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是牛还是熊？

如何能在为欧洲大陆的反路易战争提供庞大军费的同时不至于让国家贫困呢？解决方案是有的。年仅三十出头的财政委员查尔斯·蒙塔古三年前便提出了一个议案，但从未施行。该议案主张建立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向政府提供贷款，每年的利息由议会针对啤酒等含酒精饮品征收的新税来支付。由此保证了债券购买者能够拿回本息，尽管这样意味着政府必须向人民索取更多钱款。从本质上看，这便是“国债”的雏形。

1694年，在蒙塔古的运作之下，议会顺利通过了《英格兰银行法案》，他知道一旦法案通过，自己将成为财政大臣。他甚至承诺自己将从银行购入多达2 000英镑的债券。金钱被迅速用于这一新的商业机构中。该银行计划从债券购买者手中筹集120万英镑，年利率为8%。回报如此优厚，不到十天便筹满了款项。国王和王后也投了钱，此外还有商人、金融从业者、实业家等。因而，英格兰银行似乎很大程度上由辉格党掌控，因为他们和伦敦市联系紧密。而代表地主阶级的托利党则认为该银行无异于一种维持战争的“伎俩”。当然，英格兰银行的出现带来了军事、政治方面的成效。法国没有类似的金融举措，因而在战争筹款方面落了下风。

即便英格兰政府并没有能力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得当，但被视作金融革命的英格兰银行为长治久安打下了基础。议会如今享有在全国范围集资的最高权力，还可通过提高税率支付巨额贷款的利息。二十年间，议员们每年都会收到一份年度“预算”。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出现了一些诸如伦敦“私人”银行和“地方”银行等小型银行，这些银行专门提供短期贷款并支持汇款转账。商业和公共机构由此获益，使得融资和贸易更为便利。

伦敦自罗马占领时代起便是信贷中心。然而17世纪后期商业迅猛发展，让当时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新现象。皇家学会院士约翰·霍顿于1694年写道“对法战争开始以来，股票大量出现”，此外，他还写道“有钱人都觉得不应该让钱闲置”，并认为可以从“土地、房屋、基本商品”之外取得更为丰厚的回报。很快，这种新的投资方式便得名“股票买卖”，人们能够通过买卖诸如英格兰银行的股份来赚钱。1724年，笛福将其描述为“一度让全国陷入痴狂，几近因之毁灭的交易”。

皇家交易所附近的交易巷成了股票买卖的中心。特别是其中两家咖啡馆（分别名为乔纳森记和加拉韦记）为金融业务的主要场所。1695年有一则广告，宣称在乔纳森记“能买卖……所有股票和股份”。一个名为约翰·卡斯塔因的掮客将股票价格、交易率，以及日内瓦、都柏林、鹿特丹等地的市场状况整理出版。人们还在乔纳森记就公共或私人事务下注赌博。若我在1696年米迦勒节前不喝葡萄酒，不喝啤酒，不喝白兰地，你给我多少钱？圣诞节前对法宣战的赌注多大？当时的一幅版画上，几个戴着假发、三角帽的绅士站在一间大房间里交谈，每个人都穿着正式的西装和背心。他们自己投资，或作为代表对政府合同、工业企业以及当时便有的大公司股票进行投资。他们身后的墙上画着一头牛和一头熊，以及一只跛脚鸭。牛被认为代表金融乐观主义者，而熊则恰恰相反，毫无疑问，这两种动物混杂了两个党派的特征。当时有一部戏剧，就表现了这些人交谈的场景。

苏珊娜·森特利弗写了一部名为《放手一搏为娇妻》（1717）的戏剧，其中有一幕便设在了乔纳森记咖啡馆中：

掮客甲：王室经费彩票是谁负责的啊？天哪，今天下午犹太人都跑哪儿去了？亚布拉罕，今天你买进还是卖空？

掮客乙：买进，说真的，下周再一股脑儿卖掉。

咖啡馆服务员吆喝道：“现磨咖啡，先生们，要现磨咖啡吗？”或“先生，要来杯武夷茶吗？”

