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5年10月上旬，我和陈维清（到东北后化名夏甬）一同到达了长春市。不久，张启龙、袁任远等同志也到达了长春。张启龙等同志是中共东北局派来建立中共吉林省工委的。张启龙任省工委书记，我是省工委的成员之一，兼任中共长春市委书记。

日本投降后，我地下党迅速成立了中共长春市委。其主要负责人是申东黎、徐慎、赵东黎、傅根深、刘健民等同志。当时党的组织不能公开，党的活动是秘密进行的。

我到长春之后，即由我任市委书记，申东黎为副书记，兼任宣传部部长，徐慎任组织部部长，赵东黎任民运部部长。我首先向市委传达了中共“七大”精神，并听取了申东黎等同志对长春市基本情况和当前形势的汇报。然后研究贯彻“七大”精神，开展工作和市委成员的分工问题。

长春是伪“满洲国”的“首都”，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驻地，曾是日伪统治东北人民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苏军进入长春市之后，将首脑机关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部，设在原关东军司令部院内，苏军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就住在那里。苏军在长春实施了军事管制，成立了长春卫戍司令部。司令部设在原伪满协和会楼内（现军人俱乐部），司令员是苏联红军英雄加尔洛夫少将，副司令员是周保中同志。

此时，地下国民党成立了吉林省国民党党部和长春市国民党专员办事处，并挂出国民党的牌子，进行公开活动。苏军的态度是承认国民党的机构，但要求不许进行“反苏”“反共”宣传，不许破坏《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军对我党和八路军的态度则通过周保中副司令员向我党市委传达苏军不许我们挂共产党、八路军的牌子，但准许共产党组织群众和发展党员，准许组织地方武装，并把长春市公安局交给周保中领导，当时周保中派张庆和（伪满军事部参谋，同我冀东根据地人员有联系，又是李大钊的亲属）任市公安局局长，并把张庆和介绍给市委徐慎同志，以便对他进行帮助和领导。苏军还要求周保中协助搜集国民党“反苏”“反共”、破坏《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材料，周保中同志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徐慎。

苏军进入长春市后，即组织成立了中苏友好协会。明确规定中苏友协的委员，要有国民党的代表和共产党的代表，两党的名额是相等的，苏军代表谢德明（中国话讲得很好）确定赵东黎、刘健民作为共产党代表参加中苏友协，并在讲话时说，“友协”的工作要多听听赵东黎的意见，“友协”的工作就由赵东黎来领导，中苏友好协会的会长也是苏军谢德明指定的，是“东北作家联盟”的单庚生（又名外文），伪满的文化人。苏军还决定中苏友协出一份报纸，报名为《光明日报》。友协的办公楼、《光明日报》的印刷厂都是苏军指定的，办报用的纸张也是苏军供给的。

中苏友协开始一段时间的工作，实际是苏军谢德明和周保中领导的，后来交给了赵东黎领导。在此情况下，国民党的代表自动不到友协办公了。中苏友协就成了我党各根据地的联络点。

当时，长春市的形势非常复杂。日本投降后，伪满汉奸被苏军俘虏去了，但伪满军队除少数将官被俘外，绝大部分分散在市内和东北各地，特务、警察大部分跑到外地隐藏起来，少数藏在市内，日伪的工厂遭到很大破坏都停产了。学校也都停课了。商店也不能正常营业，自由市场却非常活跃。市内处于无政府状态，秩序非常混乱。苏军白天黑夜加紧巡逻，压制了抢劫风。这时长春市只有一个维持会，没有政府。苏军表示市政府不能交给我们接收。国民党到处发展党员，收买日伪残余分子，扩展势力。特务、流氓到处捣乱、破坏。

根据长春市的基本情况和当时的形势，我特别强调了在苏军军管长春市的情况下，一定要遵守苏军军管的法制、法令，积极贯彻我党的“七大”精神；要求市委同志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做好工作。当时，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发动群众，大力向群众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

