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时代偶像

胜利的喜悦总是那么短暂。尽管在西属尼德兰打了胜仗，但这场战争变得旷日持久、开销巨大，越来越难以为继。英格兰从中获利甚少。1695年末，流亡国王詹姆士二世在法国宫廷宣告：“授我国之良民以起事之全权，与僭位者奥兰治亲王一战……”在英格兰，确实存在愿意服从他命令的支持者，但如果法国不对英格兰出兵，他们无法也无意采取行动。然而，对于被欧洲各国牵制的路易十四来说，入侵英格兰是他力所不能及之事。

有些阴谋家准备独自行动。拥有正统斯图亚特血统的安妮必然会在国王死后继位，这一愿景似乎促成了1696年初的一场阴谋。国王每周都会前往里士满公园打猎，在回肯辛顿宫的时候，必定会经过特纳姆格林河边的窄道。阴谋者便准备在那里设下埋伏，一旦国王经过，就一拥而上行刺。但这类阴谋大都会走漏风声，此次也不例外。威廉取消了打猎，且不忘借题发挥，在国家层面颁布新法规。他于1696年2月将此事传达给议会，朝野震动，促使议会专门为保护国王安全设立了一个委员会，如同当时为了保护伊丽莎白一世免受西班牙阴谋者暗算而设立的委员会一样。

然而，大多数人的情绪依然是厌战的。在那慕尔打了一场胜仗之后，陆上战役再没有出现大胜大败。双方开始打消耗战，陷入了开支巨大的胶着状态。如果当时有人能不偏不倚地观察，或许能得出某些结论。威廉三世比路易十四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位英格兰国王有着充沛的精力、锲而不舍的精神，加上盟友的支持，波旁王朝的一举一动尽在他的掌握。英格兰全新的金融能力也使其在将来的冲突中变得更具威胁。

经过五个月的谈判，双方起草并签订了条约。也就是1697年秋天签署的《里斯维克和约》，这个条约似乎对威廉有利。路易返还了许多他占领的土地，此外可能更为重要的是承认了威廉三世为英格兰合法的国王。这一结果似乎是对詹姆士二世和斯图亚特王朝复兴的沉重打击，但国王的承诺常常说变就变。

然而，尽管九年战争血流成河、开支巨大，但和约签订的消息传来，伦敦依然敲响了庆祝的钟声。威廉自己也说“和平给此地带来了难以置信的欢乐”。人们又能安全出海，商人也可以不受惩罚地经商了。如人们所愿，赋税的重担也会大大减轻，毕竟原先国家财政收入的75%都被投入了战争。

12月初，议会刚召开，就开始针对常备军是否必要展开了争论。国王支持建立常备军，以提防法国，而大多数议员则倾向于建立无军队政府，因为这是英格兰的古制。于是，议会决定将所有自1680年9月征召的陆军就地解散，所有英格兰国土上的军队数量不得超过查理二世统治时期，也就是大约七千人。乡绅不愿为强征的军队，特别是从国外征召的军队交税。因此，议会决定限定这七千人的军队只能由国王的英格兰臣民组成；因此，国王的荷兰卫队和他的法国新教军团都被解散了。怒不可遏的威廉称议会取得了法国人九年都没取得的丰功伟绩。一个获胜的君王受到如此对待是极为罕见的。或许，他显然一直心怀故国。

议会于1701年初到达权力顶峰，通过了《王位继承法案》，彻底禁止斯图亚特家族之人继承王位。前一年夏，安妮公主和其丈夫丹麦的乔治王子的十七次怀孕中最后一个幸存下来的孩子，威廉王子，由于脑积水去世。如果安妮登基，必然也无子嗣。尽管威廉死的时候才十一岁，但他早已被拥戴为新的新教领袖。国王在给马尔伯勒的信中写道：“这对于朕，于英格兰全国都是一大损失，朕的心为之洞穿。”

詹姆士党自然因为这个消息欢欣鼓舞，盼望着詹姆士或其子能够名正言顺地再次登上王位。但议会则另有打算，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德国，具体来说，投向了詹姆士一世唯一在世的外孙女。汉诺威选帝侯夫人索菲娅之母是不幸的“冬后”伊丽莎白，她只当了一年波希米亚王后，便与丈夫一同被神圣罗马帝国军废黜。由于朝代更迭的机缘巧合，索菲娅被选定为英格兰的下一任女王。就算她不愿或不能继位，她健康且信奉新教的儿子也可继位。

