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生存经济体系的演化与公共经济体制的变迁

确实，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论多么优秀的学者也无法凭空构建一个能反映人类经济活动效率改进历史的理论模型。因此，对现代经济发展与现代经济革命进行新的解释的尝试实际上是由于更多的经济发展事实的出现与积累而成为可能的。一方面，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崛起与东南亚国家对东亚模式的模仿获得成功以及巴西、印度、俄罗斯三个不同类型的经济主体发展的成功起步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多样化的研究样本；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足够多数量的考古材料的发现，新财政史、新经济史与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社会文化学研究著作的出版，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推进，也为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更为详尽的对比材料。于是足够多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对经济发展问题的持续兴趣，就成为一个必然的结果及进一步发展的基础。[1]

本书认为，以英国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发展是整个人类社会与文明演变过程中经济效率提高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因此首先弄清楚这个现代经济革命得以发生的社会基础与历史背景是非常必要的，本节就主要讨论一下前现代社会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

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早已表明，人类社会在经济效率方面的进步是由不断累积的劳动分工带来的。但传统的人类社会发展常识只是强调生产过程中农业与畜牧业、手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分工带来的社会进步，而对意义更为重大、影响更为深远的人类社会大分工——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生产两大类型经济活动之间的分工却重视不够，很少有所论及。实际上，沿着从大到小、从宏观到微观的逻辑顺序，首先出现的社会大分工就是公共经济活动的出现，即公共产品的生产与私人产品的生产相分离并使财政成为社会组织出现的经济基础。对于因公共产品的特殊性而出现的公共经济活动的分工，尽管没有上升到理论体系的高度，但唐斯（Downs，1957）早就提到过政府在劳动分工体系中有自己特殊的功能。

众所周知，鉴于人类个体生存能力的弱势，实际上人类社会的早期经济活动首先表现为集体生存的共同体经济，这些集体活动成果的产权既无法界定也没有必要界定，因此人类社会的前文明史首先是一部公共经济活动的历史和公共经济体制产生发展的历史（见图2-1～图2-4；O’Brien，2012；宋丙涛，2001）。因为只有那些最先实行了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社会大分工的部落才实现了经济效率的提升，出现了人类最早期的古代文明形态，并以社会组织结构残骸的形式保留下来。考古学家发现的最早的人类社会组织与劳动分工活动的痕迹就是9000年前出现在地中海沿岸巴勒斯坦地区的村社遗址，而中国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人类社会的组织与分工活动是商周时期的氏族部落社会组织结构。

图2-1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财政制度变迁之一

在文明出现以前的野蛮时代，人类社会只是一个低效率的生存经济体系，只有公共产品，没有私人产品，当然也没有分工。部落内部实行绝对的一人一票的民主、非强制、共同决策、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制度，外部也几乎没有竞争。在公元前7000～公元前3000年的4000年间人类都在这个阶段进行探索，此后不同地区的人类先后开始了新的尝试，但直到近代，有些民族仍然还在这个阶段进行探索。最著名的例子有中国商与西周时期、罗马时期的日耳曼人，19世纪的北美印第安人。

图例：圆中黑色代表公共经济活动，圆中白色代表私人经济活动。椭圆的大小表示经济活动的总量。以下同。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诞生过程正是这样一个公共经济体制诞生与社会分工发展演化的过程。其中，中国古典文献《礼记·礼运》中描述的大同社会：“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尚未实现社会分工的前文明时代的集体生存经济共同体。因为此时的技术条件使得人类必须以部落作为一个生存竞争的经济单位。历史学家对前文明时代中拥有强制力的公共经济组织的诞生过程有着清晰的认识，他们指出，“起初‘家为巫史’，大概氏族长都是巫”。“所谓‘家’，当指有血缘联系的社群，也是一个比‘国’小的政治体。由于社群逐渐扩大，氏族组织逐渐扩充，形成部落或部落联盟，此时指导政治、社会和人生的宗教就不允许众多山头主义之存在了。如果还像以前，各‘家’的巫史都能自由与天帝交通，社会纪律将无法统一，政治秩序也不得安宁。于是共主出来干预，把宗教事业变成少数人的职责，最高统治者颛顼帝垄断，指定重、黎来掌理。从此以后，地与天的交通断绝，乃由‘民神杂糅’进入‘民神不杂’的时代”（杜正胜，1992：79）。

