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上自习，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穿制服的新生和一个扛一张大课桌的校工。打瞌睡的同学都惊醒了，大家起立，像是正用功被搅扰了似的。
校长做手势让我们坐下，然后转向班主任，低声对他说：
“罗杰先生，我给你带来一个学生，先让他进五年级[1]，学习和操行都好的话，就按年龄，把他编到高年级吧。”
新生站在门后墙角几乎看不到的地方。这是一个乡下孩子，十五岁左右，个子比我们谁都高。头发顺前额剪齐，像乡村教堂唱诗班的孩子，神情规矩而十分局促不安。他肩膀不算宽，但身上那件绿呢黑纽扣的上衣，抬肩似乎太紧，袖口露出裸惯的红红的手腕子。浅黄色长裤的裤管被背带吊得老高，穿蓝色袜子的小腿露在外头。脚上一双钉了钉子的皮鞋，非常结实，但擦得不亮。
我们开始朗读课文。他聚精会神地听着，连腿也不敢跷起，胳膊肘也不敢支在课桌上，像听布道一样专心。2点钟下课铃响了，班主任不得不提醒他一声，他才随同我们走出教室。
我们有个习惯，一进教室，就把帽子扔在地上，腾空了手好做功课。做法是一到门口，就把帽子扔出去，穿过凳子底下，一直飞到墙根，扬起一片灰尘。这是我们的拿手好戏。
但这新生不知是没有注意到这做法，还是不敢照着做，祷告完了，他仍然把帽子放在膝盖上。他那顶帽子可是颇有特色，既像熊皮帽、骑兵盔，又像圆筒帽、水獭皮鸭舌帽和棉布睡帽，总之不三不四，十分寒碜，它那不声不响的难看样子，活像一个表情莫名其妙的傻子的脸。它呈椭圆形，里面用鲸鱼骨支撑；帽口有三道环状绲边，往上是由丝绒和兔子皮镶成的菱形方块，彼此交错，中间有红道隔开；再往上，是口袋似的帽筒和硬纸板剪成的多角形帽顶；帽顶蒙着一块图案复杂的彩绣，中间垂下一根过分细的长带子，末梢吊着一个结成十字形花纹的金线坠子。那顶帽子倒是崭新的，帽檐闪闪发光。
“站起来。”老师叫道。
新生站起来，帽子掉了，全班笑开了。
他俯身去捡帽子，邻座的同学用胳膊肘把它捅到地上，他再次弯腰才捡起来。
“放下你的战盔吧。”风趣的老师说道。
同学们哄堂大笑，窘得这可怜的孩子不知道该把帽子拿在手里，扔到地上，还是戴在头上好。他又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
“站起来，”老师又说，“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新生结结巴巴，说出一个听不清楚的名字。
“再说一遍。”
他吞吞吐吐又说一遍，引得全班哗笑，还是一个字母也听不清。
“大声点儿！”老师喊道，“大声点儿！”
于是，新生下了最大决心，口张得大大的，像喊人似的，扯开嗓门，嚷出这样几个字：“夏包法里。”
整个课堂“轰”的一声吵嚷开了，越闹越凶，夹杂着尖叫。（有人乱吼，有人学狗叫，有人跺脚，有人重复：“夏包法里！夏包法里！”）吵嚷好一阵子，才变成零星的嘘叫，好不容易平静下来。但忽然，一排学生之中，还有人禁不住笑出声，就像没有燃尽的鞭炮，东一声西一声响起来。
老师一再威胁要重罚作业，课堂秩序才渐渐恢复。他让新生拼音，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念，再连起来重说一遍，才弄明白他的名字是夏尔·包法利，老师立刻命令这可怜虫坐到讲台前面那条懒学生坐的板凳上。新生站起来，离开自己的座位，但又显得犹豫不决。
“你找什么？”老师问道。
“我的帽……”新生怯生生地说，不安地四下张望。