议会在《王位继承法案》中，也加了其他要求。任何一位君主，必须信奉英格兰国教。如果君王出生在国外，英格兰军队无义务保卫其出生的国家。除非得到议会允许，否则任何一位君主都不得离开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所有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否决汉诺威王朝可能提出的要求。德国人可以做英格兰君主，但必须以英格兰君主的身份来统治。

威廉知道《里斯维克和约》绝不可能终止战争，法国国王对于荣耀的无尽贪念会让他继续蠢蠢欲动。西班牙就是导火索。西班牙皇帝卡洛斯二世，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着魔者”卡洛斯，一生病魔缠身。他生活不能自理而且心理扭曲，他的舌头大到嘴巴装不下，导致一直淌着口水。下巴也是大而畸形，所以脸的其他部分看起来向内坍陷。他驼背且神经多少有点错乱，他认为自己在出生的时候被诅咒了，而这也是朝野中大多数人的想法。他甚至允许巫师给自己驱魔。他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近亲通婚或许是导致他身心缺陷的原因。他活着丢人，死了又会造成大问题。他统治着西班牙和西属尼德兰（现在主要由比利时组成），还控制着从美洲一直到西属东印度群岛的帝国。尽管他实际上的权力并没有理论上那么大，但也足以因之树敌。

1700年春，在他死前几个月，关于瓜分他遗产的纷争就开始了。而人的贪欲加上各种不凑巧，使得种种伎俩最后都没成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地利的利奥波德一世通过签署特定的婚姻协议，为其子争夺继承权机关算尽。哪怕潘多拉之盒再开，也带不来这么大的纷争。路易十四很怕马德里和维也纳联手，这将形成一支射向法国领土的利箭。“着魔者”卡洛斯其实已经指定安茹公爵腓力为继承人，而腓力正巧是路易十四的孙子。威廉三世无法想象巴黎和马德里结成联盟：绝不能让此事发生。这将造就一个史无前例强大的波旁帝国。

但路易并没有分神。1700年11月底，卡洛斯驾崩三周后，法国国王宣布其孙子为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乃王位的真正继承人，他还先下手为强，下达了英格兰和西属尼德兰之间的贸易禁令。除了在贸易和政治领域进行打击，他还做了一件更像是侮辱个人的事。1701年9月中旬，詹姆士二世在圣日耳曼的小圣堂参加弥撒的时候，突然瘫痪，死在了圣洁的香烟中。一直以来他都和拉特拉普修道院的苦行僧在一起，并恳求自己的子嗣们对罗马天主教信受奉行。法国国王曾在詹姆士二世临死的病床前发过誓，如今兑现誓言，将被英格兰人称为“老僭君”“水上的国王”“老骑士”的侄子指认为詹姆士三世。

这个挑衅越了界。违反了《里斯维克和约》，因为在和约中，路易庄严地承认威廉三世为英格兰的合法君主。这就让法国国王的所有承诺与声明都变得不可信，并再次点燃了英格兰人心中古而有之的恐惧，害怕路易会强行推行教宗主义、暴君统治，建立普遍君主国。

1701年初，威廉任命马尔伯勒为最高指挥官兼全权大臣，负责涉及英格兰和其盟国安全的一切谈判。威廉知道安妮心仪的马尔伯勒将会成为当下最重要之人，以及新政权的指挥官；他最希望继续和法国作战。是年末，荷兰、英格兰、奥地利缔结《大联盟条约》。从而揭开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序幕。

威廉做出决定的时间刚刚好。他几个月来一直饱受寒战、头疼、恶心的折磨，而最终，一只不起眼的鼹鼠让他解脱了。1702年2月，他在骑马穿过汉普顿宫御花园的时候，马被鼹鼠洞绊了一下，国王从马上摔了下来，摔断了锁骨，并因此发症驾崩。许多年后，詹姆士党为这位在花园里提供了致命一击的“穿着天鹅绒的小绅士”而举杯庆祝。

