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他纽扣上的鹰”——为联邦而战的黑人

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在1863年的头几天，州长约翰·A.安德鲁宣布组建马萨诸塞州第54志愿步兵团，这是第一个主要由北方自由人组成的团，共和国各地的黑人响应了这个号召。来自康科德的乔治·杜根是个44岁的农民和鳏夫。杰弗逊·埃利斯只有19岁，在波基普西当船工，这个淡黄色头发、蓝眼睛的年轻人，至少有一位祖先是非裔美国人，被邻居视为“有色人种”，所以他也加入了这支部队。罗伯特·琼斯来自俄亥俄州汉密尔顿，是个20岁的农民，身高5英尺7英寸，鉴于一个世纪以来的饮食不足造成劳工阶层的子弟缺乏必要的营养，这种身高在当时算是正常。他的同伴丹尼尔·凯利和路易斯·凯尔西，是来自纽约州伯班克和密歇根州底特律的农民，都比他矮了4英寸。有些人来自南方。塞缪尔·金尼是个39岁的铁匠，来自弗吉尼亚州罗克布里奇县，为了争取黑人的自由，他放弃了打铁的工作。约瑟夫·巴奇是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名自由人，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教养、有思想原则的北方佬”，为此他离开邦联，去了波士顿。18岁的乔治·亚历山大是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一个农民，这个州几乎没有什么自由人，其中大多数是马丁·R.德拉尼所怀疑的混血棕色人种。在军队的“描述性名册”中，列兵亚历山大“肤色深黑”，身高5英尺4英寸。[36]

一段时间后，这些年轻人中的一部分会成为教师、牧师、社区活动家、共和党官员、州议员和国会议员。在重建期间任职的1510名有名有姓的有色人士中，至少有130人曾在军队中服过役。他们之中包括兰登·S.朗利，他参加了1868年的南卡罗来纳州制宪会议；马丁·F.贝克尔，他是来自马萨诸塞州菲茨堡的出生在南美的理发师，后来成为南方选举官员。但是在1863年的冬天，一些人只是普通的“劳工”，年轻的亨利·柯克登记的职业便是这个，他是从密苏里州的汉尼拔东迁而来的。宾夕法尼亚州伊斯顿的埃诺斯·史密斯也是劳工。肯塔基州的约翰·西蒙斯告诉征兵人员他是个“铸造工”。军队将成为这些人的家；对许多人来说，也是学校；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政治俱乐部。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后的十年里，他们的勇气、兵役和军阶将为他们赢得选民。[37]

首先，他们必须在战争中幸存下来。那年7月，农民凯利和杜根死在南卡罗来纳州的瓦格纳堡。罗伯特·琼斯熬过了对瓦格纳堡的攻击，1864年初却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附近“阵亡”。埃利斯和凯尔西在瓦格纳堡受了伤；凯尔西被遣散了，蓝眼睛的埃利斯在袭击后被南方邦联俘虏，关押17个月后被“假释和交换”。埃利斯重返部队，被提升为下士。埃诺斯·史密斯和塞缪尔·金尼就没那么幸运了。宾夕法尼亚州劳工史密斯7月在南卡罗来纳州詹姆斯岛的战斗中被俘，1865年2月20日“在佛罗伦萨的监狱里饿死”。弗吉尼亚的铁匠金尼在瓦格纳堡的战斗中失去大部分的膝盖骨，但他坚决拒绝退役。1865年初被提升为下士后，他在4月18日，即罗伯特·E.李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9天后的一场小规模冲突中被杀。

许多年长的黑人活动家鼓励他们的年轻亲戚加入这个团。废奴主义者、女权活动家索杰纳·特鲁斯送了一个孙子来。反奴隶制的编辑兼演说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当时住在纽约的罗切斯特，也让两个儿子报名入伍。马丁·德拉尼的儿子图桑·卢维杜尔·德拉尼也在第54团服役。后来，在51岁的时候，老德拉尼自己也参军了。他1812年出生于西弗吉尼亚州，父亲是奴隶，母亲当时已获自由，因此他出生时是自由人。他所成长的家庭是非常令白人邻居好奇的那种有着美好生活梦想的黑人家庭。德拉尼的母亲帕蒂决定让她的孩子们学会如何阅读，并从一个流动小贩那里买了《纽约初级读本与拼写课本》。当邻居们的敌意渐浓，在奴隶抓捕者试图抓住马丁和他的一个兄弟姐妹后，帕蒂把全家搬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的钱伯斯堡；一年后，马丁的父亲萨缪尔·德拉尼赎回了自己的自由，与家人团聚。19岁时，马丁搬到匹兹堡，加入了那里的贝瑟尔非裔卫理公会教堂，并在杰斐逊学院学习古典文学。德拉尼是一个有抱负的年轻人，他给安德鲁·麦克道尔医生当学徒，学习杯吸和蛭吸的放血术。大约在那个时候，德拉尼与一位富裕的食品供应商的女儿凯瑟琳·理查兹结了婚。凯瑟琳生了6个孩子，每个都以黑人英雄或民族的名字命名。这对夫妇决定再搬一次家，这次是去波士顿，这样马丁或许可以在哈佛大学学医。带着17封推荐信，德拉尼开始上课了，却因为几名白人学生向学校请愿，要求开除他和另外两名黑人学生而被迫离开学校。德拉尼毫不犹豫地搬到了底特律，开了自己的诊所。1854年，当这座城市因霍乱而满目疮痍时，他是为数不多留下来照顾病人的医生之一。[38]

德拉尼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拿起笔，回应他认为哈里特·比彻·斯托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对奴隶行为过于被动的描写。他的驳斥之作——《布莱克：抑或美国小屋》，1859年以连载的形式出现在《盎格鲁非洲人报》（Anglo-African）上。它讲述了一个非裔古巴逃亡者的故事，这人辗转南方，为的是鼓动奴隶起义。但这部小说也暴露出一种绝望感，德雷德·斯科特案的判决下达后，像德拉尼这样的自由人被拒绝授予联邦公民身份，因此这种绝望感在自由黑人的社区中越来越普遍。1859年5月，德拉尼造访了利比里亚。这个40多年前由白人管理的美国殖民协会（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建立的国家，现在已是一个独立共和国，但鲜有美国黑人对移民到此表现出任何兴趣。早在1852年，德拉尼就怀疑他的国家将永远剥夺非裔美国人的基本权利。甚至他曾经的合作伙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个长期反对移民的人，也开始考虑大规模流亡到海地的可能性。在续写《布莱克：抑或美国小屋》的同时，德拉尼开始为他的冒险事业筹集资金，并召集了一群潜在的定居者。接着战争就来了。[39]

最终，联邦政府在1863年同意招募黑人自由人时，人到中年的德拉尼迫不及待地站了出来。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有影响力的白人朋友纷纷向亚伯拉罕·林肯总统递上了推荐“马丁·R.德拉尼医生”的信。共和党人查尔斯·戴尔向总统保证，德拉尼是一个充满“精力和智慧”的人。芝加哥商人彼得·佩奇附和总统广为人知的支持黑人移居海外的倡议，他显然忽视了这位美国黑人早已一心想移民海外，提拔其在国内发展颇有讽刺意味。根据他对德拉尼的“非洲探险”的了解以及对“这个国家自由的有色人种殖民”的支持，佩奇认为其“非常有资格”担任林肯认为合适的任何职位。[40]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最高法院在德雷德·斯科特案上正式表明了大多数白人私下持有的立场，德拉尼急于表明他对自己出生的土地的忠诚。他向一位听众保证：“如果我们拥有与其他美国人平等享有公民身份的权利，我们就会从我们在这个国家所处的地位出发尽一切努力。”虽然德拉尼最初是受雇招募北方的自由黑人，但他渴望亲自将战斗带到他的南方家乡。在写给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的信中，德拉尼要求被授予“南方或脱离联邦的各州的有色人种部队”的指挥权，把服兵役视为“黑人的主张得到官方承认的措施之一”。许多运动人士和德拉尼一样，都寄希望于一旦大量黑人参军，美国白人就不能再拒绝给予他们政治发言权。然而，德拉尼意识到，尽管克里斯普斯·阿塔克斯是波士顿大屠杀这场“革命悲剧的第一个受害者”，但他的死在过去几十年里对促进融合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事实上，德拉尼特别渴望带领黑人军人进入查尔斯顿，那里是分裂的温床，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学会以极度憎恶之情去思考它”，这表明他和其他黑人废奴主义者一样，都急切地想摧毁奴隶制，并“攻击已压垮和打倒在地的敌人”，就像他们急于争取公民身份一样。[41]

