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从“卫生革命”看乡村“文革”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波及整个中国社会，其范围之广、历时之长、影响之深远，恐怕连其发起者毛泽东也始料未及。对于“文革”本身，《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做出明确定性，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某个时期犯了错误，就把那个时期的工作统统否定”。更“不能把‘文革’运动与‘文革’时期简单画等号，不能因为要彻底否定‘文革’，就否定‘文革’时期党和政府所做的必要工作和建设上取得的重大成就，更不能因此而否定那一时期党和国家、社会的性质”[34]。这些观点如今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

此外，我们还必须将“文革”本身和“文革”影响区别开来。影响有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之分，即使是同一领域，其不同侧面所受影响也会有所差别。因而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文革”对医疗卫生领域的影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医疗卫生工作不但被扣上一顶“卫生革命”的政治高帽，而且毛泽东个人也明确表达了他对城乡医疗卫生状况的看法。一抑一扬之间，同在“文革”大背景下，城乡医疗卫生事业的命运却大相径庭。

“六二六”指示中，毛泽东批评卫生部为“城市老爷卫生部”，随后大批城市医务人员下乡培训半农半医，但此次下乡对当时城市医院的工作尚未造成负面影响：

医院的工作都有弹性。人员虽然少了，但人的思想革命化了，累点就累点，苦点就苦点吧。人家都下乡了，咱们在家呢，苦点累点大家都没有怨言。所以对医院工作影响不大。[35]

可是，“文革”开始后，城市医院的状况发生了变化：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医生不念书了，不学专业了，学英语说是崇洋媚外，整天念书说是白专道路。科室打乱了，组成综合连队。每一个连队内科、外科、小儿科、妇产科都有，护士也上手术，能做好吗？整个医疗秩序都给打乱了。那时有人问：你是哪个科的？他说：我是六官科的。怎么回事呢？五官科和妇产科合到一块，不成六官科了吗？就热闹了。我们这有个骨科的大夫，组成综合连队后，一天晚上该他值班，来了一个革委会副主任到这看病，心肌梗塞，他骨科的也不懂啊，病人就死了。为这还把他斗了一阵。综合连队，医护不分，科室不分，打乱了医疗秩序，使医疗质量降低了。

那时县医院也是这样。但是到农村医院看病多了，因为城市正乱着呢，正闹派性呢，两派还打呢，那时在县医院工作三五年的大学生就成了反动权威了，挨批斗。各科主任都受批斗了，没有受影响的就是公社以下。[36]

“文革”运动虽然席卷整个社会，但是对于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的影响还是有明显差别的。在农村，“文革”的进展程度是以“六好”来衡量的，即生产好、收割好、选种好、征购好、分配好和保存好。[37]“六好”标准使“文革”期间农村正常的经济秩序没有被打乱，而“生产队一般不搞夺权”、“农民不要进城串联”等指示又保证了农村政治环境的相对稳定，这些都为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从“文革”前后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农村的推广速度也可以看出，“文革”期间的泛政治化对县以下医疗卫生工作不但没有阻碍，反而是起到强力的推动作用。

1955～1968年，“在中共中央的推动和毛泽东的直接干预下，农村合作医疗在全国范围得到了有力的推广。根据长期追踪研究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估算，全国行政村（生产大队）举办合作医疗的比重，1958年为10%，1960年为32%，1962年上升到46%”。“到1964年，全国农村只有不到30%的社队还维持合作医疗”。“1968年，全国只有20%左右的生产大队实行合作医疗，比1964年的水平还低”[38]。毛再次倡导合作医疗时正值“文革”高潮，办不办合作医疗成为“执行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政治问题，故原本群众自发自愿的合作医疗转变为具有潜在强制性的政治任务，自上而下逐级下压，七八年后，合作医疗在全国的普及率即稳定在90%左右，接近前14年合作医疗平均覆盖率的4倍。

“文革”期间，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大批城市医务人员下放农村、城市正常的医疗秩序被打乱，的确阻碍了城市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但并不能因此否认“文革”期间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所取得的成就。除卫生领域外，有学者研究了“文革”期间农村体育事业、[39]职业教育[40]以及基础教育[41]等领域的发展状况。然而相对于城市“文革”社会史的研究[42]而言，这些成果仅如“蜻蜓点水”，乡村“文革”社会史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文革”这一“非常”时期农村、农民的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观念和心态等方面的变迁亟待开垦和挖掘。

目前，我们听到的关于“文革”的主要声音还主要来自知识分子（包括“文革”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及老干部在“文革”中的遭遇、感受以及对“文革”的反思与评判。[43]而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农民大多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他们不能用书写手段表达自己，很多人甚至终其一生都没有表达自己的机会和渠道，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没有表达的能力和愿望”[44]。笔者曾在农村做过大量的访谈，并意外听到了农民对“文革”评判的不同声音。作为中国人口构成的大多数，他们对“文革”的感受和看法同样重要。因此，应该加强乡村“文革”史，尤其是乡村“文革”社会史的研究，这样才能对“文革”有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和更客观的评价。乡村“文革”的文献资料有限，必须通过口述史料来补其不足。那些亲历过“文革”的农民现在已经年逾古稀，正在迅速减少，抢救、收集“文革”乡村口述史料的任务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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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胜，女，历史学博士，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社会史。