并没有太多人悼念威廉，因为并没有太多人爱戴他。对于许多人来说，让他做国王实属无奈之举。他摈除了斯图亚特王朝和教宗党的野心。但他给英格兰留下的遗产远比起初所认为的更巨大。他成功抵抗了法国，并限制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野心，他成功地消除了臣民对身在凡尔赛宫靠法国接济，软弱而怯懦的斯图亚特国王的记忆。他和顾问们也成功地把英格兰的金融体系打造得非常先进，让政府信用进一步上升。威廉三世带来了新的王朝、新的外交政策、新的经济制度等，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成果。

3月8日，威廉一死，安妮便成了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的女王。她或许算不上容貌最为端庄的君主，但她确实历经劫难。她当时三十七岁，十六年来，她流产了十二次，而她另外五个孩子中，四个在很小的时候就死了。唯一幸存下来的那个，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在十一岁时去世。多年来的哀伤和痛苦的怀孕经历对她的外貌和性格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她患有严重的痛风，不得不时常裹着绷带。苏格兰官员佩尼库克的约翰·克拉克爵士前往肯辛顿宫觐见女王，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他看到安妮“因痛风发作而举步维艰，痛不欲生”，他还说她的脸“通红而且满是斑斑点点”，她的穿着“随便”，脚“敷了药，包着恶心的绷带”。这不是君王应有的样子。

她不仅病痛缠身，而且显然很是腼腆，不愿在人前说话。在宫廷接见外国使节时，外交部长和使节们常常围坐在她周围一言不发。根据她的首席侍女马尔伯勒伯爵夫人的记录，她对来访者毫不在乎，既不愿问问题，更不愿回答问题。她只说一些无关痛痒的客套话。你们来城里多久了？你们觉得这里的天气怎么样？她既不聪明也不诙谐，关于国事，“她从不明说，而以某种方式表达”，或者说，以一种迟钝的、费力的、照本宣科的方式表达。

她的沉默是有理由的。她天生谨慎，从不全然相信自己和他人的判断。乔纳森·斯威夫特在宫中见过她，并指出“或许全英格兰都找不到一个人能够如此主动地掩饰自己的感情”。但也有一些事情无须掩饰。她是安立甘高教会的狂热支持者，她不仅对宗教仪式特别虔诚，而且还特别痴迷于礼仪。如果廷臣或侍女穿戴拉夫领、假发，或外套没穿规范，就会遭到斥责。

她一天中最先做的事是去皇家小圣堂祷告，接着再处理公务。一周有两天她要参加内阁（当时被称作“秘密委员会”）的长时间会议，她之前的君王们几乎都会在会议期间失去耐心，接着就是雷打不动的接见大使，回应请愿，签署授权书和信件，以及给予各位政要建议，或向他们咨询事宜。她对约克大主教说，自己连祈祷的时间几乎都没了。或许她觉得自己作为女性，作为没有子嗣的女性，处于劣势。她总会听到背后有汉诺威王朝之人的脚步声，她还真的拒绝让汉诺威的索菲娅选帝侯夫人前往英格兰。她不想让人觉得有机可乘。

在威廉三世死后的第三天，她将对上议院发表首次讲话，对于她这个腼腆而谨慎的人来说，着实是个考验。她坐在王座上，对上议院说：“朕作为英格兰人，开诚布公地向你们保证，但凡对英格兰的幸福繁荣有益之事，朕有求必应。”

她提到自己是英格兰人，无疑是针对威廉的，她从来对威廉个人以及他对荷兰的偏爱嗤之以鼻。有人担心她的痛风病会让她无法朝贵族们走去，但她依然踏步向前，戴着王冠，身穿饰有嘉德勋章的厚重红天鹅绒长袍。见证了登基仪式的罗伯特·索思韦尔爵士写道：“从未有女子能够如此洪亮、庄严地讲话。”她确实脸红了，有些时候也似乎不太自在，但她展现了君王应有的风范。

