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本书相关问题的一些说明

本书以随着外来文明的传入而产生的汉语新词为研究对象，梳理这些新词产生的过程与历史，整理出现与使用此类新词的历史文献，探讨这些新词与社会变革、语体扩充等的相互关系，以此来探讨汉语词汇特点与汉词使用的规律。

（一）历史文献

研究近现代产生的新词，最好是能利用所有这个时期的文献。传教士是传播西方观念的急先锋，教士们汉译的《圣经》，编撰的英汉或汉英词典；同文馆、广方言馆和教会学校等使用的介绍新观念、新知识的课本；各种翻译图书、词汇集、会话集；当时的中外文字报刊；出使大臣或留学生，甚至从事洋务或外商买办撰写的出使记、游记、随笔等；政府订立的条约，以及文学作品等，均在研究之列。主要文献有：

1.来华传教士撰写或翻译的西学书，以及这些人在南洋和中国创办的各种刊物。

2.清政府各译书机构所翻译的书籍。

3.中国人写的使西日记、西学著作，以及甲午战争前后由日文译成中文的各类书籍。

4.丛书：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及《续编》《三编》。台湾出版，为大型丛书，收罗了一大批近现代历史文集。

《小方壶斋舆地丛抄》，杭州古籍书店，1985年影印。

《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长沙，1985年。

德国、日本和中国香港都建有语料库，有一些19世纪的语料已经进入了语料库，可供检索。金观涛、沈国威等学者借助语料库在观念传播史研究上颇有建树。

（二）新词与社会

在19世纪60年代之前，中国虽然遭受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但影响所及只在香港和五个通商口岸，而且洋人洋货洋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还非常有限，除了少数睁眼看世界的先觉者开始主动接触西方事物、了解西方文化外，另外有一些信奉基督教的人，一些与洋人做生意的买办在主动了解西方，而这些人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地位低下。整个社会基本上对外面的世界处于漠不关心的状态。此时的西学著作在介绍新事物时一般用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词语。对处于被动接受状态的读者，也只有使用此种方法才会取得一些传播的效果。马西尼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在19世纪以前，中国人似乎喜欢使用语义新词。组合新词一直要到19世纪末才开始流行。”[26]在60年代之前，介绍西方知识是尽量在汉语中寻找相应的词语。除了人名、地名、新奇事物的名称不得不使用音译方法外，尽量用汉语中固有的词语来表达新概念。

汉语翻译的第一个浪潮是了解西方，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星球。这是西方的枪炮逼着国人眼界开始扩大。第一波文化接触的主要内容是地理知识的引进，这是从明末清初就开始了的启蒙，终于在19世纪得以基本完成。

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方人用枪炮打进了帝国的京城，条约中写入了用西洋语言进行外交的规定。中国政府于是办起了一个外语学校——同文馆，与此同时洋务运动也开展了起来。洋务运动注重科技翻译，大批的科技概念被引入到汉语中。洋务运动在注重机器制造的同时也开始了科学启蒙和科学教学，科学教科书被大量引进，更提出了汉语中科学术语的统一要求，并拟订了一些统一的规范。这些都为汉语术语系统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甲午战争让中国人懂得了光靠学习科技是不能拯救中国的道理。政治改革被提了出来，短暂而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引发了政治、社会著作的翻译与引进热潮。日本维新的成就是中国维新运动的指针，学习西洋此时变成了向东洋，即日本学习。从日语中引进的词语，除了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之外，其他的词语也大量被引入。世纪之交新词语的扩充形成了一个高潮，让人应接不暇，有点不知所措，无所适从。日语词汇的引入对现代汉语词汇的最后形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世纪初期，语言接触与观念交流在贸易口语、日常会话中进行，后来发展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外交、哲学等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影响的语域或文章体裁有政治时事评论、洋务公文、外交人员的日记、私人笔记、报刊文章，这种影响是与时渐进的。