“全班罚抄五百行诗！”老师一声怒吼，就像涅普君的咒语[2]一样，制止住了另一场风暴。“不许吵闹！”老师怒不可遏，一边继续训斥，一边从帽子里抽出一块手绢擦着脑门，“至于你，新生，给我把‘ridiculus sum’[3]这个动词词组抄写二十遍。”
然后，他把语气放缓和些：
“哎！你的帽子吗，会找到的，又没人偷走！”
整个教室又安静下来。一个个脑袋俯在练习本上。新生端端正正坐了两个小时，尽管不时有人用笔尖弹起一个小纸球，飞来打在他的脸上。他只是抬手揩一揩，低眉垂目，纹丝不动。
晚自习时，他从课桌里取出袖套，把文具整理好，然后细心地在纸上打线。我们看见他学习认真，每个字都查字典，很卖力气。他大概就是凭着这种顽强的意志，才没有降班，因为他语法掌握得还勉强可以，造句却半通不通。他的拉丁文是村里的本堂神父开的蒙，他父母图省钱，迟迟不送他上中学。
他的父亲夏尔—德尼—巴托洛梅·包法利先生，原本是助理军医，1812年左右，在征兵事件中受到牵连，被迫退役，靠天生的长处，即长相漂亮，赢得了一位帽商女儿的爱，毫不费力捞到六万法郎的陪嫁。此人是个美男子，爱夸夸其谈，故意让马刺碰得铿锵作响，颊须生得连着八字胡，手指上常戴着戒指，所穿衣服颜色鲜艳，外表颇像一位勇士，见人就打招呼的那股热情却像一个旅行推销员。结婚头两三年，他全靠妻子的财产生活，吃得考究，常睡懒觉，抽细瓷大烟斗，夜里看完戏才回家，是咖啡馆的常客。不料岳丈仙逝，遗产甚少，他一气之下办起了制造业，结果赔了钱，于是退居乡村，希望在那里发起来。可是，他一不懂种田，二不懂织布；几匹马只供自己骑，而不让它们去耕地；苹果酒一瓶瓶喝光，而不一桶桶运去贩卖；最肥的鸡鸭都宰来吃掉，用猪油擦打猎穿的靴子。这样，他很快就发现，一切碰运气发财的念头最好从此打消。
他每年出两百法郎，在科和庇卡底两地区交界的一个村子里，租了一座半像农庄半像住宅的房子。从四十五岁起，他就守在家里不出门，闷闷不乐，懊恼万分，抱怨上天，见人就妒忌，声称自己厌恶尘世，决心清静地过日子。
他妻子过去爱他爱得神魂颠倒，百依百顺，结果反而使他变得不冷不热。她早年性格活泼，感情丰富，充满爱心，上了岁数，就变得（像酒走了气，变酸了一样）脾气古怪，唠唠叨叨，喜怒无常。她看见他追逐村野的浪荡女人，夜里经常从一个又一个下流地方，被人送回家来，烂醉如泥，酒气熏天。起初她心里非常痛苦，但并不抱怨，后来自尊心再也忍不下去了，就干脆不言不语，忍气吞声，直到离开人世。她终生劳碌，东奔西跑，今天去找律师，明天去见商会会长，想起欠款到期，还得去交涉缓付；在家里不是缝缝补补，就是洗洗烫烫，监督雇工，开发工钱。而先生呢，成天无所用心，昏昏糊糊，半睡半醒，还总像窝了满肚子气，坐在火炉边抽烟，往灰里吐痰，就这样不清醒过来还好，清醒过来尽对她说些没心没肺的话。
她生了一个男孩儿，不得不送到奶妈家喂养。小把戏回到家里，娇宠得像个王子似的。母亲喂他蜜饯，父亲让他赤脚奔跑，甚至冒充哲学家，说他可以像幼畜一样，赤条条去外面玩耍。对于幼儿教育，这位父亲抱着某种男性的理想，力图排除母性的影响，按自己的理想培养儿子，以斯巴达的方式，让他经受严酷的磨炼，练出一副强健的体魄。他打发孩子睡觉不生火，教他大口喝朗姆酒和咒骂宗教仪式的队伍。可是，这孩子天性温顺，他的努力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母亲成天把他带在身边，给他剪硬纸块，讲故事，一讲起来就没个完，一个人喋喋不休，充满忧郁的快乐和闲聊的甜蜜。她日子过得孤单寂寞，对虚荣的渴慕早已支离破碎，便把希望一股脑儿寄托在孩子身上。她梦想高官厚禄，看见儿子长大成人，风度翩翩，才华横溢，当上了土木工程师或法官。她教他读书，甚至弹着她的那架旧钢琴，教会了他唱两三支浪漫小调。可是，包法利先生轻视舞文弄墨那一套，看见老伴所做的这一切，只是说：“白费力气！”难道他们有能力送他上公立学校，给他买一个官职或提供一笔做生意的本钱吗？再说，“一个人只要天不怕地不怕，在社会上就不愁吃不开。”包法利夫人咬住嘴唇，孩子成天在村里野跑。