确实，早期典籍对人神关系的记载，正是私人经济活动与公共经济活动分工对强制力垄断的内在需求在现实中的反映，也是一神教与国家体制出现的历史需求原因。与埃及国王希克索斯、犹太教创始人摩西的追求类似，中国古代“祭司的职权愈古愈大。传说夏后启上天，窃取九辩九歌（《楚辞·天问》）；成汤以身祷于桑林，祈福于上帝（《吕氏春秋·顺民》篇、《墨子·兼爱下》）。启与汤显然都是大巫（巫见）之流。殷墟卜辞，商王亲自占卜，可见帝王亦兼教主。直到周初，周公和成王都是政治领袖兼宗教领袖（《尚书·金滕》），周公子伯禽也担任祝（禽鼎）”。（杜正胜，1992：79）这些早期精英之所以如此重视与上天的沟通，之所以要千方百计地垄断与神沟通的信息交换权，是因为神灵的意志不可证伪，神灵的命令完全可以由掌权者、战争胜利者用垄断话语权的办法进行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在缺乏军事强制力的部落早期，在无法将人的肉体固定到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进行强制的流动迁徙时期，利用这个人神沟通的垄断权进行精神控制来实现公共经济活动与私人经济活动分离所需要的强制力几乎是所有实现了文明探索成功的早期文化的共同特征与基本前提。

当然，随着人类生存能力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以城邦与城市为标志的社会分工与生存保障工程开始出现了，神的精神强制力之外的肉体强制力的出现有了可能。“城邦时代成千上万的国家，不论大城或小邑，可能都营设了防御工事，目前虽然尚无足够的考古资料来证实，但分析古人立国建都的记载，城邑是具有浓厚的军事性质的。”“古代城邑大抵坐落于近水的高亢之地，正如《管子·乘马》篇所谓：‘凡立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近水，关系民生；高亢，则顾及国防。”（杜正胜，1992：612）这些区域防御工程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以国家体制与宗教体系的出现为标志的东西方文明演化的分岔第一次在亚洲的两端出现了。这些以宗教统一与城防体系为标志的社会分工的出现因为标志着经济效率的提高而成为社会进步与文明演化的象征，王莽的新政与井田制复古尝试正是因为不了解这些社会发展背后的经济效率意义而必然归于失败。

然而，在人类社会的这个初始文明时期，与社会分工相一致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难免严重依赖于以神话（迷信）欺骗与恐吓为基础的半强制半自愿交换的部落推举式政治体制，公共经济的制度构建表现为集体主义文化的发展。而集体主义文化与制度的演化基本上遵循着第四章将要讨论的群体选择的路径与种群竞争的模式。当然，所谓的集体选择实际上是大猪原理的体现，即社会精英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新的集体行动模式，并以强互惠的形式在族群内推行，因此早期的文明都经历过要么根本不允许有私人财产，要么只允许统治者及其家庭拥有私有财产的阶段，即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当然，由于缺乏必要的制度化措施，早期的分工与精英的遴选是极其不稳定的民主推选或公共认定模式。

图2-2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财政制度变迁之二

作为生存经济体系的高级阶段，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开始分工。部落内部虽然仍是非强制的贵族民主决策，但与外部的竞争开始出现，内部的世袭贵族开始出现，宗教的绝对垄断地位开始下降，贵族的军事垄断开始出现，中东、南亚在公元前3000年，中国在周朝，西欧在罗马衰落后的中世纪开始出现封建割据苗头。

图2-3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财政制度变迁之三

作为人类社会的文明阶段，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分工开始演化，财政制度开始规范。人口迅速增加，资源约束出现。大规模的经济体开始出现，大型一神教组织与大型专制政体成形，文明国家出现。外部竞争加剧，私人产品交易开始出现。主要是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元年的中东、南亚与中国秦汉帝国的出现。