文化交流是新观念、新词产生的重要原因，19世纪的主题就是文化交流，当时的说法从制夷、驭夷的夷务，到“采西学”“制洋器”的洋务，再变成洗心革面、全盘照搬的“西学”与“新学”，这是一种观念的革新，甚至是一种颠覆。洋务与新学的内在动机则是“自强”与“新民”。在文化交流的主题下所产生的新概念和新词绝大部分是与此有关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自强”口号被主流社会所接受，洋务运动也在一些城市开展起来，人们开始关注西方，在复杂的心理下逐渐认同西方的事物，从而开始接受新观念、新词汇。在冯桂芬、郑观应等人的著作中，新词时有所见，王韬的著作更是新词迭出。使外日记由于介绍和记录西方事物的需要，新词更是比比皆是。这些新词所涉及的内容大多为有形的器物、制度与习俗，对于抽象的思想还较少涉及。

19世纪末，中国已经到了需要“保国强种”的危急关头，民族自尊心大为削弱，崇尚西方与日本占社会的主流，留学日本成风，日本词汇也就在汉语中大肆泛滥，甚至掩盖了某些汉语中一直在使用的词，致使有些汉语词语也被归入日语词中[27]。

汉语中新词的产生与接受是与社会思潮有着密切关系的，当社会求变，特别是思想观念受到振荡而需要改变时，词汇变化的速度就会变快。词汇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外来影响，佛教的引进给汉语带来了许多新词语，东西方的接触也导致了汉语词汇的一些变化。外来影响只有通过民族的自身需求，才能造成改变词汇的事实。蒙古人、满清人入主中原，但蒙语、满语对汉语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这是因为汉族人对蒙古文化、满族文化兴趣不大，西方语言在19世纪60年代之前对汉语的影响也非常有限，这是因为汉文化在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还没有产生学习西方的需求。在60年代之后，对西方的需求开始高涨，所以西方语言对汉语的影响也与日俱增。在当前要努力与国际接轨的趋势下，汉语将进一步受到外来语言的影响。

季羡林在为史有为的《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所作的序中感慨地指出：

世界上一些先进的文明国家，往往都有一批研究外来词的专家，有不少的外来语词典。一般老百姓，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查阅，既能扩大知识面，又能提高文化修养。反观我国，不无遗憾。研究外来词的专家很少，编纂成的专著和词典更不多见。广大人民群众对这方面的知识几乎等于零。这与我们改革开放的大气候显得异常不协调。[28]

季先生所说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变，随着历史文献电子化工作的走向深入，不光外来词的研究会有一个全新的突破，汉语的整个词源学都会呈现出一个全新的面貌。

电子文本的实现会在下面这几个研究领域中产生变化：

1.词汇引进的全过程的勾勒，书面语上的流通过程与接受过程，包括部分的口语记录的描述。

2.每个词的使用频率与语域、地域分布的情况及其竞争中的作用的研究。

3.每个词流通的时间，流传的方向与路线等的描写。

当然由于19世纪的文献资料散失的也不是少数，所以要完全达到捕捉词汇发展的历史情况是不太可能的，但在很多为研究者所关心的问题上得出一些可行的结论还是可以达到的。

在建立民族自信的背景下，有人认为西方借助工业文明的先发优势，通过武力、资本和商品征服他文化的同时将西方精神输出到世界各地。物质与精神的输出又附带了西方的语言与表达体系，从而形成了“西方话语霸权”[29]。优势文化的观念溢出与词汇输出其实是非常正常的，在某种情景下对流入文化会形成霸权也有可能，而我们更应该关注流入文化的观念与语言建设，海纳百川方能成就其汪洋浩瀚。

（三）本书的结构

鉴于以上的认识，全书分为五章：第一章从新概念、新词产生的角度来综述中西文化交流历史；第二、三、四章分别从世界地理知识的引进与世界地名系统的建立，科学知识的引进、科学著作的翻译与科技术语的建立，政治、哲学思想的介绍与政治语体的基本词汇的改造与引进三方面进行论述。这三个部分的内容也与新观念在汉语社区中的传播与汉语词汇扩充的三个阶段大致吻合。第五章总论观念传播与汉语新词产生的一些特点。

