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或许，你们可能会问，我们请你来谈谈妇女与小说——然而，这和自己的房间有什么关系呢？我就和大家说一说这其中的原因吧。当我收到邀请，来谈谈妇女与小说这个主题时，我就坐在岸边，开始研究这几个字眼的确切含意。我也许可以简单评论一下范妮·伯尼[1]的小说，对简·奥斯汀[2]再多说上一些，然后再称赞一下勃朗特姐妹[3]，对冰雪覆盖的霍沃斯牧师寓所做一个大概的描述，若有可能，再拿米特福德小姐[4]打趣一番，然后恭恭敬敬地引用上几句乔治·艾略特[5]经典原文，再提一下盖斯凯尔夫人[6]，这样就可以大功告成。但转头一想，这几个字可不是那么简单。妇女与小说这个主题，可能是要谈谈妇女以及她们的形象——这或许才是你们的本意；要么，也可能是要说说妇女和她们写的小说；不然，就是聊聊妇女和那些描写她们的小说。抑或是，这三者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而你们想让我从这个角度来思考这一话题——这种方式倒是最为有趣，可我很快就发现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我永远也无法得出结论。我知道，我永远也不能履行一个演讲者所应尽的首要责任——让你们在一个小时的访谈之后，能在笔记中记下纯粹的真知灼见，可以永久地留存在壁炉台上。我所能做的，只是在一个次要问题上向大家谈谈我的看法：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的话，那她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正如你们看到的那样，妇女的天性和小说的真谛这类重大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不过，稍作补偿，我打算尽其所能，向大家解释我是怎样得出关于房间和钱这一观点的。我会把导致我产生这个想法的思路向诸位原原本本、毫不掩饰地讲明。也许，如果把我的观点背后的种种想法，或者说种种偏见，向大家原原本本地一一说明，你们就会发现，这和妇女与小说都有某些关系。不管怎么说，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牵扯到性别的任何问题都是如此——很难指望有谁能说出些真知灼见来。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把自己如何得出某些观点——不管这观点是对是错——老老实实地把它讲出来。我也只能让听众觉察到演讲者的局限、偏见、癖好之后，从而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小说倒有可能比事实包含更多的真相。因此，我打算利用自己身为作家的自由和特权，把我来这儿的前两天里发生的事情跟大家谈谈，在知晓你们所给的这个话题之后，我是如何的不堪重负，如何的绞尽脑汁。我在日常生活的里里外外，都在为此费尽心思。显而易见，我接下来所描述的一切纯属虚构：牛桥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合称）只是杜撰，芬汉姆学院也是一样，所谓的“我”也不过是为了方便起见所给的称谓，并非真实存在的某人。“我”也会信口开河，但有些真相会和谎言混淆在一起，这就需要你们自己来细心甄别、去伪存真，再由你们自己决定，哪些话值得牢记在心。倘若没有，你们当然可以把这些整个儿丢进废纸篓，将其统统抛在脑后。

话说一两周前，那是十月里的一个好天气，我（姑且叫我玛丽·贝顿，玛丽·塞顿，玛丽·卡米克尔，或是随便你们，想叫什么叫什么——这都无所谓）坐在河边，想事情想得出神。妇女与小说这个话题，那可是我肩上的重负，已经压得我抬不起头来，这个话题一提起就会激起各种偏见和冲动，我还不得不为之下一个结论。我的左右两边长着一丛丛灌木，有的金黄，有的绯红，斑驳闪亮，鲜艳夺目，看上去仿佛熊熊燃烧的火焰。河对岸，杨柳垂绦，随风拂动，似乎在无休无止地轻声啜泣。天空、桥梁，还有岸边那红彤彤的树丛在河水中的倒影清晰可见。一位大学生划船而过，倒影被冲碎了，再次合拢起来，一切如初，好像这个学生从未来过一样。在那里，一个人似乎可以一坐一整天，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思考——不妨给它一个更加高雅的称号吧——把它的钓线沉入这涓涓的河流之中。一分钟又一分钟，钓线在倒影和杂草间摆晃，上下沉浮，随波漂动，到最后——你们知道，就那么轻轻一拉——钓线猛地一沉，一团思想便凝聚起来，上了钩。然后，再小心翼翼地将它摆放在草地上。我的这个思考过程，看起来那么微不足道，那么无足轻重，就像一条小鱼，精明的渔夫会把它丢回河里，让它长得更肥大些，直到有朝一日，可以下锅上菜，让人大饱口福。现在，我不想拿着这个想法来让你们费神伤脑，然而，如果你们仔细留心的话，便可以从我下面的讲说中，感受到这一思考过程。

