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勾销旧账”——战争结束，行动开始

14岁时，多莉被拍卖出去了。多年后，她的儿子威廉讲述了多莉的故事，说她是如何勇敢地走向一个她希望是良善之辈的男人，请求他买下她，说她“喜欢他的长相”。这位准买家是34岁的安德鲁·约翰逊，当时的田纳西州参议员。出生在北卡罗来纳一个贫困家庭的约翰逊曾在一家裁缝店里当学徒，年轻时逃到田纳西州，在自家的前厅开了个裁缝店，生意兴隆。18岁那年，他娶了个鞋匠的女儿，16岁的伊莉萨·麦卡德尔。伊莉萨教她年轻的丈夫读写，他掌握得太不利索，以至于他后来写文章时需要他人来合著或共同编撰。作为商人的约翰逊日益成功，但这无法使他获得拥有土地的邻居们的敬意，于是他在1842年买下了多莉，成为奴隶主。不久之后，他又买下了多莉同父异母的弟弟山姆。[95]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约翰逊在政界崭露头角，先任国会议员，而后是田纳西州州长。1857年，他成为一名美国参议员；1860年更是声名大振，一些民主党人甚至想提名他参加大选，约翰逊本人也希望自己能被提名为斯蒂芬·道格拉斯的竞选搭档。随着政治财富的增长，他拥有的美国黑人也越来越多。根据1850年的人口调查，他有4个奴隶；在1860年的统计中，变成了6个，但是由于他把一些奴隶租给其他白人——有时他把山姆租给邻居砍柴——这些人可能没算进去。在战前及战时的各类演讲中，他吹嘘自己拥有的奴隶多达10人。（出于谨慎，后来他向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保证自己从未卖过一个奴隶。）鉴于约翰逊是个城市居民和常年定居华盛顿的政客，他购买奴隶只是想给同州的农场主们留下一个深刻印象，而并非出于任何经济目的。他的几个奴隶帮伊莉萨做家务，但如果他愿意的话，他的收入完全能雇家仆而不是买下他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约翰逊请求总统豁免田纳西州，因而林肯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不适用于那里或密苏里州、肯塔基州、马里兰州、特拉华州，也不适用于当时在北方联邦控制下的南方邦联的部分地区；因此，约翰逊的奴隶并不在1863年1月1日的解放之列。但是，作为田纳西州州长和一个雄心勃勃的人，约翰逊认为当年晚些时候解放他名下的奴隶在政治上是合宜的。他们的解放对于约翰逊来说来得正是时候，后者在1864年被选为林肯的竞选搭档，以取代铁杆的反奴隶制共和党人汉尼拔·哈姆林，此人在缅因州的官邸使他身上反映出的联邦主义信仰还不如约翰逊这个田纳西州裁缝。[96]

约翰逊与多莉和山姆的关系依然复杂，或者至少是典型的城市或小农场环境中白人和家仆常见的多方面互动。山姆30岁时，约翰逊的儿子查尔斯鼓励父亲把山姆卖到乡下，他在一封错误百出的信中抱怨说，约翰逊的“善念”把这个奴隶变成了一个“忘了本分”的人。当命令他为邻居砍柴且显然没有酬劳时，山姆回答说如果他砍了会“倒霉”的，当查尔斯威胁要卖掉他时，山姆笑着说约翰逊大可“想怎么就怎么，他一点也不在乎”。后来，获得自由的山姆用了前主人的姓氏，在“难民、自由民和被弃土地管理局”担任专员，该局通常被称为自由民局，它成立于1865年3月，旨在为前奴隶、贫穷的白人提供食物、教育及劳动合同。在1867年写给时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的一封信中，塞缪尔·约翰逊（山姆）表现出了自己被查尔斯那封拙劣的信件低估的才智天赋，他询问一块土地能否“用来建造一所学校，为格林维尔的有色儿童提供教育”。如果约翰逊愿意放弃他在城西的一片土地，塞缪尔答应付“钱”给他。尽管塞缪尔受雇于一个被南方民主党人鄙视的联邦机构，但他向他的老主人保证，他“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改变，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你”。虽然约翰逊公开反对该局及其付出的努力，但他或许因为塞缪尔声称希望在可能的时候拜访他而感到有面子，于是同意了这笔买卖。[97]

这位副总统与多莉的关系更令人好奇。成年后，多莉生下三个孩子：莉兹、弗洛伦斯和威廉。尽管多莉被人口普查员统计为“黑人”，但她这几个浅肤色的孩子被列为“黑白混血儿”。“他们的父亲可能是格林维尔的任何一个人，但约翰逊对她孩子的温柔，加上威廉和约翰逊的哥哥同名的事实，使得田纳西州的白人怀疑安德鲁·约翰逊藏着一个“黑人小妾”。典型例子就是约翰逊1854年写给儿子罗伯特的信，信中他承诺送给罗伯特和小安德鲁一些小礼物，还要“送给莉兹和弗洛伦斯一把小椅子”。但随着战争演变成一场反奴隶制的圣战，伊莉萨·约翰逊意识到需要做点什么来推动她丈夫的事业，她把奴隶召集在一起，按威廉的说法，“说我们现在自由了。她说我们可以走了。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也可以留下来。我们都留了下来”。（直到1865年2月22日，奴隶制在田纳西州仍是合法的，当时的联邦主义者最终批准了一项禁止奴隶制的州宪法修正案。）威廉·约翰逊活得很长，足以见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和作家厄尼·派尔。罗斯福总统赠给这个自由民一根手杖，作家派尔则想知道“他在那以后的境况是否比他在安德鲁·约翰逊名下为奴时好”。对此，79岁的威廉回答：“是的，我们那时很富裕。但任何人都宁为自由人而不愿做奴隶。”[98]

到了战争的最后一年，随着边境上的非自由之身的劳力减少，山姆与多莉不得不做出一大堆选择，就像在奄奄一息的南方邦联的其他数百万美国黑人一样。他们不得不解决的许多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们又想不出多少简单的解决办法。就像南方成千上万的男女奴隶一样，山姆和多莉直到1863年还没有姓氏。可能是不确定生父的身份，山姆只能用他主人的姓而非生父的。多莉则没有这么明显的选择；如果她和孩子也用副总统的姓，就可能加剧当地关于他们父子关系的传言。既然他们自由了，他们就能决定自己是留下还是离开；如果他们选择离开伊莉萨家，他们会去哪里呢？作为男人，塞缪尔·约翰逊可以选择在一家联邦机构从事公共服务。基本上不识字的多莉是得不到这个差事的。和年轻的威廉一样，他们也渴望自由，但就像所有试图在可怕的内战中生存下来的美国人一样，他们也在想战争的最后时刻是怎样的，那些最后的日子连同他们的行动将如何塑造即将到来的国家重建。

在买下多莉（右）两年后，时任国会议员的安德鲁·约翰逊在众议院谴责了废奴请愿。“如果你们解放了黑人，下一步做什么？”约翰逊不解地问，“这将使这个国家每个八字脚、裹着绷带、驼背的黑人都与可怜的白人平起平坐。”然而，后来为自由民局工作的威廉（下）和塞缪尔·约翰逊（左）认为约翰逊是个宽宏大量的主人，他允许他们有自己的时间、保留一部分工资。（照片由国家公园管理局提供）

华盛顿和里士满的白人决策者也面临着艰难的选择。1863年夏季战役胜利后的几个月里，林肯开始起草复原南方邦联的计划，特别是恢复那些已经落入联邦军队手中的地区。在准备12月向国会发表的讲话时，林肯就如何将南方的联邦主义者重新纳入国家的怀抱与各党派领袖进行了磋商。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沮丧地发现，林肯以为联邦主义者都是白人，就像萨姆纳怀疑邦联中只有非裔美国人忠于美国一样。林肯最终选择各让一步，通知国会，只要有10%达到投票年龄的人宣誓效忠，他就准备对投降的叛军予以“全面赦免”，包括“恢复他们除奴隶外的所有财产权”。大约有1.1万名路易斯安那人立即接受了他的条件，同意黑人获得自由，并选出了州长和州议会。总统悄悄游说新州长，让他把投票权授予“非常聪明的（黑人），尤其是那些在我们的队伍中英勇战斗的黑人”。结果，不仅“忠诚”的议会拒绝这样做，还有16名议员顽固地投票反对奴隶解放。与以往一样，总统发现自己被夹在党内温和派和受挫的进步派之间。他承认，路易斯安那州正在形成的政治秩序就像“鸡蛋之于鸡”，但他认为更明智的做法是，“通过孵蛋而不是把蛋打碎来得到鸡”。南方的黑人则信心不足。有人向萨姆纳抱怨道：“打碎鸡蛋总比孵出一条毒蛇强。”尽管如此，林肯对黑人投票权的日益支持反映了他思想的一个新阶段。他坚持认为，他那个10%的计划是一项战时措施，旨在加速南方邦联的归顺，而不能算是最终的重建计划。[99]

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以俄亥俄州参议员本杰明·F.韦德和马里兰州的国会议员亨利·温特·戴维斯起草的一项法案进行反击。该提案定下的恢复南方的条件，是各州投降的南方白人比例是大多数，而不是林肯所说的那么小的比例，而且这个大多数必须发“重誓”，证明他们从未“自愿拿起武器”支持南方邦联（一个精心设计的措辞，免除了南方应征入伍者的责任）。然而，这项提案就和林肯向国会传达的信息一样，在黑人投票权问题上保持沉默，甚至连包括伊利诺伊州的莱曼·特朗布尔在内的4名共和党人也投了反对票。亨利·戴维斯是个温和派，是大卫·戴维斯的堂亲，而大卫·戴维斯是林肯的老朋友、1860年的竞选经理，这一事实表明，这项提案旨在维持国会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同时对南方白人提出更严格的要求。主要出于这个原因，希望保留重建控制权的总统在1864年7月否决了这项提案。[100]

