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晚年章太炎
——就“五四”后章太炎思想的札记
“栋折榱崩”，吾辈亦将受压。……年已耆艾，唯望以“中华民国人民”之名表吾墓道，乃今亦几不可得。谁使吾辈为小朝廷之民者？谁使同盟会之清名而被人揶揄嘲弄者？
章太炎1933年4月8日答张继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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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国内学术界的章太炎研究，已有相当成绩，但论者目光多半集中于“五四”以前的章太炎，更其专注于他的政治活动的功过是非。对他的学术思想则很少讨论，即使涉及也缺乏深刻而全面的探究，尽管章太炎早岁便享有“国学大师”的名声。然而，最大的薄弱环节，莫过于对章太炎晚年的研究，虽然材料不算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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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28年章太炎自编年谱，决定以1922年作为自传下限的时候，他便界定了自己晚年的开端。这与目前通行的他跨入晚年与“五四”运动发生同步的判断不合。我原来也持后一种看法，近年重新衡量，以为天平仍然倾向于章太炎一边。这里讨论他的晚年，时限便指他逝世以前的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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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涉及晚年章太炎的论著，包括已发表的拙作，无例外地都止于政治鉴定式的价值判断，而所作评估虽然抑扬程度有异，也无例外地把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的意见引作定论。典型的评估，就是政治上倒退，思想上颓唐，学术上僵化，但保持了爱国主义晚节。这是否符合鲁迅原意，暂且不论，即使理解正确，也只能表明我们的研究，在半个世纪以来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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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于晚年章太炎的种种批评，尤其是在章太炎盖棺后所写的纪念文章，至今为止无疑仍属权威意见。他的权威，来自于对乃师的深刻了解，更来自于实事求是看历史的科学态度。但权威意见不能代替历史研究，而鲁迅也无疑没有做一篇盖棺论定文章的意向。一读鲁迅逝世前二日的那篇未完稿《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便可了解他的前一篇文章作意所在。因此，鲁迅关于章太炎晚年所下的几点批评，无妨我们深入研究，也无妨我们另作更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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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研究晚年章太炎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障碍并不在于鲁迅意见的权威性。举例说，鲁迅批评章太炎晚年“拉车屁股向后”，举证只是他参加孙传芳的投壶。我们引鲁迅此语指斥章太炎晚年政治上倒退，论证的依据却都是鲁迅从来没有提到的数事，即批评孙中山，主张“联省自治”和参与“反赤”等。这几点，是鲁迅不知道吗？或者为尊者讳吗？不然，那属于鲁迅对其“原情度理”的结果。假如真的尊重鲁迅，那就不该如此举证，仿佛鲁迅当年批评就是针对这几点而发。他如引用鲁迅批评章太炎晚年“渐入颓唐”、“退居于宁静的学者”、“和时代隔绝了”等，而举证与鲁迅原意不合乃至相悖的情形，也决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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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究竟在哪里？也许在于客观，也许在于主观，也许在于二者交互影响。那十五年，已属于现代史研究的范畴。以往的现代史研究，忌讳多，禁区多，令人望而却步，造成总体研究极为薄弱，当然妨碍个案研究。比如说，凡被肯定是伟大人物，即为现代圣人，“圣人无谬”，那么在历史上，谁曾非圣，谁即无法，这是通过“文革”已经彰著的逻辑。这一逻辑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背道而驰，其实早由章太炎生前被国民党政权诬为“日事诋毁”孙中山而被当作“学阀”通缉得到证明。假如时至今日，我们还要据此划线，岂非表明“圣人无谬”论仍在作祟么？当然，这样说必须特加一个但书，即批评“圣人无谬”论，不等于说“圣人必有谬”。无谬还是有谬，如同一切概念一样，没有绝对分明的界限。判断历史是非，同样要依据事实，依据历史与逻辑的一致，而不能单纯置换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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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联省自治”的桂冠或棘冠，都戴不到章太炎头上。但他在步入晚年的前后几年，对于实现这一理想极其热衷，则无可否认。由于军阀割据，章太炎设想的“联省自治”，蜕变成“联督自治”，同样无可否认。可是，假如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假如我们论史不受成王败寇之类腐见的拘束，那么便不会对“联省自治”主张骂倒完事。