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儒学思想的早期传播

在古代，日本吸收中国大陆佛教，也积极吸收儒家学问。

《古事记》记有应神朝（传为270-310），和迩吉师献汉籍《论语》等事迹。《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还让王仁教授菟道稚郎子皇子习儒家经典，成为当时接受儒学的重要人物。传说应神天皇驾崩，庶出的菟道稚郎子与正统嫡出的大鹪鹩皇子互让皇位。据传说，应神天皇十分宠爱精通儒学的菟道稚郎子，抛开嫡出的大鹪鹩皇子及其异母兄大山守皇子，而立菟道稚郎子为太子，大山守皇子为夺皇位而发动叛乱。太子菟道稚郎子在大鹪鹩皇子的协助下平定叛乱后，在大山守皇子的遗体前，咏长歌哀悼，立马要让位给大鹪鹩皇子。大鹪鹩皇子未从，太子菟道稚郎子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以示诚意。最终由大鹪鹩皇子继承皇位，即其后的仁德天皇。太子菟道稚郎子与大鹪鹩皇子的让位，尤其是太子菟道稚郎子以死来做出决断，是以儒学的“宽仁”的道德来律己的例证。日本评论家龟井胜一郎认为此事是“思想的悲剧”，并就此评说：“这一外来的思想，移植自己国家，带来这种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这是刻印在文明发展道路上的神圣的伤痕。”龟井将菟道稚郎子太子与250年后的圣德太子，及100年后的圣武天皇并称为“（日本）上代民族转折期的三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55]有的日本学者以《论语》中周朝大王欲立幼子季历继位，长子太伯与次子仲雍同避江南以让位给其弟季历的故事为例，从一个方面来说明当时儒学思想在日本的影响。[56]《日本书纪》还记载，群臣劝大鹪鹩之子雄朝津间稚子宿祢（其后的允恭天皇）继承皇位，雄朝津间稚子宿祢曾辞退曰：“夫天下者大器也。帝位者鸿业也。且民之父母，斯则贤圣之职，岂下愚之任乎。”从这个侧面似乎可以发现当时皇者对治理国家之道，或多或少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总之，尽管上述许多记述是带有传说的成分，但从中也可见儒家经典的传入成为日本儒学的起源。

继之，《日本书纪》记载，继体七年（513）夏六月，百济“贡五经博士段杨尔”；十年（516）夏五月，“别贡五经博士汉高安茂，请代博士段杨尔。依请代之”。同书还如此记载了钦明十五年（554）中国学者等通过百济赴日之事：“五经博士王柳贵，代固德马丁安，僧昙慧等九人。代僧道深等七人。别奉敕，贡易博士施德王道良、历博士固德王保孙、医博士奉率王有陀、采药师施德潘量丰、固德丁有陀、乐人施德三斤、季德己麻次、季德进奴、对德进陀，皆依请代之。”说明此时期称作“五经博士”的儒学者，与僧侣、历学者、药师、乐人等已通过百济赴日。所谓“五经博士”，是中国汉朝以来设置的传授《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五经的学官。他们的赴日，在交替地将儒学五经传入日本，这是无疑的。在日本，最初学习儒家经典者，主要是以文笔为职业奉侍于朝廷的移民，而且学习是以训诂为主，并未把它作为一种道德伦理思想来接受，来规范现实的生活。然而，当时皇室贵族受到了启蒙，极大地刺激了对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化方面的学习，兴起了讲授汉籍的风潮。五经博士作为传授儒学者，活跃在皇室贵族中间，并正式建立了五经博士的轮流常驻制度。至推古元年（593），圣德太子已“习内教于高丽僧慧慈，学外典于博士觉哿，并悉达矣”。所谓“内教”者是指佛教，“外典”者就是儒学典籍。也就是说，圣德太子习佛典的同时，也学儒学经典，并且有着较深的造诣，为他打下了其后进行革新的思想理论基础。