华盛顿的党争，以及因种族和奴隶制问题导致总统及其政党与民主党之间出现的巨大鸿沟，对南方黑人来说意义不大，他们继续用脚投票来在这个问题上使力。1864年秋天，随着联邦军队攻入南方邦联地区，奴隶们趁机逃走。在战前的岁月里，年轻的奴隶通常是独自或和朋友一起逃跑，而且一般是从毗邻自由地的南方边境县逃走。现在则是整家整户甚至整个种植园的奴隶都利用密西西比河上移动的联邦军队防线和联邦炮艇出逃。正如道格拉斯向林肯保证的那样，“每一个从叛乱州逃出来的奴隶都是叛乱方的失，也是我们忠诚事业的得”，因为这等于从南方抽走了数千名能干农活的黑人劳力。那些白人士兵本希望在被光复的领土上找到畏畏缩缩的黑奴，却往往因为奴隶们的热情欢迎而惊讶不已。艾奥瓦州的士兵约翰·谢泼德早在他的部队偶然遇到“出来迎接我们”的黑人之前就听过这种“呼喊”。一个老妇人“跳来跳去，呼喊着荣耀归于上帝和北方人”，因为现在她的十个孩子都“自由了”。另一个士兵在军营附近遇到一个单身妇女，她主动要求帮他的战士们准备晚餐，打听哪些方向比较安全，也许她想把自己扮成一名士兵，她用做饭换来了“其中一个士兵的裤子、外套和帽子”。她还开口要枪，一个惊讶不已的士兵把枪递给了她。[101]

在弗吉尼亚北部，口头传闻和所谓的奴隶小道消息很快在华盛顿和里士满传开了，自我解放的奴隶们向联邦边界线“蜂拥”而去。特别是在弗吉尼亚州仅为了“修炮台和筑防御工事”这一目的就试图“打动”自由的黑人和多达2万名奴隶加入南方邦联军队后，一位不满的弗吉尼亚州治安法官承认：非裔美国人“向四处散去”，“一些人离开了这个国家”。即使在联邦将军本杰明·F.巴特勒采取了一项解放奴隶的政策后的几个月里，弗吉尼亚的奴隶们还是明智地选择了静观其变，因为他们担心联邦军队的战线太远而到不了他们这里，或害怕承受失败的代价。但是，在南方邦联的罗伯特·E.李将军呼吁战争部征召“52名黑人修建防御工事”，并为危险的“硝石矿业局”（Nitre and Mining Bureau）劳动之后，奴隶和解放的黑人别无选择，只能冒着一切危险向华盛顿进发。[102]

在大规模的逃亡中，一些高军阶的邦联人士和有影响力的白人失去了奴隶。在已故总统的曾侄孙约翰·A.华盛顿骑马南下加入邦联军队之后，弗农山庄[103]的奴隶利用他不在的机会解放了自己。一些人沿着波托马克河向首都进发，另一些人则等在附近，直到他们认为安全了，才搬回他们的旧小屋，开始以自由农民和雇工的身份养活自己。离林肯的白宫更近的是玛丽·科斯提斯·李的阿灵顿种植园拥有的63名男女奴隶。玛丽的父亲乔治·华盛顿·帕克·科斯提斯1857年去世，他在遗嘱中规定，他的奴隶要在5年内全部获得自由，并提醒他的奴隶记住这一承诺。但玛丽的丈夫和她父亲的遗嘱执行人、当时还是上校的罗伯特·E.李认为，不自由的劳力对改善阿灵顿舍（Arlington House）的财务状况至关重要。他把其中11人租给了附近的白人，并把其他人送到了自家的帕蒙基河庄园。1859年，当奴隶韦斯利·诺里斯和他的表妹玛丽试图逃跑时，李指示他的监工分别打了他们50下和20下鞭子；从军队请假回家的李还一直在旁边看着，以确保这些鞭子“打得正好”。根据他岳父的指示，李于1862年12月29日正式解放了玛丽的奴隶，但到了那一天，玛丽的种植园已被联邦军队占领，她的奴隶已经在河对岸的华盛顿找到了自由。[104]

在弗吉尼亚州的其他地方，黑人难民聚集在北方联邦控制的城镇和港口。在诺福克，5000名解放的黑人和逃亡者聚在一所被当地白人烧毁的临时学校的废墟上庆祝《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发表。据前奴隶哈丽特·雅各布斯报告说，亚历山大有文化的自由民为80个“小禁运品”建了一所学校。雅各布斯说，士兵们的出现“[消除了]他们心中所有的恐惧，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和信心”。作为回报，最近获得解放的妇女尽管自身一无所有，却“从牙缝里省出粮食喂饱了这些士兵”。南方黑人的欢呼和支持，再加上他们对“不忠”的平民的日益愤怒，进一步削弱了白人军官本已减少的种族敌意。例如，海勒姆·艾伦中尉在1863年11月指示他的手下：所有的弗吉尼亚黑人，无论其性别或年龄，“都可以离开种植园，加入你们的行列，你们不要赶走他们而是要保护他们”。如果他们是带着“主人的任何财产”来的，他补充道，“你们也要保护这些财产”，因为士兵没有义务“将任何此类财产还给”奴隶主。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像艾伦这样的军官就变得越激进，因为他们目睹了白人的残酷和黑人的胆量。随着1864年的到来，波托马克河的军队已经变成一个解放的机器，一支受到黑人激进主义鼓舞的军队，这反过来又刺激了黑人自治。典型的例子是赛勒斯，一个弗吉尼亚奴隶，他告诉他的前主人“不会再有主人和女主人了，因为一切都是平等的”。赛勒斯也下地干活，他更喜欢做饭。“此外，”他简要叙述了以前的劳动分工，“大房子的厨房活儿归我。我还帮忙搭棚屋”[105]。

在更远的南方，当威廉·T.谢尔曼将军的军队穿过佐治亚州，并开始向南卡罗来纳挺进时，远离曾经的前线的非裔美国人第一次体会到了自由的滋味。对种植园主来说，谢尔曼是个残酷的敌人，但对于南方政客所拥有的男女黑奴而言，联邦军队是愤怒的上帝之剑。“我们在找北方佬”，萨维拉·伯瑞尔回忆道，就好像北方佬是“再临人间的天使之主”。一次又一次，士兵和征兵人员在行军路上对已解放的奴隶使用的《圣经》术语发表评论。詹姆斯·M.西姆斯一年前因教其他奴隶读书而被公开鞭打，这位未来的佐治亚州议员写道，奴隶们向军队致意，高呼“荣耀归于上帝，我们自由了”。当成千上万的黑人士兵和最近解放的新兵跟在谢尔曼的先头部队后面游行时，那些从小就学会了不信任友好的白人的棉花带[106]奴隶对日益壮大的跨种族军队惊讶不已。当士兵列队进入萨凡纳时，黑人涌上街头，拥抱军队，伸手去摸附近军官的袖子。“在埃及的暗沉海面上尽情欢呼吧！”一位上了年纪的佐治亚人高兴地说，“耶和华得胜了，他的子民自由了。”[107]

如果说沿着卡罗来纳海岸的获得解放的黑人在谢尔曼的军队中看到了上帝的眷顾，那就意味着他们的前主人被当成了法老的子民，正如一些目光敏锐的奴隶主所理解的那样。在低地县的棉地和稻田里，奴役现象尤为严重，一些逃到谢尔曼麾下的年轻人回来复仇。在博福特，一帮工人在庄园里待的时间只够对他们的主人进行“殴打”。曾目睹亲人被卖掉的黑人士兵在威廉·米德尔顿的种植园里砸开了家族墓穴，把他祖先的遗骨撒了一地，然后将他送上了审判台。在罗伯特·奥尔斯顿的奇科拉伍德庄园里，士兵和奴隶烧毁了种植园的账册，并从仓库里自行取走了粮食。他们“认为从我们这里偷走东西是对的”，奥尔斯顿气得冒烟，“就像以色列人对待埃及人那样”。即使逃走的人没有逗留以实施报复，但当整个社区一夜之间消失时，那些自以为仁慈的奴隶主还是震惊不已。威廉·格里姆鲍尔在查尔斯顿的家里吃饭时，收到消息说他手下所有80名劳力，“男人、女人和孩子”都离开了他的庄园。他的监工听说附近有一艘联邦的船，就急忙赶到田里想把奴隶引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却发现他们早已走了”。这种大规模的逃跑需要周密的计划和领导，奴隶主尤其愤慨的是发现深受他们信赖的那些只对白人监工和主人负责的奴隶工头，经常把整个种植园的奴隶引向联邦防线。“这让格里姆鲍尔先生伤心得很。”他的妻子坦承。[108]