长春市的人民，由于长期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中毒很深，对共产党不太了解，把从关里来的共产党干部当作外国人，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大多数人不愿接触共产党，加之个别苏军犯纪律，更加深了对共产党、八路军的错误认识。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性质区分不清，有的人对国民党存有盲目的正统思想，希望蒋介石快来接收长春，可使苏军早些撤走。据此，我们首要任务是大力向群众宣传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与国民党性质有着根本区别。

（二）加强对吉长部队的建设

日本投降后，我地下党长春市委组织了一批失业工人及青年知识分子2000余人，建立了一支“吉长部队”，刘健民任司令、傅根深任政委。苏军对我们这支部队是支持的，敞开原日本仓库的大门，让我们去取枪支弹药。市委为加强这支部队的建设，派了一部分骨干力量参加部队工作，经常组织“青年读书会”的同学和工厂的失业工人，在晚上坐上汽车到苏军看守着的日军仓库，把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尽量搬出来，运送到部队里去。

（三）加强对长春市公安局的领导

长春市公安局局长是张庆和，为了加强对公安局的领导，市委派了从延安来的干部李成功同志去当副局长。并带去100多名干部，把市公安局和分局都接管了。公安局和苏军配合，保证了社会的治安，也保证了我党工作人员的安全。

（四）抓紧党的建设，大力发展党员

为加强领导，市委首先充实了各部门的干部，然后建立了各区的中共区委。长春市共有8个区，市委派了从延安和各根据地调来的干部去担任中共区委书记。因干部缺乏，有的区委一时配不上区委书记，有的同志（如夏雨）兼任了和顺和大同两个区的区委书记。对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市委指出既要积极大胆，又要谨慎稳妥地发展党员，不可盲目图快。同时，在有条件的群众组织内，尽快建立党的支部。“长春工人联盟”主任是何琪、副主任张振亚，还有方德良、韩春、江维华等，都是党员干部，成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是何琪。支部大力发展党员，把有觉悟的工人、知识分子，吸收到党内来。

（五）加强对“青年读书会”的领导，作为培养干部的训练班

“青年读书会”，是在日本投降后由我地下党组织成立起来的，吸收了几百名要求进步的青年。这些青年接受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进步很快，成了我党的骨干力量。

（六）加强对各进步群众团体的领导

日本投降后，长春市的爱国进步青年成立了各种群众团体，市委对他们加强了领导，派了得力干部去参加工作。如“新青年同盟”，市委派了杨国风去工作；“东北妇女同盟”，原负责人是赵逖，市委派苏东去加强了领导；“青年进步学会”“东北电影工作者同盟”“电政技术联盟”等都有地下党员参加工作。赵东黎和刘健民亲自与他们联系。

（七）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尽快把党的报纸办起来

“八一五”光复后我抗日联军配合苏军进入长春市，王一知同志（周保中夫人）以苏军代表身份接管了伪满广播电台。从此开始，即大力开展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联军英勇事迹，宣传苏军正义援助，号召人民遵守法令、安定秩序，使长春市人民很快听到了我党的声音。

为使“中苏友协”的《光明日报》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发挥更好的作用，市委对该报加强了领导，于11月初，派了从延安来的萧林同志去任总编。

创办市委党报《长春新报》，是我一到长春就亲自抓起来的一项工作。我兼任社长，报头是我书写，发刊词、重要社论都由我亲自撰写，每日的清样也是亲自审定的。我派了杨文元同志负责《长春新报》的发行工作。11月初，章欣潮同志从延安来到长春，我即派他任《长春新报》的总编。报纸的消息来源主要依靠收听延安新华社的广播，由翟新同志（苏东的妹妹）负责，日日夜夜地收听，因电力不足，收听十分困难，工作非常艰苦。

办报纸最困难的是没有钱。我从周保中那里拿了十两烟土，交给市委秘书处长王永生变成了钱；然后我又去海龙县梅河口，找了彭真、李立三、何凯丰、邹大鹏和杨至成等同志。总后勤杨至成给了我200万伪满币，有两麻袋。总算把《长春新报》办起来了。从1945年10月开始筹办到11月15日出了创刊号。

