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水的态度决定了城市的性格

如果使用地理学的讲述方式，这条河应该这样介绍：岷江出来，有一个分支叫走马河。到郫县（现在的郫都区），它被命名为清水河，到了成都西郊，它分成了两段“进城”，北面的是“府河”，南面的是“南河”，成都人叫它“府南河”。其实这是一种内河的视角。府河与南河，在合江亭又交汇一起，在古代，这里正好是城市的东缘。

府河、南河，100年前的成都人叫起它们的名字，一定非常随意。因为那时的成都，河流还有很多。如果我们看一幅成都平原的水文地图，会发现这里河流密布，就像一把扇子，手柄在都江堰那里。如果说别的南方城市有大河的话，成都则是以多取胜。

每年夏季，气象部门都会发出暴雨预警，出于防范心理，媒体会大力警示可能到来的洪水。2020年长江流域雨季雨量惊人，社交媒体上到处都是满满的江水，有些地区还发生了洪涝灾害。但是在成都，人们对此反应漠然。实际上，天府大道的积水，更能引起成都人的戏谑心情。锦江水位最高的时候，人们也不会担心，毕竟它很少冲击岸边，再说，它只是一条“小河”，永远不会让人感到危险。

成都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府南河见证了古蜀之地的变迁，也与成都人的生活紧密交织。

对河流的态度，决定了南方城市的两种性格。一方面，武汉人称自己为“码头文化”，他们和重庆人一样，说话声音大，因为在码头那样的地方，总是人声鼎沸。码头是一个江湖，讲究力量和信义，码头城市的人，性格也就更加豪爽。另一方面，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住在大河边的人们，得到了交通的巨大便利，更容易流动，可以到外地发展；而留守的，要防备和对抗每年可能到来的洪水，有着更强的忧患意识——这让码头城市的人们，总是更强悍一些。

成都则是另一种性格。由于李冰在战国时期就通过都江堰管束住了奔流而下的岷江，成都平原虽然河流密布，却很少发生洪涝灾害。成都并不是在都江堰那里发育出来，而是在更靠东的平原上。不管是三星堆、金沙还是后来考古发现的“十二桥遗址”，都证明这个城市起源于平原而不是河边。重庆、武汉在历史上“为河流所决定”，而成都正好相反，它控制了河流，从而让水来滋润城市。

美国作家萧拉瑟在《阿姆斯特丹：世界最自由的城市》中考察了这个城市的源流：中世纪的荷兰，还不是一个独立意义上的国家，阿姆斯特丹是欧洲三条河的入海口，长期洪水泛滥，那里的人们为了控制河流，不得不长期协商来想办法，最终他们通力协作，改造了那里的运河系统，不仅解决了水患，也为一个世界著名城市奠定了根基。

这种“协商精神”让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最自由、最包容的城市。荷兰人移民到北美开发的曼哈顿，最初叫“新尼德兰”，其实复制的就是阿姆斯特丹的文化，最终，那里崛起了纽约这个世界著名的都市。

成都的城市史，也和“控制河流”有关。

在今天的金沙遗址，人们发现了古代城市的遗址；在新津和彭州，也有类似发现，由此可以推测出这片土地很早就有人类聚居。李白说“九天开出一成都”，宋代则有“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样的说法，都暗示这片土地很容易“生长出”城市。但是，这一切都有一个基础，那就是只有在都江堰建成之后，成都作为一个城市才获得了真正稳定的形态。

这很容易理解。在古代，洪涝灾害引起的饥荒和随之而来的动乱，可以轻易毁掉一个城市。只有一个地方获得持续的安宁太平，人们生活比较富裕，才有可能获得“三年成都”的机会。在都江堰建成之前，成都平原水患严重。暴雨季节，洪水从川西高原奔腾而下，沿着岷江倾泻而来，都江堰和成都的海拔落差接近300米。可以想见，当洪水到来时，人们一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秦国征服蜀国后，蜀郡太守张若主持成都的建城工作，时间大概是公元前311—公元前300年。张若当时建造了三座城池，除成都外，还有郫城与临邛，也就是现在的郫县和邛崃，几年前郫县已经撤县改区了。这种建城思想，纯粹是出于军事目的：三座城池互为犄角，一座被攻击时，另外两座可以前来增援。

