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字文学的诞生与发展
日本自古以来有丰富的神话、历史传说和原始歌谣等口头文学。8世纪奈良文化时代，引进的儒佛经典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催生了日本古代文字文学的诞生。日本从口头文学到文字文学的过渡期，由于日本没有固有文字，仍需借助汉字来表现，这就给文字化带来很大的制约，在假名文字未创造出来以前，口头文学与文字文学之间仍存在断层。但是，大体上以这个时代为界，日本文学从口头传诵进入了文字文学的过渡时代。593年推古朝以来，经过长期的努力，至奈良朝终结，凡200年间，从创造出一种具有口头辞章特色的文体，着手编纂第一部文学历史书《古事记》，到采用多种不同文体面世的《日本书纪》，以及记述地方风俗的《风土记》，许多口头文学也通过这些文字文学而得以传于后世，迎来了日本古代从口诵的原始文学到文字文学的完成期。
日本输入汉字后，初步进入文字期，用大和语表记还存在诸多困难。比如，推古二十八年（620）虽已开始修史《天皇记》《国记》，作为资料的承传已经文字化，但是将口头文学文字化尚不成熟。在这种状态下，天皇敕令编纂《古事记》，于是由仕奉大尝祭神乐女出身的稗田阿礼口述，太安万侣笔录。稗田阿礼经常在大尝祭和舞乐的仪式上，以记忆来口述古代皇室历史传说和典故，以及传承神话和传说故事，比如她口述了天孙降临、天石屋户太阳复出等神话传说及相关的原初歌谣，由太安万侣记录下来，这便成为《古事记》的主要内容，其具有历史性的同时，也具有文学性。
于《古事记》问世8年后，又撰编的《日本书纪》（720），其中有神代记，内容包括神世七代、八州起源、诸神出生、天孙降临、神皇承运等，属于神话和传说故事。但多为编年体纪事，记录从神武至持统凡41代天皇的历史事迹，乃至对汉籍、佛教的传入等政治、外交事件等，都做了详尽的历史性记述，但不少地方尚未完全摆脱《古事记》那种虚构或虚构与史实混杂的窠臼。就神武天皇即位的记述来说，也以“初天皇草创天基”“我皇祖之灵也自天降”为基调，近乎神话化，很明显地存在人为编造的痕迹。这两部文学历史书，是日本文字文学的滥觞。
可以说，从汉籍的传入、文字文学的胎动，经过《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古典的问世，日本古代进入了民族叙事文学的时代。缘此，促进了识字率的提高、文字的普及和文化的发展。从此，日本古代文字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全面模仿汉诗文，为日本汉文学的兴盛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与此同时，当时朝廷和贵族还经常主持诗宴，君臣唱和，促进了汉诗的发展，汉诗集《怀风藻》在此期间问世（751）。它的序文强调了“齐鲁之学”“未遑篇章”，除了学齐鲁之外，还特别提出了“篇章”的问题，以区别于儒学、佛学，而独立存在于日本的汉文章和汉文学。同时指出“旋招文学之士”之途，头一次使用“文学”这个词。此前，日本只有学问之道，从儒学、佛学而至纪传，在《日本书纪》和《续日本纪》里还将史书和文学书混同记录，说明尚无文学之称谓，日本的汉文学只不过是作为官人的余技，至此时汉文学的价值才得到了承认，并以更大的热情把中国古典作为文学来敬重、学习和汲取。《怀风藻》收入的汉诗，以酒宴诗、叙景诗居多，也收有游览诗、望乡诗、七夕诗，且多属言志诗，只有两首恋爱诗。以此为契机，文字文学开始从叙事文学迈向韵文文学。