类似的场景在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大种植园区一再上演。在这里，“黑人男女挥舞着帽子和白色手帕”成群结队地欢迎士兵们的到来。在战争结束前，近10万名密西西比奴隶——约占全州非裔美国人总数的四分之一——投奔了不断推进的联邦边界。绝望的奴隶主尝试了许多手段来劝阻他们的劳力不要外逃。一些人警告他们的奴隶，联邦官员会让他们在河边“各大营地”的工程中活活累死。当被问及黑人为什么不顾警告拥入联邦军营时，一个逃跑的奴隶觉得这个问题愚蠢可笑。他笑着说：“哦，我们知道主人撒谎了。”其他奴隶主则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士兵们报告说，到达营地的妇女因被割去耳朵而流血不止，这是奴隶主在杀一儆百。阿奇·沃恩不听劝阻逃往联邦边界，却失败了。他的主人追上来，把他五花大绑，阉割了他，还削去了他的左耳垂。密西西比的一群逃跑者在离开种植园之前，毫不犹豫地割断了监工的喉咙。[109]

大多数逃跑的奴隶，不管他们受过怎样的虐待，都不想对他们以前的主人施虐。但更多的人为了结旧账，用残酷的方式毁掉了主人的财产。第35团的黑人士兵发现，卡罗来纳的座座豪宅“被长短斧头砍得狼藉一片，门窗被砸破了，果树也被砍倒了”。在密西西比州，奴隶们将14户人家付之一炬，并纵火烧了县法院，那可是邦联政府在当地的象征。正如这些纵火行为所揭示的，奴隶们特别乐于破坏那些与种植园的规矩有关的建筑。一大早催促奴隶去种地的钟被推倒，囚禁或鞭打违抗命令的奴隶的“惩罚屋”（task houses）被烧毁。一些军官注意到，逃跑者有多憎恨和害怕种植园的狗。几个士兵走近一个牧师的庄园时，他向他们保证这些狗“不会咬人，除非你们是黑鬼”，因为这些狗是“专咬黑鬼的”。卡罗来纳的奴隶提醒谢尔曼的一名军官亨利·希区柯克少校，他们遇到的大多数狗都受过训练，会“抓黑奴，长官，会抓逃兵”。当希区柯克的手下射杀了一只大猎狗时，难民们为此“欣喜若狂”。“难怪啊。”希区柯克若有所思。[110]

正如希区柯克的同情所表明的，到了战争的最后一年，北方联邦的士兵和南方的奴隶常常为解放事业并肩战斗。当这些士兵是黑人时，情况更是如此。在路易斯安那州，凯特·斯通在日记中抱怨道，4个种植园的奴隶结伴逃往附近的营地。他们“带着一队士兵和马车返回，搬走了所有能带的东西，如家具、补给品等”。在联邦骑兵的协助下，另一些路易斯安那州的奴隶带走了州长托马斯·摩尔的“猪、牛、羊”。一位种植园主抱怨说，在南卡罗来纳，联邦军队的到来导致武装的黑人“占领了他的村庄并日夜巡逻，威胁人的性命”。白人认为这种行为“犯上且傲慢”，仅仅是因为看到非裔美国人保护他们的家庭并承担执法责任——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南方白人会一次次目睹此情此景——这颠覆了他们的战前世界。然而，一位白人抱怨说，这种不可思议的景象“在有色人种部队的军官拥有管辖权之地随处可见”。[111]

白人眼里的偷窃和肆意破坏财产的行为，在黑人眼里却是对他们多年无偿劳动的报偿。解放前，女奴们照料牲畜，准备着不许她们尝一口的餐食，然而当联邦军队到来，熏肉室的东西被吃光，好酒被饮尽，奴隶主震惊不已。南方邦联的人“夺走了我们所有的劳力，偷走了我们的孩子”，一个获得自由的奴隶解释道，“而我们不过吃了他们的鸡。”现在自由在手，非裔美国人不仅期望得到欠他们的酬劳，还期待拥有资产，开始新生活。战争结束时，白人重返家园，发现桌子被劈开了，行李箱衬里被割破了，易于脱手的金银细软被人卷走了。当卡罗来纳州水稻种植园主查尔斯·马尼戈特的奴隶佩吉听说有士兵在本地驻扎，为补偿自己，她给她的小屋弄来了一张“漂亮的桃木床架和床垫”，给女儿弄了“一些粉色丝带”。马尼戈特带着一名前监工试图要回那张床，但佩吉堵在门口威胁说，如果他仍打算偷她的“财产”，她就要报告联邦军官。在某些情况下，前奴隶们甚至拒绝按照南方邦联当局的指示销毁财产，理由是这些东西现在归他们了。当种植园主逃离卡罗来纳的低地时，杰斐逊·戴维斯下令烧毁所有的棉花。威尔·卡佩斯是个识字的奴隶，一直在读当地的报纸。“我们为什么要烧掉棉花呢？他不解地问，“这让我们去哪儿弄钱买衣服、鞋子和盐呢？”当白人弃此地而逃后，获得自由的男男女女日夜守着棉花，妇女们负责望风，男人们则准备警报一响就随时保卫棉花。[112]

女奴们与丈夫并肩在田里长时间劳作，这从来就不符合南方家庭生活的理想。即便如此，当佩吉这样的女性突然撕掉屈从的旧面具，维护自己的权利时，白人还是震惊不已。同样，当往日颇受信任的工头带领成群的奴隶投奔联邦阵营时，种植园主也特别心烦意乱；当受宠的家仆撂下家务回家团圆时，白人妇女们也颇感震惊。战前，种植园主的妻子们常常吹嘘自己宠坏了家里的佣人，但随着自由的到来，谁被宠坏了的问题就一览无遗了。一位年轻女子发现自己不会梳头，而另一位前女主人因为晚上没人给她洗脚而哭了起来。白人曾相信他们的佣人会竭力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但是考虑到大宅子里的奴隶最容易获得信息，而且在任何庄园里都是少数有文化的黑人之一，所以当军队到达时他们是最先离开的这种事，只有他们的主人才会惊讶。甚至在部队到达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种植园之前，奴隶们就已经向监工索要工资了。当监工按雇主的命令拒绝支付时，奴隶们在庄园里竖起了绞架，想“绞死主人，获得自由”。精明的监工赶紧一分不少地付了钱，逃离了种植园。[113]

奴隶们几乎从摇篮里就学会了在白人面前如何言行。明智的父母忠告他们的孩子对主人要有礼貌，因为顺从的举止在奴隶社会中是一项宝贵的生存技能。但是，黑人军队的出现抹去了卑躬屈膝的伪装，甚至连孩子们也很少能抗拒对他们新生活的吹嘘。一天早晨，一个萨凡纳妇女被一个黑人女孩的歌声吵醒，恼怒不已，这个女孩“在我的窗子底下开心地跳来跳去，拉高了嗓门唱‘所有叛军都走了——现在谢尔曼来了’”。神经紧张的白人把新近显露出来的胆大妄为视作奴性骚动的证据，就像前几年，举止显得像有能力的成年人的那些骄傲的奴隶常常被当作潜在的阴谋家而受到惩罚。新奥尔良的白人居民茱莉亚·勒格兰德害怕获得自由的奴隶计划在1863年1月1日起义。他们不清楚为什么新获自由的黑人会觉得有必要参与暴乱，但勒格兰德和她的朋友们用斧头把自己武装了起来，还打算用“一小瓶某种烈酒”“弄瞎入侵者的双眼”。白人所说的“革命”，实际上是以军事形式体现的集体抵抗，比如，27名肯塔基州的奴隶推选伊利亚·马尔斯做他们的队长，然后大步走到路易斯维尔的联邦征兵办公室，报名参军。对前奴隶主来说，即使无意中听到奴隶们高谈自由也是一种反叛。当一名黑人士兵看到他的前主人被俘时，笑道：“老实点，白人，底下的人现在翻身了。”[114]

种植园主说服自己相信他们的奴隶不仅忠于他们，而且忠于南方邦联，而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受到了多大的误导或者有多自欺欺人的时候，他们气急败坏。在冲突开始的几个月里，卡罗来纳的作家玛丽·博伊金·切斯纳特想知道，如果奴隶制真像共和党人所说的那样“令人不快”，那奴隶为何没有“全部越过边界，奔向在那里等着张开双臂欢迎他们的人”？战争结束时，奴隶就这么做了，切斯纳特亲眼见证了她的仆人摘掉了她所谓的“黑色面具”。她的朋友、南方邦联的第一夫人瓦丽娜·豪厄尔·戴维斯1864年也走脱了好几个佣人。詹姆斯·丹尼森和他在戴维斯家做女佣的妻子贝齐，抢了被戴维斯拖欠的80元邦联美元，资助这些人逃跑。管家亨利则某天晚上在宅子的地下室放了一把火之后跑了。就在奴隶制行将土崩瓦解时，一个愤怒的奴隶主还威胁要“教训”他的劳力不得“违抗”他的命令，否则把“他们卖得一个不剩”，搞得好像奴隶买卖还存在一样。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奴隶主凯瑟琳·埃德蒙斯顿失去了心爱的女仆，此人曾在她长期患病期间照顾过她，后来女仆“趁夜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她想不通为什么一个女仆宁愿要自由也不要陪伴她。一些昔日的奴隶主赌咒发誓说，没了这些不忠的仆人，他们会过得更好。“我损失了16个黑鬼，”查尔斯顿的一个奴隶主说，“但我不介意，因为他们一向令人讨厌。”[115]

