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由指数法则统治的领域

科斯拉自己就是个非理性、颇具创造力又不愿适应世界的人。作为一个印度男孩，他拒绝跟随父母皈依宗教，拒绝跟随父亲的脚步参军，也拒绝包办婚姻。在结婚那天，他给手表设好闹钟，要求婚礼仪式中的宗教部分必须在30分钟内结束。他一拿到工程学学位就去了美国，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继续深造工程学。之后，他把目光投向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得知需要两年工作经验才能获得入学资格后，他同时做了两份工作，并在一年后宣称自己已达到要求。在取得商科学位后，科斯拉于1982年与三位计算机科学家合作创立了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其制造的强大的工作站在计算机发展史上留下了印记。科斯拉自命不凡，性格中多有令人不快之处，很快就被解雇了。后来他成了一名风险投资人。

科斯拉加入了著名的凯鹏华盈公司，发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职业。他缺乏理性和耐心的性格与他认为一切都有可能、一切都应顺应自己意愿的决心，让他兼具暴君和梦想家的特性。他后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海岸买下了一个拥有47栋小屋的村庄，尽管他从未抽出时间在那里过夜，但还是为阻止公众进入海滩打了一系列官司并败诉。同样，他对传统思维的蔑视体现在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投资中，经常赔钱，但有时也能创造巨额财富。当他遇到帕特里克·布朗时，他对风险的偏好、对傲慢性格的热爱和对看似不可能实现的想法的追求，都使他将指数法则奉为圭臬。

指数法则是风险投资中一项最普遍的规则。生活中的许多现象都是呈正态分布的：数据集里面几乎所有的观测值都集中在平均值附近。比如，美国男性的平均身高为177.6厘米，2/3美国男性的身高与平均值相差不到7.6厘米。当你在x轴上画出身高，在y轴上画出男性具有此身高的概率时，你会看到一条钟形曲线（见图0-1）：一名男性的身高是平均值的概率最大，而其身高值出现的概率会随着远离平均值而下降。遇到一个身高与平均值相差25.4厘米的男性，即身高不到152.2厘米或超过203厘米的概率非常小。离平均值越远，曲线细尾的概率值会越小，直至为零。

然而并非所有现象都遵循这种规律。展示美国人财富而非身高的分布图看起来就会很不一样。如图0-2所示，有一些人非常富有，拥有的财富远超财富统计的中位数，因此在财富分布图最右侧的曲线和x轴之间会有一条长长的肥尾。因为非常富有的人数量众多，其富有程度足以影响整个国家财富的平均水平，所以平均值被拉向中位数的右侧：平均值大于中位数，不像在正态分布中，平均值等于中位数。此外，在正态分布中，你可以在不太影响平均值的情况下从样本中去除最大的异常值：如果一位身高213.3厘米的NBA球星走出电影院，其余99名留下看电影的男性的平均身高只会从177.6厘米降至177.2厘米。相反，在偏态分布中，异常值会产生显著影响。如果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走出电影院，留下来的人的平均财富将大幅下降。

这种偏态分布有时被称为“二八定律”：80%的财富由20%的人持有，80%的人居住在20%的城市中，或者20%的科学论文占被引用过的论文的80%。事实上，数字80或20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也可能是10%的人拥有80%或90%的财富。无论精确的数字是多少，这些偏态分布都是指数法则的例子。之所以称之为指数法则，是因为赢家的收益会以不断增加的指数级速率增长，它们向上爆发的速度远超线性进程。一旦杰夫·贝佐斯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他变得更加富有的概率就会倍增；一篇科学论文被引用的次数越多，它的知名度就越高，吸引更多人引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每当遇到呈指数级增长的异常值时，你就从正态分布“统治”的领域切换到了指数法则“统治”的领域——从一个事物平稳变化的世界切换到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一旦你跨越了危险的边界，那么最好开始用不同的方式思考。

在金融领域，人们尤其需要重新思考。专注于货币、债券和股票市场的投资人通常假设价格的变化呈正态分布：价值会上下波动，但极端波动是不寻常的。当然，正如金融危机所展示的那样，极端情况是可能发生的。但在1985年到2015年间，标普500指数在7 817个交易日中的7 663天与开盘价相比波动都不到3%。换句话说，在98%的交易日里，市场都非常稳定。由于这些广泛交易的市场中的价格变化接近于正态分布，投机者会集中精力从大多数时间发生的非极端波动中获取利润。就像电影院中身高213.3厘米的NBA球星只能轻微影响电影院内的平均身高一样，出乎意料的大幅价格波动非常少见，影响力也十分有限，不足以大幅撼动平均值。

现在想想风险投资带来的回报。霍斯利-布里奇公司（Horsley Bridge）是一家投资公司，其持有股权的风险投资基金在1985年至2014年间支持了7 000家初创企业。这些交易中的一小部分，也就是那些仅占总资本配置中5%的投资创造了这段时间内霍斯利-布里奇公司全部回报的60%。放在大背景下分析，2018年标普500指数中表现最好的5%的子行业(5)市值只占指数总市值的9%。其他风险投资人报告了更偏态的回报：支持新兴科技企业的创业孵化器Y-Combinator（以下简称“YC”）(6)，计算发现其2012年3/4的收益来自其押注的280家公司中的2家。风险投资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写道：“风险投资的最大秘密是最佳投资所带来的回报等于或超过整只基金的其他投资的总回报。”基准资本（Benchmark Capital）的比尔·格利（Bill Gurley）曾经评论道：“风险投资甚至不是全垒打级别的生意，而是大满贯赛事级别的。”

这意味着风险投资人需要很有野心。著名的对冲基金选股人朱利安·罗伯逊（Julian Robertson）曾说过，他寻找的是可能在3年内价值翻一番的股票，他认为那些股票能创造“令人惊叹的”回报。但如果风险投资人以此作为投资原则，则十有八九会失败，因为在指数法则下出现的价值只翻一番的创业公司数量相对较少，他们要么完全失败，要么创造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回报。大多数公司都完全失败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股票价值将变为零——这对股市投资人来说是一场不可想象的灾难；但每年也会有少数不同寻常的企业获得“大满贯”，对风险投资人而言唯一重要的就是拥有这些企业的一部分股权。(7)

当现代风险投资人选择支持飞行汽车、太空旅游或撰写电影剧本的人工智能系统开发等项目时，他们遵循的就是指数法则。他们的工作是展望未来，寻求大多数人认为遥不可及的高风险、高回报。“我们可以治愈癌症、痴呆及所有导致衰老和代谢衰退的疾病，”彼得·蒂尔对渐进主义不屑一顾，他热情地说，“我们可以发明更快地从地球表面的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的方法，甚至可以研究出如何彻底逃离地球，并定居于新的星球。”当然，投资绝不可能的事情是浪费资源，但更常见、更贴近人类本性的错误是投资时过于胆小。选择支持他人可以复制的明显想法，看似安全，实则很难从中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