然而，这种依赖于精英自觉的强互惠模式与社会大分工仍然带来了公共经济活动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与公共经济效率的改进，并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社会文化水平与科技发展水平。这些发展首先体现为劳动工具改进与劳动生产力的迅速提高，然后又进一步使大多数人的私人经济独立分离出来成为可能：科学技术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还使农业的收成很快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于是农业与畜牧业的分离才逐渐有了可能，而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又进一步使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成为现实。于是第一次经济革命先后在欧亚大陆的各个地区相继爆发，不同地区的农业文明古国相继出现，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经营成为私人经济的主要形式，以军事武力强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帝国财政体制成为农业文明中主要的公共经济体制，传统的以贵族民主制为基础的公共经济偏好显示与决策机制彻底消失了。由于对合同的执行来说，长期合同要比短期合同更为有效，[2]因此，以家族世袭制为基础的递延模式就因为其独特的合同执行效率而成为农业文明或生存经济体系中最为流行的政体传递模式。[3]

图2-4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财政制度变迁之四

作为古代文明的衰落阶段，公共经济活动完全独立。人口极度膨胀，内部高度集权的专制国家政体出现，军事力量成为主要的强制力并开始成为精英阶层自己的利益保护工具，外部逃跑障碍开始成为社会囚笼的藩篱，集权专制帝国成形，贵族民主决策机制消失，大众全体的集体生存保障性公共产品正在成为正式公共经济体制的副产品。外部竞争进一步加剧，私人产品交易开始扩展。主要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1000年。

图例：经济体周围的图示代表自然屏障，分别为海洋、沙漠、高山与森林。

家族世袭的中央集权帝国体制确实很好地解决了公共产品所需要的执行能力的问题，然而公共产品购买者与需求者的偏好显示与执行监督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解决，由于能够提供内部约束的贵族阶层与决策机制的消失，内部的寻租与外部的掠夺成为农业文明与生存经济发展过程中财政体制的一个无法摆脱的痼疾。[4]当然，在农业文明发展的初期，由于公共产品的偏好没有差异，公共经济活动的执行能力就成为财政制度效率的唯一决定因素，因此需求偏好显示机制与监督机制逐渐被人们所淡忘，似乎作为公共经济组织的国家只是一个命令执行机构。特别是在那些存在外部自然屏障的地区，在生存竞争中失败的部落几乎没有任何的备选方案，于是政府的军事强制力在自然屏障形成的社会囚笼的帮助下逐渐形成了极权帝国的模式，精英阶层的强权渐渐得到了固化。然而，等到了农业文明的后期、到了市场经济的萌芽时期，当财政制度效率的进一步提高需要这些偏好显示机制时，政府的绝对强制力已经确立的垄断地位往往使这些传统的偏好显示机制的恢复几乎没有可能，当然也使得新制度的尝试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性。

然而，在生存经济体系发展缓慢的地区，由于缺乏武力强制长期持续所必需的自然屏障条件，封建社会的多元政治军事结构得以保留，以合同为基础的讨价还价的政治关系才会长期存在，从而为公共产品的偏好显示与执行监督机制的存在提供了基础。罗森堡和伯泽尔（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的研究结果表明，这样一种以合同为基础的封建社会最有利于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体系的萌芽与发展，但公共品执行所需要的强制能力在分权的结构中丧失殆尽（见图2-5）。于是，尽管新的以市场为导向、以分权为基础的财政体制带来了多次的商业繁荣与市场扩张，但不仅彻底改变人类文明状态的第二次经济革命仍然没有出现，而且在与农业文明甚至是游牧文明的对抗中它们也都先后衰落或消失了。

确实，无论是民主共和的专制，还是世袭君主的专制，缺乏约束机制的公共经济体制都存在偏好显示与执行监督的困境。然而，无论是封建庄园，还是城市议会，即使有公共产品供给中讨价还价与监督约束的机制，但缺乏统一主权与司法的执行强制力，它们也没能在与外界的竞争中生存下来。

图2-5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财政制度变迁之五

在后农业文明时期，尽管重商主义的市场生存体系开始出现，但重农主义的生存经济体系仍大量存在。西欧封建国家出现，合同与军事强制力、宗教强制力并存。外部竞争与内部竞争共存，市场交易在西欧扩张（公元1000～1600年）。