公民身份确实姗姗来迟。1861年萨姆特堡投降后的第一时间，林肯就号召忠诚的州长们召集7.5万名志愿者，按他希望的那样，针对7个脱离联邦的州进行一场为期90天的短期战役。密苏里州和肯塔基州犹豫不决，而面对联邦士兵穿越奴隶制重镇沿海诸县的前景，弗吉尼亚州和其他三个州脱离了联邦，把自己的命运绑上了南方邦联的战车。北方的黑人挺身而出，竟遭到战争部的拒绝，后者希望将这场冲突定义为一场简单的联邦战争。政府担心，允许黑人士兵入伍，可能会逼着肯塔基州、马里兰州，甚至特拉华州加入南方邦联。德拉尼在北方各地发表演讲，谴责将黑人排除在军队之外的做法，并要求应征入伍，理由是服兵役仍然是“提出他的种族主张”的最佳途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将他年轻时与监工爱德华·柯维的斗殴视为自己变成男子汉的开端，他向听众保证：“没什么比看到南方的老爷们被同等数量的黑人男性好好鞭打一顿更能令他高兴，并给他的种族增光的了。”道格拉斯抱怨道，只招募白人入伍，让这些军人牺牲自己的生命去保护一个种族主义联盟，这种政策既有违美国一向标榜的自由，在战略上也是愚蠢的，因为这意味着“只用一只手”与“叛军”作战，却将“那只黑色的手绑上锁链，闲置于身后”[42]。

受奴役的南方人选择不等华盛顿官员的同意。这年5月，也就是冲突刚开始一个月，南方邦联军队用来建造防御工事的三名奴隶逃跑，逃到了门罗堡的大门前，门罗堡是弗吉尼亚半岛南端的一处要塞，仍处于联邦政府的控制之下。门罗堡的指挥官是本杰明·F.巴特勒少将，他是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人，前一年曾支持赞成蓄奴的候选人约翰·C.布雷金里奇担任总统。随后，又有几十个奴隶出逃。到7月底，不知所措的巴特勒向上级报告说，他手下生活着大约900名难民。只有300人是“男的，身体健全”，其余的都是妇女、儿童和“基本上从事过艰苦劳动”的上了年纪的奴隶，而且每天都有“更多的人进来”。巴特勒要求战争部明确答复：“这些男人、女人和孩子是奴隶吗？他们是自由的人吗？”既然弗吉尼亚州已经“叛国”，那么“所有的财产关系都终止了吗”？第一批逃亡到门罗堡的奴隶曾被派去挖掘南方邦联的战壕，战前曾是律师并从过政的巴特勒认为最好把他们看作解放了的“战争禁运品”。巴特勒的立场符合传统的战争权（war-power）理论，1861年8月6日，就在收到巴特勒的询问一周后，总统签署了《没收法》，通过允许没收包括曾为邦联军队做工的奴隶在内的所有财产，该法从事实上批准了这位将军的建议。在逃到门罗堡的人中有个人叫哈里·贾维斯，是个来自东海岸的奴隶，31岁，他偷了一只独木舟，划了35英里穿过切萨皮克湾而来。贾维斯不满足于作为禁运品获得解放，他告诉巴特勒自己想参军。巴特勒将军不同意，说“这不是一场黑人的战争”。贾维斯却不这样想，预言道：“在事情结束之前，这就是一场黑人的战争。”[43]

一些处境艰难的将军同意了。在路易斯安那州哈德逊港附近，纳撒尼尔·P.班克斯将军为替联邦炮艇打开密西西比河道而奋战。和巴特勒一样，班克斯也来自马萨诸塞州，但这位前民主党人在1854年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允许奴隶制延伸到中西部地区后，心生厌恶而退党，并在1856年转而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约翰·C.弗雷蒙特。由于身强体健的军人寥寥无几，班克斯就招募了非裔美国人入伍，其中一些是逃亡者，另一些则是肤色较浅的有色人种自由人。班克斯在1862年5月报告说，无论“迄今为止对黑人军团的效率存在着怎样的疑虑，今天的历史已经确凿地证明了政府将在这一阶层的军人中找到有力的支持者和捍卫者”。尽管班克斯取得了成功，在其他地方也遭遇一系列军事挫折，但政府依然不愿部署黑人军队。然而，要求提供兵源的文件却继续在战争部的桌上堆积。加兰·H.怀特曾是邦联的国务卿罗伯特·图姆斯的奴隶，他向战争部长斯坦顿保证，他曾和他的主人在南方旅行过，现在他“非常愿意用自己的一生来宣讲反对罪恶，并与之作斗争”。后来，怀特住到了加拿大，担任一帮逃亡者的牧师，他告诉斯坦顿，他的信众“召唤”他去带领他们“去南部地区作战”。斯坦顿不加评论地提交了这封信，但随着北方联邦军队伤亡人数的增加，政府可能会继续无视这样的提议，而这只会令军事上取胜存在一定的风险。[44]

就在班克斯和怀特向华盛顿方面提出请求时，一个更有影响力的声音也加入进来。大卫·亨特少将是一名职业军人，在1860年大选期间，曾驻扎于堪萨斯州的利文沃斯堡。在西部的时候，他经常与总统候选人林肯通信，因而林肯当选后邀请他陪同自己从斯普林菲尔德前往华盛顿。后来，作为南方部的指挥官，这位出生于纽约的废奴主义者来到了南卡罗来纳州海岸，1862年4月，他要求给他5万支毛瑟枪和同等数量的“猩红色马裤”，以装备和配发给“（他）在这个国家所能找到的忠诚的人”。亨特虽没有直接说出来，但确实打算解放和招募卡罗来纳州的奴隶。斯坦顿和林肯都没有回应，或许是认为让亨特将军悄悄地推行他的计划更明智，而亨特确实这样做了，派遣北方联邦军队到诸海岛去召集黑人新兵。[45]

尽管这个地区有大量的奴隶，征兵进程却很慢。亨特手下的白人初级军官和应征士兵毫不掩饰自己对这场征兵实验的不屑，而卡罗来纳的白人则急忙警告他们的劳力，说北方佬要把他们卖到古巴去。亨特无法向他们保证会支付报酬，也无法保证他们的家人亦能获得自由；许多奴隶明智地选择了观望和等待。为鼓励入伍，5月9日，亨特最终宣布解放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所有奴隶，受此激励，罗伯特·斯莫斯在几天后偷走了“种植园主号”，并驾着它离开查尔斯顿港，进入北方联邦军队封锁线。到了仲夏时节，已经聚集了足够多的人，组成了南卡罗来纳第一志愿兵军团。劳拉·M.汤恩是一名随军的北方教师，她认为这些人“看上去非常棒”，而且“为指挥官立了大功”。公众的反应就没有那么热烈了。由于担心该军团是种族战争的第一步，《纽约时报》警告说，这场冒险“可能会对人性造成危害”。国会中的民主党人愤怒地要求知道斯坦顿是否批准了这个团的成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林肯当时正在起草他的《初步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但就连私下里为亨特的行动鼓掌的财政部长萨尔蒙·P.蔡斯也公开承认，只有总司令才有权解放这么多奴隶。8月，林肯推翻了亨特的赦令，批准了他的调任请求。尽管林肯没有解散亨特的黑人军团，但他此举激怒了总统的自由派批评者。这些人义正辞严地指责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茫然四顾”，未能制定出明确的政策。[46]

然而，有幸住在联邦边界附近的奴隶继续涌向北方联邦士兵的阵营，他们的数量，加上华盛顿所谓的激进共和党人持续而有力的敦促，最终迫使这一问题摆上了台面。7月17日，就在总统撤销亨特赦令的几周前，国会通过了两部相互关联的法律：《第二没收法》（the Second Confiscation Act）和《民兵法》（the Militia Act）。后者授权林肯要求各州根据每个州的人口再召集30万人入伍9个月。该法允许黑人成为每个州配额的一部分，但只能作为自由之身加入，并且规定他们的家属也应该是自由的，这为黑人入伍提供了额外的激励。新的《没收法》超越了前一年的法律，规定如果南方邦联官员在60天内不投降，其所拥有的男女奴隶都将获得解放。该法授权林肯“雇用尽可能多的非裔来镇压这场叛乱”，并解放所有应征入伍的奴隶，只要他们的主人是大家所知道的邦联同情者。即使不是出于高尚的原因，这两部法案还是在国会以令人满意的优势轻松通过。黑人士兵可能会挖茅坑、运木材，干其他种类的“黑鬼活计”，艾奥瓦州州长这样告诉亨利·哈勒克将军。当战斗结束时，他补充道：“如果发现死者中有一部分是黑鬼，甚至全都不是白人，我也不会感到任何遗憾。”[47]

虽然行动迟缓的总统和更开明的国会议员之间存在明显的鸿沟，但林肯还是越来越支持把南方黑人派上用场，只要联邦指挥官不越权大规模地解放黑人。甚而当亨特要求新的指挥权时，华盛顿也在寻找合适的接替者来领导南卡罗来纳州的志愿入伍者。鲁弗斯·萨克斯顿将军（他有个身为废奴主义者的父亲，以女权主义者和先验论者的身份在巡回讲学中声名鹊起）推荐了同为废奴主义者的托马斯·温特沃思·希金森。作为一名牧师，希金森坚强到足以成为堪萨斯内战[48]的老兵，又温柔到足以成为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朋友和导师。当萨克斯顿的信寄到时，希金森正在马萨诸塞州的步兵队任上尉，并且刚刚为《大西洋月刊》写了一篇关于丹马克·维齐的文章。他迫不及待地接受了推荐。他“做废奴主义者的时间太久了，对约翰·布朗的了解和喜爱太深了”，他说，“当他发现（自己）处于（布朗）希望得到的位置时，最终一点都兴奋不起来了。”当时正在伍斯特接受训练的希金森拜访了安德鲁州长，辞去了他以前的职务。没等他的上校军衔到来，他就乘船前往卡罗来纳州海岸，并“与黑人部队一起”投入了余下的战斗。[49]