圣德太子制定《冠位十二阶》，就是在《论语》“为政以德”的思想指导下，以“德”为先，“德”“仁”“礼”“信”“义”“智”的儒家德目，制定官阶，迈出其政治行政体制革新的第一步。其十二阶，是以五行顺序的不同颜色缝制冠帽。其作为政治理念和伦理道德规范而制定的《十七条宪法》，开宗明义第一条，以“以和为贵”“上和下睦”的儒家思想指导，以期达到“谐于论事”，即以“中和”作为创造和谐社会的基准，并以此作为革新拟采用和平手段的指导方针。宪法第3条，以“君言臣承”“上行下靡”，以及宪法第12条，“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的儒家思想，作为君、臣、民三者或君、民二者的关系准则。宪法第4条，“治民之本，要在乎礼”，“百姓有礼，国家自治”，以儒家“以礼为本”的思想，以及宪法第6条，“无忠于君，无仁于民，是大乱之本”，以儒家的忠、仁思想作为“治民”“治国”之道。宪法第9条，“信是义本。每事有信。其善恶成败，要在于信”，以“诚信”的儒家思想作为处世为事的道德规范。尤其是宪法第12条，以“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士兆民，以王为主”来规定中央集权制下的“国、君、民”的秩序，直接源于《诗经》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孟子》的“天无双日，民无二主”的思想。宪法第14条，“其不得贤圣，何以治国”，反映了对儒学“德治”思想的诉求等，显示了圣德太子对于儒学的理解程度，以及在政治文化生活中加以应用的实际情况。圣德太子在日本传播儒学的伟大功绩，是不能忽视的。圣德摄政时期，成为进一步吸收儒学思想的重要转折期。

《日本书纪》《续日本纪》还先后记有：孝德天皇的“尊佛法，轻神道。为人柔仁好儒”；元明天皇的“为政之道，以礼为先”；孝谦天皇的“治民安国必以孝理，百行之本莫先于兹”等。仅此可见，继推古朝圣德太子摄政之后，新的主政天皇大多沿袭儒家思想治国治家，也就是皇极天皇、孝德天皇下诏所强调的：“当遵上古圣王之迹，而治天下。”《日本书纪》还详细记录了孝德天皇于大化二年（646）如下诏书的内容：“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皆所以广询于下也。管子曰，黄帝立明堂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于朝，而备讯望也。汤有总术之庭，以观民非也。武王有灵台之囿，而贤者进也。此故，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亡也。”这份诏书，大量引用管子训示，列举了中国黄帝、尧、舜、禹、汤、武王等帝王的治天下事迹，以作为当时革新的参照系之用，这反映了当时日本政治文化与中国儒学密切联系之一斑。

从《十七条宪法》的文本和天皇的诏书来看，当时已经广泛地使用了儒学典籍中的语句，以及为了革新政体需要，急切直接引进“德、仁、礼”的儒家思想，可见日本初期吸收儒学，是采取直接移植的方法，并无注入多少自己的东西、新的东西。尽管如此，以“德、仁、礼”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对于当时转型期的日本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变革，以及日本古代皇室贵族的价值判断和行为规范的形成，是产生了很大影响的。

大化元年（645）开始的大化革新，更积极地吸收中国唐朝制度。缘此，吸收儒学思想成为其吸收中国文化的重要目标之一。推动革新的重要人物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自学孔教于南渊请安，聘请从中国归国的僧旻讲授《周易》，试图从儒学经典中摄取为己所用的东西。根据天智七年（668）颁布的《近江令》，于天智十年（671）设置“学职头”，于天武四年（675）成立相当于唐制国子监的大学寮，设置长官和教师的职务，聘请五经博士教授儒学，以及教授汉籍训读法、汉字书法、汉诗文等。在成立大学寮之后，还设立了称为“国学”的地方学校，为大学寮输送学习儒学的人才。在律令制体制下，学习中国唐制，整顿天智天皇时期设立的大学寮，划归式部省管理，以培养官吏为目的，学生主要来自五位官吏以上的子弟，教科书则指定《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并兼习《孝经》《论语》等儒学经典，给这些未来的官吏灌输儒家治国的哲理。其后由式部省长官亲任长官，具有儒家学识的官吏任次官，已形成惯例。以此为契机，教授和学习儒学，由以宫廷贵族子弟个人学习为中心，发展为以国家组织的学习机构传授为中心，乃至及于地方，这样更有组织有目的地传播儒家的学问，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学习和传播儒学体系。

从推行《大宝律令》的大宝元年（701）起，文武天皇按照中国祭祀孔子的旧例，在宫廷每年春（二月）秋（八月）两季举行祭祀孔子仪式，悬挂孔子像及十哲像，作为偶像加以崇拜。连这种祭祀孔子仪式，也沿袭了中国使用释奠（亦写作释典）仪式的称谓；此外，还效仿中国唐代奉孔子为“文宣王”的做法，敕令封孔子为“文宣王”。

这个时代，儒学的传播虽未有佛教传播那样广泛，也未及于平民百姓，而只局限在皇室贵族中间，但此时佛教的救济理念与儒教的伦理规范，已然成为宫廷贵族精神世界的两根支柱。他们吸收儒家的学问，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