随着军队的推进，一些奴隶主试图带着他们的奴隶逃跑。在战争的最后时刻，名词“难民（refugee）”变成了一个新的动词——“逃难中（refugeeing）”。一位佛罗里达州的种植园主把手下的劳力赶过一条河，赶进一片沼泽地，并警告他们，“如果有谁敢掉头逃跑，我就枪毙谁”。密西西比州州长约翰·J.佩特斯和道格拉斯一样明白，每一个逃到联邦边界的奴隶都是“这个国家失去的劳力”，他敦促州政府采取行动，授权邦联军队以“公共利益”的名义重新安置奴隶。南卡罗来纳州甚至通过一项立法，授权军官重新安置奴隶时可以无视奴隶主的抗议。在那些试图强迫奴隶和自己一起离开的奴隶主中，有约瑟夫·戴维斯，他和时任南方邦联总统的弟弟共同拥有维克斯堡下面的两个种植园，人称戴维斯转弯（Davis Bend）。杰斐逊·戴维斯在里士满收到电报，获悉他的奴隶“处于不听话的状态”。当奴隶们被要求准备好离开那条河时，一位委派来回话的奴隶告知约瑟夫，“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同意离开这个地方”。跟其他地方的情况一样，随着北方的炮艇靠近，所有人家都悄然消失了，而“他们的离开”，约瑟夫告诉他兄弟，“都是突然的，而且是在夜里”。不过，能供死不悔改的邦联分子藏身的地方越来越少了。[116]

当绝望的奴隶主们撤退到日益缩小的内陆地区时，自我解放的黑人涌向城市中心。种植园的工匠一向是那种为了自由的土地而奔波的奴隶，他们认为自己凭技术可以在北方城镇挣到体面的工资。如今铁匠、木匠和机修工仍留在南方，去了亚特兰大和萨凡纳。威廉斯堡的侍者贝弗利·塔克与弗吉尼亚州某个显贵同名同姓，他逃到华盛顿，在加入步兵团之前，干了一阵自己的老本行。塔克干活的地方又来了些女裁缝和洗衣女工，这是一个新情况，因为战前很少有女性会冒险逃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也扭转了战前城区非裔美国人数量下降的趋势，这也为1865年后的黑人激进主义奠定了基础。1850年，亚特兰大只有20%的黑人，到1870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多，达到了46%，此时蒙哥马利的黑人人口则从25%上升到49%。1862年4月，新奥尔良被美国陆军占领，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的难民特别喜欢这个城市。几十年来，这座城市一直是混血自由人的家园。就在战争爆发前，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奴隶向一个旅行者吐露自己“宁愿住在新奥尔良”，也不愿住在他见过的其他地方，因为那里“更开心”，有“更多人可以来往”。甚而早在李投降之前，41岁的圣詹姆斯教区居民路易斯·查尔斯·鲁达内兹就开始出版《新奥尔良论坛报》，作为该地区第一份黑人拥有的报纸，它注定要成为南方黑人共和主义的喉舌。[117]

即使是在联邦军队控制下的城市，黑人移民发现南方的城里生活充其量也是朝不保夕的。波士顿和费城从未有过丰富的食物或适度的卫生设施，南方城市的扩张如此迅速，以至于近期从农村来的人无法找到体面的住房或工作。在有驻军的地方，黑人妇女获得了厨师和洗衣工的工作，维克斯堡和纳齐兹的军官们很快为这支非正式的后勤部队建造了简陋的营房。偶尔有些家庭会在安全无虞的帐篷城市里重新开始以前的生活。只要“在[丈夫]当兵期间为他洗衣服”，伊丽莎白·凯恩就可以和她的配偶“住在帐篷里”。然而，大多数城区的条件如此之差，以至于纳什维尔的《田纳西有色人》（Colored Tennessee）的编辑敦促那些刚到城里的人“回到能雇体力劳动者干活的乡下去”。在华盛顿，一个救济协会报告说，黑人的“贫困和苦难”比当年首都还是个奴隶城市时的情况还要糟糕。弗吉尼亚州门罗堡附近的难民越来越多，以至于约翰·A.迪克斯将军鼓动马萨诸塞州州长安德鲁为2000名妇女和儿童提供庇护。尽管这个海湾州历来反对奴隶制，安德鲁也因支持黑人军团而名声在外，但这位州长认为，联邦政府更明智的做法是帮助南方黑人，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乞丐和受难者运到一个陌生的气候恶劣的地方”，就连马萨诸塞州本地人也这样想。[118]

对于那些抛下亲人，或在附近种植园有“外国”配偶和亲属的人来说，自由不仅意味着潜在的困难，还意味着那些仍然为奴的人的恐惧。一些难民成为军人主要是为了返回农村，找回家人。妇女们接近军官是希望打听到前线转移或者南方邦联将黑人社区迁往内地安置失败的消息。有个人走了200多英里，来到门罗堡的大门口。别人问他为何把妻儿留在南方邦联那边时，这位不知名的自由民说，他打算“赚点小钱”后，“再回去”找他的配偶。1865年初，列兵卡文·史密斯擅自离开连队去寻找他的家属，这在黑人士兵中并不罕见。比起结束战争，他更在乎他的家庭，军事法庭判史密斯“6个月的苦役，其中3个月得戴着坠有铁球的脚镣”[119]。

少数不习惯田间劳作的非裔美国妇女发现没有丈夫在，生活尤其艰难。维多利亚·兰德尔·劳森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镇上做家仆。但当大部分农场劳力都跑去参军后，她的主人把锄头塞到了她手里，而“那时候，我除了出去砍玉米和摘棉花，其它什么也不会”。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还有许多家仆讲述了类似的经历，有人回忆说，在密西西比州雅典附近的一个种植园里，“妇女和男孩必须完成当年的收成”。一些主人还想报复那些留下来的人。密苏里州表面上是一个忠于联邦的蓄奴州，却为邦联输送了4万名士兵，该州南部的小农场和小种植园的主人不仅赶家奴下地劳作，还在日落后继续虐待他们，蓄意报复。一个女奴的生活变得如此悲惨，于是她写信给当兵的丈夫，求他回来。“自你走后，除了麻烦，我一无所有，”她叹了口气，“他们因为你逃走了就虐待我”，“还把我打得死去活来”。即便这样恳求，还是鲜有逃跑的人回来，因为他们知道结束家庭困境的最快方法就是在战场上做完自己该做的。然而，一些有胆量的士兵却想方设法把衣服和物资偷运给处于前线的家乡人。约翰·弗利上校抱怨他黑人军团里的人经常偷“衣服给家人穿用”，在战斗结束后不久，一名政府监察员报告说：“发现很多[黑]人或多或少都穿着半吊子的美国陆军制服。”[120]

士兵们意识到战争即将结束，也意识到参军带来的不仅是自由，还有公民权利，为此，他们敦促家人坚守阵地。马里兰州逃出来的约翰·波士顿写信告诉妻子，他已签下文书加入一个纽约团，在邻近的弗吉尼亚州作战。波士顿说，“今天，我要感谢上帝，我是个自由人了”，希望他妻子和儿子干活的白人东家“会继续善待你们”。他想让他妻子明白，他打仗不仅是为了不再受“对奴隶的鞭笞”，也是为了让这个国家“都沐浴在自由之中”。康涅狄格州一名士兵的信表露了对战争含义的类似理解。同在弗吉尼亚州作战的列兵梅诺梅尼·迈米提醒妻子，如果“南方邦联打赢了，那你可能从此跟一切自由都无缘了”。迈米知道自己参军给家里惹了新的麻烦。至于奴隶主，他发誓，“是我的敌人，是我军旗的敌人，也是我出生地飘扬的旗帜的敌人”。为一个曾蔑视黑人公民的国家而战，非裔美国士兵可以由此建立一种新秩序，“无论黑人还是白人，星条旗将成为所有人自由的象征”[121]。

太多的逃亡妇女带着她们的丈夫来到这里，迫使联邦政府改变其对黑人家庭的政策。军队继续雇用一些妻子当厨师或洗衣工，但在1862年末，甚至在尤利西斯·S.格兰特在维克斯堡的胜利将密西西比河沿岸黑人难民的涓涓细流变成洪水之前，他就任命俄亥俄州的随军牧师小约翰·伊顿将难民组织起来送到河边废弃种植园的难民营里。伊顿是奴隶这种禁运品的管理者，他要向总统汇报自己在处理数万名前奴隶的情况。谢尔曼赞同这项政策，更多是出于军事上的实际考虑，而非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他认为，如果黑人士兵担心仍然为奴的妻子，他们就会没心思打仗。但是，假如有方法让逃亡者的“家庭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以体面的薪水“给他提供养家糊口的手段”，那么以前的奴隶“就会弃他们的主人而去，战争的起因也就没了”。维克斯堡陷落后不久，副官洛伦佐·托马斯就正式确立了这项政策。他在第45号特别命令中指示，所有在联邦边界内寻求庇护的“黑人后裔的儿童和妇女”都应“被建议留在他们以前干活的种植园里”。黑人家庭“将得到政府的保护”，那些被解放的奴隶“因年老而失去正常工作和生活的能力，[或]健康欠佳者”也将得到“应有的照顾”。托马斯向战争部长解释说，他的命令也是为了缓解密西西比河沿岸的联邦军营的过度拥挤和患病问题。在这项命令和战地指挥官的其他命令中没有说明的是，随着和平的到来，谁将拥有那些被遗弃的庄园。[122]

