在总体目标上，要按照社会发展的需要注重对社会的适应性，我国当时的两种教育制度正与成人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规格相一致。不仅如此，成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也为我国当今岗位培训和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四）不忘政治，坚持规范教学制度的成人教育学科坚守

1956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全国颁布的《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指出：“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地有计划有步骤地扫除文盲，使广大劳动人民摆脱文盲状态，具有现代的文化，这是我国文化上的一个大革命，也是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极为重大的政治任务。”1949年以后，我国的业余教育方针是“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这个“正规”不是指讲究学习形式、学习地点和上下课的种种规矩，而是指农村扫盲工作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规章制度，对扫盲目的、动员政策、扫盲标准、课程、学制、教学经费、教学考核、教学公约、教材都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第一，在课程设置上，它规定政治课、识字课为主要科目，规定扫盲群众的日常生活秩序和社会实践。第二，在扫盲标准上，国家根据经济、文化、生产技术发展和社会要求进行规定与变更。1953年11月，全国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提出农民应认识1000个常用汉字，能阅读通俗书报，能写常用便条、收据。1956年3月，《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提出将识字量提高到1500字，增加适当的珠算内容。第三，在教材编写上，根据群众所需，教育部除统一编著《农村日用杂字》《实用四言常识》《农民语文课本》《算术课本》外，还要求各地区有相应的补充教材；出版《学文化》《扫盲通讯》等杂志，提倡“书报下乡”，建立农村阅览室、图书馆配合扫盲工作。第四，在师生关系上，规定两者应紧密配合，要求教员了解学员的性格特征，切实关心他们的疾苦，要求学员积极学习，配合教员的工作，对优秀教员、学员进行适当的奖励。第五，在学习、考试制度上，它有学习公约、学习纪律、分班、分级、考试、测验、记分、升级、留级、结业、毕业等某种程度上较为完善的教学制度。少数地方还采用选科分班、分科结业、单科进行或者两科并进的办法，平常进行测验，最后进行考试，由政府给成绩合格者发识字课学习的毕业文凭或单科文凭，正式脱盲。

这些规范的教育制度也为成人教育学科注入了规范之源、自信之源。这种新的教育制度的实施，内在的规律性在哪里？如何能够更有效？如何能够更好地满足这些特殊学习群体的需要？这些是成人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更是成人教育理论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六、成人教育学科发展的反思

实践的高度和水平决定了理论的高度和水平。从理论研究来看，针对成人教育实践活动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的行动研究最为普遍，经验总结性的研究成果也不少，但有关成人教育理论与学科体系的研究寥寥无几，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成人教育研究的学术水平而言，差距较大。这种状况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有了根本的改变。[39]

（一）缺乏专业的研究团体和机构

成人教育学科有自身的特殊性，它的基因与相关制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政策规定框架体系、核心理念和价值诉求。频繁出台政策，但是成人教育学的理论研究滞后，要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和成人教育发展的迫切要求，迫切需要研究主体的多元化。从初期来看，虽然成人教育研究主体涉及的行业较广，但是专业的研究人员很少，而且大多数的专业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一线的实践者，高校的教师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参与较少，影响了理论的先导作用。研究主体要实现多元化，一方面应进一步充分发挥成人教育学会学术研究团体和成人教育研究机构的学术研究与交流功能，发挥专业成人教育团队的核心骨干作用；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提高社会对成人教育的关注程度，改变传统观念，调动社会各界相关人士，特别是一线的成人教育工作人员，以形成更强大的研究力量，加快成人教育研究的发展步伐。

（二）注重经验描述，有待科学化

成人教育研究仍然过分注重经验总结，忽视先进的理论引导，其理论积淀极为匮乏。我国成人教育学的相关研究大多是对我国成人教育实践，如扫盲教育、干部教育、职工教育等的简单梳理和记载，渗透其中的方法大都是一些简单常见或者各学科通用的具体方法，如调查法、问卷法、访谈法等，还没有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对成人教育进行理论上的阐述和演绎。这一问题固然与成人教育发展时间短、研究群体不成熟密切相关，更与成人教育研究领域缺少理论兴趣及长远的战略眼光，缺乏研究方法的关照和研究范式的推广直接相关。

与此相比，国外成人教育的科学研究却显得非常活跃，并有了一定的丰厚积累。专家认为，国外成人教育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的历史大致可划分为起步、发展与转型三个时期，即成人教育问题与理论研究的起步期（20世纪20年代以前），成人教育研究发展与成人教育学科形成期（20世纪20—60年代），成人教育理念转型与成人教育理论研究、学科发展“走向成熟”期（20世纪70年代至今）。从国外成人教育学科的发展情况就可以看出，其理论的成熟要在我们之上。

我国成人教育学研究还处在探索阶段，成人教育学科理念初步形成，成人教育学科门类初步建立，成人教育学科特点也初步彰显，为以后成人教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重要而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