他跟在犁地的农夫后头，扔土块赶得乌鸦乱飞，沿河沟摘桑葚吃，拿根长竿子看火鸡，收获季节翻晒谷子，去树林子里乱跑；雨天在教堂廊檐下玩造房子；遇到重大节日，就央求教堂的杂役让他敲钟，整个身子吊在那根粗绳子上，在空中荡来荡去。
这样，他长得如同一棵橡树，两手粗大，肤色健康。
他十二岁的时候，母亲才争取到让他开蒙，请本堂神父当老师。可是，上课的时间短，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没有什么效果。神父不是忙里偷闲，赶在行洗礼和葬礼之间，在圣器室，匆匆忙忙，站着给他讲点功课，就是在晚祷之后，不出门时，打发人叫他过来教。他们上楼，到神父卧室里坐下，蚊子和蛾子绕着蜡烛飞旋。房间里闷热，孩子很快就昏昏入睡，老头子不一会儿也打起盹来，双手搁在肚皮上，张开嘴，鼾声如雷。有时，神父给附近的病人做完临终圣事回来，看见夏尔在田野里玩耍，就把他叫到跟前，在树荫底下开导他一刻钟，顺便教教动词变位，但往往天上掉下雨点或一个熟人经过，打断他们。不管怎样，神父对自己的学生是满意的，甚至说小家伙记性蛮好。
不能让夏尔长此下去。太太下了决心。先生呢，也过意不去，或者不如说厌倦了，没怎么反抗就让了步，同意再等一年，就让孩子接受初领圣体。
一晃又是半年，第二年总算决定把夏尔送进鲁昂中学。是接近10月末，由他父亲亲自送去的，其时正逢圣·罗曼庙会[4]。
夏尔当时的情形，现在我们恐怕谁也不记得很清楚了。总的讲，他是个性情温和的孩子，玩的时候就玩，学习的时候就学习，堂上用心听讲，进宿舍安静睡觉，在饭堂好好吃饭。他的监护人是冈特里街一位五金批发商，星期天铺子不营业，每月把他接出来一次，打发到码头去散散步，看看船，然后一到7点钟，就赶在晚饭前送回学校。每星期四晚上，夏尔用红墨水给母亲写一封长信，写好之后用三个面团子封好，然后复习历史课的笔记，或者读一本扔在自习室的旧书《阿纳喀尔席斯》[5]。散步的时候，他常与校工聊天。校工和他一样，也是乡下来的。
他靠死用功，在班上始终保持着中不溜，有一次考博物学，甚至还得了个一等奖哩。可是，第三学年末，父母让他退了学，准备让他去学医，深信中学毕业的水平，他靠自学就能达到。
母亲到她认识的一位染匠家，在五层楼为他挑了一个临洛贝克河的房间，讲定膳宿费，买了一张桌子、两张椅子等家具，又从家里运来一张樱桃木旧床，还买了一个小小的铸铁炉子和一些劈柴，免得她可怜的孩子挨冻。她一直待到周末才离去，临走之前，千叮咛万嘱咐，说从此他一人在外，无人管教，一定要处处学好。
印在布告牌上的课程表，他一看都吓呆了：什么解剖学、病理学、生理学、药理学、化学、植物学、诊断学、治疗学，还有什么卫生学和药学，全是一些闻所未闻的名词，像一座座神殿的大门，黑洞洞的，森严吓人。
上课他像腾云驾雾，听也白听，半点不懂。然而，他硬着头皮学，笔记记了一本又一本，每课必上，一次实习不缺，当天的功课当天完成，像一匹推磨的马，两眼蒙住，绕着磨盘转呀转，根本不知道磨的是什么东西。