难民营从未被设计成永久性的，正如自由民局局长奥利弗·O.霍华德将军所坚持的，他的部门希望“尽快清除所有的难民营、殖民地或家园”，尤其是在那些不受《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约束因而不属于该局管辖的地方。然而，正是那些最先被联邦政府控制的地区出现了最多的移民。弗吉尼亚州门罗堡附近和卡罗来纳州海岸沿线的难民营里被解放的人开始“清理他们的小块土地”，一位自由民局官员报告说，这是“在准备建他们的简陋住所”。黑人男女在杰斐逊·戴维斯和最近去世的约翰·泰勒曾拥有的庄园里建营地、耕种，后者早年离开种植园去了南方邦联的国会任职。波托马克分布着许多村庄，其中最大的定居点在玛丽·科斯提斯·李的阿灵顿庄园。这个营地很快就被称为“自由民村”，它有近50栋建筑，在大宅子后面整齐地排成半圆形。政府以未缴纳联邦税为由，没收了这个种植园，早在1864年就开始将前面200英亩的土地用作联邦公墓。自由民局管理着这个村庄，认为这是迈向自给自足的中间环节；黑人妇女和她们的家人在难民营短暂居住并与当兵的丈夫团聚后，预计将搬到河对岸的华盛顿，为新一波获得自由的人腾出地方。村子里有一家医院、一座穷人之家、一所学校、一个礼拜堂，还有各种各样的手工作坊，昔日奴隶可以在那里练习技能或学习“针线和缝纫机的使用”。和其他大庄园的情况一样，主人不在时帮忙打理庄园的那些老黑人留下来帮助新来者，并在机构面前充当庄园的发言人。其中一位“老族长”经营阿灵顿庄园的一部分已有50年之久，说起前主人时讲了些好话；但是，就像田纳西州的威廉·约翰逊一样，他希望记者们明白他更喜欢自由。[123]

自由民村建于1863年5月，是为逃跑奴隶和黑人难民建的营地，位于被没收的玛丽·科斯提斯的庄园（南方邦联将军罗伯特·李的妻子）的阿灵顿种植园。自由民村是战争期间建立的众多“禁运品营地”之一，住了1100名非裔美国人，他们每周支付1至3美元的房租。此地以其壮观的首府景色和波托马克河景观吸引了开发商的注意。联邦政府不顾居民反对，支付给居民7.5万美元购买土地，于1900年拆除了这个村庄。（国家公园管理局提供照片）

营地里的居民很早就明白就连那些看上去友好、对自由民局某些官员的傲慢态度很敏感的白人也是不可信的，因而更愿意在黑人监督下劳动。特别是那些仍在他们已经无偿干活数年甚至几十年的地里劳作的，希望这些土地中的一小部分能归他们的自由民男女。太多的白人士兵和白人工作人员只是希望管理有效率的营地，他们很少隐瞒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李战败后返回家乡，而不是充当土地改革的倡导者。罗伯特·克伦威尔是个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自由人，战前曾在威斯康星州行医，他在新奥尔良与难民一起工作时，发现他们对难民营制度的抱怨几乎跟对前主人的抱怨一样多。自由民局每天只提供两顿饭，其中一顿是11点的简薄早餐。“这个时间点对孩子和老人来说太晚了，”克伦威尔怒气冲冲地说，“我的同胞希望他们当中有一个黑人，一个心里装着自己族群利益的人。”他补充道，他只是管理这座城市的医院的人。克伦威尔定居在新奥尔良，在和平时期开始从政。在路易斯安那州，他帮共和党在自由民中发展党员，后来他在投票权和没收土地的问题上公开挑战联邦主义者出身的州长。1868年，克伦威尔参加路易斯安那州制宪会议后，向西前往得克萨斯州。1880年，他在那里被私刑处死。[124]

这些难民营也吸引了难民北上，开启了一场黑人离开南方的移民潮，此事历经数年，改变并丰富了美国的社会构成。其中一个营地建在辛辛那提的一家旧医院里，吸引了从海湾漂过来的非裔美国人，而不是来自附近肯塔基州的非裔美国人。据W.F.纳尔逊牧师报告，到1864年春天，“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900多个[黑人]”住在他的营地里，数量一天天“稳步上升”。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她们的丈夫参军了。黑人妇女从乡下逃到有16万人口的辛辛那提市，为挣工资而从事体力劳动，通常做家仆、厨师或洗衣工。虽然他们依旧被束缚在奴隶制度下做过的同样的卑贱工作中，但他们现在这样做是为了得到报酬。他们“干活像土耳其人一样拼命”，这令一位白人士兵惊叹不已，他出生在一个自由出卖劳力的社会，这让他很难体会昔日作为个人财产的奴隶挣到哪怕微薄工资时的惊喜之情。尽管如此，自由民局的一些工作人员还是被他们管理的人激怒了，因为后者执意要按自己的想法行事。当黑人妇女向白人官员打听为军队干活的薪水、营地学校和医院的质量，以及她们与自己丈夫的关系等问题时，白人官员原以为她们定会表达感激之情，结果却大出所料。[125]

军队急于让年轻士兵安心并向南方挺进，即便他们的亲戚已逃往北方，于是开始向“有色人种士兵的家属”发放证明，这些文件给予黑人家庭“保护和福利”，以缓解难民的“难处”。为了确保军队能照顾自己的配偶，士兵们花心思与北方军队的牧师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我丈夫和我一起生活了15年，”一位有好几个子女的母亲宣布，“现在我们想再结一回婚。”在内战前的日子里，奴隶主通常希望他们的奴隶结婚，哪怕仅仅因为稳定的关系有利于他们控制不好管的奴隶，并诞育后代继续为他们提供无偿劳动。但是，南方没有一个州在法律上承认奴隶的婚姻，这种婚姻会赋予作为个人动产的奴隶太多的权利，并使奴隶主不能随意卖掉奴隶。与同龄的大多数女奴一样，米尔德丽德·格雷夫斯获准举行一个非正式的简短仪式，在仪式上，她穿了一件她的白人女主人送给她的破衣服。但格雷夫斯明白，在奴隶制下，合法关系是不被承认的，所以她希望举行一场“有牧师在场的真正意义上的婚礼”。仪式由军队里的牧师主持，最好是黑人牧师，这意味着旧的关系被打破，黑人男女间建立了一种新的永久纽带。“自由民及他们的妻子对婚姻法普遍满意。”一名官员说。对于即将奔赴前线的士兵来说，再办一次结婚仪式并在证书上留下自己的记号意味着这些男人将来如果回不来，他们的妻子就可以依法提出索赔，这也使曾归其他成年人所有的他们的孩子成为合法子女。对于那些在丈夫参军时留在废弃的种植园的妇女来说，有证书意味着她们有权分得自己耕种多年的土地，现在有传言称，这些土地将在战争结束时被分割。[126]

当边境上的蓄奴州步履蹒跚地走向解放，或者南方邦联的部分州重建时，白人立法者努力将家庭关系问题写入法典。肯塔基州、马里兰州和路易斯安那州要求黑人夫妇向县政府办事员提交文件即可。田纳西州和西弗吉尼亚州——后者创建于1861年，当时弗吉尼亚州西部各县投票决定继续效忠合众国——选择承认所有先前存在的“习俗婚姻”（customary marriages）都是合法的，而密苏里州要求人们在法官或牧师面前重新结婚。让情况复杂化的是，许多男女自由民因被买卖而被迫与配偶分离，虽然有些人已找到新伴侣，但如果可能的话，许多人还是宁愿与原配团聚。因此，当各州试图像密西西比州将要做的那样，通过立法澄清问题，即宣布“凡未结婚但目前同居如夫妻者，在法律上，应视为已婚”，不少昔日的奴隶选择违逆白人立法者，以自己的方式重组家庭。[127]

自由民局的许多官员来自上层阶级、北方家庭，可能会像南方的立法者一样高人一等，就好像必须催促男女自由民去正式确立梦寐以求的关系。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位工作人员杞人忧天地担心奴隶解放会导致道德沦丧，于是起草了一份冗长的通告，阐明婚姻的“最基本规则”。男孩得满14岁才能结婚，女孩至少要12岁。他觉得还有几点是他有责任补充的：“兄弟姐妹之间禁止结婚”，“父母和孩子之间，[以及]叔叔和侄女之间也不例外。”由于许多被解放的年老奴隶的前配偶仍生活在南方某地，自由民局因此承认了“依法获准”离婚——这种情况在白人中并不常见，因为离婚对他们来说既麻烦又昂贵。但是，黑人“妇女在前一段婚姻解除10个月后才有权再婚”。另一位驻弗吉尼亚州的好心的工作人员认为，坚决要求昔日主人对“所有由有色人种妇女生育的私生子”负责才是公平的，因为战前立法者已经要求白人父亲对他们与未婚白人妇女所生的孩子负责。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合众国任何一个地区的黑人从未充分利用过白人议员和奴隶主制定的法律，现在很少有人愿意接受他们的规则和标准。[128]

