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的唯一目的是赢得头奖

让我们把话题说回维诺德·科斯拉。在创办自己的风险投资公司前，他在凯鹏华盈工作了20余年，学会了不去担心是否会血本无归，毕竟自己可能损失的只是本金。相比之下，科斯拉所关心的是那些能带来数十倍、数百倍回报的“赌注”。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坚持特别大胆和逆向思维的投资观，投资了许多开发网络设备的初创公司。他认为，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消费者不会满足于仅仅将传统电话线的负载量增加2倍或3倍。他们会强烈地期望带宽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例如创造出能处理1 000倍数据流量的路由器。当电信公司对这一科幻小说般的言论嗤之以鼻时，科斯拉开始启动公司，使这种设想变为可能。

科斯拉支持的初创企业大多都被遗忘了，如瞻博网络（Juniper）、西亚拉系统（Siara）、塞伦特公司（Cerent），但它们充分展现了风险投资人所青睐的投资领域，展现了风险投资人是如何创造财富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在现有电信公司计划进行增量升级时，尽管科斯拉对人们将如何利用那些额外带宽还没有明确的设想，但他坚持大步跃进的想法。当时还没有人设想到创立社交媒体或视频网站，数码摄影也还只是一个概念，但科斯拉已看到其他突破性技术所带来的一切。在半导体发明后，可以将个人电脑互联起来的以太网电缆也被发明出来，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设备的使用率逐渐上升，然后呈指数曲线状爆炸式增长。这就是创新的指数法则，伴随它而来的还有风险投资组合中金融投资的指数法则。科斯拉认定互联网的发展将遵循类似的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叶得到稳步应用，之后其发展曲线会依据指数法则变得几乎垂直于x轴，意味着它将出现惊人的加速增长。

结果显而易见，科斯拉支持的这批公司不仅取得了成功，而且是巨大的成功。通过发明新一代提升带宽的硬件和软件，它们在爆炸式增长的市场上占据了巨大的份额。科斯拉的第一个头奖是制造网络路由器的瞻博网络：他投资了500万美元，为凯鹏华盈赚到了70亿美元，这是他初始投资金额的1 400多倍，创造了当时最高的风险投资收益率。科斯拉又向网络设备公司西亚拉系统投入了数百万美元，收获了15亿美元的回报。在塞伦特的案例中，他邀请占行业主导地位的路由器巨头思科公司与他共同投资。塞伦特当时正在进行同步网络光纤设备的开发，并致力于促进语音数据处理技术发展。但思科拒绝了，称塞伦特的目标太遥不可及，科斯拉于是独自投资800万美元，招聘了第一批工程师，并担任首席执行官。然后他进行了成功的“复仇”。塞伦特的技术一经证明可行，思科就向该公司提出了两次收购报价：1998年12月为3亿美元，次年4月为7亿美元。但科斯拉相信指数法则，知道赢家往往会继续赢下去。他大胆地拒绝了思科，看着塞伦特的收入呈指数级增长。4个月后，1999年8月，科斯拉被告知思科在准备下一次出价，这次是70亿美元。当消息传到了他那里的时候，他正在海拔2 500米的秘鲁安第斯山脉的马丘比丘度假。科斯拉登上直升机，然后换乘飞机，第二天早晨在美国圣何塞吃早餐时同意了这笔交易。

一些资料显示，科斯拉是硅谷的顶级风险投资人，他赚取了巨额财富，也十分擅长挥霍财富。他在世界范围内为自己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住宅寻找建筑师，并将大量资金投入周围的葡萄园建设里。但真正驱动着科斯拉的是他年轻时表现出的矛盾主义：为什么他的父母一定要去神庙？为什么他不能自由选择工作地点和爱慕何人？为什么一切都不能改变？而且，正如帕特里克·布朗想要消灭整个肉类行业一样，科斯拉也对自己的工作提出了非同寻常的主张。他认为风险投资不仅是一项业务，还是一种心态，一种哲学，一种进步理论。他喜欢说，7亿人享受着70亿人想要的生活方式。大胆的创新者在更大胆的风险投资人的激励下，能够开辟满足人类愿望的最佳途径。