当年的选举托利党大获全胜，几周后，他们拟定了《偶尔遵奉国教法案》，旨在对宗教异见者和稳健派清教徒的宗教活动进行惩罚，并禁止他们担任公职。自从1689年的《宽容法》实施以来，宗教异见者如果想要找工作，只需一年参加两三次国教圣餐仪式即可，他们在仪式上领到的圣餐面包便是他们健康的证明。最为著名的一个案例便是信奉长老宗的伦敦市长汉弗莱·埃德温爵士一早上刚参加完安立甘宗的礼拜，晚上又跑去旧宽街的宾纳斯厅参加了自己教派的秘密集会。这种双标行为被称为“和上帝玩捉迷藏”，在最新的这个法案中遭到禁止，如果违反会被罚款或锒铛下狱。

安妮打心底站在高教会一边，支持新教案的举措，并认为这可以证明安立甘宗的虔诚，但上议院辉格党的大多数人则觉得一个国家在宗教事务上分裂，必然导致在其他事物上也产生分歧。马尔伯勒自己也觉得在战争时期把大多数国民对立起来毫无意义。所以，尽管新组建的下议院中托利党热情高涨，但法案最终没有通过。女王亲自打圆场，建立了一个名为“安妮女王之赏”的基金，她愿意贡献出自己的一部分从税收获得的岁入，以此补助那些在最贫困教区服务的教士。

然而，她统治前期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同法国的战争。马尔伯勒就任军队最高指挥官一职，但从理论上说，其军阶仍低于女王的丈夫，丹麦的乔治王子。而乔治本人一无所长，用查理二世的话来说便是“他醉的时候，我试探过他，他清醒的时候，我也试探过他，但他真的一无可取”。乔治于1708年去世，所以安妮在其统治后期一直守寡。当然，马尔伯勒是联军实际上的指挥官。他是这个职位的不二之选。其实，战争的第一年与上次战争的最后一年非常相像，双方都没有太大的动作。而且，马尔伯勒觉得荷兰前线副手们的谨慎和优柔寡断让他束手束脚。但让他宽慰的是，女王于1702年将他晋升为公爵。

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尽管联军动作迟缓，新公爵依然攻占了默兹河畔的几个重镇，默兹河是条由法国东北部流入北海的大河，列日港、马斯特里赫特港、那慕尔港等港口都在默兹河沿岸。受到这些胜利的激励，约翰·伊夫林写道：“上帝同时对我方降下这么多祝福与希望，实乃百年未见之事。”这句话尽管言过其实，但大胜确实近在眼前。

马尔伯勒沿默兹河布下的打击线让荷兰免于完全落到路易十四手中，但公爵与他的盟友萨伏伊的欧根亲王如今已经准备了更为宏大的战略。他下了危险且出人意料的一着，帅军离开低地国家，穿过德国各个公国，朝巴伐利亚进发，巴伐利亚选帝侯是法国的亲密盟友，而其境内的多瑙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他的主要目的是从敌人手中保住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都维也纳。此次行军壮举有时被人与拿破仑相提并论，马尔伯勒带着两万名士兵仅用了六周时间就挺进了两百五十英里，同时还沿线吸纳了两万多兵力。为了掩饰自己的意图，他不得不快速且秘密地行动，他不仅要骗过法国人，还要骗过荷兰盟友，因为后者认为把兵力从西属尼德兰调出去全然是浪费。

马尔伯勒获胜了。1704年8月初，两支部队在位于多瑙河附近的布林德海姆（又称布莱尼姆）村附近遭遇，村边的田地刚收完麦子。法军和巴伐利亚军背靠河流和树林，采取守势，但马尔伯勒持续猛攻，最终将其击溃。英军骑兵排成三排，举着佩剑快速前进。步兵排成三排或四排，配备火枪，枪上装有刺刀。战斗接近尾声时，法国人被迫撤退到布莱尼姆村，在那里，由于伤亡惨重，残军被迫放下武器投降。

英军大获全胜。法军约三万四千人战死，一万四千人受伤或被俘，而英军及其盟军的死亡人数大约为一万四千。第二天，公爵给妻子写信称：“在信的末尾，我不得不自负地告诉你，我的爱人，此次胜利乃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杀敌越多，胜利越伟大，或许吧。