这是一种“多中心”的构想，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也说明一个事实：尽管在此之前成都平原就有城市文明（金沙遗址等都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在秦国时，并没有出现一个大型中心城市。张若在成都周边挖了好几个大水塘用来蓄水，就是因为当时水患严重，如果只设一个中心，很有可能遭遇毁灭。

几十年后，李冰出任蜀郡太守，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都江堰的建造，成功控制住了岷江，给成都平原带来了长时间的安宁太平。成都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危机，明末张献忠的进攻就曾让这个城市差点毁灭，但是它始终有一种内部的稳定性。成都是一个建立在自发秩序基础上的“自由生长”的城市，50公里外的都江堰，为它提供了支撑和动力。

都江堰工程开始于公元前256年，李冰的“整体思想”是，用一个类似鱼嘴的设计，把岷江分成两条水流，将其中一条水流引入成都平原，分洪减灾，引水灌溉。简单来讲，他要实现的是这样的目的：水多的时候，就通过河网，在整个成都平原化解掉；水少的时候，就把水拦下来，蓄一部分，干旱的时候可以放水灌溉。

这样，成都平原300万亩良田，从此旱涝保收，成为“天府之国”。它为秦国统一全国提供了物质支撑，在此后的2000多年，这片土地一直是中国稳定的粮仓。诸葛亮和刘备认为，得到这片土地，就足以和中原政权抗衡，他们在成都扎根后，诸葛亮专门派部队保护都江堰；唐代安史之乱，唐玄宗仓皇出逃，能够想到的唯一安全之地就是成都；抗日战争进入持久战，成都再次成为中国“可靠的大后方”，四川一个省几乎提供了全国一半的物资，用以和日本周旋。

都江堰采取的是“岁修”制度，每年都要检修，到清明节，这里都会举行放水活动。这是祭祀和纪念，也从水利的角度宣布了一年的开始——天气转暖，很快就要迎来雨季。每年举办活动的日子，就成了节日，但是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它又有一种时间的意味：只有时刻保持更新，才能让这片土地得以稳固。

“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对外地游客来说，都江堰和青城山，可能只是作为一日游的目的地，但这种行程未免显得粗疏。“拜水”不应该是走马观花地在景区走一遍，而是应该边看边想，因为都江堰这一工程，可能蕴含着某种激动人心的“哲学”，甚至都江堰本身就是一种“道”。

它的建造过程隐含特别的意义：一个外乡人来到成都，做成如此伟大的事业，从此把成都和中原牢牢连接在一起，使成都成为中国文化的后花园。李冰可以看作是第一个著名的“蓉漂”。在成都的历史中，最有影响力的三个人应该是李冰、诸葛亮和杜甫，而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外乡人。

成都文化的双重性就在这里：由于出川不易，这里自成体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不管是“走出去”的还是“走进来”的，可能都是非凡的人物。外来者来到这里，会带来不同的思维，激活本土文化，成都的包容性就此诞生。而这一包容性的形成基础，最早就是由李冰奠定的。李冰几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岷江的水患问题，也从根本上塑造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生活，带给人们一种长久的安全感——这几乎是宗教意义上的。

成都人戏称自己的城市是“成姆斯特丹”，地铁里也出现了“成姆斯特丹”的海报，年轻人看了会心一笑，他们想到的可能是这个城市对少数群体的包容，这一点和阿姆斯特丹一样。成就阿姆斯特丹的，是“协商精神”，而成就成都的，是公元前256年那次至关重要的人事任命，它让一个叫李冰的人来到这里。当时，秦国的关中地区由于修建郑国渠，也被称为“天府之国”。历史上有好几个地方都叫“天府之国”，但最终只有成都将这个称号保持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