《长春新报》的创办，同广大的工人群众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日本宣布投降以后，工人们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把铅字都藏了起来，后来得知中共市委要办报纸，就把铅字搬出来送给我们，有的工人还写了热情洋溢的信。我们收到这些铅字和信，非常受感动。《光明日报》和印刷厂的工人，对《长春新报》也是给了很大的支持。

苏军对我党办报是支持的，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还给我们的报社站岗。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使《长春新报》很快就和群众见面了。通过《长春新报》对我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对于揭露蒋介石的反动阴谋，清除日伪的奴化思想，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提高了群众对共产党的认识。

（八）接收长春市政府，市委着重研究了政府施政纲领

1945年11月初，东北局派了刘居英同志来接任长春市市长。

日本投降以后，长春市没有政府，只有一个维持会，会长是伪满时新京特别市公署总务处长曹肇元。

1945年10月，国民党接收大员张家傲同苏军谈判接收各级政权问题，但因谈判没有达成协议，国民党全部接收人员撤出长春市回北平，以此压苏军让步。于是苏军通知周保中说长春市要成立一个灰色政府，要周保中代找一个灰色人物当市长，且要思想进步、能够受共产党领导的。周保中同志把这个任务交给徐慎同志。徐慎同志找了一个符合这条件的荆某，并得到苏军的同意。但不几天，又告知不用荆某了。苏军已与我党商定，由我党选派一名干部当市长。刘居英就是根据这个协议来任市长的。同来的还有张文海同志，任政府秘书长，作为刘居英的助手。刘居英根据市委对市政府的施政方针，拟就了一个具体的施政纲领，市委讨论一致同意。市政府宣布成立以后，很快发布了施政纲领。市委派去大批干部，市政府首先任命各区的区长，建立了人民政权。其他部门也安排了我们的干部，刘居英很能干，对市政府工作熟悉，处理问题干练得当，伪满旧政府的职员都很佩服他，但可惜时间不长。有一天，苏军长春卫戍司令加尔洛夫少将把长春卫戍副司令周保中和长春市市长刘居英叫去，他指着维持会会长曹肇元对刘居英说：“我们以前让你当市长，因为曹先生身体不好，现在他已好了，今后还是由他当市长。”“你把市长职权交给他。”刘居英无可奈何，就把市长的职权交了出去。

苏军根据“中苏条约”的规定，应在1945年12月撤出东北三省，把政权交给国民党政府。苏军在撤出之前，要求我党领导的军队、党政机关、报社和各群众团体等全部撤出。

日本投降后，到1945年11月中旬，我们已有两万多名干部和十万大军挺进东北，再加上我党在东北的抗日联军，我们在东北有足够的兵力和干部控制东北，蒋介石想独霸东北，看到我们共产党的力量很大，他的军队还没有运到长春难以对付，就挽留苏军继续驻扎长春，推迟撤兵，想利用苏军来限制我们的行动。同时又不断向苏联提出抗议，给苏联施加压力，要求准许他的中央军空运到长春，并向苏联要求把长春市政府交给国民党接收大员。我党为尊重苏军的要求，决定吉林省工委和军区于1945年11月19日撤出长春，到拉拉屯，长春市委还暂留在长春。但苏军又不断命令我党长春市委领导下的吉长部队、群众团体、报社等一律撤出长春市30公里之外。如果我们不执行苏军的命令，就要用武力把我们驱逐出30公里之外。

我们在长春不能工作下去的情况下，就按照苏军的要求于1945年12月中旬全部撤出了长春市，到了岔路河。把一批新发展的党员也带出长春，送到桦甸训练班去学习。只有市委徐慎同志被留在长春市与一位苏军中校联系，互通信息。

1945年12月下旬，中共吉林省工委在岔路河组织召开了吉林省人民代表会议，并邀请一些地方开明人士参加了会议。会上组成了吉林省人民政府，周保中任省长，副省长是周鲸文（没有到会），刘居英任省政府秘书长，各部门安排了负责人。

1946年1月23日，东北局决定，把吉林省工委和军区扩建成吉辽省委和吉辽省军区，林枫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张启龙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和副政委，军区司令是周保中，副司令是陈光。我仍任省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