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遣隋、唐使与吸收中国文化

推古天皇即位，圣德太子摄政后，由于日本国内政治文化革新的需要，积极派遣隋使，学习中国先进的政治文化。从推古八年（600）起，至推古二十二年（614），先后共派出4次遣隋使，以及学问僧、留学生赴隋学习。从此，日本吸收中国文化，已经由间接通过百济、新罗、高句丽等朝鲜半岛诸国传入，改为由中国直接传入，从间接吸收中国文化到直接吸收中国文化，取得了更大的效果，成为日本文化史上吸收中国文化的重要时期之一。

据《隋书》记载，581年隋朝统一不久，“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开皇二十年，即推古八年（600），这是有关日本第一次派遣隋使的唯一简单记录。《日本书纪》则无此记载。

在遣隋使中，最重要的两次，一次是推古十五年（607），一次是推古十六年（608），派出重要朝臣小野妹子，并有数十名僧众随行，学习佛法。《隋书·东夷传》记载了推古十五年（607）小野妹子首次访隋的情景，当时“使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尽管这次小野妹子出使隋时发生过如前所述隋炀帝对呈递的国书中有关国名的称谓大为不悦，指责其无礼的事，但当小野妹子回国时，隋炀帝派使臣裴世清回访。裴世清抵日时，“倭王遣小德阿辈台，从数百人，设仪仗，鸣鼓角来迎。后十日，又遣大礼哥多毗，从二百余骑郊劳。既至彼都，其王与清相见，大悦，曰：‘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维新之化’”。由此可见，当时日本不仅正式开始有序地吸收我国佛教文化，而且重视我国的维新政治和礼义文化，表露了大力吸收中国文化的意向。

推古十六年（608），小野妹子再度出使隋朝。据《日本书纪》记载，“唐客裴世清归罢，则复以小野妹子为大使，吉士雄成为小使，福利为通事。副于唐客而遣之”。“是时，遣于唐国学生倭汉直福因、奈罗译语惠明、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圀、学问僧新汉人日旻、南渊汉人请安、志贺汉人慧隐、新汉人广济等，并八人也”。从这次的组成人员来看，比小野妹子第一次出使人才更广泛，有僧人，有学问家，且多为汉人的新旧移民者，以更有利于更快更好地吸收中国文化，为己所用。其后在“大化革新”前，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请这次赴隋学习儒学、法律的南渊请安，讲授周公、孔子的教谕。中臣镰足请僧旻讲《周易》。在“大化革新”中，任命高向玄理、僧旻为革新的政治顾问等，让这些留学中国的人员在革新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时期日本吸收中国文化，不停留在吸收佛教文化上，而趋向更多层面，学习的文化领域更为广泛，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推古二十二年（614）是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派遣隋使，派遣犬上御田锹等人。但史书对此并无详细记载。推古二十六年（618），中国唐朝取代隋朝，统一中原。推古三十一年（623）跟随遣隋使赴隋的惠斋等学问僧归国后，曾上书云：“大唐规章制度完备，已成为一个罕见的国家，日本应该与其保持经常的来往。”由此，日本确立了直接引进中国先进文化的基本政策，国家已成为引进中国制度和文化的主体。自舒明二年（630）至承和元年（834）日本先后派出15次遣唐使、学问僧、留学生继续赴唐学习。历次遣唐使年表列下。

由此表可见，日本派遣遣唐使的工作一直持续到平安时代前期末。宽平六年（894）学问家菅原道真被任命为遣唐大使，此时正值唐文化盛极而衰，他欲复兴日本本土文化，谏言废止遣唐使而被裁可，从此实行了两百多年的遣唐使制度才被终止。

日本遣唐使的制度，对于发展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促进文化交流起到了无可估量的历史作用。每批遣唐使凡500人，多者600余人，分乘4艘船渡航。渡航路线一般分南北两路。南路从博多出发，出壹岐海峡，横渡东中国海，从扬州至苏州一带海岸登陆。北路从筑前博多出发，出壹岐、对马海峡，沿朝鲜西海岸北上，横渡渤海湾，从莱州一带上岸。由于当时日本与朝鲜半岛新罗关系紧张，遣唐使大多宁可舍弃风险较小的北路，而走风险较大的南路。

遣唐使团除大使、副使，以及各级官吏、侍从、船夫外，还有医师、乐师、手艺师、占卜师等各类专业人士和留学生、留学僧，他们大多是有教养、对唐文化有一定造诣的名士。其中杰出者有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橘逸势、山上忆良等，有留学僧玄昉、空海、最澄等。他们留唐时间，短者一年、数年，多者十数年，乃至前后三十多年，他们对中日文化交流和繁荣古代日本文化，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功绩。现举几个永垂日本文化史册的生动事例：

阿倍仲麻吕作为遣唐留学生，在留唐期间，深受唐玄宗之宠，改中国名晁衡。他与李白、王维等诗人颇有交往，李白记有“身着日本裘，昂然出风尘”句，王维为他归国作了送别诗。当他乘船遇海难漂泊安南，传说他葬身鱼腹，李白还为他作悼诗一首《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仲麻吕幸免于难，辗转折回长安，为唐玄宗挽留，他曾咏诗《失题》：“慕义名空在，输忠孝不全。报恩无何日，归国定何年。”这首诗，反映了诗人报恩玄宗和思念故国之情，以及忠孝不能双全的矛盾心态。他最后殁于唐土。他的诗，多是在留唐时所写，见于《文苑英华》《全唐诗》，载入日本诗集者仅《衔命使本国》一首，收录于《本朝一人一首》：“衔命使本国，非才忝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伏奏违金阙，骖去玉津。蓬莱乡路近，若木故园邻。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阿倍仲麻吕这首诗，与上述《失题》同样反映了他“西望怀恩”与“东归感义”的矛盾心境。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这时期的日本诗文多有活用中国典故和儒学老庄思想的倾向。