巴伐利亚退出战争，维也纳保住了。德国公国得以免于法国入侵的威胁，路易一战定胜负的希望彻底落空。这或许算得上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最具决定性的一仗，经过此役，英军的实力得到证实，而令人恐惧的路易十四，只是虚有其表罢了。八天后，胜利的消息传到了英格兰，举国欢腾。廷臣告知安妮胜利的消息后，安妮说：“你带来了朕此生之中，无与伦比之喜悦。”但喜悦并不是随处可见，在那些认为马尔伯勒的战争政策是挥霍浪费的托利党中，喜悦之情便很难见到。在他们看来，这种欧洲冲突实际上又能实现什么呢？

在安妮女王统治期间，党内竞争异常惨烈。安妮本人是个中间派，既不亲近汉诺威王朝，也不亲近詹姆士党，所以王国内的意识形态斗争便公开化了，人们可以尽情释放愤怒和怨恨。女王本人决心凌驾于两党之上，她凭借本能，务实地认为只有平衡两党，才没人能够驾驭她。她写道：“如果我很不幸地落入任何一个党派手中，那在我看来，我虽有女王之名，实为党派之奴。”对于两个党派的狂热分子，她既不喜欢也不信任，心怀恐惧地称他们是“无情之人”。但是，在两派之间达成平衡，这是否可能？托利党和她均属于可敬的安立甘宗，但他们反对马尔伯勒的战争。辉格党支持马尔伯勒的一切所作所为，但他们渴望消除皇家特权，以支持议会统治。哪一方能为她遮风避雨呢？

两派还未正式组成政党，但已见雏形。换句话说，他们正在变成漫画上人们讽刺他们的样子。在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中，小人国有两个派系，“高跟党”和“低跟党”，以鞋跟高低区别。前者的鞋跟高，意味其“高度保守”，而后者则鞋跟低。他们之间的敌意是如此之大，斯威夫特指出：“他们既不一起吃饭喝酒，也不互相交谈。”

在18世纪初期的伦敦现实世界中，辉格党和托利党只会光顾自己派别的俱乐部、咖啡馆、酒馆。具有贵族气质的辉格党人会在基特—卡特俱乐部见面，而他们的死对头托利党则在兄弟会集会。托利党经常光顾圣詹姆斯街上的奥金达巧克力屋，或继续向前走，转个弯前往蓓尔美尔的士麦那咖啡馆或可可树俱乐部。辉格党人则会在圣詹姆斯街上的咖啡馆集会，这个咖啡馆很危险，因为离奥金达巧克力屋很近，或者驱车向东，前往考文特花园的纽扣咖啡馆。伦巴第街的彭塔克记和位于骑士比武场的老人记也是辉格党爱去的地方。

艾迪生曾经将伦敦描述为“异国之集合”，圣詹姆斯街上的咖啡馆与齐普赛街上的咖啡馆习俗和举止之迥异，让人仿佛到了突尼斯或莫斯科的咖啡馆一般。然而，每个地区都通过其主要的咖啡馆团结起来，“这家咖啡馆里会有某个特定的政治家，专门为他所在的社区发声”。伦敦是一个遍布咖啡馆的城市。这些咖啡馆始于17世纪60年代，克伦威尔宗教至上的统治结束后，急需舒适的场所来满足人们迅速发展的社交需求。对于当时的伦敦社会来说，咖啡馆的出现真是千载难逢，没过多久，它们就被认为是城市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熊熊燃烧的壁炉保证了屋内的温暖以及热水的供应；只要在柜台付一便士，就能点上一杯咖啡或巧克力，另外咖啡馆会把报纸挂在墙上，有了这一切，娱乐和交流足矣。伦敦是一个充斥着新闻的世界。

从当时的插画可以看出，咖啡馆内的布置很简单，摆上几张凳子、椅子和朴素的桌子，就成了。在咖啡馆里，可少不了吸烟，几乎每个人手上都拿着烟斗。舰队街的安德顿记是共济会的聚会地点。圣保罗大教堂庭院的孩童记是书虫和学者爱去的地方。与此类似，有学问的人也爱去希腊人咖啡馆。交易巷的乔纳森记常常有股票投机商出没。康希尔街的巴特森记是医师的最爱。如果有人得病了需要立即就医，他或她就会派个人去巴特森记。

