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希腊城邦的伦理精神结构

在城邦制度下，美德构成了公民的灵魂，希腊城邦的伦理精神结构就是由这种维系城邦统一和发展的“公民观念”建构而成的。从城邦的社会结构模式的形式和展开看，作为“美德体系”的伦理精神结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系列历史条件演变的结果。“公民观念”也是在希腊社会（尤其是城邦制度）的发展演变中逐渐由一种朦胧抽象的状态走向具体、丰满和充实的状态。从总的结构形态看，希腊伦理精神结构是一个“公民—美德体系”的结构。

1.总的结构形态：“公民—美德体系”的结构

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公民”这一概念具有特殊的意义。希腊人非常珍视他们的“公民”称号，认为在城邦中公民生活是通向幸福的唯一道路。因此，最高的善、至善，实际上就存在于城邦生活中。这样，希腊人把他们的道德出发点和归结点，进而将他们的全部道德理想，都放置在如何做一个各方面完善的公民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开篇写道：“我们看到，所有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显然，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善，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13]显然，城邦生活作为全体公民共同参与的公共领域，它将公民和美德以一种牢不可破的方式联结在一起了。只要希腊人说起“astas”（公民）这个词，就会想到一个由众多美德概念构成的体系。美德作为公民的灵魂，是由城邦制度确立起来的，这样一个“公民—美德体系”的结构揭示出希腊伦理精神的基本方向：这是一种肯定生命的伦理学，是一种肯定世俗生活的伦理学，是一种将个人生存的充足理由诉诸城邦政治的伦理学。公民美德正是由这三个特质在希腊伦理思想中得以定位的。希腊美德伦理将道德合理性的根基深置于个人与城邦的关系之中，它对生命的价值、生活的意义和生存的理由的思考始终是以“公民”这一体现个人与城邦之关系总体的概念作为“主轴”的。真正意义上的希腊伦理精神就表现在这里：它从生命维度突出“力量”，凸现战斗精神；从生活维度突出“智慧”，凸现理性精神；从生存维度突出“正义”，凸显政治精神。

可见，从希腊伦理精神的结构整体看，它是一个“公民—美德体系”的结构整体。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一结构整体又是由三个基本维度构成的：生命、生活、生存。作为总体结构形态的希腊伦理精神，“公民—美德体系”是一个三维构架的有机整体，其中凸现出的战斗精神、理性精神和政治精神的统一构成了希腊伦理精神的基本特质。

2.从生命维度凸现战斗精神

古希腊的城邦公民生活在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从迈锡尼社会后期爆发的特洛伊战争到导致城邦社会解体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希腊世界总是处于不断的动变之中。无论从城邦内部、城邦与城邦之间，还是从希腊世界与周遭帝国之间，都存在着损害城邦、危及城邦和瓦解城邦的各种强大的力量。城邦要维护其完整与统一，要避免遭受到灾难性的打击或毁灭，就必须使其公民成为城邦的战士。因此，战斗精神是城邦中个人生命的表现形态，生命的价值就在于成为城邦的战士。希腊美德伦理对生命的肯定即缘于此，它通过对公民意志的界说来完成这种肯定。因此，在希腊伦理精神结构中，战斗精神是一种永久性的伦理约束力量。

从城邦的社会组织形式看，战斗精神是一种奇特的国家—社会关系。这些微型的城市国家，不论是否实行民主制，其集团社会和现代国家不大相同，它们更像一个战争性很强的政治共同体。城邦由全体公民组成，被统治者和统治者很难加以区别。在一个“主权在民、轮番为治”的古代城邦中，权力机构并不像国王那样剥削人民，它不过使人民具有战斗精神。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它通过法律的强制成为希腊城邦公民的生命价值之所在。

使人民具有战斗精神，作为一种道德上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公民作为城邦的战士必须全力以赴，不应吝啬地计较尽了多大一分力量。战斗热情是和社会并列的，它规定了一个政治活动范围，给出了古代公民美德的基本解释框架。我们从前面介绍的两种类型的美德（竞争性美德与合作性美德）中可以看到两种对战斗精神的不同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从生命与荣誉的关系来凸现战斗精神，这是荷马史诗向希腊城邦公民灌输的一种精神。它是一种古老的“对赛（agon）精神”的体现，意味着生命的真义就在于在各种“对赛”中表现卓越，并获得荣誉。这一主题虽然在和平时期往往被忽视，但在城邦危机时期，它一再地被政治家的演讲所激起。

第二种解释，是从生命与法律的关系来凸现战斗精神。这种战斗精神要求城邦的公民将自己完全地奉献给城邦集团的意志，作一个任城邦驱策的工具。它不是从“对赛”的力量抗衡关系出发来看待个人道德之于城邦的意义，而是从城邦立法的实际努力和理性尝试出发，在各个领域建立起一种以尺度为基础的规章，“它的目的是使那些组成社会生活的各种各样交换比例化和平均化”[14]。