《怀风藻》里最早的汉诗的创作构思和表现方法，对日本第一部和歌集《万叶集》（764-769）的歌风的形成产生了不少影响，其中咏天、咏月、咏云、咏雨、咏山、咏河等，或多或少都受到六朝末期、唐初的咏物诗的启迪，这说明学习汉诗文处于模仿的阶段，汉诗文与万叶和歌是并行发展的。此时学习汉诗文，只停留在借用语句，摄取表面的东西，而未及渗入诗的精神。而《万叶集》虽是和歌集，内中某些歌的序或左注是用汉文书写，自不用说，同时还收录了少量汉诗，含山上忆良、大伴旅人、大伴家持等人的作品。山上忆良在《挽歌一首》序末附汉诗：“爱河波浪已先灭，苦海烦恼亦无结。从来厌离此秽土，本愿托生彼净刹。”另一位遣唐使阿倍仲麻吕当时也为报玄宗帝的知遇之恩未回国而作汉诗一首，表述自己的情怀曰：“慕义名空在，输忠孝不存。报恩无何日，归国定何年。”此汉诗也没有被收入《怀风藻》中。
《万叶集》的问世，是飞鸟·奈良时代文化鼎盛的象征。
根据较权威的《国歌大观》记录，《万叶集》的歌数共4516首。万叶歌的体裁多样，包括短歌、长歌、旋头歌、佛足石歌体[65]、汉诗，其中短歌居绝对多数，共4200余首。收集的歌人，不分上下贵贱，网罗所有阶层，从天皇、皇后、皇族、王族、朝臣到士兵、农民、村姑、乞丐等，作者的范围由上而下，由贵而贱，以上层者居多，尤以侍奉大和朝廷的大臣和地方官为众，下层者的歌较少。歌人们大多生活在当时日本古代文化的中心地奈良，或生活在越中、石见和东国等地方，还有以男性歌人为中心力量，闺秀歌人虽少，也留下了不少佳作。题材和内容广泛，包括杂歌、相闻歌、挽歌、譬喻歌、戍边歌、有由缘杂歌、羁旅歌、四季相闻或四季杂歌、从驾歌、东国歌等，反映了不同阶层和不同地方的情况。这些歌都是古代日本文化的实际写照。
万叶歌的形成还有两个重要的因素：
（一）创造了万叶假名。日本自有文字以来，从口头文学演进到第一部用文字记载的文学历史书《古事记》，是使用变体汉文[66]来书写的，可是这种变体汉文用在叙事文学上，在表现方面还可以适应，但用在抒情文学方面，就很难完整地表达民族的思想感情和美的意识。因此，它借用汉字的音和义，来标示日本语，创造了“万叶假名”。汉语已开始被日本语同化，这对于《万叶集》的形成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二）受汉诗的影响。编纂《万叶集》的当时，盛行汉学和汉诗文，许多万叶歌人都兼作汉诗，因此在万叶歌体的规范上，是在汉诗五言、七言的启发和影响下，整合成五七音的形式而形成的；同时学习中国汉赋的反辞，在长歌之后添加反歌。反歌的产生，促使长歌式微而逐步让位于短歌，从而短歌成为和歌的主体。日本学者说：“《万叶集》不仅在外形上，而且在内容方面都存在《游仙窟》《文选》等的影响，恐怕排除汉文学，就无从论述《万叶集》了吧。”[67]这说明汉诗的影响是《万叶集》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概括地说，《万叶集》的形成，首先是根植于上古大和民族歌谣生成的土壤上，其次是吸收和消化中国的文化及汉诗文的精神和形式，这正是万叶歌发生的源头，也就是和歌定型的始源。