像大多数白人废奴主义者一样，希金森从未涉足南方。虽然对新任命感到喜出望外，但他并不确定自己在北方联邦占领的南卡罗来纳州博福特登陆后会发现什么。不出所料，他发现了一个趾高气昂的军官，“这人噘起的嘴唇和上翘的鼻子讲述了他全部的爱国故事”。但是希金森上校对自己即将指挥的这队“坚定”的士兵印象更为深刻，他们“全都像印刷机的墨水一样黑”，“穿着红裤子、蓝外套，戴着帽子，昂首挺胸地扛着枪”。这位新来的上校见过太多的逃亡黑奴，以至于对美国黑人的政治练达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尽管如此，他还是为那个当鼓手的男孩感到难过，那个男孩对他讲了自己在乔治敦附近做奴隶时，因为听到林肯当选的消息便唱起了“我们很快就会自由”而遭到了鞭打的事。他的士兵普遍不识字，但他们知道战争的起因是什么，也知道他们在为什么而战。一天晚上，军团的随军牧师托马斯·朗对军队发表讲话（据一位白人观察员称，用的是可记录的语言、方言和所有语言）时，重申他们的服役已然迫使华盛顿那些不情不愿的共和党人支持黑人获得自由。“如果我们没有成为战士，所有的一切都可能倒退到从前，”朗讲道，“我们的自由可能已经从国会两院溜走了，而林肯总统的四年任期可能已经就此玩完。”但是，因为卡罗来纳州的自由民“展示了我们的勇气和我们天生的男子汉气概”，这个国家对自由的承诺就“永远不会倒退”。朗补充道，美国白人怀疑奴隶在当兵时是否会有出色的表现，他说着砰地把手砸在军营的桌子上以示强调，“幸好有了这个军团，（他们）再也不能多说什么了，因为我们首先向他们表明了我们可以和他们并肩作战”[50]

希金森从他手下对合众国的虔诚拥护中获得了巨大灵感。“我相信美国是在为我而战，也是为我的同胞而战。”一名新兵坚定地说，此话未必准确，但他说得信心十足。由于没有应征入伍的赏金，薪酬也迟迟未发，所以没有人是为了钱才参军的。更让希金森感到惊讶的是，也很少有人是为了报仇而参军的。一名入伍后在亨特手下效力的士兵坦言，他并不介意主在审判日那天会在“地狱的边缘”摇晃一会儿他残忍的主人，但他祈祷上帝最终不要把他丢进坑里。不过，这位马萨诸塞州废奴主义者也目睹了军人的艰难现实。当他的大部分新兵逃到北方联邦边界时，他们都把亲人留在了身后。一名士兵哀叹自己将“妻子落在了受奴役的地方”，另一名士兵几乎认为他听到了他的“孩子每天晚上在问，我的爸爸在哪？”。许多人知道他们不会以解放者的身份活着回家。卡罗来纳的一名自由民后来回忆起他的“爸爸和其他黑鬼一起为‘亚伯叔叔’打仗去了，我们再也没见过他”。[51]

林肯仍然担心黑人军团在下北方地带和坚定的蓄奴州产生的政治影响，这是有道理的。9月22日的《初步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最初挫伤了潜在白人新兵的热情，他们希望遏制冲突，实现统一，迫使总统承认他应该招募更多的黑人士兵而不仅仅是南方的逃亡者，“从中得到一些助益”。副总统汉尼拔·哈姆林将一个年轻军官代表团领入白宫，其中一人就是他的儿子，所有人都准备好带领北方的自由人投入战斗。罗得岛州长写信请求批准该州的黑人入伍，并指出“罗得岛对这个团拥有历史性权利”，因为它早前的“有色军团在独立战争中为自己赢得不朽的声誉”。在安提塔姆战役[52]之后血腥的那几个月里，他的军队表现不佳，保守的民主党人也奔走反对他的《初步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我想时机已到。”他这么对哈姆林的军官代表团说道。[53]

越来越多的黑人部队走上战场使得南方邦联政府感到恐惧。到了晚秋，希金森的军团在路易斯安那州也有类似的部队加入，指挥后者的是约翰·W.菲尔普斯将军以及刚从门罗堡被调到新近占领的新奥尔良，仍然心不甘情不愿的本杰明·巴特勒。南方邦联的将军塞缪尔·库珀宣布剥夺菲尔普斯和亨特的“法律权益”——他不知道后者已经被替换——这意味着如果被抓获，他们将不会被交换，而是“会被关进密室等待处决”。那年11月，南方邦联的士兵在佐治亚州海岸俘获了6名黑人士兵。“他们是奴隶，手持武器对付他们的主人，穿着废除奴隶制度的制服。”俘获他们的人这样写道。南方邦联的战争部长詹姆斯·A.塞登下令将其中一名士兵处死，“以儆效尤”。塞登还说，黑人士兵“不会被视为战俘”。在里士满，杰斐逊·戴维斯总统扩大了这一政策的适用面，宣布指挥黑人士兵的联邦军官比“罪有应得的强盗和罪犯”好不了多少。12月23日，作为前南方邦联人士对重建期间的黑人运动人士和白人进步分子的命运安排的恐怖预演，戴维斯下令，所有白人军官和“带武器的被俘黑奴”都要交给地方法院“按照上述州的法律处理”，这意味着他们会被作为造反者予以处决。[54]

戴维斯的法令虽从未被正式撤销，但也从没有生效。甚至于反对使用黑人军队的北方报纸和政客也谴责南方邦联的这一政策。汉娜·约翰逊是纽约州布法罗的居民，几年前，她的父亲逃离了奴隶制，而今她为她儿子的事给总统写信。“我在放我儿子走之前就想到了这件事，”她写道，相信政府“绝不会让他们把我们的有色人种士兵卖为奴隶”。如果他们这么做，她建议，“你必须把叛军关进州监狱，让他们做鞋子，做工”。事实上，林肯已经得出了这个结论。去年7月期间，南北政府同意交换战俘，但林肯谴责奴役黑人士兵是“退回野蛮状态”，并威胁说要停止遣返，除非南方邦联对所有战俘一视同仁。一名南方邦联的专员最终同意交换所有生而为自由人的士兵（比如约翰逊的儿子），但他发誓，若要放弃“将奴隶当作缴获的财产送回去的权利”，他宁可“死在最后一道战壕里”。战争部长斯坦顿反驳说，如果这是戴维斯的政策的话，那就注定了2.6万名南方邦联的俘虏要在联邦战俘集中营里待上好几个月。“山姆大叔态度坚决，”一位记者报道说，“他不会放弃对自己士兵的保护。”[55]

随着1863年新年的临近，以及林肯签署最终版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美国黑人和白人废奴主义者准备庆祝“禧年”。一些人担心，在最后一刻，交战的国民可能会达成妥协，导致总统撤销他的法令。他们紧张地看着新泽西州民主党人提出一系列“和平主张”，由该州充当“调停者”。但马萨诸塞州反奴隶制协会在波士顿集会“支持那个如上帝谕旨般的目标”，声称只要“这片土地上的400万居民”仍被奴役，他们的征战就不会结束。特雷蒙神庙是一个博物馆和浸信会教堂二合一的建筑，会众们聚在它附近一起祈祷、唱歌。先是一曲振奋人心的《快将号角吹响》（Blow Ye the Trumpet Blow），接着是一个庄严的感恩节祈祷，并为“总统和宣言”欢呼。在曼哈顿，黑人冒着狂风在希洛教堂庆祝“守望自由之夜”。纽约民主党人就没那么热情了。一名编辑警告说，这一宣言“将开启危害国家的潘多拉魔盒”。他担心，其后果是“雇用黑人从事政府工作”，并且由此引发的“战争会达到相互残杀的野蛮极限”。[56]

在最终将冲突从单纯的重新统一提升到更为崇高的解放和自由的基础上之后，政府采取行动，补充了因去年12月在弗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斯堡那场大战而折损的兵力。“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发布并招募有色人种士兵保卫国家之后，”一位黑人共和党人说，“全面的解放是不可避免的。”战争部没人相信黑人平民能在短期内做好准备，上前线执行任务，但斯坦顿很确定地告诉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总统希望“在6月之前武装好20万黑人”。那些新兵可以在密西西比河和卡罗来纳州沿海地区守住已经占领的据点，而经验丰富的“白人士兵”则重新部署到前线，直到新兵部队完成集训。萨姆纳兴奋地说：“让音乐响起来，庆祝这一天的到来吧。”[57]

