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资本与利润

社会财富的增减不仅决定了劳动工资的增减,也决定了资本利润的增减,但财富状态对两者产生的影响却大不相同。

资本增加提高了劳动工资,同时也降低了雇主的利润。如果许多富商都在同一行业投入了资本,那么这一行业的利润势必会因为激烈的竞争而降低;如果这种资本增加扩大到社会各行业,那么所有行业的利润也都会因为竞争而降低。

前文已经说过,我们不容易确定某一特定地方在某一时间里的平均劳动工资,只能确定普通劳动工资。可现在,我们甚至连普通资本利润都很难确定。因为,资本利润的变动非常大,经营某个特定行业的人都未必能说出他每年的平均利润有多少。影响利润的因素不仅有商品价格的变动,还有竞争者的多寡、顾客的购买欲望、商品在运输或储存过程中遭遇意外事故的多少等。所以,利润率是时时刻刻都在变动的,我们很难确定一个大国各行各业的平均利润,更不可能相当准确地确定以前或现今的资本平均利润。

不过,我们虽然不能相当准确地确定以前或现今的资本平均利润,却可以通过货币利息略知其梗概。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在使用货币所获较多的地方,对于货币的使用,通常支付较多的报酬;在使用货币所获较少的地方,对于货币的使用,通常支付较少的报酬。由此,我们可以确信一点:一国市场一般利息率的变动,必然会影响该国资本的一般利润。利息率下落,利润必然随之下落;利息率上升,利润必然随之上升。我们可以通过利息率的变动情况来了解利润的变动情况。

亨利八世第三十七年颁布法令,一切利息率不得超过10%。由此可见,以前的利息率曾经达到过10%以上。其后,爱德华六世由于热心宗教,禁止了一切利息。不过,据说这种禁令就像其他相同性质的禁令一样,不但没有减少高利贷的弊害,反而增加了高利贷的弊害。于是,伊丽莎白女王第十三年颁布的第八条法令,又重新恢复了亨利八世的法令。

此后,法定利息率一般都是10%,直到詹姆士一世第二十一年才降到了8%,复辟后不久又减到了6%,安妮女王第十二年甚至减到了5%。这些法律规定的市场利息率,都是在良好信用者借款之后而不是之前规定的,因而看来极其适当。自安妮女王时代以来,法定利息率一直是5%,这似乎要高于市场利息率。在此之前,政府的借款利息率一直是3%,而首都及其他许多地方的一些良好信用者的借款利息率则达到了3.5%、4%、4.5%。

自亨利八世以来,我国的财富与收入似乎在逐渐增加,而且增加得越来越快。在这期间,劳动工资也在不断增加,而大部分工商业的资本利润却在减少。

在大都市经营一种行业,往往比乡村需要更多的资本。各种行业上所使用的资本的庞大和富裕的竞争者人数的众多,是都市资本利润率一般低于农村资本利润率的原因。都市的劳动工资一般也比农村高:拥有大量生产资本的人,往往不能按他们所需要的人数雇到劳动者,所以他们互相竞争,这样就抬高了劳动工资而减低了资本利润。而在那些偏僻的地方,由于雇主没有充足的资本来雇用全体劳动者,一般人民宁愿压低劳动工资也要获得职业,这样就增加了资本利润。

苏格兰的法定利息率和英格兰一样高,但市场利息率却比英格兰更高一些。在苏格兰,即使是良好信用者借款,其利息率也不能少于5%。就连爱丁堡的一些私立银行,兑现全部或部分期票,也可以享受4%的利息。而伦敦的私立银行,对于存入的资金不付一点利息。在苏格兰,几乎所有行业的经营资本都比英格兰少。因此,苏格兰的普通利润率要高于英格兰。我们知道,苏格兰的劳动工资是低于英格兰的。不仅如此,苏格兰还比英格兰穷得多,尽管苏格兰的社会也在明显进步,但其前进的速度却比英格兰慢很多。

18世纪的法国,其法定利息率一般是不受市场利息率支配的。法国的法定利息率,在1720年从5%落到了2%,而1724年则提高到了33%,1725年又恢复到了5%。1766年,拉弗迪执政,这一法定利息率又减到了4%。后来,神父特雷执政,这一法定利息率恢复到了原来的5%。

