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调研背景

X县位于贵州省西南部，全县总人口为54万。1987年，X县被国务院认定为贫困县，从1995年起，贵州省省级部门R机关（应该机关要求，本书对其做匿名处理，后文一律称贵州省R机关）一直帮扶X县。

（1）本研究的选题是基于扶贫开发对贵州的重要性而确定的。贵州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是全国脱贫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迄2014年年底，按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新扶贫标准算，贵州还有623万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8.9%；贫困发生率1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0.8个百分点；贫困县占全国总数的12.9%。全省85.3%的面积，91.2%的贫困人口，90.6%的贫困乡镇，92.1%的贫困村，82.5%的民族乡镇都处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这是贵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的“短板”。而这块“短板”如果补不齐，不但贵州实现不了同步全面小康，也会拖全国全面小康的后腿。无论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政治承诺上，还是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在新阶段的历史凸显上，贵州都必须坚决打赢脱贫这场输不起的攻坚战。

（2）本研究回溯历史是为了探索新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减贫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8年我国农村居民贫困发生率为97.5%，农村贫困人口规模7.7亿人；2014年农村贫困人口规模为7017万人，贫困发生率为7.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近7亿，年均减贫人口1945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90.3个百分点，贫困人口年均减少6.4%。当下，贵州仍有600余万人口没有脱贫。经过30多年的持续减贫工作，剩下的这些贫困人口的脱贫工作，成了最难啃的骨头。

在这个意义上，深刻认识和把握减贫历程中呈现出来的规律和经验，为改革和完善扶贫攻坚战的战略和政策体系提供参考；为完成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任务之后，现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更高层次的人类发展探索新路；特别是在世界大环境发生改变，我国已进入新常态等新情况、新挑战下，总结以往走过的路程，找到体制机制保障之所在，是下一步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必要的前提。

（3）本研究方法论上的保证。以县为切入点，落地实施此项调查，总结扶贫开发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特别是从体制、机制的视角去发现和聚焦问题，从而为扶贫攻坚探出新路，是理智而具有历史穿透力的选择。为坐实这一诉求，进行深入而全面的调查研究，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既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和坚持优良作风和品质的要求，也是科学认识和探求真理的正确路径选择。在此，根据我国县域治理的特点及扶贫开发以县为单位的实施路径，以县域为调研对象，亦是从方法论上以一滴水映射全局的选择。

（4）贵州省R机关对扶贫工作重大责任的自觉担当。贵州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就成立党建扶贫工作队，对当时的26个极贫县进行定点帮扶。在经历了由集中抽调的各单位人员组队派出扶贫的形式到80年代后期将定点帮扶任务分派到各厅局和州、市部门并定点到县的探索之后，从1994年“八七扶贫攻坚”开始，贵州经验上升为国家的正式作法，即由中央部委、省、市、州、县党政机关以承担定点帮扶责任的方式参与扶贫。贵州经验成为中国扶贫开发工作的一种新型探索模式。由此，贵州省R机关在X县开展了20年的定点帮扶。

基于以上前提，本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贵州省R机关帮扶X县的20年，是具体实施国家扶贫战略的20年，也是国家主导的扶贫工作在县域层面的一个缩影，具有极其可贵的研究样本价值。要使贵州成为中国扶贫开发的“省级样板”，县级区域是总结减贫经验的重要平台。

第二，扶贫作为贵州省的“第一民生工程”，在省及地方政府的工作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县级政府机构，是分配和使用扶贫资源的最重要环节，他们的工作，直接关系到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扶贫开发的实效性。因此，通过县域层面的调查，深入了解扶贫资源的配置过程和扶贫决策的实施过程，对探索依法减贫的规律具有实际的支撑作用。

第三，贵州省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6月18日重要讲话中提出的“走新路”的政治任务，探索扶贫开发的“新路”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最具代表性的组成部分，故对承接扶贫工作最重要的行政载体——县级区域的扶贫工作的体制机制运行实况的调查和经验总结，是极具战略性意义的基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