萨姆纳并没有代表所有的白人联邦主义者（white Unionists）。在这年秋季的选举中，保守派发起反对林肯那份宣言的运动，对林肯目标改变的不满，加上对战时高税收的愤怒，使共和党在众议院失去了22个席位。由于林肯是以总司令的名义颁布法令的，因此不是立法行为，也不影响那些留在共和国的蓄奴州。时任田纳西州军事长官的安德鲁·约翰逊是一名忠诚的民主党人，他警告白宫，在他所在的州增加黑人军队只会激励被打败的白人继续战斗。由于约翰逊那时还拥有奴隶，因此对黑人公民身份的提法感到震惊，他在此问题上明显是有偏见的。但林肯从安布罗斯·伯恩赛德将军那里也得到了关于肯塔基州的类似建议。他提醒说，征召自由人或获得解放的奴隶“不会给我们增加实质性的战力”，但“会造成很多麻烦”。然而，在这个国家的首都，自由的黑人叫嚣着要参军，“一支有色人种军团将很容易在这个城市召集起来。”一位记者报道说。尤利西斯·S.格兰特少将从伊利诺伊州南部写信来，他的热情与约翰逊的敌意不相上下。他在给林肯的建议是，通过“武装黑人，我们多了一个强大的盟友”。“他们将成为优秀的士兵，从敌人那里将他们夺过来会削弱敌人多少就会正好使我们壮大多少。”[58]

无论是抗拒还是支持这项政策，白人都认为黑人是渴望参军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真的，华盛顿许多准备参军的自由人还有亲朋在邻近的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为奴。新英格兰的黑人男子享有选举权，但那些涌向投票站支持林肯的纽约白人选择了对黑人维持财产限制，即须拥有250美元的财产才有资格投票，对白人却无此要求。黑人也不能在蔡斯的俄亥俄州或林肯的伊利诺伊州投票。黑人活动家约瑟夫·斯坦利在《芝加哥论坛报》上发表了一封信，声称只要歧视性法律仍然有效，该州政府就无权要求黑人入伍。少数黑人把这场战争称为“白人的口角”。大多数人认识到，对新兵的迫切需求推动了这一新的征兵策略，与北方对奴隶制的仇恨所发挥的作用不相上下。一旦这个国家“有任何真正的仗要打，有任何像邦克山那样的战役想赢”，一位废奴主义者尖刻地说，那些不情愿的政客“毫无疑问会非常乐意去让（黑人士兵）吃枪子或者挨刺刀”。[59]

尽管在看待国家需求和黑人服役之间的关系上并不幼稚，但更多的废奴主义者和非裔美国人的想法与道格拉斯一样，认为黑人的牺牲将有助于争取政治上的平等。道格拉斯是马里兰州的一名逃亡者，对南方奴隶主怀有深仇大恨，盼着年轻人有机会“去杀死那些白人叛军”。然而，如果说复仇的渴望起到了一定作用的话，道格拉斯那年冬天所做的大多数公开声明则走上了一条更为高尚的道路。“在这场大战中为政府而战，”道格拉斯向费城的黑人听众保证，“就是为自己的种族而战，就是与我们所有其他阶层的同胞一起为争取一席之地而战。”在这场世界末日般的战争之后，一定会有一场全国性的重新评估，一种新的政治秩序。一旦黑人“纽扣上多了只鹰，肩上扛了把毛瑟枪，口袋里有了颗子弹，”道格拉斯推测，“地球上就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否认他已获得了美国公民权”。最高法院的判决可能会被未来的法院或修正案推翻，尤其是一旦黑人部队上战场迫使白人承认非裔美国人对美国民主的贡献。“记住查尔斯顿的丹马克·维齐，”道格拉斯在其于北方广泛传布的《拿起武器》一文中千叮万嘱，“记住南汉普顿的纳撒尼尔·特纳！”[60]

有着广泛的反奴隶制运动历史的马萨诸塞州，最先响应了这一号召。就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发表几天后，共和党州长约翰·A.安德鲁请求授权成立两个黑人军团，即马萨诸塞州第54团和第55团，各服役三年。1月6日，在共和党人挫败了一位肯塔基州参议员拒绝付给黑人士兵任何报酬的最后努力后，斯坦顿批准了安德鲁的请求，使这些部队与亨特和萨克斯顿培养的那些非正规军不同，成为第一批获得正式授权的黑人军团。安德鲁认为第54团“可能是整个战争期间组建的最重要的部队”。为了领导这支队伍，他求助于25岁的上尉罗伯特·古尔德·肖，肖是安提塔姆之战的老兵，也是波士顿著名的废奴主义者的儿子。由于这是“自由州培养出来的第一支有色人种军团”，州长告诉肖的父亲，“它的成败将极大地提升或打压”美国黑人的未来。肖并不看好这支部队，但他还是同意了，并被晋升为上校。同样是废奴主义者之子的诺伍德·P.哈洛韦尔成为肖的副手，来自波士顿的黑人医生约翰·德格拉斯博士担任该部队的外科医生。“我（是）一个黑鬼上校。”肖笑着，欣然接受了这个称呼，以减轻自己的新角色带来的刺痛，他可能没有意识到，随着许多白人教师和活动家准备迁往南方，很快他们的职业头衔上也会加上同样令人讨厌的字眼。[61]

由于马萨诸塞州到入伍年龄的黑人不多，安德鲁为了填补兵力，把目光投向了这个州以外的地方。道格拉斯立即放下了他在罗切斯特的编辑工作，开始奔走演说，鼓励参军。45岁的道格拉斯穿越北方，行程近2000英里，他先招募了包括德拉尼在内的一批废奴主义者担任该部队的代理人。然后，从纽约西部到曼哈顿的库珀联盟学院，再到费城，他一路呼吁年轻人报名参军。尽管在每个地方他也遇到了阻力、听到了担忧，人们怀疑战争部是否会兑现承诺，为黑人士兵提供平等的待遇，但在雪城（Syracuse）有25名听众认同他的观点。道格拉斯私下里对斯坦顿拒绝让非裔美国人担任军官的做法表示了一些“犹豫”，但在公开场合，他还是劝说一批又一批的听众成为“光荣队伍的一员，为自己身为奴隶的同胞带去自由”[62]。

道格拉斯自己年纪太大无法参军，便骄傲地宣布他的两个儿子查尔斯和刘易斯“是纽约州首批入伍者中的两个”。年长的刘易斯今年22岁，是一名印刷工人。查尔斯入伍那天19岁。两人都没有父亲那般令人印象深刻的身高，但都姓他的姓，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查尔斯到达里德维尔的梅格斯营（Camp Meigs）后不久，就被提升为下士。在那里，索杰纳·特鲁斯的孙子詹姆斯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夸口说现在“是时候证明我们是男人了”。同意其观点的人中有个叫斯蒂芬·恩尼斯的，是个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南部的浅肤色的音乐家。他发誓自己在萨姆特堡之战前是合法的自由人。还有一个叫彼得·史密斯的，是个出生在中美洲的24岁水手。另一个姓史密斯的，名叫托马斯，从蒙特利尔越境——也有可能是再次越境——前来参军。来自百慕大的二等兵罗伯特·J.西蒙斯曾是一名职员，长着淡褐色的眼睛，但他的肤色深得足以让人觉得他是非裔美国人。[63]

出发的命令在5月底到达。查尔斯·道格拉斯留了下来，他病得太重，走不了，新近升为中士的刘易斯则登上了开往波士顿的火车，安德鲁州长在那里沿着灯塔街举行了一场游行。当10个连队登上前往卡罗来纳州海岸的德莫雷号时，成千上万人向他们挥手道别。威廉·劳埃德·加里森从温德尔·菲利普斯家的二楼往下看，倚在约翰·布朗的半身像上悄悄地抹泪。道格拉斯一直待在码头上，直到载着他大儿子的船驶出港口。据刘易斯报告，向南的航程中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度过了“6天晕船的日子”，有些人“希望他们从来没有去当过兵”。在博福特登陆后，道格拉斯不仅遇到了逃跑的舵手斯莫尔斯，此人向海军提供了南方邦联的港口防御系统的信息，还遇到了自己家的朋友哈丽特·塔布曼，43岁的她是非官方任命的“队长，带领北方联邦军队的一帮人马进入敌方的国家”。就在几天前，塔布曼曾帮助三艘汽船驶过南方邦联埋设水雷的地方，当时联邦军队突袭了康巴希河，解放了数百名奴隶。[64]

在这个团服役的士兵只有少数来自南方腹地，在对重建时期困扰黑人社区的另一个裂痕的预演中，这个部队的一些士兵认为卡罗来纳州的黑人——大多是非洲人的子孙——既奇怪又陌生。尽管刘易斯·道格拉斯的父母是马里兰州出生的非裔美国人，但他在马萨诸塞州的林恩和纽约州的罗切斯特长大，他发现那些刚获得解放的人几乎都很古怪。“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人似乎都很如鱼得水，”他告诉他的未婚妻，“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能听到他们在祈祷会上唱歌和祈祷。他们都是快乐的人。”哈佛毕业的肖上校更是看不上一位被解放的牧师在军营里发表的演讲，他对母亲说那演讲“非常糟糕”。但7月4日到了，随之而来的是一场盛大的庆典。一个黑人男孩朗读《独立宣言》，一群孩子站在旗帜下唱着《我的国家》。“你能想象出比在南卡罗来纳州种植园举行一场有色人种废奴主义者集会更妙的事吗？”肖兴高采烈地说，“这里聚集了岛上所有被解放的奴隶，他们在听最极端的废奴演说”，就在几个月前，“他们的主人还在这里，对着土地和他们作威作福”[65]。