但不管我的想法有多渺小，都和同类一样，具有其独特的神秘性质：只要重新放回脑海里，它就立刻变得令人兴奋，并且意义非凡。它时而猛冲下沉，时而东游西窜，让人思想上感到汹涌澎湃，上下波动，静坐细思断无可能。我就是这样，快步跑起来，不知不觉中踏进一块草坪。刹那间，一个男人的身影便出现在我面前，拦住了我的路。一开始我也不明白，这个家伙看上去稀奇古怪，外面套着件白天穿的燕尾服，里面却搭了件晚上穿的白衬衫，原来是在对我做手势。他面露恐慌，表情愤怒。幸好是直觉而不是理性提醒了我，他是教区执事，我是女人。这里是草坪，那里是路。只有研究员和学者才可以踏上草坪，而我只能走碎石小路。这些念头瞬间闪过我的脑海。等我回到那条小路，教区执事的胳膊就放了下来，脸上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碎石小路走起来是没有草地舒服，但也没什么大碍。不管什么大学的研究员或是学者，我所能提出的唯一控诉就是：为了保护他们这片被踏了三百年之久的草坪，却把我的小鱼吓得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我现在已记不起来了，让我如此大胆地擅闯草地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想法。安宁的心灵就像一片祥云从天而降，它会降落到什么地方呢？那准是在这个美好的十月清晨，降落到牛桥大学的庭院和四方形的广场上。漫步在大学里那一条条古老的走廊上，现实的不快似乎也烟消云散了。身体似乎被容纳在一个神奇的玻璃房子里，任何声音都不能穿透这个房间，而心灵也摆脱了世间的纷繁复杂（除非你又擅自闯入那片草地），可以自由自在地沉浸在与此时此刻正相宜的冥想里。好像某种机缘一般，不经意记起的某篇旧文中提到的假日重访牛桥大学的经历，又让我想起了查尔斯·兰姆[7]——萨克雷[8]把兰姆的一封信放在额头，尊称他为：圣查尔斯。的确如此，在所有去世的前辈中（我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兰姆是最和蔼可亲的一位。人们不禁想问他：“那么请告诉我，你是怎么样写随笔的呢？”我觉得，他的随笔要比马克斯·比尔博姆[9]更胜一筹，尽管比尔博姆的散文造诣很高，尽善尽美，但他那狂野的想象力，行文中迸发出的天才式的闪电般的灵光，使他的散文出现了瑕疵或者说是缺陷，不过，倒是处处闪耀着诗意。大概一百年前，兰姆来到了牛桥大学。他确实写下了一篇随笔——名字我记不清了——内容讲的是，他在这里看到了弥尔顿[10]的一首诗的手稿。那首诗大概是《利西达斯》，而兰姆写道，当他想到《利西达斯》诗作中的字词可以更改时，感到大为震惊。弥尔顿对这首诗进行了改动，在兰姆看来，这种事情连想一想都是一种亵渎神灵的行为。我也尽力在脑海里回忆这首诗中的字句，去揣测哪个字是弥尔顿更改过的，为什么要这样改，这对我来说却是乐趣。接着我便想到，兰姆所看过的那份手稿近在咫尺，倒可以追随兰姆的足迹，穿过四方院，到那家著名的图书馆，便可以一睹珍藏多年的那件宝贝。当我把这个想法付诸实施的时候，我还想到一件事，正是这家著名的图书馆，还保存着萨克雷的《埃斯蒙德》手稿。《埃斯蒙德》被评论家誉为是萨克雷最完美的小说。可是我记得，这本书矫揉造作的文风，以及它对18世纪写作风格的模仿，只会让人觉得束手束脚，除非对萨克雷来说，18世纪的风格的确算得上自然——看看手稿便可证实这一点，到底是萨克雷修饰了文风，还是丰满了文意。但是另一方面，要先分清什么是文风、什么是文意才行，这个问题——刚想到这儿，此时我已经站在那扇通往图书馆的大门前了。我一定是打开了那扇门，因为这时一位满头银发、看似和蔼的绅士走了出来，挡住我，他就像一位堵路的守卫天使，只是他张开的并非一双白翼，而是一袭黑袍。这位绅士一边不以为然地挥手，示意我回去，一边声音低沉、略带遗憾地告诉我，女士不得入内，除非有学院的研究员陪同或者带有介绍信。