这一全新商业行为的出现让一些人提心吊胆。托利党尤其不喜欢当下正蓬勃发展的“通过金钱获利”的理念，他们认为财富应当来自英格兰的土地，而非耍弄金融手段，称唯有土地的拥有者才对国家的实力最有发言权。那些金钱的拥有者也在伦敦建起了辉格党的强大堡垒，而各级商人、金融家、公务员、专业人员中有许多人要么对政府持异议，要么不信奉国教。单凭经验判断，人们认为有钱生异议，有地从国教。只要战争继续打下去，政府需要资金，新兴富人阶层必能从公共信贷中获利。而土地则恰恰相反，人们担心市场会崩溃。乔纳森·斯威夫特在《盟国之所为》（1711）一书中将矛头重新指向辉格党，宣称战争被毫无必要地延续，这是“养肥了放贷人和股票投机商，破坏了土地的重要性，滋养了一派人的阴谋”。

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加大，而这一分歧和上文提到的现象不无关系。一些托利党人支持让流亡的国王或其子回国，但若是让斯图亚特王族回国的话，或许他们会轻易推翻由威廉三世及其辉格党支持者构建起来的国债系统。结果将会导致金融混乱，对于那些富有的放债人来说，这是灭顶之灾。决计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

有钱派和有地派会双双覆灭的想法无疑是错判。很快，除了对战争一事争论不休之外，两派人都看到了共同利益所在。正如约瑟夫·艾迪生于1711年秋在期刊《旁观者》上发文称：“无地产则商人失果腹之食，无商人则地主失蔽体之衣。”土地和金融利益的代表很快便达成了一些“绅士”和“绅士社会”的共识，这些共识在此后一百五十年间成了整个社会的约定俗成之事。该共识体现了贵族精英的利益，完美展现了力促此事之人的想法，对于他们来说，一切尽在掌握。

查尔斯·蒙塔古提出的另一项举措进一步促进了财政稳定。英格兰银行成立后的第二年，蒙塔古决定让银先令恢复其真实的价值，由于遭到剪割和掺假，该货币的价值大跌。大约有95%的银先令要么被掺了假，要么缺斤少两。一直以来，银币中的含银量都不是很高。

蒙塔古起用艾萨克·牛顿来协助此事，他们都是剑桥三一学院院士，但牛顿随后因为在《数学原理》一书中阐释了引力而名震天下。由于牛顿在1695年发表了一篇名为《论重铸英格兰货币》的论文，第二年春，蒙塔古任命这位声名远扬的同事为位于塔山的皇家铸币厂厂长。对于这位新厂长来说，真可谓好事成双，他在理论上登峰造极，实验上也能一往无前了。

货币将全面重铸，不纯的旧币将禁止流通。蒙塔古拟定了提案，却让牛顿独自管理和组织其运作。总体来看，此项举措很是成功，牛顿上任数月内，铸币厂每周能铸造大约价值十五万英镑的银币。全国的货币标准得到了落实，国家的根基也得以稳固。

1688年“光荣革命”带来的结果便是国家的本质变得一目了然了。从顶层看，英格兰当然仍是君主国，威廉三世凭借“神授之圣君权”登上王位，然而这一说法具有较大的阐释空间。不论是君权神授这一构想还是君主这一身份，都甚为模糊。威廉三世究竟是通过征服还是通过议会认可而登上王位的？他所享有的又是何种“神圣之权”？例如，他从未接触过“国王之恶”患者，而他的继承人安妮便做了此事，以彰显其“超自然”的力量。

威廉三世不甚明朗（至少未得到确切阐述）的权威由贵族阶层所维系。也就是说，这个新国家自诞生之日起便一直由贵族掌控。上层贵族约有两百人，公爵、伯爵等便在此列，他们代表着地主精英，虽然人数不多，但个个信心十足、能言善辩。财富很重要，但光有财富还不够。同样重要，甚至可能更为重要的是血统。想成为上层贵族，首先得有地产，地产赋予了所有者狩猎的权力。那些奋发向上的上层乡绅会同贵族联合，而不会与其争锋。事实上，那个世纪的社会、政治生活渗透着贵族的准则和理想。而其中的关键是延续而非改变。这些准则和理想借由习惯的认知方式和传统的活动方式所确立，不言自明且不容辩驳。

以上这些体现了当时政治、权力的现实，而非对“旧英格兰”所持的陈腐观念。许多文章提到进入上流阶层的可行性，称富人甚至暴发户都可以“渗入”上流阶层，但现实并不乐观。哪怕直到乔治三世统治时期（1760—1820），商人不得成为贵族依然如同金科玉律。