14天后的7月18日，趁着最近在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取得的胜利，该团准备进攻瓦格纳堡，那是莫里斯岛上的一个守卫查尔斯顿港南部入口的防御工事。几天前，南方邦联的守军击退了一次进攻，现在下令进攻的北方联邦军官昆西·亚当斯·吉尔莫尔将军知道伤亡会很重。刘易斯·道格拉斯把他的担心写在了寄给未婚妻阿米莉亚·洛根的信里，这可能是他给她的最后一封信，阿米莉亚是田纳西州逃亡者、雪城社会活动家杰曼·W.洛根之女。“记住，如果我死了，我是为一个美好的事业牺牲的，”他写道，“这将是一个值得欢庆的日子！这一天预示着（查尔斯顿）的垮台，叛国和不忠就是首先从它的大厅和街道上席卷了这个国家。”大约下午6点，肖下令向海滩进攻。军团挺进到离堡垒不到一英里的地方，然后上好刺刀躺下，等待夜幕降临。终于，肖站起身来，拔剑指向瓦格纳堡。“我要你们证明自己，”他喊道，“成千上万双眼睛将注视着你们今晚的所作作为。”[66]

对部署黑人军队持批评意见的北方人曾嘲笑说，非裔美国人一听到炮声就会逃跑。然而，步兵团跟在肖后面，冲过齐腰深的护城河，爬上了沙筑的城墙。100名士兵到达了矮防护墙边，其中就包括刘易斯·道格拉斯。“我们的人打起战来像老虎一样。”道格拉斯这样安慰他忧心忡忡的父母，但他们在人数上确实寡不敌众。南方邦联军用“葡萄弹和榴霰弹”对着护墙扫射，“辉煌的第54团被打散了”。肖在登上城墙时被射穿了心脏，哈洛韦尔“三处受伤”。索杰纳·特鲁斯的孙子被俘了，波基普西的一位沙色头发的船夫杰弗逊·埃利斯以及百慕大出生的职员罗伯特·西蒙斯也被俘了。来自纽约的年轻农民丹尼尔·凯利在袭击中丧生，而他只是吉尔莫尔最终宣布撤退之前伤亡的1515名联邦人员之一。虽然道格拉斯只告诉父母他的“剑鞘被炸飞了”，但他也受了重伤。第二天早上，南方邦联的守军挖了一条战壕，把死者埋在堡垒下面的沙子里。当一名被俘的外科医生问肖的尸体怎么样了时，这座堡垒的指挥官笑了笑：“我们已经把他和他的黑鬼埋在沟里了。”[67]

为了照顾伤员，“势不可挡的哈丽特·塔布曼”停止了她的侦察活动，把博福特的自由民妇女组成了一支护理队。道格拉斯希望回到他的部队，但不出几周他的伤口就化脓成了坏疽。被运到曼哈顿后，道格拉斯“病得很重”，在格拉斯哥受过训练的黑人外科医生和废奴主义者詹姆斯·麦库恩·史密斯认为，道格拉斯即使是执行“最轻的军事任务”，也得需要几个月的康复时间。到那时，他的兄弟查尔斯已经康复，可以回部队了。1864年春天，查尔斯从第54团退伍，这样他就可以加入马萨诸塞州第5骑兵队，成为上士。与此同时，内森·斯普拉格加入了查尔斯过去的兵团，他是个英俊的前马里兰州奴隶，在道格拉斯位于罗切斯特的家做园丁。斯普拉格引起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女儿罗塞塔的注意，他9月入伍，圣诞休假时与之结为连理；他的文件表明，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向他提的亲”，很可能他与伟大的废奴主义者的女儿成婚是因为他入伍才达成的。[68]

攻击瓦格纳堡的幸存者明白，他们的斗争才刚刚开始。詹姆斯·艾伦活着逃出了要塞，却在几天后的一场小规模的战斗中被俘。他还不到30岁，就在南卡罗来纳州佛罗伦萨附近的一个战俘营里熬了17个月，直到1864年圣诞节的前几天饿死。来自纽约的劳工亨利·加德纳在佛罗里达州海洋池塘（Ocean Ponds）的行动中受伤，被囚禁于佐治亚州安德森维尔臭名昭著的“叛军监狱”期间因伤势过重而死。另一名工人，神秘的六指塞缪尔·特纳，1842年出生于弗吉尼亚州南安普敦县，他是联邦部队在附近的梅森岛建基地时入伍的。他也在家乡弗吉尼亚的战斗中阵亡，当时他所在的部队正试图攻入里士满。[69]

肖也不是他的非裔美国军队中倒下的唯一一个白人军官。在进攻瓦格纳堡的消息见诸北方报纸后的几天里，其他改革者也前仆后继。爱德华·P.亚当斯毕业于汉密尔顿学院，战前是一名教师，被他家的朋友、来自波士顿的医生和废奴主义者塞缪尔·格里德利·豪伊推荐担任中尉。亚当斯以“勇气、智慧和睿智”著称，但他未能活着见证重建的成功。爱德华·L.史蒂文斯在大四的时候离开哈佛，加入一个全白人的军团做了一名普通士兵。肖阵亡后，史蒂文斯要求调到第54团任中尉。史蒂文斯带领着部队到达南卡罗来纳州博伊金磨坊时，在离南方邦联防御工事很近的地方遭枪杀。高级军官们认为把他的尸体找回来太危险了，但据说他的手下“很快就完成了任务”。他们把他的尸体恢复原样，埋在他们的防线后面；当时他21岁。[70]

即使在最艰苦的战役中，黑人士兵也很享受战斗的间隙，会好好地利用这些安静的时刻。许多北方士兵——绝大多数来自工人阶级，父母曾受过奴役——发现读书是个苦差事。在许多情况下，大量士兵和未授军衔的黑人军官都是文盲，这一事实阻碍了军队日常任务的执行，迫使白人军官承担起在全白人军团中通常由下属来承担的职责。受过教育的黑人士兵知道他们的兵团受到多疑的白人文职人员的严密监视，他们对这么多士兵在薪水单上乱画自己的“记号而不是签名”感到尴尬。罗得岛第14重炮部队的詹姆斯·琼斯承认，当他得知他所在团的900名士兵中只有250人勉强不算文盲，而且这些人出生在纽约、俄亥俄“甚至被誉为‘文学和学术的摇篮’的马萨诸塞州”，生下来就是自由之身，他“羞愧得满脸通红”。琼斯认为，由于这个国家总是把学问与公民身份和投票权联系在一起，仅仅在军队服役还不足以实现政治上的包容。他的同袍们必须向自己的白人邻居证明，他们受过足够的教育，能够在共和国走出战争的泥淖时为其效劳。[71]

士兵们不需要鞭策。他们坚信他们的付出不仅意味着会为国家带来更美好的日子，也预示着会为自己带来机会，因此他们急于提升自我。一些雄心勃勃的黑人下士已经打算好，如果他们能在战斗中幸存下来，就去从事公共事业。“每个军营都有一名教师，”马萨诸塞州的约瑟夫·T.威尔逊报告说，“事实上，每个连都有一名教师指导士兵阅读。”许多北方自由人的父母或祖父母都住在奴隶社区，那里的少数识字者认为自己有义务帮助不识字的多数人，至少在不被奴隶主盯着的时候是这样。黑人把书本知识看作一种故意不让他们得到的财富，因此托马斯·温特沃思·希金森对手下“无比热爱识字课本”毫不惊讶。受教于哈佛的希金森坦承，有时是“瞎子领着瞎子”。但威尔逊记得，许多后来成为牧师和政治家的年轻士兵是在军营里学会了他们的“第一个字母”，而在久经沙场的士兵眼里，晚上坐在篝火旁听“某个有男子气概的军官上启蒙课”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一位女性废奴主义者对黑人士兵“自学”的愿望表示了赞赏，只要有必要，即便“没有教师，他们也决心自学”。一些士兵学会了在行军期间读书，她补充道，“随处可见黑人手里拿着一本初级读物”。[72]

即使在政府同意接受黑人士兵之后，战争部也没有为任何种族的工人阶级士兵制定一个全面的教育计划。由于军法禁止高级军官下达武断的命令，一些上校认为他们没有权力要求新兵学习阅读。其他人，尤其是随军牧师，都主动站出来帮忙。一位牧师坚持认为“弹匣和识字课本”应该“绑在同一根腰带上”。特别是来自反奴隶制社区的白人军官，他们在自己的军团里建起了非正式的学校，并且知道在国内应该联系谁寻求帮助。早在1862年，雪城的自由民援助协会就资助学校，并向亨特和希金森麾下的士兵提供书籍。到1863年初，美国传教士协会为在南方的部队提供教师，在非正式的营地学校给1044名士兵上课。“我从未见过如此强烈的求知欲，”驻扎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某团牧师报告说，“这些人的出勤情况就像他们履行军事职责时一样。”[73]