《万叶集》有代表性的歌人是柿本人麻吕和山上忆良。柿本人麻吕是万叶时代的第一歌人。他直接接受上古本土歌谣的渗润，又受到中国诗文的影响，创造了从古代歌谣向万叶歌过渡的必要条件。初期的柿本人麻吕尊崇本土原始神道信仰，占据着他精神世界的是皇统精神和人神思想。因此，他将自己的纯粹热情倾注在歌颂大和国和创造大和国的神皇的表现上。其后他扩大了歌的素材，以自己的感动展开新的歌风——叙事，表现宏大和壮美；抒情，表现热情和直率；且叙事和抒情浑然一体，写实与浪漫相得益彰。他的《藤原宫之役民作歌》，在歌颂人神天皇、建都藤原京、营造宫殿、祭祀群神、祈愿国家万世安泰的同时，也详尽地写了诸国农民的劳役之凄苦，发出了“子民劳役何时休，舍己忘家如鸭泅”的感伤慨叹。当目睹为建造藤原宫被征劳役的农民横尸在藤原宫东郊香具山的惨状时，他还作了一首《见香具山尸悲恸作歌》：“露宿郊野是谁家，忘却归乡家人盼。”这两首歌表现了受劳役的死者和生者的悲运，以及对他们的同情和哀伤，充满了人性爱之心。难能可贵的是，柿本人麻吕歌集所收录的旋头歌中，还包括了反映庶民和农民生活的歌，卷七的旋头歌就有许多这类歌作，反映种田、割稻、织布、编笠、除草等劳作。比如，“春日炎炎忙种田，无妻独耕实可怜。”这些歌反映了歌人柿本人麻吕身在贵族的生活中，一方面受惠于皇恩，心怀爱戴和感激之情；另一方面他毕竟是地位低微之人，耳闻目睹庶民农民的劳苦生活，不免人性自觉，对贫苦者也深表同情。他内心陷入矛盾，表现了人性的初步觉醒。古代歌人对人生如此广泛的思考和作歌如此突现文学象征的特质，在万叶歌中，除了山上忆良的歌以外，是很鲜见的。
柿本人麻吕写作的《哀吉备采女死之歌》《香具山见尸哀歌》等对庶民死者的挽歌，首创了浪漫的抒情歌风。在他的挽歌中，以《妻死之后泣血哀恸作歌》并短歌是最典型之作，唱出“哀哀切切长相思，门外池前手携手。榉树荫下双欢畅，汝我意浓情更长”“汝夫腋下拥孤儿，独居昔日同衾房。白日难熬夜更长，万般无奈徒悲伤”“人云妹子今尚在，羽易山上来寻访。旧日倩影在何方，不见伊影空断肠”等悲切的抒情歌句。这首悼亡妻的挽歌，比起他对天皇、皇子的众多挽歌来，其极度哀伤之情是最真切的，是明显地真正拥有属于自己个人的日常生活感情的表现。也就是说，歌人已摆脱了前期留下的上古歌谣的集团性民族抒情的制约，并将其抒情性和浪漫性扩大，建立在个性意识初步觉醒的基础上，从民族的抒情走向个人的抒情，在文学技法上也日臻娴熟。这首“泣血恸哭”歌，是柿本人麻吕的长歌发展到最高峰之作。
山上忆良的和歌，追求情念与理念的统一，其歌的个性化表现在述志上。另一方面，他也表现了对人生的无限执着，特别是在他后期的创作中得到集中反映，在万叶歌中是独立的存在。他不像同时代歌人那样与自然风土保持传统的联系，而是更多地关注人，接触农民的生活实情，探求人生的意义。他最有名的作品是《贫穷问答歌》，富有思想性，在万叶歌中独放异彩。歌曰：
这首《贫穷问答歌》，长歌前后部分是贫问，后部分是穷答，最后的短歌虽无标出，似是反歌。这首歌吟咏农民在横征暴敛下的贫困的悲惨现实和世态炎凉，字里行间表现了歌人满怀郁悒的悲情，将他的“为人生”的文学思想更充分地发挥出来，将歌人的感情抒发提升到仁爱的思想水平。这首歌没有停留在个人感情（包括对自己、对父母妻儿）的抒发上，而是将自己的感情倾注在贫穷者的身上，体察他们的饥寒，表述了对弱者深切同情的志向。他是以“述其志”作为抒情歌的自觉，是含有一定的批判意识的。所以他有“人生派”或“社会歌人”之称。歌中语句很明显地出自我国古典的“经世思想”。它不仅在《万叶集》，而且在古代歌集中，也是前无古人者，难怪歌人也戏称自己是“异俗先生”。龟井胜一郎这样评说：“通过他的长歌，不难看出，他的独特的虚构能力。《贫穷问答歌》所咏的贫穷人的苦恼，当然不是他的体验。大概是从汉籍受到启示，或是他目睹自己周围的事实，将其作为素材建构的。或者也许是借此将自己怀才不遇和不满的思绪，寄托在自夸异俗先生或故意逞能的贫者的形象上吧。”[68]