此外，贵族在下议院影响力巨大。家族领袖会进入上议院，而其亲属和仆从则会进入下议院。老皮特（即老威廉·皮特）曾将下议院描述为“一批年轻弟兄的聚集地”。尽管贵族人数不多，但各个家族之间会通过联姻增强实力。他们凌驾于一万五千左右下级乡绅之上，这些乡绅尽管没有贵族头衔，但无须下田劳作。

大多数乡绅都信奉国教，安立甘宗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信仰。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异见人士，其中还有一些人是无神论者，但多数人还是会沿着熟悉的道路前往乡村或城镇教堂做礼拜。18世纪早期，安立甘教会的领袖完全为政府服务。坎特伯雷大主教在枢密院有正式的席位，因而主教们也是贵族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一次，黑尔主教扬言要撤回投票，稍稍威胁了一下辉格党大贵族卡特莱特勋爵，后者回应道：“若我想要你的一票，我自有办法。”主教们通常也有贵族血统，人们通常认为，克伦威尔统治结束后，大贵族回到了各自的宫殿中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在教会任职是三大最好的职业选择之一，除此之外是从事法律和新兴科学或医学行业。因而，教会依然是社会阶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追根溯源来看，正统的安立甘宗是一个讲求责任和义务的教派，此外再难寻着有哪个教派具备这一特点。这一教派遵循理性而非教条，将道德而非基督的拯救作为指导原则。其礼拜仪式和教规自16世纪中期确立以来几无改变。最后，人们的习惯和漠然也印证了这一点。牧师和地主达成共识，国家的宗教和世俗相互映衬。那个对英格兰的一切都持敌对态度的拿破仑·波拿巴曾说过一句话，或许能引起我们的共鸣：“在宗教中我见着的并非道成肉身之神秘，而是社会秩序之神秘。天堂维系着一种公平的理念，该理念使得富人不至于被穷人屠戮。”若这句话听起来过于愤世嫉俗，那我们将目光移到最典型的英格兰观察者威廉·贺加斯身上，在他的画作《昏昏欲睡的集会》中，所有人毫无生气、死气沉沉。在这幅蚀刻画上，礼拜仪式由贵族而非神职人员主持。灵性被转化成了昏睡。

其他人则忙碌得多。“金融革命”使获得财富变得可能，从而增加了所谓“中间阶层”的数量和权力，这一人群介于地主乡绅和人数众多的手工业工人及店主之间，在当时如鱼得水。佃农、工厂主、公务员、城市商人、个体商户、教士、医生、律师等皆属此列。工薪阶层的崛起是该世纪早期的显著特征。如果说职业道德是这个成员复杂的阶层所因循的法则，那进取心、体面、持重、勤奋则是他们共有的品质。

丹尼尔·笛福自身便是“中间”美德的杰出倡导者，尽管有时他的倡导并不见得正确。他在《鲁滨逊漂流记》（1719）的第一章中提醒自己：“中间状态……无与伦比，最契合人类的福祉。既无须面对百工日夜劳行的悲惨苦难，亦不必在上流人群的骄奢淫逸中窘迫难安。”

伴随着经济发展，这些幸运儿的数量毫无意外地与日俱增。在18世纪早期，中间阶层人口和总人口的比例是一比七。一百年后，这一比例增长到一比四或一比五。然而，他们中有些人对自己不上不下的社会地位坐立难安，试图通过模仿上层社会的行为习惯让自己免于堕入下层的深渊。穿戴必须整齐，让自己看起来守信（并做到这一点）很重要，否则就会“有失身份”。这么做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一两代人的努力跻身贵族阶层。

中间阶层中有不少人信奉安立甘宗，但从比例上来说，持异议者和不服从国教者数量更多。毕竟，艰苦创业、怀志奋斗才是他们的信仰。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宗教的分歧已经上升到了是否服从国家的层面。比如，长老宗、公理宗、浸礼宗信徒尽管依然无法担任公职，但他们一定程度上认可了1689年颁布的《宽容法》。这些宗派的教堂和礼拜堂遍布城乡。据古文物研究者亚布拉罕·德·拉·普莱姆的说法，那些曾依照《以赛亚书》第二十章的说法赤身露体“作为预兆奇迹”的贵格派信徒确实“谦逊、虔诚地规范着自己的行为”。这是所有激进宗派所依循的道路。这些宗派的拥护者变得愈加谦恭，愈加体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都垂垂老矣。直到下一代卫斯理宗复兴才重新点燃传教热情，而这股热情自17世纪中期开始便难得一见了。