在没有外部资金的情况下，黑人士兵把微薄的薪水攒了起来，雇用平民教师。由于士兵们经常转移，特别是1863年夏天之后南方邦联控制的领土开始萎缩时，他们将最大的帐篷用作流动学校。有色人种第22步兵团的一名士兵惊奇地发现，指挥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几乎和会议室一样大的大帐篷”。当士兵们在一个地方驻扎一段时间后，他们会找材料建一座简陋的建筑，既做校舍，也做营里的礼拜堂。即使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在很少有安静的时间学习的情况下，大多数士兵还是在学业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一位牧师肯定地表示，一个完全不识字的下士只需两天就会写自己的名字，5个月后，他不仅能阅读《圣经》和战术手册，还能维护连队的报告。另一名牧师在宾夕法尼亚州自由人和马里兰州及肯塔基州的前奴隶组成的一个单位里授课，他诅咒“悲惨的奴隶制”，因为它让他的学生“看不懂字母表”。然而，一旦有了波士顿的美国福音传单协会（American Tract Society of Boston）提供的材料，他的学生简直“进步神速”。[74]

夜间的篝火边也变成了政治学校。士兵们在当时党派性很强的报纸上练习他们新学会的读写能力，并就政策和领导力展开讨论。对于那些考虑在战争结束时转向公共服务的人来说，黑人士官在晋升军衔时受阻的事实成为一个怨声载道的话题。之前的每一场战争已将整整一代的白人退伍军人送上了政治舞台，到1864年，黑人士兵的服役经历足以证明他们的勇气和管理技能。卓有经验的领导者仍然是中士和下士，而经验较少的白人新兵在晋升时会得到优待。黑人征兵员抱怨说，激励征兵的最有效方法是向非裔美国新兵保证他们将由同种族的人领导。“我要的是正义，不管我是什么肤色，”列兵威廉·D.马修斯说，“因为我们都在为同一个伟大而光荣的统一和解放的事业而战。”黑人士兵希望人们明白，他们不要求任何特殊待遇，他们认为在为自己的抱负努力的同时为自己的国家而战，这两者并不矛盾。刘易斯·道格拉斯向斯坦顿保证，“有色人种军团里有数百名未授军衔的军官”，这些人完全有资格凭借“教育和经验”获得晋升，他在信中谨慎地首次强调了黑人的读写能力。另一名士兵声称，只要吩咐“在华盛顿的委员会”考虑晋升时不在意种族，“我对结果毫不担心”。[75]

不仅是华盛顿的晋升委员会试图让黑人士兵始终当下属。最初自愿领导黑人军团的白人军官中，有不少人发现一些人和事都不是他们的所期望的。一些野心勃勃的白人上尉自愿参军，只不过是为了加官晋爵，因而他们避开加入白人军团。就连那些意识形态上倾向于废奴主义的上层官员，也可能会对劳工阶级出身的手下表现出高人一等的姿态。约翰·F.巴索尔夫上校认为他的手下对南方白人过于强硬，并抗议说军事政策“不再是‘和解’或‘妥协’，而是‘没收’和‘解放’”。他要求调职。不幸的是，巴索尔夫的话代表了许多北方保守派的想法，这些人反对林肯不断演变的战争目标。当黑人士兵在费城上火车时，这座“友爱之城”（City of Brotherly Love）的居民向士兵的车厢投掷石块。一位征兵人员不安地说，来自纽约的黑人士兵“受到的虐待比种植园里的任何黑人还要严重，而且他们受到的是身穿美国陆军制服的人的虐待”。[76]

正如宾夕法尼亚州居民对黑人士兵扔石头之事所表明的那样，种族仇恨并不只卡罗来纳的种植园主才有。横跨北方的有轨街车线路要么实行种族隔离，要么干脆禁止黑人上车。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廉营外，黑人妇女跟着哐啷作响的有轨街车走，向即将离去的丈夫和儿子作最后的告别。葛底斯堡战役之后，反奴隶制女性协会一位愤怒的会员说，“我们有色人种迅速响应征兵号召，去赶走入侵宾夕法尼亚州的叛军”，但是黑人女性不得不租用昂贵的马车去探望生病或垂死的亲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州或地方法律并不要求车辆实施种族隔离，然而，受伤的黑人士兵却常常在雨雪中等待专载黑人的车辆。在军医亚历山大·奥古斯塔被华盛顿一辆有轨街车拒载后，查尔斯·萨姆纳谴责这项政策是“这座城市的耻辱”。当得知华盛顿和乔治敦铁路公司计划为黑人乘客另外购置特殊车辆时，萨尔蒙·P.蔡斯勃然大怒。“除了有色人种，现在还有谁自愿参军呢？”他质问公司董事，“让所有体面的人上车后都能方便地入座吧。”作为内阁官员和该公司的股东，蔡斯能够在首都安身立命，但作为种族融合倡导者，在反对其他地方普遍存在的偏见方面蔡斯进展不大。列兵约翰·李获准休假15天回曼哈顿的家里埋葬他的两个孩子，几个暴徒在他从百老汇的一辆街车上下来时袭击了他，打断了他的两根肋骨。[77]

虽然杰斐逊·戴维斯从未强令执行他下的将被俘的黑人士兵变为奴隶的命令，但他手下的一些高级军官违反战争法，对黑人部队犯下了暴行。1864年4月12日，在前奴隶贩子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的指挥下，南方邦联军越过田纳西州的枕头堡，士兵们高喊着“绝不对敌人仁慈”，在近300名黑人士兵投降后开枪并用刺刀捅死了他们。更常见的是在南方被占领区针对黑人士兵的暴力行为。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莫海黑德城，几个白人杀害了一名黑人士兵，理由是他“获得了比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所能得到的更大的自由”。士兵们预料到穿制服的对手会带来危险，而北方黑人的孩子从小受的教育就是提防白人邻居，但很少有人能准备好应对夜深人静时被人暗杀的威胁；对于那些在战后进入公共服务部门的人来说，这种遭遇早早地给他们上了小心谨慎的一课。[78]

面对南方白人的普遍骚扰，黑人士兵偶尔也猛烈攻击那些落入北方联邦军队之手的人。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青年农民阿尔弗雷德·李在瓦格纳堡受了伤，但他及时回到了部队并在卡罗来纳州海岸做“警卫”。一天晚上，在忍受了一次次的侮辱之后，李陷入了“一种野兽般的癫狂状态”，他在街上徘徊，将“上了膛的毛瑟枪对准了一些市民”。由于缺乏身体健全的士兵，也厌倦了南方人的冷漠，李的上级只是命令他回到帐篷里清醒清醒。在新奥尔良，三个黑人士兵走在帕迪多大街上，“遭到一个市民的侮辱”。三人回到营房，给毛瑟枪上膛，到街上寻找侮辱他们的那个人，“打算开枪打死他”。一名白人军官及时赶到，命令他们“回到自己的住处，他们照做了”。然而，这种士兵与平民之间的暴力冲突提醒人们，傲慢的白人能够随意虐待吓得瑟瑟缩缩的黑人的日子早已过去。[79]

对于北方军团中少数从南方来的黑人士兵来说，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可能是一段痛苦的经历。23岁的格里姆·Z.史密斯1863年9月加入马萨诸塞州第54团，他自称“艺术家”，对自己的过去既不诚实，说得也不前后一致。史密斯向波士顿的一位征兵人员保证自己出生在“加尔各答”，但在连队花名册上，他的出生地是“亚利桑那地区的塔霍”，这是个子虚乌有的奇怪地名，因为塔霍湖其实位于加州和内华达州的交界处。在攻占查尔斯顿后不久，皮肤浅黑的史密斯冲进了玛格丽特·史密斯位于格列比街的家，挥舞着一把上了膛的手枪，喊道：“你这个该死的婊子，我要杀了你。”上级命令史密斯回到他的住处，他却扬长而去，永远从公众视野消失了。由于受害者和行凶者同姓，很可能列兵史密斯加入军团是希望向他怀恨在心的前主人传递一条最私人的信息，等目的实现，他也就自行消失了。[80]

对黑人士兵来说，最大的不满是薪水不平等。根据1862年的《民兵法》，应征入伍的白人每月领取16美元的薪水，外加3美元50美分的服装津贴；黑人领10美元，还要扣除3美元的服装费。因为大多数北方黑人来自工人阶级家庭，他们参军离家后，家人无依无靠便面临经济困难，而且士兵微薄的薪水只会使他们的妻子更加贫困。“如果白人不能靠每个月7美元养家，”俄亥俄州的教师约翰·H.B.佩恩抱怨道，“我也无法用同样的钱养活我的家人。”许多士兵决定无偿服役而不是接受低薪，尽管他们的抗议——正如他们所知——令家乡的亲人陷入了更大的贫困。面对民主党人对黑人服兵役的一致反对，战争部希望在薪水上实行种族有别，这种安排或可平抑北方人的批评，但这项政策到头来只是挑起了军中的不和。罗得岛军团的一名士兵警告一名出纳员说：“兄弟们不会接受的。”就在瓦格纳堡袭击之前，肖对这项政策颇有怨言，尽管马萨诸塞州议会提出愿意支付差额，但整个团还是投票抵制每个发薪日。既然连新兵蛋子在前线也能挣7美元，问题最终还是落在了种族自豪感和自尊上。正如希金森的一名手下对记者解释的那样，“我们不会为了那7美元而贬低了自己”。有些团，比如第54团，为了抗议他们的薪酬待遇，宁可在分文未取的情况下服役长达18个月。[81]