来自一个女人的诅咒，对一所著名的图书馆来说，完全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它庄严肃穆，把宝贝全都安全地锁在怀里，心满意足地酣睡着。不过对我而言，它将永远这样沉睡下去。我怒气冲冲地走下台阶，发誓永远不会惊扰它的好梦，永远不会再次要求它的款待。距离午餐还有一个小时，那我还能做些什么？在草坪上走一走？到河边坐一坐？当然，十月的上午秋高气爽，红叶飘落遍地，散步或闲坐，都不是什么苦差事。一阵音乐声又传到了我的耳边。应该是有人正在做礼拜或是举行什么庆祝活动。当我经过教堂门前时，管风琴奏着如泣如诉的庄严乐曲。那基督门徒的哀悼，从安宁静谧的空气中传来，更像是对忧伤的回忆，而不是忧伤本身。甚至连那古老管风琴的哀鸣，也被这片安宁恬静所融化。即使我有这个权利，我也不想推门进去，教堂执事大概又会把我拒之门外，向我索要受洗礼的证明或者教区长开具的介绍信。不过这些宏伟壮丽的建筑物外观之美通常毫不逊色于其内部之美。除此之外，看教堂的集会也挺有趣的，会众从教堂的大门进进出出、忙忙碌碌，就像一群蜜蜂拥在蜂巢的入口。大多数人身披长袍、头戴方顶帽；有些肩上披着毛皮制的穗带；另一些坐在轮椅上被人推着；还有一些，虽然未过中年，但脸上已起了褶子，似乎被劳累压得奇形怪状，让人不由得想起水族馆旁的沙滩上费尽力气、喘着粗气、爬来爬去的那一只只硕大的螃蟹和龙虾。我斜倚在墙上，眼前的大学顿时就像一个庇护所，保存着各类稀有物种，若是把他们全部丢在斯特兰德大街的人行道上，让他们为生存而战，恐怕早就一命呜呼了。有关以前的系主任和学监的陈年旧事又在我脑海里浮现，在我鼓足勇气吹响口哨之前——据说，当时一听见口哨声响，那些老教授会立刻拔腿就跑——那些令人尊敬的会众早已进了教堂，只留下教堂的外墙供人观瞻。你们知道，那教堂的穹顶和尖塔夜晚点亮了灯，在几英里之外山的那头都看得见，就像远方一艘总是在航行却从不靠岸的帆船。不妨设想一下，曾几何时，这块方形广场，还有整齐的草坪，以及宏伟的建筑物和教堂，都是沼泽湿地，当时荒草连天，野猪拱土觅食。我想一定有一队队的牛马拉着四轮货车，把一车车的石头从遥远的乡村拉过来，然后一群群的工人费尽千辛万苦将大石头一块一块地砌好，我才得以在这灰色的长石旁纳荫乘凉。还有油漆工给窗户安装玻璃。几百年来经常有泥瓦匠带着铁铲泥刀，在穹顶上涂抹油灰水泥。每逢周六，一定有人从皮制的钱袋里把金币、银币倒进那些老工匠们手里，他们才能在晚上喝酒和玩撞九柱戏的游戏。我想，那金币银币一定如潮水般源源不断地流进这座院子里来，只有这样，一车车的石头才能运进来，泥瓦匠才能不停地忙碌着：平地、开沟、挖掘、排水。不过那时还是信仰时代，金银财宝滚滚而来，这些石头就变得根深蒂固了。当房屋建好以后，更多的金银从国王、王后以及王公贵族的金库里流出来，以确保这里能颂歌长传、诲人不倦。有人赏赐土地，有人缴纳税费。而当信仰时代结束，理性时代来临，金币银币依然长流不息：既设置了研究员的奖学金，又增添了讲师的岗位。只是那些出钱的不再是国王，而是换成了商人和工厂主，那些靠工厂发财的人。他们在遗嘱中，把一部分财产慷慨地捐赠给他们学到本事的大学作为回报，因而大学添置了更多席位，请来了更多的讲师和研究员。因此，今天便有了图书馆和实验室，有了天文台，有了现在立在玻璃架上价格昂贵、做工精密的高级设备。而这里，几个世纪前，也曾荒草连天，野猪拱土觅食。我在这庭院里信步闲逛，的确如此，脚下金币与银币夯实的地基足够深厚，建在那荒草之上的人行道路也足够结实。头顶浅盘的男人们匆忙地从一个楼梯走向另一个楼梯。艳丽的花朵在窗口花坛里盛放。留声机响亮的旋律从屋内传来。不去细思是不可能的——但不管想到什么，也只能到此为止。钟敲响了，吃午饭的时间到了。

让人奇怪的是，小说家总有办法让我们相信，午餐聚会让人怀念，想必是有人在餐桌上说了什么妙趣横生的话、做了什么聪明睿智的事。但他们对于所吃的食物只字不提，对鲜汤、鲑鱼和乳鸭避而不谈，这已成了小说家的惯例之一，就好像鲜汤、鲑鱼和乳鸭根本不值一提，就好像未曾有人吸过一支雪茄喝过一杯红酒一样。然而，我要在这里冒昧地挑战一下这个惯例，告诉你们，这次午餐先上的是比目鱼，盛在一个深沿的盘子里，学院的厨师在上面浇上了一层雪白的奶油，只零星露出些褐色印记，像雌鹿肋腹上的斑点一般。接着上来的一道菜是鹧鸪，但是如果你们以为那是一两只棕色的、褪了毛的鸟，那你们可就大错特错了。这道鹧鸪肉做法众多，色泽各异，口感不同，一并端上的，还有调味汁和凉拌菜，不论是辛辣还是香甜，都井然有序。配菜里的土豆片薄如硬币，不过没硬币那么硬；而球芽甘蓝好像玫瑰花芽，但又更加鲜嫩多汁。烤鹧鸪及配菜刚刚用完，那位静候一旁的男仆——也许就是教区执事本人——表情较先前温和了许多，将餐后的甜点端了上来，餐巾环绕在四周，白糖宛若从水中翻涌而出的浪花。倘若把它叫作布丁，从而把它和大米、淀粉联系起来，就未免不够风雅了。与此同时，玻璃杯中的酒，饮空了又斟满，这酒的颜色，就在淡黄与烈红之间交错。小酌几杯之后，我们会感到灵魂之所在——脊柱中央，逐渐被点亮，不是那种刺眼的、闪耀的灵光，那灵光只能在我们的唇舌之间进出，而是一种更深邃、更敏锐也更隐秘的理性之火，在人与人的理性交流中燃起的金色火焰。不必匆匆忙忙，不必光彩照人，不必成为别人，只做自己。我们都会升天，且与凡·戴克[11]为伴——换句话说，就像现在，点上一支好烟，靠在软垫上，坐在窗边，生活多么美好，回报多么甜蜜，怨恨、不满似乎多么微不足道，唯有友谊相伴、志同道合才值得称颂。