对于那些找寻失散亲人的自由民来说，团聚的激动时刻很难得，总是令人心潮澎湃。自1790年代以来，切萨皮克地区因向下南方的新开垦土地出口年轻的奴隶而臭名昭著，奴隶贩子倒是严格记录了他们的盈亏，但没有一家公司或一个州记录下这些奴隶的名字，他们就这样被铐在一起从南方送到新奥尔良的牲口栏里。在已被北方军队占领的城市，黑人在黑人经营的报纸上登了无数广告，希望能找到失去亲人的消息。《新奥尔良论坛报》和《黑人共和党人》（Black Republican）都推出了冗长的“信息征集”栏目。南卡罗来纳的内森·马洛尼“在谢尔曼的部队路过时”参了军，他要找他住在附近种植园里的妻子伊芙。罗伯特·韦斯特希望能找到他的妻子、两个已婚姐妹和两个兄弟，其中一个姓威廉姆斯。在新奥尔良，自由民局保存了“种植园里所有有色人种的所在位置”和“常见人名”的清单，以帮助黑人部队士兵寻找亲人。对于少数幸运的人来说，找回被卖的配偶既兴奋又心碎，哪怕只是因为他们意识到逝去的时光。贝蒂和本·多德森曾请求主人把他们一起卖掉，但没有成功。20年后，当本在一个难民营里看到贝蒂时，他几乎不知道是该拥抱他的妻子，还是退后一步，看看到底是不是她。“我终于找到你了，”他喊道，“我找啊找，直到找到你为止。只要你活着，我就一定要找到你。”在另一些案例中，团聚的家庭对亲人在这段时间里衰老或受到虐待的严重程度感到震惊，少数人则表示，分隔多年，伴侣已变得见面不识。[129]

政府人员要是能屈尊体谅一下，自然会很清楚家庭的重要性，尤其是他们自己也离家这么远。尤尼斯·克纳普是一名北方教师，和托马斯·温特沃思·希金森一起来到卡罗来纳州海岸，一个男孩找到克纳普，想跟她学写字，好和自己在佛罗里达的母亲联系。克纳普很惊讶，因为她看到过这个男孩和一个年长的妇女在一起，但男孩解释说那个女人是他“父亲的妻子”。他曾和父母一起住在佛罗里达，但在1855年前后“白人将他的父母分开了”。她高兴地说：“感谢上帝，祂现在所结合在一起的没人能拆散了。”在华盛顿办公室里，霍华德将军指示军队雇用的“所有有色人种牧师”收集离散家庭的信息。一旦收集到了，自由民局就会让政府出钱在南方各地运送难民。虽然工作量巨大，但其中一个典型的事例是霍华德下令为住在弗吉尼亚州戈登斯维尔的一家黑人购买交通工具，助他们前往发现他们父亲踪迹的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130]

当核心家庭无法重建时，许多获得自由的人转而寄希望于找到更广义的亲属。由于人口的跨州贩卖，黑人社区长期以来依靠的是拼凑出的家庭，即年老的奴隶往往在一家的一个或两个大人被卖掉后收养他们的孩子。这种亲属关系的安排曾经是战前黑人社区的生存机制，随着自由的到来，这种大家庭成为减少他们对自己并不完全信任的机构的依赖的一种手段，并成为对抗昔日主人敌意的堡垒。在一场可怕的国内冲突之后，寻找远亲就像寻找失散多年的配偶一样困难。A.M.哈格尔昔日的奴隶大卫·威廉姆斯在查尔斯顿的布尔街租了一栋房子，离丹马克·维齐住过的地方只有几个街区。他妻子去世了，但他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妹妹住在博福特，而他的兄弟本杰明“早就被卖掉了”。战争结束时，安·杰克逊和玛格丽特·哈勒都来到了曼哈顿。哈勒出生在马里兰州东海岸，她的母亲在她年幼时就被“卖了”，她唯一的姐姐安吉利娜“随后也被卖掉了”。哈勒是一名旅馆清洁工，这活薪水很低，所以找到姐姐并重建家庭关系对她的生存至关重要，对杰克逊而言大家庭也一样重要，来自萨凡纳的她“从未见过自己的父母”。她唯一的兄弟叫查尔斯，已经去世，她是“由她的女主人”抚养长大的。[131]

许多黑人士兵在费城或纽约退伍，而一些奴隶只是向北游荡，希望能将昔日的生活抛诸脑后。出生于华盛顿的约翰·亨利·尼尔发现，在他曼哈顿新家的基础上重建大家庭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希望父亲还活着，但他很难确定，因为父亲“在他小时候就被卖了”。他的继父和两个继兄弟也都葬在华盛顿。在纽约做信差的约翰·沃克·拉特利奇出生在南卡罗来纳州，他的父亲死在那里，他的母亲则被卖到了佐治亚州，哥哥博伊西他怀疑已经“阵亡了”。浅肤色的路易莎·艾米丽·特拉斯蒂与旁人情况不一样，她小时候就和教母一起搬到了曼哈顿。路易莎小时候她的母亲就在新奥尔良去世了，她只知道父亲是个“白人（不知道是谁）”。她相信自己在路易斯安那州还有兄弟姐妹，而且母亲那边还有姨妈和舅舅，但她自己有6个孩子，就像除了最有钱的美国人之外的所有人一样，她也需要大家庭的帮助。[132]

重建破碎的奴隶家庭往往变得很复杂，因为黑人士兵的配偶属于另外的主人，这意味着他们的孩子也归这个主人所有。奴隶制使黑人男性失去了养家糊口的传统地位（因此赋予黑人女性在家庭中一定程度的平等地位），以至于在没有白人介入的情况下，男女双方都无力抚养子女。然而，自由民局正式承认男性为黑人家庭的户主，甚至公开赞同那种在同类型的种植园劳动中给女性开的报酬低于男性的劳动合同。然而，有些家庭因人口买卖而被拆散、现在决定维持现状，但在这些家庭所在地，自由民局的工作人员拒绝让黑人父亲获得州法院赋予白人父亲的权利。特别是当妇女能够养活自己和子女时，自由民局往往站在母亲一边。伊莱扎·班杨“自己出钱抚养儿子，而且一直把他带在身边”，因此，当儿子的父亲要求获得监护权时，局里的工作人员念在班杨没有前夫或前主人的经济支持仍能过活的能力，做出了对她有利的裁决。[133]

更常见的是黑人父母所面临的麻烦：他们试图从昔日主人或从忠于奴隶制地区的奴隶主手中夺回自己的孩子。一些种植园主认为自己抚养了这些儿童，但孩子们还没长到最年富力强可以回报他们的阶段，因而黑人家庭应对他们进行赔偿；南方的学徒法通常是支持这种要求的。自由民局的工作人员“频繁地接到控诉”，控诉者是无法获得“孩子监护权”的黑人父母。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案子中，一个叫诺兰的自由民去接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但遭到他们的前主人拒绝，说“他们是他抚养的，因而属于他”。使事情变得更复杂的是，这些人没有结婚证、出生证明或州法院要求的证明亲子关系的其他文件。一些种植园主很有把握法律是站在自己这边的，进而向自由民局投诉，以为白人当局会插手。A.L.拉扎尔向冷漠的阿尔文·C.吉勒姆将军抱怨说，给他当学徒的“两个有色人种男孩”跟着“他的一些敌人”跑了。收获时节来临，拉扎尔让吉勒姆“给我下个命令，我马上就把他们抓回来，因为现在正是我的庄稼忙着收割的时候”。一个打算移民的奴隶主绑架了“3名有色人种儿童”后坐船去了古巴，在那里，奴隶制仍然是合法的。[134]

见识过南方邦联军队的枪口后，休假的黑人士兵无法忍受白人掌控、虐待他们的孩子。肯塔基州的一名士兵回家后发现，他的孩子“在他参加联邦军队期间跟着昔日主人当学徒了”。在大多数情况下，武装的退伍军人和自由民局的工作人员占了上风。在多达4000名儿童在白人雇主那里当学徒的马里兰州，数十名家长将昔日的主人告上法庭；在巴尔的摩，日益激进的法官休·邦德越来越受黑人群众的喜爱，他一贯反对白人奴隶主，因谴责政府向自愿参军的年轻奴隶主发放奖金而闻名。当一个丈夫去路易斯安那州一个已落入联邦军队手中的种植园寻找妻儿时，种植园的新管理人骂他是个“该死的无赖”，并拒绝释放他的妻儿。次日，这位昔日的奴隶带着自由民局的一位工作人员来到种植园，再次要求“释放黑人的妻子和孩子”。监工又拒绝了，于是这名工作人员和这个丈夫干脆把他的家人召来，径自离开了。如果说这名工作人员有信心能赢得华府的支持，那是因为霍华德将军不断地签署能让孩子与父母团聚的命令。当克拉拉·詹姆斯·刘易斯向警察局打听她在里士满的孩子的下落时，霍华德不仅指示要“采取措施找到孩子”，还出资3美元“为她支付从里士满到华盛顿的车费”。[135]

当北方联邦军队的随军牧师使家庭团圆，并让未经法律许可的婚姻合法化时，前奴隶们不得不接下一项生下来就是自由身的美国人所不知道的任务。他们必须找个姓氏。尽管奴隶们过去常用主人家的姓，但很少有主人愿意给他们视为动产的奴隶应有的姓氏尊严。在注重亲族意识的南方，家庭关系能给人带来尊重和社会地位，而对于身穿蓝色制服的黑人来说，姓氏就像他们的肩章一样，意味着男子气概。对黑人父亲而言，采用姓氏意味着在一个以母亲的法律地位来界定黑人儿童地位的社会中对父系权威的接受。一位前奴隶坚持认为，采用姓氏是“摆脱奴隶制”的一种方式。在做选择时，一小部分人干脆用主人的姓，要么是为了纪念祖先的出生地，要么是为了让亲人在战争结束时能找到他们。大卫是南卡罗来纳州的逃奴，1862年春被大卫·亨特少将解放。在加入第33步兵团后，他取名大卫·布雷克，因为他曾是沃尔特·布雷克的财产。[136]

