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第二次进长春，是1946年1月初秘密潜入的。主要任务是联系在国民党长春市政府担任重要职务的地下党员孙亚明同志。他当时任长春市政府参事及“敌伪产业保管委员会”副主任（市长赵君迈兼任主任），我同他定时见面，得以及时地了解和研究国民党内部的情况和问题；在我地下党员帮助下，接触赵君迈，进行统战工作。另外，我还带了赵东黎、章欣潮、杨文元等同志秘密进入长春，进行《长春新报》复刊工作。这是苏军让我们回来恢复的。在同志们的艰苦努力下，仅仅用了几天时间，于2月8日即复刊了《长春新报》。可是，我们的报纸一出现，就受到了苏军的批评。因为我们没有按苏军的规定向卫戍司令部登记就出报了。苏军为防止国民党也可能出现不登记就出报的现象，所以不得不召集了市内各报纸的总编辑开会，《长春新报》总编章欣潮同志参加了会议。在会上，苏军卫戍司令部参谋长严肃地批评了《长春新报》违背卫戍司令部的条令，应受到停止出报的处罚，但又表示《长春新报》因不了解卫戍司令部的管理条令，是初犯，可以准许继续出报，以后如有未经卫戍司令部批准出报的，必须严加处理，即要查封、禁止出报。我们认识到苏军这样做是对的，我们应该尊重苏军的管理。这时国民党在长春市内已办了七八种报纸，都是进行反动宣传的，只有一份“中苏友协”的《光明日报》受我党的领导是进步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军即让我们的《长春新报》回长春来复刊的。

我们为使《长春新报》在国民党政府也有合法地位，我还亲自去市政府见了长春市市长赵君迈，争取了他的同意，并还批准给报社办公楼及印刷厂和全套设备。孙亚明同志就将福昌公司大楼批给了我们作为办公室和宿舍用。我们把每天的报纸清样送市政府社会局审查，社会局局长叶绍南（即孙大光）也是我们的同志，因他的党的关系没有转来，只是工作关系。他看了《长春新报》清样就签发了。

我在这段期间，看到长春市的人民对国民党的认识发生了一些变化。1945年12月，苏军把市政府、公安局、监狱、广播电台等单位交给了国民党。市长赵君迈带着一批接收人员把这些单位接收了，苏军驻在各单位的军管代表也都撤出了，苏军还准许国民党空运一个“铁石”部队进驻长春。这个部队原是伪满派到冀东打八路军的伪军，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把这个伪军部队编为中央军。这支伪军（编为中央军）部队还没运到长春之前，国民党的《长春日报》就宣传中央军快到长春了。这批伪军运到长春之后，穿着中央军的服装在市内一出现，市民群众就认出是伪满“铁石”部队，就喧嚷起来“汉奸部队变成中央军了”。这样不仅影响了国民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同时也证实了共产党说“蒋介石把汉奸部队变为中央军，来打共产党、八路军”是真的。这件事教育了群众。他们对国民党蒋介石的认识开始转变了。

在这期间，我还协助邹大鹏、彭加伦同志在长春市内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当时苏军同意我们在市内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由苏军提供房子，并派了警卫守卫。东北局派了邹大鹏、彭加伦带了一部电台到长春，我和徐慎正忙着调配干部等事。不料，到4月初，八路军办事处的牌子还没挂出来，苏军就通知我们和邹大鹏、彭加伦等，要做好撤出长春的准备。大约在4月10日之前，苏军的装甲车、大卡车、吉普车就把我们的人员和物资一起送出了长春市，送到双阳县和磐石县。这是我第二次撤出长春。在这段时间里，我在长春进进出出，坚持了3个多月的地下工作。当时没有固定住处，多半住在群众家里，依靠着地下党员和群众的掩护进行活动。地下党员王永生同志有很好的群众关系，在我住过的老百姓家，他们都承受着严酷的寒冷，整夜为我放哨。我是南方人，受不起这种严寒。有一次，我在进出长春的路上，因坐在车子里没有活动，我的双腿冻得麻木不能动了，周保中同志发现了，急忙让把车开进屯子，找了一个老百姓家，他用雪亲自给我搓双腿，足有两个钟头，才使我的腿感到有点暖意，这时保中同志才让我上炕。然后他对我说：受了冻马上上炕很危险，会使腿冻坏、烂掉的。这是他长期在东北战斗的实践经验。我很感激保中同志保住了我的双腿。

在另一次的路上，我还遇到了一件很危险的事。我进长春坐的车子，要路过一条小河，因桥坏了，老百姓用木头、石块搭架起来。汽车过桥时不慎翻了车，幸好有一根大木桩给挡住没有翻下河去，我紧紧抓住车子方向盘，当地的老乡们闻讯赶来，用绳子把车子拉过河，总算脱离了危险。在秘密工作的条件下，地下党员的作用是很大的。石丹同志怀孕快分娩了，我们把她安排到很反动的“铁石”医院，交给了两名地下党员照顾她，使她安然无恙。

《长春新报》在长春市内复刊，它始终为宣传我党政策，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打内战阴谋，清除日本帝国主义长期在人民中散布的流毒，起着很好的教育群众的作用，以致国民党反动派极度害怕我们的报纸，于4月10日左右，它又被迫停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