正如我们不久后将看到的，风险投资人往往无法一一兑现他们言过其实的断言。重要的是，你也可以不必全盘接受科斯拉的主张。风险投资人应对高风险高回报项目的方法确实代表了一种独特的了解世界的方式，让硅谷以外的人们可以从中学习。举例来说，政府、金融机构和公司投入大量精力预测未来，主要是通过对过去的模式进行统计分析，因为人们往往认为，在没有得到明确预测的情况下，投入资源似乎是不负责任的。但在风险投资人看来，传统社会科学家严格的数据分析可能是蒙眼布，而不是望远镜。只有在没有太多内容可预测的情况下，人们才能从过去的数据中推断出未来，而如果明天只是今天的延伸，为什么还要费心预测呢？那些为发明家创造财富、变革人类工作方式、扰乱地缘政治平衡或改变人际关系的重大变革，是无法根据过去的数据推断预测出来的，因为这些变革具有彻底的破坏性。或者说它们将产生于一种过于复杂而无法预测的力量，这些力量来自修补匠、黑客和傲慢梦想家的原始汤(8)。你能知道的只是10年后世界将发生令人兴奋的变化。成熟、舒适的社会，应该由能够分析每一种可能性、管理每一种风险的人主导，应该能够接受无法预见的明天。未来可以通过反复的、风险投资支持的实验被探索发现，但它无法被预测。

什么样的实验可能会有成果？在这个问题上，硅谷以外的人也可以从科斯拉身上学到一些东西。大多数人可能认为，每个领域的专家都会推动前沿知识不断发展。但是，正如我们从科斯拉对帕特里克·布朗的投资中看到的，这种观点太理想化了。专家也许最有可能推动知识进步，但激进的新想法往往来自“门外汉”。“如果我要建立一家医疗保健公司，我不会招聘有医疗保健专业背景的首席执行官，”科斯拉说，“如果我要建立一家制造业公司，我不会招聘有制造业背景的首席执行官。我想要真正聪明的人从头开始重新思考这些假设。”毕竟零售创新并非来自沃尔玛，而来自亚马逊；媒体创新并非来自《时代周刊》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而来自YouTube（油管）、Twitter（推特）和Facebook；太空创新并非来自波音，而来自埃隆·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下一代汽车并非来自通用汽车和大众汽车，而来自马斯克的特斯拉。科斯拉感叹道：“我想不出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有哪一项重大的创新来自专家。想想看，这不是很令人震惊吗？”

一些人将探索未来最好的方式比作一场特立独行的登月式冒险，此处还有另一种洞见。由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的研究，经济学界早就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的两大体系：通过价格信号和公平交易合约来协调经济活动的市场，以及通过组建由自上而下的管理者领导的大型团队来运营业务的企业。但经济学家较少关注科斯拉所处的中间地带，即介于市场和企业间的风险投资网络。然而，相较于市场和企业，如今风险投资网络值得更密切的关注。通过科斯拉式特立独行的投资方式，他们在应用科学领域取得了比任何竞争对手都要大的进步：就取得的成就而言，其投资的公司超过了集中式的企业研发单位，超过了在车库里敲敲打打的孤立个人，超过了政府挑选的技术高手们。风险投资人支持的初创企业已是硕果累累：他们改变了人们工作、社交、购物和娱乐的方式，以及人们获取信息、使用信息和思考问题的方式。

风险投资人之所以能产生这种非同凡响的影响力，是因为他们可以将企业的优势与市场的优势结合起来。他们将资金、大客户和有才华的员工提供和引荐给有前途的初创企业，并将成熟企业组建团队、分配资源和制定战略愿景的模式运用到初创企业中。同时，由于他们的网络是流动的和不定型的，他们也具有市场的灵活性。沙丘路的风险投资人们可以为具有新商业理念或科学突破的初创企业提供多重支持：他们可以塑造它、扩展它，将它的名字传到合适对象的耳朵里。但当一轮风险投资资金耗尽时，就是创业公司接受市场检验的时候了。如果没有下一批热情的买家购买初创企业的股权，价格信号规律就会起作用：风险投资人将退出在该公司的投资，避免因支持似乎不可能成功的投机性研发而造成的资源浪费。由于这种对价格信号规律的周期性服从，风险投资人善于识别失败，也善于在看到成功的早期指标后加倍下注。他们结合企业策略和对市场的尊重，在罗纳德·科斯强调过的两大体系之上加入了代表现代资本主义的第三大体系。

过去几年，随着风险投资行业在三个维度的扩张，曾经被低估的风险投资网络的重要性变得尤其显著。首先，从全球来说，风险投资行业已经从硅谷的据点向外扩展，在亚洲国家、欧洲国家及美国的主要城市建立了繁荣的前哨基地。其次，从行业来说，随着风险投资支持的技术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从汽车到酒店的所有行业，风险投资行业已经广为传播，在新领域中开疆扩土。最后，从投资阶段来说，硅谷在风险投资的支持下涌现出大批数十亿美元量级的公司后，这些公司又在风险投资的支持下成功推迟了上市的时间，也就是说，风险投资得以扩散到公司初创阶段之外的生存阶段。早在1997年，亚马逊在成立3年后就上市了，当时它的市值只有4.38亿美元。截至2020年我撰写本书时，480多家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似乎还并不急于上市。世界上许多最具活力和开拓性的公司都是由风险投资人和其他私人技术投资人拥有、管理或托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