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药品与福音：裹挟而进的谨慎拓殖（1888～1900）

19世纪中期，随着现代神学诠释的多元化，基督新教自由派主张把基督精神外化为世俗精神，把服务上帝与服务社会统一起来，把“与上帝对话”融于“与人民对话”，从而复兴基督教。基督新教在华传播方式也逐步开始了从传播什么向如何传播转化，宗教的、慈善的和科学的特质相结合的福音传播方式，得到了基督新教现代派的推崇。医院、学校与慈善机构几呈与宣教并进的局面。尤其是医院，由于近代中国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它最有可能成为传教士有效接触各阶层人士的媒介，从而被他们用作敲开中华帝国之门的楔子。19世纪80年代，刚刚取得自治的加拿大也加入了欧美对华传播福音的行列，并将其在大陆发展的目标首先锁定在地处内地，拥有800多万居民，且几乎是基督教“真空”地带的河南北部，断言“像在其他地区一样，基督之光甚至可以拯救几乎所有的河南人”[3]。

地处内地的近代河南，一度被外国人视为“世界公开的痛疮”（the open sore of the world）[4]，除灾荒、战乱和极度贫困外，疾病成为威胁民众生存的最大恶魔。尤其是黄河以北的豫北地区，除一般性疾病外，天花、霍乱、麻疹、痢疾、黑热病等20余种传染性疾病几乎每年都有发生。因为当时中国上无卫生体系和卫生法律，下无卫生传统与卫生习惯，百姓无病时不懂预防，已病时“不知消毒隔居，以防病之传染，而惟祈祷醮禳是赖”[5]，一遇疫情暴发，染疫者往往不治而亡，“都会城乡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闾门而殆，或覆族而丧”[6]。民众谈疫色变。这给加拿大传教士借医传教带来了绝好时机。

光绪十三年（1887），黄河决口，豫北地区水涝遍地，灾情严重，各种疾病随之蔓延。在台湾传教多年的加拿大基督教新教长老会随即到国内募集救灾款，并派遣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牧师、史雅阁（James F.Smith）医生、罗维灵（William McClure）医生和一名护士等7名传教士，由台湾、福建，再到天津，然后沿卫河西进，到彰德府（今安阳）地区施赈、传教，组建豫差会。

但其活动并不如预想中的顺利。这一时期，晚清政府对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采取“明为保护、暗为防范”，以达到“不禁之禁”的目的，[7]对传教士在内地非通商口岸的活动更是“悉听地方人民之处置，与地方官之裁断”的机智应对策略[8]。而近代的河南，恰又民情强悍，被外国传教士认定为“全国第二仇视洋人的省份”[9]。缺少上层明确保护的这股异质势力进入彰德府楚旺镇后，一开始果然颇受排斥与打击。不断有无名告白书遍贴各地，称这些“外国洋人雇觅讨饭等穷人，诓拐中国小孩……将心挖去，不知作何使用，害死小孩无知多数”[10]；在新镇，无名告白书说得更是绘声绘色，称这些外国人头上藏有一块竹板，板上有“赤佛”，脚心有两张膏药，不怕板打。尽管告白书制作粗糙，耶佛混淆，但影响力仍很强：地方官员警告所有父母看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他们跑出去[11]；彰德府两士绅专门来见传教士，以居民粗鲁，恐有冒犯为由，要求他们及早出境；传教士在街头说道时也不时遭到拳头、砖块袭击，以至于他们不得不背靠着墙说教。更有甚者，有人竟冲进他们临时租住的房间，拿走所有能拿的东西。

为了应付各方面的攻击，初入河南的加拿大传教士行为谨慎。他们一方面将租所分为内外两间，“一间房子作为老罗（当地人对罗维灵的称呼——笔者注）医生的诊室，一间房子作为古约翰等牧师传道的讲堂”[12]，另一方面，采用赠送药品和基督教宣传品的方式，将基督福音“裹挟”在百姓的救命药片中，在周围村镇巡回，边行医边传教。灾荒多病的年月，外国医生的到来很快轰动了附近村庄。例如，“在一个小村庄里，史雅阁和罗维灵的周围聚拢了300多名好奇的中国人，估计其中有7/10是需要医疗救助或手术治疗的病人”[13]。身体上的疾病最会影响人们心理上的平衡。西医的特殊疗效和实用性，使许多民众逐渐消除了排斥心理，接纳了这些外国传教士。乡村最早的基督信徒也都与传教士的医疗活动有关：一些人在本人或其亲属被医治好疾病后，为报恩或相信是上帝施救于他，开始信奉基督教。1896年，他们以当地教徒做向导，正式向卫辉府府治所在地汲县延伸，但仍以治病为依托。通过这些简单的街道免费门诊和下乡巡回医疗、施赠药品活动，他们的传教事业也谨慎而进。至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时，加拿大长老会在豫北共建立了3个传教站和4个诊所（楚旺2所、卫辉1所、安阳1所），吸收教徒82人[14]。基督福音终于借助传教士们的医学知识，利用疗疾或救命的药品，打破了豫北这块基督冻土，拓殖了加拿大在豫北的第一块传教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