倘若凑巧手边有一只烟灰缸，不必随手把烟灰弹到窗外，倘若事情与实际情况略有不同，我又怎么会看到，譬如：一只没有尾巴的猫，那个突然出现，短了一截尾巴的小家伙悄悄地穿过那方形广场，一下子触动了我的心弦，心境也随之不同，就像有人投下了一道影子，光线的强弱也随之变化。或许那美酒已让我心醉神迷了。我看见那只曼岛猫[12]在草坪中央停了下来，好像它在思索宇宙万物，显然是欠缺了些什么，有些东西不一样了。我一边听着别人谈话，一边问自己：欠缺的是什么，不一样的又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得不想象自己已离开这个房间，回到过去。确切地说，是回到战前，来到了另一场午餐聚会，就在离这里不远的房间里，但那与现在可是千差万别，一切全都变了样。我在想象时，宾客们交谈甚欢，来客众多，大部分人都很年轻，有男人，有女人。一切都很顺利，交谈融洽，轻松自由，惬意风趣。与此同时，我把另一场交谈和眼前的交谈进行比较，毫无疑问，此次交谈即为上次交谈的后代，简直就是其合法继承人。什么也没有改变，没有什么是不一样的，只不过我竖起耳朵，并不是去听他们在说什么，而是在听那话语之外的低沉声音，或者说是气流声。是的，不同就在这里。在战前这样的午餐聚会上，人们聊的话题和现在完全一样，只是他们说起话来，语气却大不一样，因为那时，他们腔调里有一种嗡嗡声，虽然并不清晰，却和谐悦耳，让人兴奋，它改变了话语本身的价值。难道人们可以给这些语调配上文辞吗？或许这只能借助诗人的力量。在我身边摆放着一本书，我随手翻开，完全在不经意间翻到了丁尼生[13]的诗。这里，我听到丁尼生在吟唱：

一滴晶莹的泪珠落下

落在那门前怒放的西番莲花上。

她来了，我的小鸽子，我的爱人；

她来了，我的生命，我的命中注定的人儿；

红玫瑰在呼叫：“她近了，她近了”；

白玫瑰在哭泣：“她来晚了，她来晚了”；

飞燕草在倾听：“我听到了，听到了”；

百合在低语：“我等着她，我等着她”。

难道这就是战前男人在午餐聚会上吟唱的诗句吗？那女人呢？

我的心房，像一只唱歌的鸟儿

它的巢筑在挂满露水的嫩枝；

我的心房，像一棵苹果树

累累的硕果压弯了它的枝头；

我的心房，像七彩的贝壳

它在静谧的海湾嬉水；

我心中的欢乐胜过这所有一切

因为我的爱人已来到我身边。

难道那就是战前女人在午餐聚会上吟唱的诗句吗？

一想到在战前的午餐聚会上，男男女女在低声哼唱这样的诗句，我就觉得非常滑稽，便忍不住大声笑了出来，不得不指着那只曼岛猫来为自己的笑声作托词，那可怜的小家伙没了尾巴，站在草坪中间，看上去确实有点滑稽。它是天生如此，还是出了意外失去了尾巴？这种无尾猫，虽然有人说曼岛上就有，然而比想象中少得多。它是一种奇怪的动物，与其说是美丽，倒不如说是新奇。一条尾巴竟会产生如此大的区别，真让人匪夷所思——你们也知道，这类话不过是要等到午餐聚会曲终人散，大家各自去取大衣、帽子时所说的。

这次午餐聚会，由于主人的盛情款待，一直持续到很晚。十月的夕阳西沉，我走在林荫大道上，秋叶从树上纷纷飘落。一扇又一扇大门似乎都在我的身后轻轻地、毅然决然地关闭了。数不清的教区执事将无数把钥匙塞进油润的锁眼里，宝库又将安然无恙地度过一晚。走过林荫道，外面是一条大街——我记不清名字了——只要你不转错弯，就能直通芬汉姆学院。不过，时间尚早，要到七点半的时候才吃晚餐，而且刚刚吃过这么一顿大餐，晚餐大可不必再吃了。奇怪的是，头脑里依稀记得这么几句诗，就让双脚随其韵律一路走下去。那些诗句——