然而即使是医学界也无法摆脱党派狂热。奥利芬特医生刚加入托利党，他的辉格党病人就立马拒绝接受他的治疗。一次，声名显赫的托利党人牛津勋爵看到一位身份同样显赫的辉格党人等在一个宅邸门口，他便拒绝进入该宅邸。在伦敦，辉格党和托利党有各自的医院。圣托马斯医院是辉格党的，巴特医院是托利党的。谁会希望让一个党派立场错误的人来给自己治疗呢？伊顿公学也分成两个派系，争斗和争吵不断。1707年，斯威夫特穿过莱斯特时，他观察到“整个镇上所有女服务员、学徒、学生，都满腔热忱地参与着自己心仪党派的活动”。1712年1月3日的《旁观者》写道：“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夫人们上街会穿不同颜色的衣服，并以头饰区分立场。”四年后，《自由持有农》写道：“孩子们牙牙学语时，辉格党和托利党是首先学到的词。”

因此，两党之间并不止低跟和高跟之别。甚至连做出这个比喻的斯威夫特，终其一生都是托利党。两派之间的仇恨足以导致监禁、流放、剥夺公权、没收财产、失去职位甚至丢掉性命。两派的原则性分歧涉及方方面面，如王权之地位、国教之架构、汉诺威家族继位之基础、宗教宽容之本质、战争之准则等。如果再加上针对金钱和土地的争执，那两派就更加势不两立了。由于国民基本价值观和信念的分歧如此之大，女王和她的部长们不得不谨慎对待。有些人会把当时称作“稳定的时代”，但事实绝非如此。在某些方面，它与前一个世纪相似，只是少了战争威胁罢了。

女王统治初期，辉格党人似乎较占优势，主要是因为他们更加热心地支持马尔伯勒对法国人的战争。但情势并非总是如此，两党会因政治气氛和议题的不同各有胜负。有一个例子体现了两党风水轮流转的情况，1705年春天的大选中，没有一个党取得压倒性胜利，但辉格党似乎战胜了托利党中的激进派，结果是辉格党和托利党中的温和派达成了平衡，而托利党温和派的领导人是罗伯特·哈利。

哈利现在可能已经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依然可以将其挖掘出来当作18世纪政客的代表，即那种毫不掩饰的政客。1689年，他以下议院议员的身份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没过多久，就对议会中的弄权伎俩驾轻就熟，甚至因此被叫作“骗子罗宾”。他一路青云直上，于1701年当选为议长，并很快成为晋升高官的不二人选。他的演讲既不流利，也不启迪人心，但会以丰富的细节弥补视野的不足。他钟爱阴谋诡计，行事常常藏头露尾。说话从不开门见山，从不真心实意。据观察，他说话过于严密，过于模棱两可，导致就连他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亚历山大·蒲柏评论说，他“以一种非常令人困惑的方式谈生意，以至于你不知道他想说什么。他和你说事会采用史诗的叙述方式，总是从中间开始说”。这里的典故是贺拉斯曾给史诗诗人提过一个建议，建议他们从“in medias res”（中间）开始写。

但是，哈利的说话方式只会让听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城府过深，以至于让人觉得他在故弄玄虚，他做事过于拖沓，以至于让人觉得他总是不作为。上议院大臣考珀勋爵曾说：“如果有人生来就是无赖，那个人就是他。”他外表怪异，总是微笑着点头哈腰，马尔伯勒公爵夫人称其为“举手投足总是怪里怪气”。

然而，他是个很幽默的政客，将每个同僚都视为潜在的盟友和朋友。他喜欢与人相伴，但他没有真正的朋友。他与人为善是带有目的性的。他之所以呼朋唤友，因为他有本事利用各色人等达成自己的野心。他对人性了如指掌，非常热衷于判断一个人的性格，而他确实深知如何去探寻别人的内心。除了宣传自己，为自己谋利之外，他没有其他原则，尽管忠君或许可以算作他的美德，即使这一点或许也可以理解为他忠于自己的前途。他为阴谋而生：常常机关算尽，不可自拔于自己许下的似是而非的许诺之中。前年才支持辉格党，来年又投奔托利党。只要他支持安妮女王，换个党派实际上也没什么不同。如果想要看看那个时代和他一样立场摇摆的政客有多少，那他身后将不乏其人。我们在这里，或许可以引用威廉·布莱克的看法，即“在相同的存在之中，不会有新的东西出现。意外五花八门，而本质则永不变化，永不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