更多的被解放奴隶选择尽可能与自己的前主人保持语言学上的距离。采用主人的姓氏也暗示了一种不存在的血缘关系；如果一个大庄园的数百名获得自由的奴隶使用同一个名字，这可能意味着他们既不承认也不渴望家庭纽带。然而，在南方的老区，如弗吉尼亚州，非裔美国人经常与他们的父母及祖父母在同一块土地上劳作。种植园在法律上属于大房子里的白人家庭，但它也可能是数百名已故奴隶的埋骨之所。有些人的姓氏是独有的，但也将他们与过去的家族渊源联系在了一起。肯塔基一位黑人是杰西·辛克莱的前奴隶，以辛克莱·丘比特的名字参军。乔治·奥古斯都变成了列兵奥古斯都·布朗。使事情变得复杂的是，许多连队的工作人员以前都是奴隶，不识字。伦本·巴罗的奴隶卢卡斯让征兵人员把他的名字记为卢卡斯·巴罗，但征兵人员误拼成了“邦德”，于是他就“用这个名字参军了”。然而，这对卢卡斯来说不算大事，战争结束时，他又改名为卢卡斯·克里奇。[137]

虽被剥夺了战前的阶级地位的一贯标志，受奴役的工匠们反而宁愿以自己的手艺而不是有形的财富或雅致的住宅为荣。结果，一些人采用了他们被冠以的“头衔”，即用来识别他们所在的行业的名称为姓，就像早期社会中从各种形式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的人那样。巴伯、库珀、史密斯、卡朋特和泰勒[138]都使得军事报告或结婚证锦上添花。另一些人取了有爱国意味的名字，虽然叫杰斐逊和杰克逊的并不少见，但奴隶们更喜欢取与反奴隶制斗争有关的名字。汉娜是南卡罗来纳州的黛安·梅西的女儿，父亲身份不详，后来她改名汉娜·格兰特。纽约是国务卿威廉·亨利·苏厄德的故乡，也是自由民威廉·亨利·巴拉格的新家所在。塞缪尔·西蒙斯也住在曼哈顿，和成千上万人一样，他给儿子起名亚伯拉罕。少数前奴隶选择的名字可以追溯到他们的过去，并将他们的生活与被卖到殖民地的非洲人联系起来。查尔斯顿的罗伯特·穆斯塔法已经60多岁了，在1807年联邦政府禁止买进人口前，他已经被卖到了这个城市。[139]

许多退伍军人通过家庭姓氏来表明自己的新身份，并以此表明自己是一家之长，因为自由使他们能够履行维多利亚时代的照顾家人的责任。安德鲁·杰克逊·弗里（Free）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是个退伍军人，其父自称安德鲁·奥尔德里奇，名带有爱国意味，而姓是对自由的宣告。还有个老兵是一个叫艾伦的奴隶的儿子，自称为弗里曼·皮尤。另有一些人，比如约翰·弗里曼（Freeman），更喜欢用这个称谓作为姓，他很自信地告诉一名中尉这个名字“非常适合我”。但约翰的妻子不太确定自己是否想用“弗里曼太太”这种男性化的称呼，因为她刚获得自由，如今发现自己又被冠以男性化的姓。但军官还是吩咐约翰“给你的妻子取同样的名字”，也用在他“所有的孩子身上”。当约翰的妻子第一次听到别人这么叫她时，她几乎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婚姻关系外，“弗里曼太太”形同不存在，以至于那名中尉军官从不费心打听她的名。[140]

就在约翰·弗里曼和汉娜·格兰特的自信之举表明奴隶制及为保护奴隶制而建立的南方邦联几乎奄奄一息之时，里士满的官员们为挽救两者，进行了最后一次非同寻常的尝试。随着南方士兵在战场倒下或退出战斗，开始四散回家时，南方邦联最高司令部开始考虑使用黑人部队。田纳西州陆军的帕特里克·克莱伯恩将军是第一个起草详细计划，用奴隶打仗的人。他在1864年1月2日的提议中讨论了1571年的勒班陀海战中使用苦役奴隶的问题，爱尔兰出生的克莱伯恩认为，邦联军队可以效仿此举，在为奴的士兵投入战斗时还他们自由。戴维斯搁置克莱伯恩的计划达11个月，转而支持了一项新的法律草案，即在战争期间征召所有17岁至50岁之间的白人男性入伍。戴维斯担心，不管南方对兵员的需求多么急迫，就算讨论解放奴隶也会损害他们的“权利”，而他们正是为了这权利才脱离联邦的。但最终，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11月7日，戴维斯在南方邦联国会的发言中赞同了该计划的一个变体。他敦促南方政府购买4万名年轻男性，这些人将在战争胜利后获得自由。由于他的《宪法》明令禁止一切反奴隶制的立法，所以只有从奴隶主手中买来的奴隶才会被解放，其目的是安抚他的批评者可能会有的任何法律顾虑。戴维斯承认，在对南方理念的“彻底修改”中，如果已经到了要么武装奴隶要么接受失败的时刻，“那么我们的决定会是什么似乎也就毫无疑问了”[141]。

戴维斯的计划还得到了罗伯特·李的支持，李推断既然成千上万的非裔美国人已经在为林肯政府而战，那么南方邦联也可以采取类似的政策，并“获得我们事业所带来的所有益处”。但这项政策的倡导者从未暗示过是反奴隶制情绪激发了这一变化。如果政府只解放年轻的奴隶，“[南方的]独立[将会]有保障”，约翰·H.斯特林费罗如此劝告总统，而“只有白人才可拥有任何和所有的政治权利”，因此可以继续“制定法律来控制自由的黑人，他们没有土地，必须为土地所有者劳作”。南卡罗来纳州的塞缪尔·麦高文将军对此表示同意。他那些身为种植园主的同僚可能会支持有限的解放，“但有个条件，那就是我们今后将成为这个国家的政治领袖”。与联邦政府不同的是，南方邦联对未来士兵的妻子、孩子和父母的命运只字不提，而戴维斯希望解放足够多的年轻奴隶来拯救他的国家，同时保留一些不自由的劳动力，并对少数将获得自由的奴隶继续拥有民事权。[142]

种植园主的反应很不讲理，甚至比戴维斯担心的更甚。3年前，主张脱离联邦的人说得很直白。南方的种植园主为维护和扩大奴隶制而接受了脱离联邦的方案，但现在，总统以拯救政府的名义要求他们放弃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曾称为“基石”的东西。敏锐的评论家们嘲笑说，一旦成千上万的黑人青年接受训练并武装起来，继续奴役他们的亲人就几乎不可能了。《查尔斯顿水星报》是该地区长期以来最拥护奴隶制的刊物，也是1860年倡导建立南方“奴隶共和国”的刊物，其言辞最为尖刻。“非洲人是劣等种族，”编辑老罗伯特·巴恩威尔·瑞德固执地说，“但是，如果南方邦联的奴隶制对我们当中的黑人来说不是最好的制度——如果他们更适合自由和获得解放，即便是将此作为对他们服务的报答——那么迄今为止把他们当作奴隶的理由就是错误的、没有根据的。”佐治亚州的豪厄尔·科布是南方邦联的一名官员，也是创建这个新国家的1861年蒙哥马利大会的代表之一，他以几乎相同的措辞谴责了这项提案。“你把他们培养成士兵的那一天，就是革命结束的开端。如果奴隶能成为好兵的话，”他坦言，“那我们关于奴隶制的整个理论就是错误的——但他们成不了好兵。”[143]

就在科布说这番话的那天，在北方联邦军队服役的逾10万名黑人士兵证明他错了。《新奥尔良论坛报》的编辑路易斯·查尔斯·鲁达内兹指出：“现在有将近150个团的黑人，但现在叛军领导人对有色人种部队用的是北方的论点。”鲁达内兹估计戴维斯的计划不太可能获得通过。即便如此，他还是认为谢尔曼不仅应该招募更多的黑人士兵，还应该在那些仍然受奴役的人中间发动“奴隶起义”，迅速结束战斗。鲁达内兹明白，那些仍被奴役的人只需等待时机。北卡罗来纳州的凯瑟琳·埃德蒙斯顿一时疏忽大意，当着几个佣人的面讨论了戴维斯的计划，而后发现她的奴隶们有了自己的想法。第二天早上，她的整个种植园就找不到人影了。日记作家玛丽·切斯纳特没那么天真。就在一年前，种植园的黑人驾车人还向她的丈夫保证他们愿意为她效劳。“现在他们冷冷地说，如果他们不得不为自由而战，他们就不想要自由了。”切斯纳特明白这是为什么，“这意味着他们非常肯定自己最终会得到自由。”[144]

要求富有的白人放弃他们的新国家最具决定性意义的这一特征实在太过分了。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南方邦联的国会投票同意武装一批选定的奴隶，但不解放他们。戴维斯明白这一立场的荒谬，1865年3月23日，他以第14号令推翻了这一立法，授予一切新兵“自由民的权利”。少校J.W.佩格拉姆和托马斯·P.特纳奉命组建一支黑人连队，他们在里士满的报纸上登了通知，敦促那些“自愿把儿子和兄弟、金钱和财产”捐给南方邦联的奴隶主现在也捐出他们的奴隶。那位编辑瑞德继续争辩说，现在还没到采取这种孤注一掷的措施的时候。他写道，“就是因为奴隶制受到侵犯”，南卡罗来纳州才脱离联邦，“我们不想要没了奴隶制的邦联政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克莱伯恩将军上年11月阵亡，没能活着看到自己的提议得到支持。但这项提议无人响应，17天后，罗伯特·李投降了。[145]