更令民间进步人士恼火的是，边境州的奴隶主还因他们的奴隶参军得到了补偿。自称是马里兰州“忠诚公民”的詹姆斯·马修斯捐出他18岁的奴隶弗兰克·泰勒去参军，然后提出赔偿要求。1863年的法律草案出台后，这种做法变得尤为普遍，该法律草案允许北方人找人替自己去或花钱使自己免于上战场。约翰·J.库克的富爸爸拥有实行种族隔离的华盛顿和乔治敦铁路公司，约翰雇了年轻的自由人詹姆斯·H.阿代尔替他从军。前奴隶主、马里兰州塔尔博特县的约翰·W.赫尔斯比，要求对列兵列文·巴雷特按300美元的标准给予赔偿，1842年他以远低于此的价格买下了当时才7岁的巴雷特。显然，赫尔斯比希望巴雷特在战后为他效劳，而当巴雷特在佛罗里达的一家军医院里死于肺炎时，赫尔斯比认为自己吃了亏。真正在战场作战的美国黑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想不通，一个反奴隶制的政府怎么能在付给他们这么少的薪水的同时，却向忠实的奴隶主发放慷慨的奖金。与重建时期的其他类似运动一样，在这件事上黑人活动人士发现他们得到了少数白人盟友的支持。马里兰州法官休·L.邦德曾是辉格党人，在1860年投票支持改名立宪联邦党（Constitutional Union），他因战争而日益激进，向斯坦顿抗议这一政策。“对儿子应征入伍的[白人]穷父亲，政府不给这样的补贴，”他怒斥道，“对于学徒被抽调入伍的机修工，政府也不给这样的补贴。”就在几年前，一群“极端支持奴隶制”的立法者提出一项法律，威胁要把获得自由的黑人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试图以此把他们赶出其所在的州。而如今战争已经来临，这帮立法者选择为自己的儿子购买替身，同时向纳税人收钱，在奴隶被解放之前付给把这些奴隶献给军队的人。[82]

有人把他们的抱怨传到了政府的最高层。1863年7月下旬，弗朗西斯·乔治·肖写信给总统，谈到他那个月早些时候死在瓦格纳堡的“独子”，“如今被埋在沟里”。肖说，这位已故上校的手下曾无偿服役，但他们已然证明了“他们在战场上的英勇和献身精神”。现在，他们的政府必须尊重“他们的权利”，为他们说话。马萨诸塞州州长安德鲁也游说总统，指出在1812年的战争期间，联邦政府付给来自新英格兰的黑人士兵的薪酬和白人士兵的一样。“因此，半个世纪以前”，安德鲁说，政府找不出理由“拒绝向任何服役的人支付一个士兵的应得报酬”，“即使他是黑人也得发”。这位州长想不通，为什么共和党政府现在比以前那个詹姆斯·麦迪逊总统（一个弗吉尼亚州奴隶主）更关注种族问题？一个月后，8月10日，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打电话给总统，要求推动薪酬平等。道格拉斯发现，林肯在不置可否的时候，平易近人且“和蔼可亲”。林肯认为，由于保守派民主党人“鄙视”使用黑人军队，种族有别的薪酬标准“有助于达成用人目的”。虽然道格拉斯对总统的诚实和不“虚情假意”印象深刻，但道格拉斯依然表示反对，为军队里“值得信赖又爱国的有色人种士兵”仗义执言。林肯承认，废奴主义者认为他行动迟缓，但他承诺，一旦他“拿定主意”就绝不“退缩”。[83]

在众议院，71岁的宾州国会议员塞迪厄斯·史蒂文斯可不愿意耐心等待。1863年12月14日，他提出薪酬平等的立法，并且另外起草了一项法案来废除令人痛恨的1850年的《逃奴法案》。1864年6月11日，参众两院通过了第一项法案，它不仅将黑人士兵和白人士兵置于“平等的基础上”，而且还补上了过去歧视所欠下的薪酬。然而，即使在后来，国会仍然保留了承诺给忠实的奴隶主的征兵奖金，只是将奖金减到100美元。[84]

在前线，两个种族的普通士兵被一种除了华盛顿最进步的共和党人之外所有人都无法想象的方式扔到一起，战斗力削弱了根深蒂固的北方种族主义。“我以前对有色人种军队没有多大信心，”一名士兵坦陈，“但现在这些疑虑都消除了，因为他们打起仗来和其他人一样勇敢。”对战斗力的赞赏并不一定会转化成对黑人的社会平等的支持，但大多数非裔美国士兵愿意将就政治上的所得，而且这更容易实现。“相信40万忠诚的黑人比相信800万不忠诚的白人要安全得多”，伊利诺伊州一名白人若有所思地说，因为“忠诚爱国的黑人士兵已经获得了选举权”。温和派共和党人因为担心疏远选民而不愿出力帮黑人获得选举权。然而，在非裔美国军队领导了对弗吉尼亚州彼得斯堡的英勇进攻之后，一名黑人随军牧师自豪地说，人们将把这次进攻作为“偏见在全军消失”的时刻来铭记。随着白人士兵逐渐习惯于在军营里看到黑人，随着葛底斯堡战役后发生的血腥的消耗战中对南方种植园主的愤怒和挫折感与日俱增，赞同在各种问题上实行平等的军官不在少数。“再打几场”像彼得斯堡那样的仗，某人激动地说，“我们有色人种小伙子将展露他们的男子汉气概而不只是手足之情，让哪怕偏见最深的人也无话可说”。[85]

黑人士兵在战场上英勇无畏的报道很快传到了后方，社会活动人士认为，是时候提出长期的要求了。芝加哥黑人废奴主义者约翰·琼斯“日夜不停地”不懈努力，成功地游说伊利诺伊州立法机构废除了该州的歧视性法规。波士顿的约翰·S.洛克成为第一位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的黑人律师，一本杂志将此举视为“一个伟大民族的情感上正在发生革命的迹象”。为了庆祝林肯56岁的生日，生下来是马里兰州奴隶的亨利·海兰德·加内特牧师在美国众议院大厅里做了一场布道，利用此机会来促请政府给予黑人公民身份。安德鲁州长则继续敦促政府奖励战斗积极性。1864年3月，安德鲁在一名白人上校的推荐下，把第54团的斯蒂芬·A.斯维尔斯提拔为少尉，尽管斯坦顿部长用了10个月的时间才批准这一任命。安德鲁还提及了另外几个人的名字，其中包括C.L.米切尔，而他在11月被一颗炮弹削去了一只脚之后退伍了。1865年2月，林肯批准了马丁·德拉尼的任命，他成了步兵团少校，并且是战时军阶最高的非裔美国军官。[86]

至于道格拉斯，他对儿子们有很高的期望，公民身份只是第一步。就在几个月前，即使最乐观的改革者也会认为黑人退伍军人在国家法律顾问部门工作的想法是荒谬的，但随着黑人律师出现在最高法院，进入政府部门或司法部门的日子还会远吗？“你我都知道，这场战争的使命是国家复兴。”道格拉斯对纽约市库珀联盟学院的一位听众这样说道，1860年初，林肯便是在此地一举成名的。道格拉斯设想“黑人是战时的士兵、和平时期的劳动者、南方和北方的选民”。第54团成立不到一年，才华横溢、志存高远的北方黑人展现出领导才能，用自己的勇气鼓舞他人，在白人军官战死的情况下带兵作战，学着用言行激励战友。倘若有什么值得说的话，那就是道格拉斯低估了非裔美国人在战时服役的价值。参加战后南方起草新宪法的大会的黑人代表不下41人，都是退伍军人。64位未来的州议员都曾穿过联邦军队的蓝制服，3位副州长（包括曾短期担任路易斯安那州代理州长的平克尼·B.S.平奇巴克上尉）也是。服兵役为4位国会议员打开了大门，其中一位是陆军牧师希拉姆·R.雷维尔斯，后来他进了美国参议院。其他许多人，包括德拉尼少校，则担任陪审团审选官之类较低的职位。正如弗吉尼亚州前奴隶刘易斯·林赛在1867年被推选参加该州制宪会议时所说：“感谢上帝，黑人学会了使用各种枪和推弹杆。”[87]