本书借用历史描写的方式，从观念传播和词语使用的角度来探讨语言接触、观念传播等所带给汉语词汇的影响。历史描写的方式是将当时的历史环境与新词的出现相联系，并努力追寻观念传播与新词演变的年谱，使用的角度是通过考察观念传播的过程和新词的实际使用情况，以此来勾勒新词出现以后的传播与接受情况以及在不同语域中的分布，并从中获得汉语吸收新词汇的一些特征与规律。

研究19世纪的新语新词，不但可以理清近代新生词的源流，更重要的是可以为当代的语言实践、语言政策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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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滨田正秀：《文艺学概论》，陈秋峰、杨国华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第31页。

[2] 西周：《五原新范》，大久保利谦编：《西周全集》第1卷，日本宗高书房1981年版，第317页。转引自孙江《概念、概念史与中国语境》，《史学月刊》2012年第9期。

[3] 转引自孙江《概念、概念史与中国语境》，《史学月刊》2012年第9期。

[4] Arthur O．Lovejoy：“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Ideas”．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1940，1（1）．转引自张旭鹏《观念史的过去与未来：价值与批判》，《史学月刊》2018年第2期。

[5] Arthur O．Lovejoy：“The Historiography of Ideas”．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38，78（4）第532页，转引自张旭鹏《观念史的过去与未来：价值与批判》，《史学月刊》2018年第2期。

[6] Arthur O．Lovejoy：The Great Chain of Being：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第18页，转引自张旭鹏《观念史的过去与未来：价值与批判》，《史学月刊》2018年第2期。

[7] 邵培仁：《传播观念断想》，《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8] [美]乔弗雷·蒲朗：《爱斯基摩词汇大骗局》：https：//www.guokr.com/blog/392315/。原文参见Pullum，Geoffrey K.，1991.The Great Eskimo Vocabulary Hoax，Chapter 19 of “The Great Eskimo Vocabulary Hoax and Other Irreverent Essays on the Study of Language”.http://users.utu.fi/freder/Pullum-Eskimo-VocabHoax.pdf.

[9] 吕叔湘：《我的一点希望——写给全国首届词汇学术讨论会（代前言）》，《词汇学新研究——首届全国现代汉语词汇学术讨论会选集》，语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10] 王国维：《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6页。

[11] [丹麦]叶斯丕森：《语言及其本质、发展和起源》，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转引自刘正埮《关于编纂汉语外来词词典的一些问题》，《辞书研究》1979年第1期。

[12] [意大利]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黄河清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页。

[13] 马西尼把汉语借自日语的词分为“原语借词”和“回归借词”。原语借词相当于（一）中的（3）和（二）、（三）、（四），回归借词则是（一）中的（2）。

[14] 王力“取缔、引渡、见习、手续等严格说来，这还不算纯粹的借词，因为没有用它的原音。”《王力文集》卷九，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693页。

[15] 转引自高名凯、刘正埮《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第8页。

[16] 《词库建设通讯》1995年总7期。史有为：《汉语外来词》，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9—21页。

[17] 魏慧萍：《汉语外来词素初探》，《汉语学习》2002年第1期。

[18] 周定一：《“音译词”和“意译词”的消长》，《中国语文》1962年第10期。

[19] 邵荣芬：《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中国语文》1958年第7期；胡双宝：《对〈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高名凯、刘正埮）的几点补充意见》，《中国语文》1958年第7期。

[20] 载《科学史研究》第2辑，第31册，第181页。资料来自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页。

[21] 徐文堪、黄河清：《关于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的编纂》，《词库建设通讯》2000年第22期。

[22] 沈国威：《六合丛谈（附解题·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23] 他的分类是“a）本族词（19世纪以前见于汉语的词，但常被误认为是很晚才出现的新词）；b）本族新词（19世纪创造的真正的新词）：c）音译词；d）意译词；e）仿译词；f）来自日语的原语汉字借词；g）来自日语的回归汉字借词”。[意大利]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黄河清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页。

[24] [意大利]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黄河清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页。

[25] 张德彝：《航海述奇》，钟叔河校点，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26] [意大利]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黄河清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第183页。

[27] 可参看邵荣芬的《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中国语文》1958年总73期。

[28] 史有为：《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序，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29] 冯天瑜：《近代学人对新词语输入的反应——中国应对西方“话语霸权”的历史回顾》，《光明日报》2003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