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国际科技创新枢纽的内涵与基本特征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 创新的概念

在绝大多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

“创新”概念最早由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熊彼特对“创新”的内涵进行了非常经典的界定。他提出，所谓创新，就是“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并将创新分为五种类型：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采取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这五个类型的创新有一个共同特点：有很强烈的赢利动机与前景。然而，从熊彼特提出的“五个一”的创新概念来看，它不仅涉及技术层面的创新，还涉及市场层面的创新与组织层面的创新，是一种广义的创新。但是，他的理论没有对创新过程进行系统研究，也没有打开所谓的“技术创新黑箱”，而仅仅偏重于从经济发展的视角来解释创新。

20世纪70年代，在《产业创新与技术扩散》一书中，厄特巴克（J.M.Utterback）指出：“与发明和技术样品相区别，创新是技术上的实际采用或首次应用。”缪尔塞（R.Mueser）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系统地整理分析创新理论，厄特巴克指出，技术创新是以其构思新颖性和成功实现为特征的有意义的非连续性事件。[1]

20世纪末期，在熊彼特“创新概念”的指导下，以弗里曼等人为代表，又形成了“新熊彼特主义”的创新理论。他们认为，创新的形成过程是创新的各主体相互作用与影响的结果。这种相互间的影响与作用发生在多个主体之间，如政府、研究机构、企业、生产商和用户之间，甚至更广的环境之间。[2]从研究内容上看，“新熊彼特主义”可分为两种类别：第一种是技术创新经济学，主要以门施等为代表，他们主要研究技术与技术变革，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与波动的主要原因，对经济的影响巨大。通过运用统计资料，他们证实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第二种是制度创新经济学派，主要以弗里曼、纳尔逊等为代表，他们更关注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将制度变革和制度形成作为他们的主要研究对象。

从本质上讲，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经济增长三者既相互联系、相互支持，又相互制约，存在于交互的创新网络之中。在这种创新网络之中，技术创新为制度创新提供发展基础与工具，而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提供发展所需秩序和环境，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形成某种激励作用。所谓的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都是以偏概全的理论，所反映的只是技术与制度相互关系之中的某个侧面。

综合上述研究，所谓创新，沿用熊彼特提出的创新内涵，它不是科学或者技术，而是成功转化为商业化，实现了市场化的科学技术，即科技创新。创新贯穿于科学技术活动的整个过程，它是所有发现新知识、创造新技术、运用新知识与新技术的科技活动与经济活动，不仅涉及科技的开发，还包含了商业化应用的复杂过程。而且，由于创新的作用，现代科学技术被引入整个经济系统。创新能够极大地降低要素投入的边际递减效应，实现经济系统的持续性增长，大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二 国际科技创新枢纽的概念

在汉语中，所谓“枢纽”，指的是事物的关键、重要的部分。而作为一个城市，所谓枢纽城市是在城市体系之中起主导、关键作用的城市。

所谓“国际城市”，与“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的概念接近，纽约、伦敦和东京就是典型的国际科技创新枢纽。这些城市的枢纽性活动，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城市的边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主导性作用，成为世界中心或全球中心。

作为“创新枢纽”，一方面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与相邻区域相比，创新活动占据优势地位；另一方面，与相邻区域之间存在着较强的连接与知识流动。

结合上述分析，所谓“国际科技创新枢纽”，是指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的城市综合实力，强大的创新网络，科技创新活动集中、科技创新资源密集的区域。这种区域对各种国际科技资源形成巨大聚集效应，促使自身牢牢地嵌入全球创新链条，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同时，产生巨大的驱动与扩散效应，使得城市不仅对区域与国家产生引领、驱动、辐射和带动作用，在国际上也产生了较大辐射力与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