政府之所以强行抑制法定利息率,其目的在于减低公债利息率。他们也确实达到了这一目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法国或许不像英国那么富裕。一般情况下,法国的法定利息率低于英国,市场利息率却高于英国。这是因为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一样,掌握了安全且容易回避法律的方法。据在英、法两国做买卖的英国商人所说,法国的商业利润要高于英国;正因如此,许多英国人不愿把资本投在重商的本国,而愿意投在轻商的法国。法国的劳动工资比英国低。你如果到过苏格兰和英格兰,就可以从这两地普通人民的服装和面色的差异中,充分了解到这两地社会状况的差异;如果你从法国回到英国,就会觉得这种对比更加鲜明。法国明显比苏格兰富裕,但其进步速度却明显没有苏格兰快。对于苏格兰,人们甚至普遍认为,它正在退步。但是,这种见解明显是没有根据的。如果一个人在二三十年前到过苏格兰,而如今又到那里视察,那么他绝不会抱有这样的观点。

反之,就领土面积及人口比例来说,荷兰比英格兰富裕。在荷兰,政府的借款利息率是2%,良好信用者的借款利息率是3%。据说,荷兰的劳动工资也高于英格兰。我们知道,荷兰人经营生意所获利润,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低。许多人说,现在的荷兰商业正在衰退,这种情况确实在某些商业部门中出现过。

但是,从上面所说的征候中,我们能看出该国的所谓“商业衰退”似乎又不同于一般的商业衰退。当利润减少时,商人们往往会埋怨商业衰退;可是,利润减少恰恰是商业繁盛,也就是所投资本比以前更多的自然结果。荷兰人趁着近期的英法战争,获得了法国全部的运输业务,直到今日也没有完全退出。此外,荷兰人还拥有英法国债这一大宗财产。据说,单是英国的国债就大约有4000万镑。不过,我认为这一数额可能没有这么大。而且,荷兰人还以高于本国的利息率,把巨额资金贷给国外的个人。

从这些事实来看,荷兰无疑是资本过剩。或者说,他们投在本国适当生产上的资本,已经超过了这些资本能够得到相当利润的限度,但并不代表商业衰退。当经营特定行业所能获得的私人资本,增加到再投入这一行业也不会获得更多利润时,仍然可能有更多资本继续投入。大国的资本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在我国、北美及西印度的殖民地,劳动工资、货币利息以及资本利润,都比英格兰高。各殖民地的法定利息率和市场利息率大致是6%~8%。不过,在新殖民地,高劳动工资和高资本利润同时存在。这种现象是新殖民地特有的,其他地方很少见。在一定时期内,新殖民地资本对领土面积的比例、人口对资本的比例,必定会低于大多数国家。他们所有的土地,多于他们资本所能耕作的土地,所以,他们只好把资本投在土壤肥沃、位置适宜的海滨,以及可航行河流的沿岸各地上。此外,这类土地的价格,往往低于其自然生产物的价值。所以,为购买并改良这类土地而投下的资本,必然能产生极大的利润,因而使他们能够支付非常高的利息。如果购买并改良这类土地,就可以获得极大的利润。投在这种有利用途上的资本迅速积累,很快使新殖民地的雇工人数变得供不应求。这样,农业家们付给新殖民地劳动者的工资也就水涨船高。但是,随着殖民地的扩展,资本利润逐渐减少。由于土壤肥沃、位置适宜的土地已经被全部占用,耕作较差的土地所能获得的利润也就少了,用在土地上的资本,也只能提供较低的利息。正因如此,我国18世纪大部分殖民地的法定利息率和市场利息率大大降低。利息在财富增加、工作改良及人口增长等的影响下明显降低。与此同时,劳动工资却没有和资本利润一同跌落。劳动需求随着资本增加而增加,不受资本利润的影响。尽管利润减低,资本却不但继续增加,而且比以前增加得更为迅速。在这一点上,勤劳的国家和勤劳的个人都是一样的。大资本的利润虽低,但增加速度却比高利润的小资本更加迅速。

俗话说,钱生钱。既然已经挣了一些,就不愁赚不到更多。难的是怎么挣到最初的那点钱。资本增加和业务增加(即对有效劳动需求的增加)的关系,我在前面已经进行了部分说明,后面我将在论述资本积累时对此进行详细说明。