一滴晶莹的泪珠落下

落在那门前怒放的西番莲花上。

她来了，我的小鸽子，我的爱人。

诗句在我的血液里歌唱，此时，我正快步朝着海丁利走去。然后，在河水拍岸的地方，我又转向另外一个音步，唱道：

我的心房，像一只唱歌的鸟儿

它的巢筑在挂满露水的嫩枝；

我的心房，像一棵苹果树……

多么伟大的诗人啊！我放声大喊，就像人们在黄昏时分会大喊大叫一样，他们是多么伟大的诗人啊！

或许，对先人赞美的同时，也为我们这个时代而感到些许嫉妒这样的先人。尽管这样比较愚蠢、荒唐，可我还是想知道，平心而论，谁能说出两位还在世的诗人的名字，就像当时的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那般伟大？我朝着那泛起浪花的河水望去，显而易见，在我的心中，他们是无与伦比的。那时的诗歌之所以让人心醉、让人痴狂，就在于它所称颂的，是那些我们也曾拥有的某种情感（也许是在战前的午餐聚会上），所以人们会轻而易举地被触动，不用再三琢磨，不用与此时此刻的任何情感相比较。而如今的诗人所表达的，却只是那些生造出来、又被剥离的情感，人们一开始会感到陌生，出于某种原因，人们还惧怕这种情感，不敢面对。每每读到，就迫切地将它与熟知的往日情怀相比较，不免让人心生妒忌，疑惑重重。现代诗歌难懂就由此而来，正是由于它们晦涩难懂，谁还记得住哪个优秀的现代诗人连续两行以上的诗句？因此——我的记忆力也不怎么样——也拿不出什么材料来佐证我的观点。我一面朝着海丁利继续走去，一面问自己，为什么在我们的午餐聚会上，再没有人低吟浅唱了？为何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的教名）不再唱道：

她来了，我的小鸽子，我的爱人；

为何克里斯蒂娜不再随声附和：

我心中的欢乐胜过这所有一切

因为我的爱人已来到我身边？

我们是否可以将此归咎于那场战争？当1914年8月的枪炮声响起，难道男人和女人的面容就在彼此眼中变得毫无魅力，浪漫已被扼杀？在炮火中看到统治者的嘴脸，真让人大为震惊（对女人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她们对读书受教诸如此类的事情心存幻想）。那副嘴脸真是丑陋至极——德国的、英国的、法国的统治者们——真是愚蠢透顶。但不管我们将过错归咎于何处，归咎于何人，那曾激起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热情，让他们为爱人的到来忘情歌唱的幻觉，跟此时相比，已寥寥无几。我们只能去阅读，去观察，去倾听，去回忆。但为什么要说“归咎”呢？如果那是种幻觉的话，为何不去赞扬那场使幻觉破灭、使真相浮出的灾难？且不管它是什么灾难，因为真相……只能靠这些省略号来记录了。在寻找真相的时候，我忘记该拐弯去芬汉姆了。是的，的确如此，我问自己，何谓真相？何谓幻象？譬如说，对这些房屋来说，什么才是真相？此刻，它们在薄暮中昏暗朦胧，却由于红色窗子而显现出节日的喜庆，而到了上午九点钟的时候，它们又由于散落的甜点、乱丢的鞋带而显得粗俗肮脏。还有那柳树、长河、沿岸的花园，此刻它们由于笼罩在上面的薄雾而模糊不清，但若艳阳高照，它们便会显得金光灿烂——那对它们来说，何谓真相？何谓幻象？我不用你们为我的辗转纠结大伤脑筋，因为在前往海丁勒的路上，我也没能得出结论。很快我就发现自己走错了路，于是又往回走，回到通往芬汉姆的大道上。

我已经说过，这是十月里的一天，我不敢更换季节，去描述垂在花园墙头上的丁香花、番红花、郁金香或是其他春天盛开的花，生怕辱没了小说的美名，从而让你们大失所望。小说必须忠于事实，越是贴近事实，小说就越精彩——我们听到的都是这种说法。因此，此时仍然是秋天，树叶依旧枯黄、随风飘落，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树叶比以前落得稍微快了些，那是因为现已近黄昏（准确地说是7点23分），凉风拂起（准确地说是西南风）。但尽管如此，总有些莫名奇怪的感觉：

我的心房，像一只唱歌的鸟儿

它的巢筑在挂满露水的嫩枝；

我的心房，像一棵苹果树

累累的硕果压弯了它的枝头——

或许是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句，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这种荒唐的幻象——当然它不过只是幻象——丁香在花园的墙头摇曳，黄蝶翩翩起舞，飞来飞去，空气中花粉弥漫，随风飘动。一阵风吹来，也不知来自哪个方向，却把新嫩的叶子掀起，于是，空中便亮起了闪闪的银灰色的光。正是夕阳西下、夜色初起的时刻，各种色彩更加浓郁，紫红色的火焰和金黄色的火焰在窗玻璃上交错燃烧，像一颗兴奋的、跳动不已的心脏。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世间的美刹那间喷涌而出，却又转瞬而逝（这时，我推开花园的大门径直走入，一定是有人大意了，门没有锁，而教区执事也不在附近），那即将逝去的人间之美，犹如一把双刃剑，一面惹人喜爱，另一面却惹人痛苦，令人心碎。芬汉姆学院的花园在春天的暮色中一览无余，空旷开阔，芳草萋萋，星星点点的黄水仙和野风信子肆意生长，或许，即便在花开最盛的时候它们也依旧凌乱不堪，更何况现在疾风吹拂，它们便摇曳摆动，似乎要被连根拔起。那大楼上的窗户，仿佛是惊涛骇浪中轮船上的窗子，沉浮在红砖卷起的浪花里，春日的云朵飞速掠过，不时在窗上投下影子，一会儿亮如柠檬色，一会儿暗如银灰。有人躺在吊床上，有人在草坪上快步跑过，在这昏暗的薄暮中，那都是些模模糊糊的影子，像是真实，又像是幻觉——难道没有人出来阻止她吗？然后露台上探出了一个半弯的身影，像是出来透口气，顺便看一眼这花园，衣衫朴素，前庭饱满，谦逊恭谨，令人敬畏——难道是那位著名的学者？会不会就是J.H本人（为伍尔夫所仰慕）？一切皆是灰暗，却又如此强烈，好像薄暮为花园笼上的围纱已被星辰或是利刃扯成碎片——那是可怕的真相露出的锋芒，它以自己的方式从春天的心脏里跳跃而出。因为青春……