尽管第二次经济革命迟迟没有出现，但所有为提供公共产品而进行的公共经济体制的尝试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组织结构，无论是巴勒斯坦的村社、古埃及法老的帝国、苏美尔的城邦，还是中国的夏商周王朝，它们从出现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公共经济单位，是财政制度不断尝试的表现形式之一。只不过，那时的分工与财政制度可能并不是需求者追求效率改进而进行有意的制度设计的产物，而是社会精英追求个人利益与部落集体利益的政治军事活动的客观结果而已。因此与某些仅仅以欧洲近代史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家的看法（Schulze，1995；t’Hart，1995）相反，财政或税收国家并不是欧洲独有的、近代才出现的政治发展的产物，而仅仅是人类历史上早就出现的一种比较规范、比较有效率的财政制度形式而已。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特别是随着财政制度的不断演进，私人经济活动中交易过程与生产过程中的分工才会进一步细化。不仅产业之间、产品之间、部件之间、工序之间已有越来越细的分工，而且银行、保险、运输、信息等部门也逐步从商业活动中分离出来。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现代宪政基础上的民族国家的出现，新的国家不仅以法制为基础，而且在立法、司法、行政之间进行公共经济体系内部的分工，甚至在不同的行政功能之间也实现了分工。人类社会这样一种由大到小、由低效到高效的分工发展顺序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经济分工的发展与公共经济效率的提高是一致的，也是相互制约的。但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公共经济体系的效率依赖于所需要的集体行动中合作的可能与协调的效率，因此公共经济制度的变迁与效率的提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

与私人经济体系相分离的公共经济活动效率提高所依赖的合作博弈均衡的出现一方面依赖于神话的欺骗、武力的强制、公平的协商等公共产品交换形式的改进，另一方面也依赖于参与人数与合作能力带来的内部协调成本的降低。在这个过程中，欧洲西北部政治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森林分割带来的独立个性与被长子继承制排挤出来的流动商人形成的自治城市都为新的有效的财政制度的出现与尝试提供了最为适宜的条件，而英国岛国的相对封闭性与相对规模又进一步使现代宪政制度的成功有了可能（见图2-6）。正如奥尔森（Olson，2000）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只有相对集中的特权带来的相对少数的参与人数与相对独立的地位带来的合作能力才会导致财政体系中协调成本的降低与制度效率的提高。而独特的地理条件与落后的政治法律制度使财政制度的变迁与效率的提高通过预算革命最终在英国成为现实，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影响深远的经济革命经过近一万年的等待之后终于爆发了。

图2-6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财政制度变迁之六

到了近代，重商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在西欧开始扩散，重商主义基础上的工业经济体系在英国出现，宪政财政体系在英美出现。内部民主与议会结构成形。外部竞争加剧，军事技术改进，军事规模扩大，战争与市场交易成为主要的交流手段（公元1600～1800年）。

图例：英美的斜线部分代表更为有效的财政活动。

总之，人类社会的每一次经济革命不仅表现为微观生产过程中劳动分工带来的生产方式与技术的进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表现为社会大分工带来的财政制度变迁与效率的提高。当然，在这个劳动分工不断演化的过程中，规模经济效益与合作协调成本始终是需要反复权衡的两个决定因素。直到货币与市场交换制度的出现解决了私人产品供给中的这个难题，国家宪政制度的出现解决了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协调困境，人类社会发展才出现了根本的飞跃，现代经济发展才开始起步。

但由于市场经济与公共经济具有不同的偏好显示困境，需要不同的偏好显示机制，因此这两个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曾引发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困惑与关注（Duranton and Haniotis，2004）。而人类社会早期的发展经验凝结成的文化、宗教等制度形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再次凸显了体系转型问题的重要性（Greif，2006；Greif，1994a）。于是，农业经济作为生存经济体系中最为成功的经济形式，其以种群生存为目标导致的低水平重复与循环锁定均衡现象自然会引起发展经济学家的注意（Nelson，1956），并在主流经济学中借助于现代均衡理论被表述为低水平陷阱与多重均衡现象（Ray，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