这个主张，绝非章太炎个人的私见，而是当时众多学者的公意。例如蔡元培在1926年自欧洲回国后，仍与沈钧儒、黄炎培、马叙伦、褚辅成、许世英等策动苏浙皖三省的“联省自治”，并由口号化作行动，于同年底率先宣布浙江省实现自治，尽管他们对孙传芳的态度，或许与章太炎不同。我们可以批评章太炎这一主张是幻想，却不可以不分析这一幻想由以生成的现实基础，以及由此发展的逻辑取向，由它导出的主要效应。反对割据不等于否定地方分权，主张统一不等于肯定一系独裁。章太炎的错误，究竟在于“联省自治”的主张，抑或在于“以言取人”的轻信，还是在于照搬西制的迂见？都可从历史分析中得到合理的说明。否则，分明已经背叛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何以敌视批评三民主义的章太炎，也就不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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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晚年曾经“反赤”，也是事实。个人的性格和处境，军阀的包围和拉拢，当然都对他的这一错误起了作用。难道这只是他个人的问题么？素有忠厚长者风度而又反对奉直军阀的蔡元培，在1927年不也同样陷入迷津么？那时患上恐赤症的江左名流，人数不少，然而自始把“反赤”与反蒋等同起来的，仅见于章太炎的言论。他对蒋介石怀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他把蒋介石当作危害甚于袁世凯的民国公敌，不也由“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证实了么？他屡言“反赤”是反对赤俄，主旨在于坚持民族主义，而不在于专说反对共产主义。他的逻辑也许很荒谬，但他的心态则不能说很荒谬。在斯大林指导下的第三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有一系列错误，已被学者指出不少。在没有被指出的错误中间，从莫斯科遥控中国革命，严重伤害中国人，特别是从19世纪以来就为摆脱列强干涉中国内政而苦斗的老民党的民族自尊心，适足以“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算不算一条呢？从章太炎到蔡元培，对蒋介石态度相异，对苏俄“操纵”则表示共同憎恶，其原因不值得深究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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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着替章太炎晚年的政治错误辩护。他的错误已经属于历史，而历史的存在是任何辩护论者也否定不了的。阻碍我们实事求是看历史的，倒是另外一种辩护论。这种辩护论，总是把特定的时代和环境造成的历史错误，说成是某些历史人物的个人错误；而追究个人的错误，又往往用被动方面的个人错误，来掩饰主动方面的个人错误。结果呢？热衷于寻求历史教训的论著，恰好显示出对历史真实的茫然无知。例如痛斥章太炎晚年属于“资产阶级右派”，就忘记了这一来便把同时代大批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因为他们那时也同章太炎一样，既憎蒋又恐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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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可以说章太炎晚年曾经是“退居于宁静的学者”，但应加时间限制，即指他于1927年6月被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指为“学阀”后的四年多中间。这段时间，他蛰居上海租界，“宁作民国遗老”，也不向蒋介石低头，然而胸有不平，偶一发露，便被蒋党斥为不思“闭门悔过”，立刻升级为决议通缉的“章逆太炎”。鲁迅说他周围还有“别人所帮造的墙”，是否也指国民党给他构造的无形棘围呢？自觉身处囹圄，却又忿心难释，无奈中研理习禅，找寻“惩忿治心之道”。可见，宁静其表，愤懑其中。况且他生活于时代之中，再厚的墙也会透进时代的风声，即使求表面宁静也不可得。“今国家之乱，甚于春秋七国之间”，“今之所谓朋党者，又去唐宋明绝远”，这类痛心疾首的忧时言论，屡见于那几年的文字中间，如果所指是事实，不正是说明他在此时也没有真正做成宁静的学者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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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九一八事件”一发生，章太炎就迅速作出反应，并显示对政治态势的深刻洞察力，也由此可得解释。事变加剧了国民党内哄，汪精卫等在广州另立政府，联络各系军阀以惩办张学良为由倒蒋，受到拥蒋的吴稚晖痛骂。章太炎“平日恶蒋殊甚”，又向来鄙视吴稚晖，“及外患猝起，则谓蒋之视粤，情罪犹有轻重”，“若偏袒粤方，则是记私恨而忘公论矣”。因而他拒绝发言助汪倒蒋，还强调对吴也不可以人废言。他后来出面说话，总是呼号抗日，反对内争，同情爱国学生，支持御敌军民。他没有因为两害相权取其轻而袒护蒋介石，却不断用元老身份对蒋坚持内战的行为提出尖锐批评，以“驱蒋”抗日；既不听收买，也不顾迫胁，使得蒋介石感到难以对付。尽管效果甚微，但他最后五年多的言行，表明他并非感情用事，也非“时代的落伍者”。因他某些政论迂阔，而讥斥他晚年的大节，那不是公允的历史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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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说晚年的章太炎已落伍于时代，一大理由是他“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这话也是鲁迅说的，证据就是1933年由吴承仕、钱玄同编校的《章氏丛书续编》，所收较《章氏丛书》更纯谨，“当然也无斗争之作”。