当然，大多数英格兰人并没有宗教信仰，有的只是异教残余和先前几个世纪遗留下来的自然崇拜。按照当时的定义，18世纪早期的下“层”人民指的是“百工”。他们以从事各式手工劳动为生。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国家之“手”。端盘奉食的是他们，伐木汲水的是他们，缝衣织布的也是他们。他们占据了劳动人口的绝大多数，矿工、女装裁缝、钟表匠、店主、男仆、厨子皆属此列。对于这一人群，笛福是如此描述的：“从事这一行当之人，辛苦劳作，却无所欲求”以及“村人，如农民等，麻木度日”。有些人从事田间劳动，却不能享受劳动果实。家里生了幼崽的母猪和母鸡会被送去市场而非端上自家餐桌。劳动者将自己种的苹果和梨一股脑儿卖掉，鲜奶和奶酪也一样，而他们自己则靠脱脂牛奶和乳清冻过活。这一人群无从把握自己的命运，为了生计含辛茹苦、夜以继日、至死方休。

历史记录的风格也发生了改变，社会历史学家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生活状况更为艰苦的人群身上。据估计，工业革命以前，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深陷贫困、处境凄凉。用笛福的话来说，这些人“穷困潦倒”。他们可以被称为“劳苦大众”。威廉·康格里夫《以爱还爱》（1695）剧中的杰里米便是代表，此人称“我母亲冬天卖牡蛎，夏天卖黄瓜，我爬上楼梯进入世界，因为我是在地窖出生的”。他后来爬得更高了，如今他是一位绅士的仆人。对于劳苦大众来说，这便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这一人群并非百无一用，他们人数众多，单单这一点，对于富人来说便是上帝的恩赐。正是由于社会地位的高下，才使得有些人进入工厂成为工人，有些人进入后厨成为下层女佣。正如威廉·配第爵士所言：纪律、贫困、劳苦被认为是根治闲散的灵丹妙药，那些闲散之人所做之事就如同把巨石阵的石块拖到塔山，仅此而已。

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是那些悲惨、低贱、无用之人。这些人包括乞丐、流浪汉、患有严重残疾之人、疯子以及大量衣衫褴褛的被流放者，这些人生活在墙壁上的洞穴、地下的坑道以及废船的舱壁里。1701年出版了一本不知何人所撰的小册子，名为《国民道德状况之所思》，书中写道：“他们过着不像人，反倒更像鼠鼬等恶兽的生活。”无助且无望的穷人们除了和暴乱、放荡、疫病联系到一起之外，通常都遭到无视。人们在街前巷后对他们避之不及、深恶痛绝，哪怕是最富慈悲心的改革派也几乎不给他们留条生路。穷人避无可避、无处不在，但接触不得。

1694年末，玛丽于肯辛顿宫去世，面对妻子溘然长逝，威廉毫无准备、痛不欲生。玛丽罹患天花，最终没有挺过酷寒的冬季。丈夫在欧洲大陆带兵之际，玛丽代理国政，这样的生活对她来说总有点勉为其难。她觉得自己“被剥夺了所有心爱之物，即我的夫君，余下之人于我皆形同陌路：妹妹沉默寡言，同其一起无一时舒坦”。事实上，玛丽和妹妹安妮几乎不说话。丈夫在身边的时候，玛丽会毫不迟疑地支持丈夫的想法，她的性情不仅驯顺，而且开朗活泼，这一点在她丈夫身上难得一见。然而，当丈夫不在身边，需要独自当政的时候，她处事果断、颇具威仪。是故，人们在她死后纷纷为她哀悼，或许出于真情流露。

显然，她的死使妹妹安妮陷入了极为困难的境地。她如今无疑已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事实上，她继位的正当性甚至超过了现任国王。在对她无视了很多年后，威廉如今不得不敬她三分。安妮自己则完全倚仗首席侍女马尔伯勒伯爵夫人萨拉及其丈夫第一代马尔伯勒伯爵。他们三人组建了未来的朝廷，没过多久，这对幸运的夫妇便成了公爵和公爵夫人。