当里士满的陷落已成定局时，戴维斯和他的内阁沿着最后一条安全的铁路线向南逃去。城里的黑人清楚地听到了恐慌的声音。年轻的奴隶米蒂记得大炮“轰鸣，好像到处都是”。米蒂的父亲欢呼起来，他将用“弗里曼”做自己的姓。“这是胜利！”他不停地喊道，“这是自由。现在我们自由了！”里士满曾是向下南方转卖奴隶的主要中心，28名居民四处吆喝自己是“拍卖师”，是“收佣金的代理”，还有一些像路易斯·休斯这样的黑人在等待出售。但是，由于南方邦联的地盘不断缩小，“市场一片萧条”，休斯仍被关在围栏里，听着附近的枪声。17岁的自由人理查德·弗雷斯特爬上了国会大厦，升起了美国国旗。作为一个曾替立法机关跑腿的男孩，浅肤色的弗雷斯特在南方脱离联邦后藏起了这面25英尺的国旗，他希望日益逼近的军队能看到这面旧旗。巧的是，第一批来的士兵是马萨诸塞州第5军团的E连和H连的黑人骑兵，美国有色人种部队第36军团也紧随其后。成千上万的非裔美国人涌上街头。男人们挥舞着帽子，女人们高呼：“你们终于来了，荣耀啊，哈利路亚！”[146]

当冲突从战场转移到国会和州议会时，黑人活动人士明白还有硬仗在前头，因而愈加努力地敦促白人共和党人接受黑人政治和社会平等。1864年11月，当林肯穿过波托马克河造访自由民村时，索杰纳·特鲁斯排在其他黑人妇女后面，等着与总统交谈。他们俩讨论了废除奴隶制的问题，林肯给这位注重精神生活的前奴隶看了巴尔的摩黑人送给他的一本华丽而昂贵的《圣经》（价值580.75美元）。林肯催促她再去探望他，特鲁斯答应了；她若有所思地说：“毕竟有上帝的恩典，他将再当4年总统。”让·巴蒂斯特·鲁达内兹是那位出版人的哥哥，他率领的黑人代表团从新奥尔良抵达华盛顿，以鼓励林肯公开支持黑人投票权。非裔美国人参加了1865年的总统就职庆祝游行，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当晚，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出席了白宫招待会。这位废奴主义者注意到，总统用“在场所有人都能听到”的音量大声宣布他的“朋友道格拉斯”的到来，并期待他的客人对就职演说发表看法。“在这个国家里，我最重视你的意见。”林肯又补充了一句，虽是恭维话，却非不实之词，因为道格拉斯以其口才闻名。按照后来的标准，这样的客套话是微不足道的，但对那个时代而言几乎是革命性的，预示着美国的未来会更好。相比之下，当安德鲁·约翰逊在人群中瞥见道格拉斯时，道格拉斯看到了这位新任副总统脸上瞬间闪过的“强烈蔑视和厌恶”，这样的表情就不太吉利了。[147]

4月10日上午，首都开始了庆祝活动。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下令500门大炮齐发，轰鸣声震碎了华盛顿的窗户。在自由民村，黑人聚集在玛丽·科斯提斯·李家门前的草坪上，高唱《禧年》（The Year of Jubilee）。第二天晚上，林肯在白宫的胜利庆祝会上发表讲话，不仅透露了关于公民选举权的思考的进展，而且表示愿意与国会中的激进批评者和解。在烛光的照耀下，林肯向聚集在下面的人群宣读了他准备好的讲稿，他为路易斯安那州新的联合政府辩护，但也向听众保证，他不认为重建工作完全是由行政部门承担的。他从一开始就“清楚地声明”，他1863年12月的提案只是“一项重建计划”（就像原话说的），是“可能被接受”的众多方案之一。此外，只有立法机构有权决定“何时或是否应该允许来自[南方]州的议员获得国会席位”。林肯重复了之前只在私人信件中说过的话，承认他也对路易斯安那州不给黑人投票权的决定感到不满。“我本人更希望现在就把它授予那些非常聪明的人，以及那些为我们的事业参军的人”。尽管总统也承诺重新考虑他对路易斯安那州政权的支持，但编辑路易斯·查尔斯·鲁达内兹称这次演讲“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最近被提拔到最高法院的萨尔蒙·蔡斯私下里敦促林肯进一步支持所有“效忠他的有色人种”获得投票权。不过，4月11日的演讲竟成了总统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148]

全国各地的美国人都在努力适应这个陌生的新世界。佐治亚州西南部和得克萨斯州部分地区的黑人还不知道他们自由了，而且有不少远离北方联邦边界的奴隶主相信奴隶制仍有可能得到拯救。5月4日，在李将军投降将近一个月后，佐治亚州劳伦斯维尔的一名妇女用50块金元买了一名女奴。“看起来温柔亲切，也很友好，”这位妇女说，“如果她一直跟着我，我就对她尽责。”在里士满，一个种植园定了和战前截然相反的规矩，黑人士兵要求白人出示通行证。当这位白人老妇怒气冲冲地说他“和老林肯一样没教养”时，士兵“咒骂”了她，喊道：“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为所欲为了。你不知道吗？”正如马里兰州白人苏珊·沃菲尔德在日记里坦承的那样，“乡村生活已不是奴隶制时那种宁静的日子了。解放奴隶运动让所有黑人和白人都疯了”，“世界天翻地覆”。[149]

在那些试图与迅速变化的种族潮流进行谈判的人中，有田纳西州的帕特里克·H.安德森上校和他逃到俄亥俄州的前奴隶乔尔敦。40岁的乔尔敦以前是马车夫和管家，他认为上校是个善良的主人，所以自由后，他用了安德森的姓。他的前主人不知怎地找到了他，写信让他回到田纳西州，承诺给他体面的工资和自由。至于自由，乔尔敦·安德森说，他“1864年已经从宪兵司令那里拿到了解放证书”，所以“在这方面不会有任何所得”。乔尔敦还希望上校能把薪水算得再精确一点，他的妻子阿曼达则对田纳西州的儿童教育质量提出了疑问。为了看到对方的善意姿态，乔尔敦·安德森建议他的前主人先寄来他的欠薪。“我忠实地为你服务了32年，曼迪[150]也为你服务了20年，”安德森算了笔账，“我每月25美元，曼迪每周2美元”，加上利息，减去“我们穿衣和看医生的3次费用，再加上给曼迪拔牙的费用，我们的收入应该是11680美元”。如果上校能把工资寄来，他和他的妻子——“这里的人叫她安德森太太”——会“勾销旧账，既往不咎”。不管怎样，乔尔敦·安德森最后说，他请上校“向乔治·卡特问好，并感谢其在你向我开枪时从你手上拿走了枪”。[151]

然而，当林肯总统遇刺的消息传开，这种兴高采烈很快就消失了。在福特剧院的耶稣受难日悲剧发生后的一个阴雨绵绵的早晨，黑人聚集在白宫外哀悼这位赫然陨落的总统。海军部长吉迪恩·威尔斯挤过数百名新获自由的奴隶到达现场，这群人“正为他们的损失而哭泣、哀号”。退伍军人约翰·尤班克斯和威廉·拉蒂莫尔像其他黑人士兵一样，“在枪上挂了花环”并在“手臂上缠了黑色的带子”。驻扎在查尔斯顿的德拉尼少校发表了一封致非裔美国人的公开信，促请他们为“美国自由之父”的纪念碑捐款。在纽约州罗切斯特，道格拉斯和其他活动人士齐聚市政厅，并应邀讲几句话。“什么是和平的美梦？”他不禁问道，“什么是对未来的憧憬？”道格拉斯在这座城市发表过许多演讲，但这是他和整个国家第一次“共同经历一场可怕的灾难”，他认为，对“我们国家和政府”犯下这一“罪行”“使我们不仅是同胞，更成了亲人”。[152]

可惜，一大份遗产的分割往往会让最亲密的亲人陷入激烈的争吵，就连华盛顿的共和党人也不确定重建工作的下一步该如何。尽管美国国会在1865年1月31日通过了《宪法》第十三修正案，永远禁止奴隶制，但它尚未得到各州的批准。国会也没有通过一项全面的重建法案，华盛顿的所有人都不确定新总统当时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一些白人进步人士和黑人活动家希望将战时在废弃土地上进行的零星试验转变为永久性的联邦政策，这实际上也是所有被解放的人的共同目标。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土地所有权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最真切的标准。正如一位被解放的自由民所解释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土地供自己死后长眠，那么自由又有什么用呢？不如一直做奴隶算了”。对美国黑人来说，土地所有权赋予了他们真正的自由。它使非裔美国人摆脱了旧主人的统治，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并有权将个人所得传给下一代。这样的梦想并不幼稚。超过14万南方黑人在联邦军队服役，大多数人都希望用他们的薪水购买土地。仅在南卡罗来纳，就已经有4万名获得解放的人被安置在40万英亩的荒地上，这不是由微不足道的联邦官僚决定的，而是战争部长斯坦顿和谢尔曼将军的命令。对于一个疲惫不堪的国家来说，重建之战才刚刚开始，这也将是一场因一个信奉种族主义的人意外成为总统而变得复杂的斗争。[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