正如林赛的职业生涯所表明的那样，到1863年底，随着北方的将领在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战役后的几个月里大举南下，大批南方黑人加入了联邦军队。最初，只有马萨诸塞州新英格兰的相邻地区跟随这个海湾州组建了黑人军团，而其他州也很快纷纷效仿。1863年5月，战争部正式成立了有色人种部队管理局（Bureau of Colored Troops），同年10月，林肯批准招募仍在特拉华州、马里兰州、密苏里州和田纳西州为奴的人。因为看起来“华盛顿南部所有的有色人种都争着要来马萨诸塞州”，这场年轻小伙的大转移似乎只起到了“从弗吉尼亚招兵买马的作用”，林肯认为在南方州北部招募奴隶参军更有意义。对奴隶主的补偿缓和了来自边境各州的批评，但是肯塔基州的白人是如此抗拒，以至于斯坦顿不得不迟至1864年初才在肯塔基州设立了征兵站。即便如此，州长托马斯·E.布拉姆莱特仍牢骚满腹，说任何怂恿奴隶离开主人去参军的官员都应依据州法律受到起诉。尽管如此，还是有近2.4万名肯塔基黑人在军队服役。自从1860年林肯在肯塔基州只赢得1364张选票，黑人退伍军人理应获得选举权的观点开始被认为是稳健的政治所应有的，就连温和派共和党人也这样认为。像萨姆纳这样更为进步的共和党人担心林肯可能会输掉1864年的选举，或者共和党大会将放弃总统，转而支持他日益保守的国务卿威廉·H.苏厄德。所以萨姆纳希望尽快将尽可能多的南方黑人武装起来。[88]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军人无论在哪里，只要他们扣子上有不屈的雄鹰，就会带来自由，就会除去所有专制的枷锁。”奥尔巴尼的一位编辑充满热情地说。对于那些还在受奴役的人来说，获得自由的机会就是最明显的激励。对于刚摆脱束缚的士兵来说，有机会将这种自由扩大到所爱的人比赢得公民权更有意义。纳特·加兹登随了卡罗来纳州一户显赫白人的姓氏，他逃离查尔斯顿，加入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将军出兵南方的部队，成了一名厨师。在某些情况下，奴隶的动机是复杂的。大多数白人军官认为，南方的逃亡者除了追求自由之外，对战时政治知之甚少，所以当来自肯塔基州的查尔斯·W.辛格中士这样的士兵从更大的层面阐述南北冲突时，军官们都很惊讶。辛格显然意识到，在葛底斯堡战役期间，李将军的入侵部队奴役了宾夕法尼亚州的自由黑人，辛格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并理解了联邦军队的胜利及林肯连任对于所有美国黑人的影响。“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个事实，有色人种自由人的提拔和奴隶地位的提升一样有争议。”辛格说，“假如叛军远在北方，而联邦军远在南方；结果会怎样？我们的家园会被化为灰烬，我们年迈无助的父母会被野蛮欺凌。”黑人为自由而战正值英法联军入侵墨西哥之时、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在政变中垮台之后，辛格明白“全世界的目光”都在黑人身上。和林肯一样，他也相信“美国政府的稳定是其他国家的力量源泉”。到战争结束时，在17.8万名当兵的黑人中，有140313人是从蓄奴州招募来的前奴隶。[89]

和他们的北方兄弟一样，南方黑人出于各种原因加入北方联邦军队。如果入伍对他们的家庭来说意味着艰难度日，解放也意义不大，精明的奴隶们就向北方军官施压，要求支付薪水和奖金。黑人永远不可能效忠于南方邦联，一名废奴主义者称，而在冲突初期，当联邦士兵逼近时，奴隶们干脆散居“到树林里”，在白人为统一而发动的战争中选择了中立自保。北方黑人士兵的出现，加上“大笔赏金，促使许多黑人报名参军”，因此“几乎所有身体健全的人现在都穿上了军装”。黑人士兵为奴的时候，除了一张粗陋的椅子或桌子外，不允许有一点财产；谨小慎微的他们把薪水妥善地藏起来，希望战争结束后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南卡罗来纳州加布里埃尔·马尼戈特的家奴威廉·R.杰维逃跑后，加入了美国有色人种部队第128团；18岁时，他被晋升为中士。到1865年时，他已经存下了足够在查尔斯顿开一家小店的钱。不到5年，这位未来的州参议员已有能力买下一个占地257英亩、价值950美元的农场。在一个高度重视土地，土地也曾经是那些懂得照料庄稼的人的财产的社会里，大多数南方黑人士兵都渴望成为农民。有时，士兵兄弟把他们的收入集中到一起，军官们则报告说全团都有人在拉帮结派。“每个有色人种都会成为奴隶，”普林斯·里弗斯中士解释说，“并觉得自己是个奴隶，直到他能举起自己的棉花包，在上面做上自己的记号，说这是我的！”[90]

对于那些被生活无情打败的男性而言，加入路过的北方军队是一种展示种族自豪感的方式。明白这一点的北方联邦军官，便利用了它。有色人种第59步兵团的指挥官举行了仪式，让逃亡者脱去他们的破衣烂衫。这些随后被付之一炬，新获自由的人会得到发下的新制服。“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一件事，”一名前奴隶回忆道，“我感觉自己像个男子汉，穿着制服，拿着枪。”对于逃亡者来说，新衣服不仅是崭新的行头。穿上成千上万其他自由人穿的制服，手持南方法律所禁止的武器，这些都是有形证据，意味着他们获得了自由，是为仍受奴役的人带去自由的国家大业的一员。正如一位目睹了这一转变的白人士兵所言：“穿上一身美国军装，曾是财产的奴隶就变成了人。”作为奴隶，没有通行证他们就不能合法地离开主人的庄园，因而有些人特别喜欢“大模大样地”走在被占领的新奥尔良、亚特兰大和查尔斯顿的街道上。另一些黑人还记得支持奴隶制的辩论家们是如何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他们将非裔美国人幼稚化，将成年黑人说得像孩子一样，为此，这些黑人竭力强调自己的男子气概。“现在我们这些士兵都是男人——这辈子第一次，”卡罗来纳州的一名黑人中士语气坚定地说，“现在我们可以正视我们的旧主人了。他们过去卖我们、鞭打我们，我们一句话都不敢说”，但若让他现在遇到前主人，他会毫不犹豫地“用刺刀刺穿他们”。[91]

由于士兵们平时都是用固定好的刺刀拼杀，中士的这番话可不是虚张声势。想到他们曾经虐待过的黑人——对暴力几乎不会手软的好斗的年轻人——如今拥有武器，受着军事训练，白人吓坏了。这份恐惧，白人以前对奴隶社群隐藏起来，甚至也不让自己察觉到，而它反过来又使仍然为奴的黑人更加勇敢。很少有黑人士兵公开复仇，经历过艰苦战役的退伍军人也不愿意听凭北方联邦控制下的南方邦联白人辱骂。在新奥尔良，黑人士兵登上街车，拒绝让出人行道，与侮辱他们的白人顶嘴，“而数百名无所事事的黑人，站在一旁，笑着鼓掌。”一名南方人抱怨道。来自卡罗来纳州的新兵艾布拉姆坦言，他一直害怕白人，直到他发现白人对黑人士兵有多恐惧。种植园主亨利·拉维内尔抱怨说，像艾布拉姆这样“恶魔般的野蛮人”把他手下“安静、满足、快乐的人”变成了“不满足、不听话的疯汉”。南方的白人不承认他们的奴隶一直“陶醉在自由的烟雾中”，反而任由自己相信他们的奴隶正被废奴主义者和共和党官员引入歧途。[92]

到了1864年11月林肯连任总统的那一天，旧南方已经支离破碎，无法修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脱离联邦并引发内战的过程中，种植园主出身的政客们最终迫使华盛顿不情不愿的共和党人武装起黑人，将这场冲突升级为一场革命斗争，对全国各地的种族主义宣战。正如在纽约州雪城的一次大会上黑人活动人士所言，“在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苦难后”，美国黑人“拯救了这个国家”。在南方宣布独立时，这些武装起来的救星中有80%以上的人都属于动产，这表明这场革命是多么出人意料和令人震惊。许多北方白人曾谴责《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并发誓绝不与黑人并肩作战，但他们对黑人军团的勇气日渐产生敬意，即使他们抵制由此带来的政治或社会平等的主张。中西部的共和党人威廉·M.迪克森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尽管迪克森认为“把黑人士兵的勇敢看得比白人士兵的勇敢重要”是不公平的，但他承认“要不是全体黑奴都反对南方的叛乱，我们几乎不太可能成功”。[93]

当北方联邦的将军们准备向里士满做最后的进军时，当黑人士兵准备对奴隶制残余发起决定性的攻击时，当局准备派发1865年春季就职典礼的邀请函。其中一封寄给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而他常常是总统最严厉的批评者。道格拉斯相信儿子们在军队效力为他赢得了荣誉，就像他相信自己为反对奴隶制所做的一样，他接受了。道格拉斯说，当总统“再也抵挡不住水流”时，“他就随波逐流了”。不久之后，当德拉尼少校回到曼哈顿时，《纽约先驱报》报道称，德拉尼和他的部下遇到了“一大群亲朋好友，他们热情地为英勇的战士们欢呼”。那天晚上，德拉尼像任何一位曾经得胜的白人军官一样，在高档讲究的阿斯特饭店受到款待和祝酒，人们举杯向谢尔曼手下日益壮大的黑人解放者致敬。战争的最后时刻就要来临，奴隶制也将随之结束。[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