为了替他省钱，母亲每星期托信差给他捎来一块烤牛肉。他上午从医院回来，一边拿它就午饭吃，一边用鞋底跺墙。撂下碗，又朝教室、解剖室或救济院跑，然后又穿过一条条街，回到寓所。晚上，用完房东预备的简单的饭食，便上楼回到卧室，埋头功课，身上汗湿的衣裳经熊熊的炉火一烤，直冒热气。
晴朗夏日的傍晚，暑热消散的街上行人稀少，女佣们在门口踢毽子，他便打开窗户，趴在窗台观看。打窗下流过的小河，在一座座小桥和栅栏之间，呈现出黄色、紫色或蓝色，给鲁昂这个破旧的小区，增添了几分威尼斯的风味。一些工人蹲在岸边洗胳膊。各家阁楼顶伸出的竹竿上，晾着成束的棉纱。越过对面的房顶望去，一轮西沉的红日，辉映着明净、高远的天空。那边该多么宜人啊！山毛榉林子下该多么凉爽！他仰起鼻孔想吸那沁人心脾的田野气息，但什么也没吸到。
他消瘦了，个儿长高了，脸上总现出忧郁的神情，让人见了有点怪可怜的。
他原本天性懒散，早先下的决心，终于都抛到了脑后。有次实习缺席，第二天课也没去上，尝到了偷懒的滋味，便渐渐地干脆不上学了。
他养成了上酒吧的习惯，迷上了骨牌。每天晚上，钻进一家肮脏的赌坊，坐在大理石赌台边，掷带黑点的小羊骨头，觉得这是体现自由的可贵行为，平添了几分自尊。这无异于初涉人世，初尝禁脔。每次进赌坊，一抓住门把手，就感到一种近乎肉感的乐趣。于是，心头被压抑的许多东西膨胀起来，他学会了为女伴们唱几支小调，迷上了贝朗瑞[6]，会调五味酒，最后，懂得了谈情说爱。
由于功夫都下在这些方面，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他遭到惨败。而当天傍晚，家里人还等他回去，庆贺胜利哩！
他步行回家，走到村口停下来，请人叫母亲出来，向她坦白了一切。母亲原谅了他，把失败归咎于主考人的不公，勉励他几句，负责安排一切。这件事情的真相，直到五年以后，包法利先生才知道，已经事过境迁，也就不再追究，再说，他不能设想，自己生的孩子会是一个蠢材。
于是，夏尔重新埋头苦读，起早贪黑，温习考试科目，事先把所有问题都背得烂熟。这回他通过了，分数还相当高。母亲欢天喜地，全家大摆酒宴。
他到什么地方去行医呢？去道斯特。那里只有一位年老的医生。包法利夫人早就盼他死，没等老头子卷铺盖，就让夏尔在对面安顿下来，准备接替他的位置。
但是，对包法利夫人来讲，把儿子哺育成人，让他学成医，并帮他在道斯特挂牌开业，心愿还不算全了，还要给他讨媳妇。媳妇找到了，是迪普一个小吏的寡妇，四十五岁，每年有一千二百法郎收入。
这位杜布克夫人尽管相貌丑陋，瘦得像根干柴，满脸疙瘩多得像春天的树芽，却不愁找不到男人。包法利夫人为成全儿子的好事，不得不把其他人一个个挤掉。甚至有个猪肉店老板，有教士们撑腰，手段十分高明，也被她巧妙地击败了。
夏尔以为，结了婚，他的地位就会改善，行动更自由，可以我行我素，随意花钱。谁知妻子竟成了一家之主，他在人面前什么话当说，什么话不当说，都不能自主；每星期五必须吃素；穿衣服得合她的意；对拖欠诊费的病人，得按她的旨意登门催讨。她拆阅他的书信，窥伺他的行动，每当有妇女登门就诊，她就隔着板壁偷听。
她每天早晨要吃巧克力，要求没完没了的照顾，成天不是抱怨神经痛、心口疼，就是抱怨心情烦躁。听到脚步声她受不了，你走开，她又嫌寂寞得慌，你回到她身边，那大概是想看她死。晚上夏尔一回来，她就从被窝里伸出瘦长的胳膊，搂住他的脖子，要他在床沿坐下，开始诉说她的苦恼，说他不再把她放在心上，必定另有所爱，本来人家早就说过，跟着他她会不幸的！末了，她要求夏尔为了她的健康，给她点糖浆喝，更要多给她一点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