我的汤来了。正餐就摆在大厅。其实，现在这是十月的晚上，远非春日。大家都聚集在大餐厅里。正餐已经准备好了。汤端上来了，是那种清淡的肉汤，里面没有任何能引发人遐想的东西。汤清澈见底，若是盘子底部印有什么图案，那真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惜连盘子也那么平淡无奇，没有任何装饰。接着端上来的是牛肉，配的是土豆青菜——家常菜里最常见的三位一体的搭配，让人不禁联想到周一清晨，女人拎着编织袋，走在泥泞的菜市场上，在钩挂着牛后臀的肉摊前，或是对着叶边儿卷曲、发黄变色的卷心菜讨价还价。既然供应充足，我没有理由对我们的一日三餐不满。不用说，煤矿工人吃的肯定比这要差得多。接下来上的是西梅子和蛋奶糕。虽然有蛋奶糕来缓解一下，还是有人抱怨西梅子这没营养的蔬菜（甚至不是水果），这西梅子就像守财奴的心脏一样多筋，渗出的汁液就像守财奴静脉里流出来的液体。这守财奴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舍不得去施舍穷人，这抱怨的人也该想想，这些西梅子就算是他们大发慈悲了。接下来上的是饼干和奶酪，此时水罐便开始在人们手里递来递去，因为饼干本来就很干燥，何况这饼干是干到骨子里了。这就是所有的一切。这顿饭到此为止。每个人都嘎吱嘎吱地把椅子推到后面，双开式弹簧门来来回回地不停旋转。不消一会儿，大厅里就收拾一空，一点儿饭菜的影子都没有了，毫无疑问，他们又准备好了明天的早饭。英格兰青年们在走廊里、台阶上，打打闹闹，放声歌唱。而一位客人，一个外人（因为和三一学院、萨默维尔、格顿、纽纳姆或是基督教学院相比，我们芬汉姆学院，没什么权利可言），难道能说，“饭菜一点儿也不好”，或是说（现在我们，玛丽·塞顿和我，正在她家的会客厅里），“难道我们不可以在这里单独享用晚餐吗？”对外人而言，这房子非常漂亮，充满了欢声笑语，生机勃勃，要是我说出这样的话，怕是像在暗中窥探和探查这家人的经济情况。不，这种话可不能说。说实在的，交谈片刻就变得索然无味。人体结构就是如此，心脏、躯体、大脑浑然一体，而不是属于各自隔开的空间。毫无疑问，即使再过上千百万年也是如此，所以，这顿饭吃得好不好就极大地影响到话谈得愉不愉快。一个人要想头脑清醒、爱情甜美、睡眠酣畅，若是吃不好，肯定是不行的。心灵深处的那盏明灯靠牛肉和西梅子是点不亮的。我们大概都会升入天国，我们希望凡·戴克就在下一个路口等着。这就是一日辛劳后，靠着牛肉和西梅子滋养出来的心境，将信将疑，还觉得自己蛮有资格。所幸，我这位教科学的朋友，橱柜里还有一坛酒，几只小巧的杯子——不过那首先得有鲑鱼和鹧鸪来开胃——我们才得以围坐在炉火旁，弥补这一天的生活所带来的缺憾。不到两分钟，我们的话匣子便打开了，你一句我一句，谈的不过是那些没来的人，是他们引起了我们的兴致，再次相聚也是如此——有人结了婚，有人还没有；这个人这么想，那个人那么想；想不到有人会飞黄腾达，有人却每况愈下——一旦开了头，就难免会落到揣度人性上，然后对我们身处的大千世界说长道短。虽然嘴上在对这些评头论足，我已经暗自羞愧起来，因为心中又滋生了另一个念头，任由着自己的思绪随风飘荡。你可能在谈论西班牙或者葡萄牙、图书或者赛马，但不管说些什么，其实这都不是你真正的兴趣所在。吸引你的，是大约5世纪前，泥瓦匠们在高耸的屋顶上忙碌的场景。国王和贵族把一大袋一大袋的钱埋在地里，这个场景总会生动地浮现在我的面前，而在这幅场景之外，我还看到瘦得皮包骨头的母牛，泥泞的菜市场，枯萎的青菜以及老人满是筋络的心脏——这两幅场景，既不连贯也毫无关系，看上去荒诞可笑，却总是争先恐后地交互出现，让我万般无奈，只好听之任之。想要不让交谈被曲解，最好的做法就是把我头脑中的画面毫无保留地说出来，如果凑巧的话，我披露的想法就会像先王的头颅，在温莎古堡的墓棺被打开时，便褪色碎裂。于是，我简明扼要地告诉塞顿小姐，多年以来泥瓦匠们一直在教堂的房顶忙碌；还告诉她，国王、王后还有贵族们肩上扛着整袋整袋的金币银币，又一铲一铲地把它们埋到地里。我猜，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些金融大亨把支票和债券放进了别人曾经存放金银的地方。而这些，我说，全都长眠于那几所学院之下。但是，我们身处其间的这所学院，在那厚实的红砖下，在那花园中荒芜凌乱的野草下，又埋藏着什么东西呢？在我们吃饭用的那些平淡无奇的盘子背后，还有（我还没来得及停，话便脱口而出）那些牛肉、蛋奶糕、西梅子的背后，又蕴藏着一种怎样的力量呢？