总体来说，山上忆良是在奈良时代初期儒佛文化深刻影响的大文化背景下，在创作中导入对人生的思考。他没有写一首恋歌，没有写一首自然咏歌，创作的主题集中在人间的生、老、病、死、贫苦的悲惨上，他的作品脱离万叶和歌的传统，超越了前代或同时代歌人的思想表达方式，以及迄今和歌的表现手法，展开了他独特的诗歌世界，成为伟大的歌人而载于文学史册。
《万叶集》有代表性的歌人还有高市黑人、山部赤人、大伴旅人、大伴家持等，他们的歌作，无论在内容之扩大、素材之丰富、技巧之精妙上，还是在文字使用之娴熟上，都达到了一定的艺术境界。尤其是他们积极提高个性的自觉，没停留在狭窄的实感抒情的咏叹上，而尽可能扩大其歌的领域，歌风趋于复杂化、多样化和文学化。
难能可贵的是，《万叶集》中庶民创作的“东歌”和“戍边歌”，统称地方歌。“东歌”以相闻歌为多，属于性爱的歌。比如，骏河国（今静冈县）的“东歌”唱出：“富士山麓阴翳多，今夜不来待几何”；上野国（今群马县）的东歌唱出：“伊香保山披夕虹，无妨共寝到天明”等。这类东歌大概与群婚的性解放和“访妻婚”（或曰“一夜妻”）的古老风俗不无联系吧。其恋情的表现是直率、大胆、明朗而官能性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是属于性爱的歌，以粗犷、奔放、质朴和健康为其特色。
同时，还有一类“东歌”，歌吟了班田制下农耕和机织的劳动和情爱生活。比如，常陆国和未勘国的“东歌”分别唱曰：“筑波养茧缝衣裳，君衣借我来穿上”；“勤织苎麻做衣裳，明日再来侍上床”。这类“东歌”充溢着古代劳动女子对爱情纯真素朴的内心活动，散发出一股浓重的地方乡土人情气息。这是在宫廷歌人笔下的歌篇中难以发现的，也只有地方庶民才能有这种实际的生活体验，并反映在自己的地方歌中，这是不多见的。
“戍边歌”中表忠心的歌，只有少数几首，表现戍边士兵激越的使命感者也不多，更淡化像宫廷万叶歌那种皇神意识，有的甚至叹出“身奉严令戍边行”的无奈，转而表达悲别之情。曾掌管戍边事务的大伴家持所作戍边歌《追痛戍边人悲别之心作歌一首并短歌》，在长歌中，一方面高唱“东国男儿无反顾”，“勇往直前去戍边”；一方面又悲歌“丈夫为皇守边疆”，“爱妻久恋空闺叹”。在短歌中甚至这样咏道：“东国男儿离妻久，思念悲切归期求”等。就大伴家持编纂《万叶集》采录的戍边歌的范围和内容来看，大多数是无名戍边人的歌，且大多是反映戍边人的真实生活，没有虚饰，更没有美化。综观之，也可以看出大伴家持在此时此地的处境和思想状况。试举二首无名氏的戍边歌的诗句为例：“攀山越野勉忘家，但却难忘我爹妈”；“芦垣我妻别悲泣，衣衫两袖泪濡湿”。这些歌毫无掩饰地唱出悲别父母、妻儿和家乡的愁绪，也切实地表达了戍边歌的歌心，朴实无华，情真意切，是古代难得的民间文学作品。
继《怀风藻》《万叶集》之后，藤原浜成奉敕令编纂了《歌经标式》（772）。编纂者受到了中国《诗经》序的志情统一和诗感化作用的潜移影响，以及以中国《诗品》的“文情理通”“文能达意”的美学思想为指导，但编纂时在中国的心与志、情与文上吸收中国诗学思想，又不受《诗经》序以诗直接作为宣传政教的诗学思想的束缚，以自己的表达方法强调了“心”的中心地位。
这时期，带来了文字文学创作昌盛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