新领土的获得或新行业的开展,哪怕是财富正迅速增加的国家,也会因此提高资本利润、增加货币利息。由于该国的资本满足不了这些新领域的需要,所以它只能选择那些利润最大的行业去投资。而能够满足这些新行业的资本,必须是以前投在其他行业、现在又被撤回来的一部分资本。这样一来,旧行业的竞争就不会像以前那样激烈,各种货物的市场供应量也会跟着减少。

货物的供应量减少,势必会或多或少地抬升货物的价格。于是,经营者的利润就会更大,其借入资金的利息率也会比以前更高。在英法战争结束不久的近期,良好信用者,甚至是伦敦一些大商号,借款的利息率一般都是5%。而他们在战前所付的利息,一般都没有超过4%或4.5%。这种现象并不是英国资财减少的结果,而是我国在占领北美和西印度之后,领土与商业市场增加的结果。由于增加了很多新业务,而资本还是原来的那些旧资本,所以很多行业的资本量必然会因为增加的新业务而减少。结果,那些旧行业的竞争就会趋于缓和,所以其利润也必然会增加。因此,我相信英国的资财并没有因为战争的巨大费用而减少。至于原因,我将在后文进行说明。

但是,社会资财即维持产业的资金的减少,使劳动工资降低,因而使资本利润以及货币利息增高。劳动工资降低,剩余的资本所有者以货品形式向市场提供的资金就比以前少了,他们出售货物的价格也更高了。花费的工资较少,货物的售价反而更高,这使得农业家的利润大幅增加,利息也就跟着升高了。

在印度、孟加拉国等英属殖民地,非常容易且快速地获得巨大资产这一事实证明,贫苦地方有非常高的劳动工资、非常大的资本利润、非常高的货币利息。在孟加拉国,农民借入资金的利息率往往高达40%、50%甚至60%,并以下一期的收获物为抵押。能够担负这种高利息的利润,必然侵占地主的几乎所有地租,而这样高的利息,也必然侵占利润的大部分。罗马共和国衰亡以前,各地由于总督涸泽而渔的暴政,似乎也有着同样高的利息率。我们从西塞罗15的书简中得知,即使是有道德的布鲁塔斯,也曾经在塞浦路斯岛借过款,而且利息率高达48%。

如果一国已经把它的土壤、气候和相对位置都充分利用了,那么它所获得的财富也就基本上不可能再增加了。如果它还处于尚未退步的状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它的劳动工资及资本利润可能会非常低。如果一国的人口已经完全达到其领土或资本所能维持的限度,那么该国这时的职业竞争也必然相当激烈。这样,劳动工资就会降低到只够维持现有劳动者生计的水平,人口也会非常稠密,不可能再增加。如果一国的资本超过了国内各种必须经营的行业所需要的资本,那么各行业所使用的资本就达到了其行业性质和范围所允许的限度。这样,各地的竞争就会大到不能再大,其利润会降到不能再低。

不过,似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民财富曾达到这种程度。长期处于静止状态的中国,也许在许久以前就已经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富有程度。如果中国改变法制,那么它的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允许的限度可能要大得多。一个忽视或鄙视国外贸易、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一两个港口的国家,不可能经营在不同法制下的多种交易。

此外,一个富者或大资本家享有很大程度的安全,而贫者或小资本家却不但不安全,还随时可能被下级官吏以执行法律的借口而强行掠夺的国家,其国内投在各行业的资本,将难以满足其行业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限度。无论是在哪种行业,如果贫者被压迫,那么富者必然会垄断该行业,并由此获得极大的利润。所以,在中国,资本的普通利润必须足够担负据说是高达12%的普通利息率。

如果一国的法律有缺陷,那么它的利息率,有时可能会因此而大大增高到超过其贫富状况所需的程度。它的法律如果不强制人们履行契约,那就使一切借款人所处的地位,和法制修明国家中破产者或信用不好者的地位相差不远。当破产者向出借人借款,而出借人又不确定能不能收回借款时,出借人就会向破产者索取借款时通常需要支付的高利息。在侵略罗马帝国西部的未开化民族中,契约大多是靠当事人的信誉来履行的,王朝的裁判很少过问。当时的利息率之所以那么高,恐怕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但是,如果法律完全禁止利息,那么同样无法达到理想的效果。许多人会借入资金,而出借人则会向借款人索取相当的报酬,还会为了回避违反法律的风险而向借款人要求相当的补偿。孟德斯鸠说,伊斯兰国家的利息率之所以如此之高,与他们的贫穷没有任何关系。一是因为法律禁止利息,二是因为借出的款项很难收回。