[2] 曹普：《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3期。

[3] 1965年9月初，河北省石家庄专区从省、市级9个单位，先后抽调429名卫生人员，分赴赵县、深泽、栾城、元氏、藁城、束鹿、晋县、新乐等8个重点县，其中深泽、赵县、栾城、藁城、新乐5个县以及另外9个没有上级医疗队的县（包括石家庄市郊区）也从县级卫生医疗单位抽出卫生人员337人。全区共组织了766名优秀卫生人员（包括医生305名、护士255名、其他卫生技术人员116名、卫生行政人员90名），在专区卫生工作大队统一领导下，组成16个县卫生工作中队，58个分队，深入16个县和市郊农村的165个公社。

[4]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笔者与原河北省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院长遇俊卿医生访谈记录，访谈时间：2008年8月19日，载梁景和主编《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第一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190页。

[5]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笔者与深泽县原城关公社东关大队赤脚医生王振庄访谈记录，访谈时间：2007年5月12日，载梁景和主编《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第一辑）》，第246页。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关于农村巡回医疗队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通知》，1966年7月28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27-2-121。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关于立即组织医疗队下乡支持春耕生产的报告》，1967年3月7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27-2-621。

[8] 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秘书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纪要》1968年1月7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27-2-578。

[9] “谢华同志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的总结发言（记录稿）”1969年9月1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27-7-83。

[10] 卫生部：《关于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报告》，1975年7月27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27-7-106。

[11] 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秘书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纪要》，1968年1月7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27-2-578。

[12] 《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纪要（送审稿）》，1973年5月12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27-7-9。

[13] 中共卫生部核心小组：《关于全国赤脚医生工作会议的报告》，1976年7月21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27-7-114。

[14] 笔者与原马里公社东北马大队赤脚医生刘如凯访谈记录，2006年4月4日（未出版）。

[15] 《深泽县合作医疗第一家》，笔者与原马里公社南冶庄头大队赤脚医生翟银开访谈记录，2006年4月5日，载梁景和主编《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第一辑）》，第260页。

[16] 姚家耕：《“文革”时期广东农村的合作医疗》，《红广角》2012年第3期。

[17] 深泽县革命委员会卫生局：《合作医疗情况汇报》，1973年，深泽县档案局藏，档案号：16-1-24。

[18] 《一个农村女青年的赤医人生》，笔者与深泽县西河公社合作医疗总站司药员孙敬敏的访谈记录，访谈时间：2007年8月5日，载梁景和主编《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第一辑）》，第237页。

[19] 《农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卫生部计划财务局编《卫生统计资料》，1976年5月25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27-7-114。

[20]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57页。

[21] 《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纪要》，1969年9月1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27-7-83。

[22] 《“天生”就是要当医生》，山东省寿光市稻田镇西稻田村卫生室医生李师孟访谈录，访谈时间：2001年1月27日，载张开宁、温益群、梁萍主编《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第97页。

[23] 王绍光：《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与转机》，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2330。

[24] 高默波：《高家村——共和国农村生活素描》，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第235页。

[25] 刘雪松：《毛泽东与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党史博览》2016年第5期。

[26] “社办国助”计划详见拙文《1949～1978年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历史考察——以冀中深泽县为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27] 中共卫生部核心小组：《关于全国赤脚医生工作会议的报告》，1976年7月21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27-7-114。

[28]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笔者与原河北省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院长遇俊卿医生访谈记录，访谈时间：2008年8月19日，载梁景和主编《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第一辑）》，第189～191页。

[29] 《心系百姓》，中国国家卫生部国外贷款办公室副主任刘运国访谈录，访谈时间：2002年4月8日，载张开宁、温益群、梁萍主编《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第48页。

[30] 《心系百姓》，中国国家卫生部国外贷款办公室副主任刘运国访谈录，访谈时间：2002年4月8日，载张开宁、温益群、梁萍主编《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第52页。

[31] 《一个农村女青年的赤医人生》，笔者与深泽县西河公社合作医疗总站司药员孙敬敏的访谈记录，访谈时间：2007年8月5日，载梁景和主编《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第一辑）》，第239页。

[32] 《余秋里、王任重副总理听取卫生部领导同志汇报全国卫生局长会议情况和请示问题时的讲话》，1979年3月29日，石家庄市档案局藏，档案号：49-1-387。

[33] 《心系百姓》，中国国家卫生部国外贷款办公室副主任刘运国访谈录，访谈时间：2002年4月8日，载张开宁、温益群、梁萍主编《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第47页。

[34] 朱佳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

[35] 笔者与原河北省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院长遇俊卿医生访谈记录，2008年8月19日。

[36] 笔者与原河北省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院长遇俊卿医生访谈记录，2008年8月19日。

[37] 《人民日报》1967年9月24日“社论”。

[38] 王绍光：《学习机制与适应能力——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变迁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39] 傅砚农：《“文革”中“知青”对农村体育的影响及其原因》，《体育文化导刊》2003年10月。

[40] 陈红艳、田建荣：《“文革”期间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特点及影响》，《徐州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年第4期。

[41] 于珍：《文革时期农村基础教育的面相：一项口述史的研究》，《中国校外教育（下旬刊）》2014年第7期。

[42]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金大陆多年致力于上海“文革”时期社会生活的研究，并出版了专著《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下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以一种很少见的研究视角，对于运动和口号之下的日常生活做了详尽的记录和描述，让人们看到上海普通人在“文革”中如何艰难生活。

[43] 王宇英：《口述史方法对文革史研究的意义》，《晋阳学刊》2006年第2期。

[44] 王胜：《乡村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