女王驾崩，大教堂悬挂黑纱哀悼，而议会则在这时开始着手审定（或者应该说未能审定）会对国家将来产生无可估量影响的法案。1695年春，一项针对《印刷及印刷出版法》的决议几乎因为议员们的疏忽而失效，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史称“第四阶级”的崛起。至少从历史角度看，这一重大改变让英语文字永远摆脱了政府的控制。

公众先前被迫满足于官方发行的《伦敦宪报》。该报纸于1665年2月开始刊行，直到今日一直是官报，尽管威廉·康格里夫的《老光棍》一书中的布拉夫船长称：“先生，为何《宪报》一年到头谎话连篇？”然而，在这个党派横行、战争肆虐的年代，出版禁令解除后，人们对大众出版物的需求迅速水涨船高。

新闻审查解禁两周内，一份名为《国内外情报》的报纸开始流通。接着，《英格兰报》《邮递员报》《邮递男孩报》《新闻通讯周报》等报纸也相继亮相。其中有些报纸会留白，让读者能够在上面书写更多的最近新闻，然后再在朋友或邻居间传阅，许多报纸上都印着以下字样：“内容有待证实”、“多由推断得出”或“时间将揭露真相”。当时世界风云变幻，端倪莫辨。

在接下来安妮女王的统治时期，有超过四十份报纸在伦敦街巷和咖啡馆发放，其中不少还传到了首都以外的城镇。哪怕只挑拣其中最为重要的读，都要花上一整天。故而我们可以说，随着“记者”和“论说文作家”的崛起，英格兰国民第一次关心起了政治。新出版物的力量很快便突显了出来，著名外科医生（尽管是虚构的）里梅尔·格列佛在旅行之初写的一封信中，引用了侄子的话：“当权者对出版物十分提防。”

1702年3月11日星期三，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问世。这份报纸单页单面印刷，录有那不勒斯、罗马、维也纳、法兰克福等地的新闻。这些新闻多数在讨论战争的进展，在一篇后记中，主编贬斥了“普通新闻报纸的鲁莽无礼”。该后记开篇附上了一则那不勒斯的报道，后者以典型的乏味文风写道：“上周三，新任总督埃斯卡洛纳公爵来访，来自西西里岛的战船中队随行。”这份报纸在弗利特桥旁的国王纹章酒店以及附近居民区旁一条被戏称为“蛆街”的街上出售。

起初，大部分报纸由商业机构发行，尽管其中有些报纸的收入部分来自其具有政治背景的经理人，这些人想要针对某些事件制造“舆论”。公共新闻报纸很大程度上依赖广告和发行量，因而成了当时正在形成的商业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695年，国王在妻子去世几周后给一位贵族写信称“朕觉得自己不再适合担任军队统帅”，但他又加了一句很有自己风格的话，“朕会试着履行职责”。他的职责让他不自觉地想要夺回西属尼德兰最为重要的堡垒那慕尔。那慕尔要塞下方是一片肥沃的平原，以及桑布尔、默兹两条河流，它从未向敌军打开过大门。然而，三年前，由路易亲自率领的法国攻城部队在围城八天后挫败了守军的斗志。这是英格兰及其盟友在此次对法战争中遭受到的最大挫折。

威廉很清楚，若能将那慕尔从敌军手里夺回，将会是一次标志性的胜利。在一系列佯攻与小规模战斗后，威廉于1695年7月向那慕尔发起正面进攻。此后两个月间，攻守双方浴血奋战，最终那慕尔投降。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又名《绅士特里斯舛·项狄的生平与见解》，1759—1767）一书中的托比叔叔便是在这场战役中下身受了伤，他在自己的花园里做了一个那慕尔城堡的外围工事模型。此次战役让伦敦群情鼎沸，人们争相前往书报摊和咖啡馆购买报纸。国王的此次大捷是九年战争中极为重要的一次胜利，更何况是陆战得胜，自1658年克伦威尔“沙丘战役”之后，英军在陆战上便再未取得如此成就。凯旋途中，威廉参加了一次夏日巡游，表面上是庆祝胜利，但他拘谨、多疑的性格暴露无遗。他并没有沿着平常的路线行进，而且在牛津，曾由于害怕被人投毒而拒绝就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