吉备真备归国时，带回唐籍130卷、《乐书要录》10卷、天文历法多卷，以及一些新式武器，主要是铠甲、头盔等，传播大陆新文化和学术，其后教授皇太子阿部内亲王（孝谦天皇）《礼记》和《汉书》，并被任命为中卫大将从二位右大臣。他博学多识，文武双全，专长经史，兼及历学、音乐、兵法等。他的《乐书要录》是一部铜律管和音律说明书，这一唐代乐理的传入，大大推动了天平年间音乐的发展。他就任大学助教期间，还学习唐代大学制度，整顿和充实教科书内容，并亲自教授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等，对于振兴儒学和汉文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续日本纪》对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的留唐业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写道：“我朝学生，留学受业，研读经史，广涉众艺，名扬唐国者，仅有大臣（真备）和晁衡（阿倍仲麻吕）二人。”

山上忆良入唐后，曾为东宫侍读，他精通汉文，于庆云元年（704）或庆云三年（706）归国时带回包括《游仙窟》《王勃集》等六朝后期和唐朝初期的诗文。这一时期汉诗文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忆良本人就受到初唐诗文风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刚健诗文风的影响，他的汉诗文关注人生与贫穷的苦楚。他用汉文书写的《沉疴自哀文》，引用了孔子典籍、《抱朴子》、《游仙窟》等中国经典，写了病中体味人生的“千年愁苦”，与他的长歌《贫穷问答歌》中咏叹贫穷的苦楚相辉映。

留唐学问僧玄昉于天平七年（735）归国时带回《开元释教录》所收入的五千余卷大藏经。翌年在皇后宫职的写经所开始写《光明皇后御愿经》。其后，还有留唐学问僧最澄和空海，都对日本文化做出各自的贡献。最澄（一说永忠）于延历二十四年（805）回国时，带回了唐代的茶文化，并花了多年工夫培育成功从唐带回国的茶种，而且学习和活用唐人吃茶的习惯。当嵯峨天皇行幸其寺院时，他亲手煎茶奉献。天皇为唐茶文化的魅力所吸引，兴高采烈地咏起诗来，尽享吃茶的快乐。空海回国后则深受嵯峨天皇的宠爱，应诗坛的要求，以《文心雕龙》为鉴，将《唐朝新定诗格》《诗格》《诗髓脑》《诗议》等诗学著作，排比编纂了六朝唐代诗论集《文镜秘府论》《文笔眼心抄》，它详尽地引用《诗经》序的“动”“感”作用之后，主张诗的价值是“经理邦国”，并强调：“诗本志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这是学习中国诗赋和诗学的结晶。在汉文方面，他突破此前流行的华丽的骈文体而走向趋于自然表现的散文体，开拓了文章的新路径。

当时中日文化交流中值得一提的一项重大事件是：我国高僧鉴真应日僧之邀，赴日弘法。由于中国国内反对鉴真赴日者的阻挠和海难等原因，鉴真经历磨难5次东渡失败，双目失明，矢志不渝，最终于第6次从扬州出发抵达目的地，先在东大寺设坛传授戒律，后创建唐招提寺，弘布佛法，并不遗余力地传播建筑、雕塑、绘画、书法诸艺术和医药知识，对于奈良时代日本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留唐僧淡海三船归国后，受唐代鉴真大和尚功德的感化，撰写了第一部长篇汉文传记《唐大和尚东征传》，叙述了鉴真这段赴日传播中国文化的感人故事，尤其是对鉴真遇海难的描写，颇富文学性。可以说，这也是一篇优秀的纪行文，显示了作者出众的汉文表现力。书末还作题为《初谒大和上》的汉诗二首并附序，还附载了当时的鉴真弟子、官人和唐使高鹤林等悼念鉴真的汉诗。这是当时中日文化交流的不朽记录。

这个时期，日本和唐朝双方的交流和往来，趋于双向，而且气氛相当热烈。比如，据《日本书纪》所载，舒明二年（630）秋八月，“以大仁犬上君三田耜、大仁药师惠日，遣于大唐”。而舒明四年（632）秋八月，“大唐遣高表仁，送三田耜。共泊于对马”。是年冬十月，“唐国使人高表仁等，泊于难波津。则遣大伴连马养，迎于江口。船卅二艘及鼓吹旗帜，皆具整饰。便告高表仁等曰，闻天子所命之使，到于天皇朝迎之。时高表仁对曰，风寒之日，饰整船艘，以赐迎之，欢愧也”。于是，来迎者“引客人于馆。即日，给神酒”。翌年春，“大唐客高表仁等归国。送使吉士雄摩吕、黑麻吕等，到对马而还之”。大宝元年（701）第六次遣唐使栗田真人，唐人十分称赞他的仪容，由此称其代表的日本国为“东海君子国”。可以说，日本派出遣唐使以及加强中日交往以后，加深互信，中国文化在日本文化史上的影响就更大、更显著、更积极了。

概括地说，上古日本与中国文化交流的最初阶段，主要从吸收中国物质文明开始，比如，学习中国农耕技术，引进陶工、鞍工、画工、织锦工、缝衣工等，以获得大陆先进的生产技能及优秀工艺的成果。到了飞鸟、奈良文化时代，就进入以吸收精神文明为中心的新阶段。首先，借鉴隋、唐的律法制度。其次，学习以佛、儒为中心的中国宗教、艺术和学问。也就是说，是时，日本全面摄取中华文化精神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革新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而且是为了创造和发展自身的精神文化。日本古代文化吸收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