嗯，玛丽·塞顿说，那大概是1860年吧——哦，那个事你也知道，她这样说——可能是说的次数多了，而感到厌烦。然后她告诉我——房间被租用了。委员会的委员碰了面，信封上写了地址，公告贴了出来。会议召开了，信件被宣读了；某某人做出重诺。而相反，某先生连一个子儿也没出。《星期六评论》可不会口下留情。我们去哪里筹钱来租办公室？要不要搞一次义卖？能不能找个漂亮姑娘来撑门面？让我们看看在这件事情上约翰·斯图尔特·密尔[14]是怎么说的？有没有人能说服某报的主编把那封信刊登出来？能不能请某夫人为那封信签个名？某夫人眼下不在城里。六十年前的事情就这样办成了，付出的辛苦非同寻常，耗费的时间过于漫长。经过长期的争取，最终克服了重重困难，大费周折才募集了三万英镑。[15]显而易见，她说，我们喝不上美酒，吃不上鹧鸪，用不起头顶托盘的仆人，更不用说沙发和单间了。“安逸舒适，”她引用了一本什么书上的话，说道，“还是等以后再说吧。”[16]

那些女人，年复一年辛勤劳作也难以挣到两千英镑，她们竭尽全力，却筹了三万英镑。我们义愤填膺，忍不住为女性遭受的贫困处境疾声呐喊。我们的母亲一直都在干什么，一分钱也没给我们留下？忙着涂脂抹粉吗？在盯着大商场的橱窗吗？还是在阳光灿烂的蒙特卡罗大街上招摇过市？壁炉台上面挂着几张照片，玛丽的母亲——如果那是她的照片的话——也许她空闲时就知道享乐（她和教堂里的一位牧师生了十三个孩子）。如果真是这样，那些奢靡享乐的生活，在她的脸上留下的痕迹真是微乎其微。这位老太太看上去相貌平平，她将自己包在一块格子花披巾里，用一枚大别针扣住。她坐在柳条椅上，哄着一只长耳猎犬向镜头看，表情有趣却略带紧张，因为她知道只要照相机快门一按，她的猎犬准会直扑上去。倘若她当初从商，成了人造丝的制造商，或是证券交易所的大亨；倘若她为芬汉姆学院留下二三十万英镑，今晚就会变得舒适安逸，而我们的话题就会是考古学、植物学、人类学、物理学，还可以研究原子属性，探讨数学、天文，聊聊相对论、地理。倘若塞顿夫人，还有她的母亲，以及她母亲的母亲，都学会了赚钱的伟大技能，就像她们的父亲和祖父一样，留下钱财，专为女性设置研究员和讲师职位、设立奖项和奖金的话，我们就可以从容不迫地单独享用一顿大餐和美酒，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憧憬生活，期待在某个靠慷慨捐赠的职业庇护下，体面愉快地度过一生。我们可能正在探险或者写作，在旖旎的风光里信步闲逛，坐在帕特农神庙的台阶上冥想，或是十点钟去办公室坐坐，下午四点半舒舒服服地回家写首小诗。只是，如果塞顿太太们从十五岁就开始做生意的话——这个观点说不通的地方就在于——那就不会有玛丽了。我问玛丽对此做何感想。从窗帘的缝隙往外看，十月的夜晚甜美静谧，渐渐枯黄的树上挂着一两颗星星。她是不是情愿牺牲她应得的那份财产，也甘愿抹去她对苏格兰的回忆——少时在那里的嬉戏、争吵（她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虽然是一大家子人），那里的清新空气和可口的糕点让她赞叹不已。要换得芬汉姆学院那大约五万英镑的捐款，只需她动动手，大笔一划？须知，若是给学院捐款，势必要以牺牲家庭为代价。既要赚大钱，又要生养十三个孩子，没有人能受得了。想想这些现实情况吧。首先，生孩子先要十月怀胎。其次，一朝分娩后，还要三四个月的时间为婴儿哺乳。哺乳期过后，又要花上大约五年的时间陪孩子嬉戏玩耍。似乎也不能让孩子满街乱跑。有人在俄国看到四处撒野的孩子，便说，这可一点也不讨人喜欢。人们还说，孩子一到五岁期间，正是性格养成时期。我便问，倘若塞顿太太一直忙着挣钱，那你对嬉戏和争吵还有什么回忆？苏格兰在你心中又是什么印象？那里清新的空气、可口的糕点，以及其他一切，你还有什么印象？只可惜这些问题毫无意义，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你就根本不会来到人世间。另外，如果塞顿太太和她的母亲，以及她母亲的母亲积攒了大量财富，埋在学院和图书馆的地基下，又会发生什么呢？这个问题也同样毫无意义。因为，首先，赚钱对她们来说是不可能的。其次，即使她们有可能赚到了钱，法律也不会承认她们有权利把这些赚来的钱据为己有。塞顿太太拥有自己的一便士，也不过是最近四十八年才出现的事情。而在此之前的千百年，那一直都是她丈夫的财产——而塞顿太太和她的母亲，以及她母亲的母亲，一直都被证券交易所拒之门外，这种推测大概也是理所当然。她们可能会说，我赚的每一分钱，都是我丈夫的，他完全可以自行决定钱怎么花——或许就捐赠给巴利奥尔学院[17]、国王学院，设一项奖学金、添一项研究员的职位。所以说，即便我能赚钱，我对赚钱也提不起多大兴趣。这件事还是让我丈夫去做吧。