由于投资很容易遇到意外损失,因此最低的普通利润率必须在除去这个意外损失的基础上还有剩余。这一剩余是投资者的纯利润或净利润。普通所谓总利润,除了包含这种剩余以外,还包含为补偿意外损失而保留的部分。借款人所能支付的利息,只与纯利润成比例。

即使非常谨慎地出借资金,也可能遭受意外损失。因此,最低普通利息率和最低普通利润率一样,也需要在除去借贷容易遇到的意外损失的基础上还有剩余。当然,如果借款者出于慈善心或友情出借资金,那么他也可以不收取这笔利息。

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财富已经达到了顶峰,而且投入各行业的资本都达到了最大限度,那么该国的普通纯利润率,以及这种利润能够负担的普通市场利息率就会很低。这样一来,能够靠货币利息而生活的人就只有大富豪了。小有产者和中等有产者不得不亲自监督自己资本的使用状况。几乎所有人都得成为实业家,都有从事某种产业的必要。荷兰的现状与此相似。在那里,只有实业家才算时髦人物。几乎所有人,都因为生活需要而习惯于经营某种行业。这一习俗支配了当地的时尚:不穿和别人同样的服装,会成为笑柄;不和别人同样从事实业,也会成为笑柄。如果一个无所事事的游惰者置身于一群实业家当中,那么他一定会像一个置身于军队的文官一样尴尬,甚至还会被人轻视。

最高的普通利润率,也许是除去大部分商品价格中的地租部分之后,仅剩的足够支付商品生产及上市所需的最低劳动工资。地主要想让劳动者从事工作,总得设法养活他们。但是,劳动者维持生存所需的费用,未必都是地主给付的。东印度公司职员在孟加拉国经营商业的利润,恐怕与这最高率相差不远。通常情况下,利润升降必定会影响到市场利息率对普通纯利润率的比例。在英国商人眼中,适中且合理的利润是利息的两倍。我想,所谓适中合理的利润,不外就是普通利润。如果一国的普通纯利润率为8%或10%,那么借款经营者将其利润的一半作为利息返还给借款人或许是合理的。担负资本风险的是给出借人保险的借款人,而不是出借人。在大部分行业,补偿不辞辛苦运用资本且担负这种保险所冒风险的足够报酬,是4%或5%的普通纯利润率。但是,如果一国的普通利润率很低或很高,那么其利息和纯利润的比例就不可能像上述情况那样。如果利润率很低,利息可能就不足利润的一半;而如果利润率很高,其利息就可能会超过一半的利润。

如果一国财富迅速增加,那么其高劳动工资可以用许多商品的低利润来弥补。若是这样,它们的商品售价就能够与繁荣程度和劳动工资都较低的邻国的商品一样低廉。

实际上,高利润比高工资更能抬高生产物的价格。比如,如果麻布制造厂的梳麻工、纺工、织工等的日工资都能提高2便士,那么一匹麻布在价格上必须增高的数额,就等于2便士与生产这匹麻布的工人数、工作日数的乘积。商品价格中的工资部分会随着制造阶段的推进以算术级数增加。但是,如果所有雇主的利润都抬高了5%,那么商品价格中的利润部分,就会随着制造阶段的推进以几何级数增加。也就是说,梳麻工的雇主卖麻布的价格,是雇主所垫付材料和工人工资的全部价值再增加5%之后的价格。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纺工和织工的雇主。

所以,工资增高对商品价格抬高所起的作用,就像单利对债务积累所起的作用一样;而利润增高所起的作用,却像复利一样。高工资提高了物价,从而减少了国内外商品的销路,所以英国商人和制造者都对高工资的“恶果”大发牢骚;但他们对提高利润的“恶果”却只字不提。对于由自己得利而产生的恶果,他们保持沉默。他们只对他人得利而产生的“恶果”大喊大叫。


15 古罗马著名政治家、演说家、雄辩家、法学家和哲学家,因善于雄辩而成为罗马政治舞台的显要人物。公元前63年当选为执政官,在后三头政治联盟成立后,被三头之一的政敌马克·安东尼派人杀害。——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