应该看到这两种战斗精神是互补的。对法律的尊重和对荣誉的追求构成了古代公民战斗精神的两极。后者将勇敢视为重要的美德；前者将节制视为重要的美德。不管怎样，这种解释的冲突起于对公民美德的生命价值维度的思考，显然是希腊伦理精神的一个较为重要的特质。

3.从生活维度凸现理性精神

希腊人通过美德所获得的并不是财富、地位和权势，甚至也不是名誉和荣耀。在这一点上，城邦的伦理向度表现了极不同于古代中国伦理的价值取向，它不是一个内德（得）成圣、外德（得）成王的合内外之道的美德之得，而是一个“公民—美德体系”的伦理精神结构由生活维度凸现出来的美德之得。这种美德之得就是希腊人所理解的“eudaimonra”。我们习惯以“幸福”翻译“eudaimonra”这个希腊词，从而使它表示一种感情状态。而实际上这个词并不表示主观的感情状态，它更多意味着一种客观的生活方式：“eudaimon”是指一个受到善的“daimon”（精灵、小神）保佑的人，他因而有一个善的生活。

在希腊人看来，“eudaimonra”的一个基本前提是“闲暇”。拥有“闲暇”是公民美德的保障，也是公民身份的重要标志。“闲暇”被高度评价为可赞美的处境，因为它是城邦社会中公民的特权。而政治哲学家是通过公民战士的这一先决条件的透镜来观察一切的，于是将公民美德和闲暇联系在一起。对此，现代哲学家罗素曾有一段比较精辟的论述，他说：“对于文明的发展来说，闲暇是重要的，在过去，少数人的闲暇只有靠多数人的劳动来提供。而多数人的劳动价值很大，并不是劳动本身是有益的，而是因为闲暇是有益的。”“闲暇”的最大益处在希腊人看来，就是提供了人们审视自己生活的先决条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闲暇是人们从事哲学研究的必要条件，而思辨的生活乃是最高的“eudaimonra”。苏格拉底也明确指出，一种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闲暇、幸福、智慧是希腊美德伦理中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们从生活维度使得希腊美德伦理凸现为一种理性精神。

这种理性精神突出地表现在希腊公民对待生活的态度始终是批判的、审视的。人在这里被看作是一个对理性问题予以理性回答的存在物。因此，在获得“eudaimonra”方面，希腊人突出“智慧”这一美德。人的知识和美德被看作是一个东西。从单纯美德即可获得“eudaimonra”这样一种希腊伦理精神的角度看，“智慧”“知识”和“理性”活动是最根本的。所以，从生活意义维度看公民美德体系，理性精神无疑构成了希腊伦理精神的第二个基本特质。

4.从生存维度凸现政治精神

城邦维系着每一公民的生存方式。城邦的出现揭开了公民生存的公共空间。逻各斯、公正和平等构成了城邦的精神世界。希腊人的生存根基深置在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城邦之中。因此，对城邦的生存，同时也是对公民的生存而言，最核心、最根本的东西是正义（dike）。正如我们所说，正是正义观构成了美德伦理的脊柱。在希腊人看来，公民之为公民，不仅要遵守法律，而且要尊重法律。正义这个词的意义，就是被用来指法律所要求的一切，它是指每一个公民在他与其他公民的关系中要实践所有的美德。因此，从城邦的生存和公民的生存两个方面，作为政治共同体（城邦）及其成员（公民）都必须在实践中体现正义。正是在这里，希腊美德伦理从根本上凸现为一种政治精神。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文的阐释中将会清楚地看到。

现在我们做个小结：希腊伦理思想作为一种美德论体系是与希腊城邦制度及其独一无二的社会组织形式紧密相关的。由此出发，我们看到，正是城邦的伦理向度构成了希腊美德伦理建构的基础，它使得希腊伦理精神的结构在总体上表现为“公民—美德体系”的有机整体，而这一结构整体又是一个由战斗精神、理性精神和政治精神三维构架组成的。其中战斗精神既突出勇敢、又突出节制两种美德，理性精神突出智慧美德，政治精神突出正义美德。因此，从总体上看，希腊伦理精神又表现为四德精神（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希腊美德伦理思想正是在希腊城邦的伦理向度内展开的。城邦之为一种社会结构形态和城邦制度之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构成了希腊思想家伦理思维的独特空间。只有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才能探寻希腊美德伦理思想建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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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秦海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2页，下引同。

[2] [法]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第2页。

[3] [法]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第2页。

[4]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卷，谢德凤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页。

[5]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5页，下引同。

[6] 顾准：《顾准文集》，第67页。

[7] [法]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第37页。

[8] 顾准：《顾准文集》，第70页。

[9] 顾准：《顾准文集》，第181页。

[10] [美]马文·佩里主编：《西方文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79页。

[11] [古希腊]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66页。

[12] [英]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群、戴扬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5年版，第168页，下引同。

[13]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下引同。

[14] [法]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