无论如何，且不去提该不该责怪照片上那位忙着照看猎犬的老太太。毫无疑问，出于某种原因，我们的母辈把她们自己的事情搞得一团糟。一个子儿也拿不出来，以供我们“安逸舒适地生活”，更别提让我们吃上鹧鸪，喝上美酒，请得起教区执事来监管草坪，读书、抽雪茄，去图书馆和闲暇自在。能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修起光秃秃的墙壁，她们已是竭尽所能了。

我们就这样站在窗前东拉西扯，俯瞰下方，和每晚成千上万双眼睛一样，注视着这座著名城市里的穹顶和尖塔。在深秋的月光下，它们如此美丽，如此神秘。古老的石墙洁白庄严，让人想起那里收藏的书籍，想起挂在木雕饰壁上的老主教和知名人士的画像，想起在过道上洒下圆圆星点和弯弯新月的彩色窗子，想起匾额、纪念碑、铭文，想起喷泉和青草，想起方形广场两侧静谧的房间。我还想到（请原谅我的这种想法），那令人羡慕的香烟、美酒、深深的扶手椅和柔软的地毯；想到温文尔雅与端庄体面都来自奢侈、舒适、安逸的生活。这些都是我们的母辈不能为我们提供的——毕竟她们要攒三万英镑比登天还难，她们还为圣安德鲁斯的牧师生十三个孩子。

于是，我便返回旅馆。走过那幽暗的街道，我左思右想，一天工作结束后的人们都会这样。我在想，为什么塞顿太太没有钱留给我们；贫穷对心灵有什么影响；富有对心灵有什么影响；我又想起上午见到的那些肩披毛皮穗带、稀奇古怪的老先生们；又想起要是有人吹口哨，不知哪位老先生会拔腿就跑；想起教堂里管风琴发出低沉的哀鸣以及图书馆紧闭的大门；而后又想起被拒之门外，心中颇为不快；但转念一想，被锁在里面说不定更糟糕；还想到了男人享受富足安逸，而女人却要忍受贫穷不安，还有传统观念的缺失对作家的心灵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最后我想，是时候该把这一天被蹂躏的外壳，以及各种争论、印象连同这一天的愤怒欢笑，统统卷起掷进篱笆墙里。蓝色夜空中，千万点星光闪耀。而在这个神秘莫测的社会中，人人都似乎形单影只。所有的人都睡着了——或卧或躺，悄无声息。牛桥大学的街头巷尾，杳无人迹。旅馆大门突然开合，却全然不见那只推它的手——连杂役也睡了，没有人为我掌灯，送我就寝，夜已深了。

注释

[1]范妮·伯尼（Fanny Burney，1752—1840），英国女作家，代表作《埃维莉娜》。

[2]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英国女作家，代表作《傲慢与偏见》。

[3]勃朗特姐妹，即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安妮·勃朗特三姐妹，代表作是《简·爱》《呼啸山庄》《艾格尼丝·格雷》。

[4]米特福德（Mary Rusell Mitford，1787—1855），英国女剧作家、散文作家、诗人，代表作《我们的村庄》。

[5]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英国女作家，代表作《米德尔马契》。

[6]盖斯凯尔夫人（Elizabeth Gaskell，1810—1865），英国小说家，代表作《玛丽·巴登》。

[7]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1779—1848），英国随笔作家，著有《伊利亚随笔》等。

[8]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英国小说家，代表作《名利场》。

[9]马克斯·比尔博姆（Max Beerbohm，1872—1956），英国漫画家和作家。

[10]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英国诗人，代表作《失乐园》。《利西达斯》是弥尔顿为悼念亡友而作的哀歌，手稿现存于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

[11]凡·戴克（Anthony Van Dyck，1599—1641），比利时画家，英王查理一世的首席宫廷画家。

[12]曼岛猫，Manx，可译作曼岛猫，一种短尾家猫。

[13]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1809—1892），英国桂冠诗人，代表作《悼念》等。

[14]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代表作有《政治经济学原理》《论自由》等。

[15]“我们被告知，至少得要三万英镑……考虑到在大不列颠、爱尔兰和各个殖民地中只有一所这样的学院，考虑到为男子学校筹集巨款轻而易举，这也不算一笔大数目。但考虑到很少有人希望女子受到教育，这的确又算一笔巨款。”——斯蒂芬夫人，《艾米莉·戴维斯小姐传》（原注）

[16]“攒下的每一个便士都被用来盖房子了，因此安逸舒适还是等以后再说吧。”——R.斯特里奇，《事业》（原注）

[17]巴利奥尔学院，牛津大学所属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