鲁迅所说的“斗争之作”，无疑指驳难攻讦的论政文字，而所说的纯谨之作，也无疑指经史小学的论学著作。在民族危亡关头，鲁迅特别表彰乃师先前战斗的文章，期望他继续活在战斗者的心中，那正是鲁迅风格。鲁迅从来没有要求风格一律，因而他强调的作为革命家的章太炎风格，只是为了表明他个人赞赏的风格，不等于他否定作为学者的章太炎风格。章太炎致吴承仕的书札已经编集出版，从中可知《章氏丛书续编》主要由吴承仕校刊，先后历时两年多，即1932年春至1934年夏。这两年多吴承仕正在经历由经学家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并且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斗争，而采用的主要方式便是从学术上启迪青年爱护民族文化。章太炎信中要求《续编》抢在日寇对华北发动新的侵略行动之前刊成，可以反证吴承仕与乃师一样，认为此时此际刊行此书对于阐扬民族文化是有意义的。在吴承仕去世后，周恩来称道他“重整国学，努力启蒙，足资后学楷模”，不待说也包括上述工作在内。两名学生，从同一立场出发，对于乃师晚年学术作出很不相同的估计，恰好说明学术与政治究竟有区别，因而对于所谓纯学术研究的价值判断，不妨见仁见智。我们不应将某一判断当作终审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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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章太炎晚年论学，倒是自以为在继续战斗。还在1916年，他向吴承仕口授《菿汉微言》，便说他的学术，已经成熟，今后将着重表彰从经学到理学的真谛，为蒙受清谈无用恶名的国学雪耻。护法运动的受挫，“五四”运动的激荡，反而使他更相信中国的病因在于道德文化，学者习非为是，“失其勇气，离其淳朴”，“不止于庸行，惧国性亦自此灭也”。就是说，他和当时的鲁迅都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国民性。但同鲁迅的主张相反，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把失落的优秀本性找回来，那办法便是研究历史，而经典便是最古的历史，因此治史必须读经，“经者古史，史即新经”，读经即读史便可保存国性，家齐国治。可见，对于他早就感到的“国病”，他的诊断不比同时代先进者落伍，他的药方也不是为了维持病人现状。但他将目光投向过去，投向他理想的文化传统，与鲁迅将目光投向未来，投向“五四”青年追求的从反传统中创造新传统，二者则大相径庭。从鲁迅的尺度衡量，章太炎当然是拉车屁股向后。然而，除非同意观念变革是医治国病的关键，国民性问题便不可能提到半个世纪以前那样的高度。因此，我不能赞成史学有章太炎所夸张的那么大的作用，却也无法同意据此断言章太炎晚年学术只有负面意义。那种怀着文化失落感，忧伤地注视着传统在消解的意见，有时比创新者否定传统的意见，在学术上更深刻。背负传统而又处于被动地位，论证传统价值在学术上可能格外精密。章太炎便在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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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晚年倡言“读经有利而无弊”，以为经典所论政治，抽象原则千古不磨，具体法制多不可行于今，懂得这一点，读经非但不会走入顽固，反而可以救治“今日一切顽固之弊”。那逻辑是奇特的，却不是古旧的，已开“抽象继承法”的先河。我不佩服他的逻辑，因为他所谓抽象原则即读经可以修己治人，不仅是统治者单方面的逻辑，而且是宋以后道学家极力阐发的治人逻辑，仅这一事实便否定了他所谓经术原则千古不变的说法。维护已被历史证明是变化产物的过时原则，就是一种顽固。但是，为了维护他的逻辑，他对他以为救治时弊最有用的几部经书，包括“新四书”（《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和《春秋》、《论语》等，从考据和义理相结合的角度所作的研究，他对国学即经学的历史，包括自汉至清的发展过程，从学派和学说具体区别的角度所作的阐述，都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他注意学说如何受政治干预的影响，他注意学派如何因自身的内在矛盾而走向否定，他注意经学如何与佛学道教互相渗透，他尤注意学者如何能够自由发挥思想而开一代风气，这对研究学术史思想史都有启迪。他论述唐代为何轻经学而又用经学的矛盾，他论述宋儒讲礼教而明儒不讲礼教的差异，他论述经学、哲学和文学求进步各有轨道，诸如此类也都是他中年以前没有说过或语焉不详的新见解。因此，假如不加分析，指斥他晚年在学术上日益退化，那就不能说符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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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章太炎留下的学术遗产，无疑是最庞大的，虽然论著数量不及梁启超。在这份遗产中，他晚年的学术成果和思想，属于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然而多年来我们忽视了，乃至有偏见。忽视或者偏见，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章太炎对于前天和昨天的中国文化，曾经有过重要的贡献。不论我们怎样估计他的贡献，同样不能改变他在不同时期的思想或学说都起过历史作用的事实。他早年留在革命史上的业绩，随着历史的推移，如今主要已成历史学家探究的对象。但他生平留在学术史上的业绩，远非已陈之刍狗。尤其是他晚年的学术倾向和若干见解，在受过那么多的否定之后，犹如驱不散的幽灵，仍然隐现于某些学术领域，只消略窥孔子和儒学研究的现状便可了然。既然是这样，以后还能继续忽视吗？如果重视了，还要继续徘徊在原来的价值判断中吗？如果想深入，难道仅仅是意向和材料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