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遗产

霍亨索伦家族的土地

“说到沙子，除了利比亚，很少有国家能与我们相提并论。”弗里德里希在1776年初给伏尔泰的信中如此写道。在同一年晚些时候，弗里德里希在他的《论普鲁士政府》里补充道，普鲁士“贫穷且几乎没有任何资源”。1弗里德里希的核心领地勃兰登堡被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沙箱”是有原因的。这是一片土壤贫瘠、人烟稀少的土地，其中湖泊与荒野交错，沼泽与荒原遍布。弗里德里希告诉达朗贝尔，亚琛的善良人民已经开始相信，他们难喝的泉水代表着上帝造物之巅峰，就像犹太人崇拜耶路撒冷的淤泥一样，但对他本人而言，与之相对应的普鲁士的沙子永远无法激发他同样的热情。2

当然，一再的贬损其实是想换来恭维。弗里德里希的潜台词是：“以如此贫乏的条件我都能做到这一切，如果拥有法国的人口或者英国的财富，我能完成什么样的伟业？”这都被说得太夸张了。勃兰登堡的大量土壤可能不肥沃，但至少不是山地。蜿蜒宽阔的河流分布在平凡无奇的景观中，缓缓地流淌着，在那个道路“在阳光照耀时沙尘飞扬、在大雨降临时遍地泥泞”的时代，这里的河流非常适宜运输。这是给弗里德里希的先祖们的慷慨的自然馈赠。例如，在17世纪60年代，弗里德里希的曾祖父“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建成了“米尔罗瑟运河”，该运河始建于1558年，可令航运船只穿过奥得河到达施普雷河和柏林，再从那里经由哈弗尔河抵达易北河和北海。3他的对手奥地利人在艰难地翻山越岭时，一定会嫉妒普鲁士人的水道能让他们轻松地转运人员和物资。

况且霍亨索伦家族的领地远不止勃兰登堡一地。在遥远的西部，与荷兰的交界处，有横跨莱茵河的克莱沃公国，还有与之相邻的默尔斯伯国。默尔斯伯国包括克雷菲尔德城，那里有门诺派教徒的一个大型居住点及其兴旺的纺织工厂。莱茵河的右岸（东侧）是马克伯国，它被鲁尔河一分为二，欧洲大陆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正是以这条河流命名。在肥沃的威斯特伐利亚地区还有拉文斯贝格伯国、泰克伦堡伯国、林根伯国，以及明登公国。再往东，紧邻勃兰登堡南部的领地是哈尔伯施塔特公国和马格德堡公国。易北河畔的马格德堡市以拥有德意志最大的教堂和最强的防御工事而自豪。4这是一个以富饶著称的地区，那里所有的沙子都被用来建造建筑。七年战争结束前不久，伦道夫伯爵和其他300多位客人在城外参加了一个农民的婚礼，他们的宴席上有42只熟阉鸡、2头阉牛、14头小牛、价值150塔勒的鲤鱼，还有价值150塔勒的佐餐葡萄酒和白兰地。5

勃兰登堡的东北方是波美拉尼亚公国，该公国有着长长的波罗的海海岸线和位于奥得河入海口的优良海港斯德丁港。在弗里德里希苛刻的父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眼中，这是“一个富饶的省份”。6再往东去，被波兰统治的一大片领土隔开的，是东普鲁士，它位于神圣罗马帝国疆界之外、讲德语的欧洲地区边缘。这个省份尽管因1708—1710年的瘟疫而人口锐减，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丧命，又在1700—1721年的大北方战争中被反复争夺，它此后还是享受到了持久的复兴。到1740年，从德意志南部和西部受压迫或是人口过剩地区避难而来的移民浪潮，其中包括萨尔茨堡大主教1732年驱逐的1.7万名新教徒，使东普鲁士的人口从16万人增加到了60万人。7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要为新来的定居者提供优惠条件，由完全保有土地的自由农民占有的土地比例高得惊人，这类土地大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一。8

王家领地

这些在不同时间、不同情况下获得的零碎领土在欧洲北部平原排成一条线，横跨1000英里①。9它们被4条不同层次的线连结在一起：王朝、宗教、语言和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成员身份（东普鲁士除外，该地在1660年之前是波兰国王的领地）。其中，最重要的联系是精神方面的，因为宗教改革后，教会财产的世俗化使得勃兰登堡的选帝侯们拥有了一块巨大的领地，远超欧洲其他任何一个统治者享有的土地。与英格兰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那些挥霍无度的君主不同，霍亨索伦家族的君主们紧紧抓住这份意外之财不放，甚至还让它增了值。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对他的官员发布了一个长期命令，要他们定期购买马格德堡公国市场上出售的价值10万到15万塔勒的所有大地产。10他在自己统治期间（1713—1740年）花费了800万塔勒收购新领地，并将领地的收入翻了一番，达到了每年约350万塔勒。11

说国王是他国家里最大的土地所有者，还不足以让人对他优势之强有深刻印象。事实上，国王的这些领地在他所有领土中所占的面积不少于四分之一，其中包括国内大约三分之一的可耕种土地，提供了1740年总岁入的约50%。12只有十几处地产——其中大部分是种马场——处在直接管理之下。大部分土地则被分成约2000英亩②的小块，通过竞拍租赁给了约1100—1500名租户，租期为6—12年。要成为这样的直属租户，不仅要出最高的竞价，还要提供经济担保，并且他最多保留2到3个农场，要将其余的农场连同他租用的磨坊、啤酒厂、蒸馏酒厂、砖瓦厂和其他王家产业一起转租出去。13也许会出乎人们的意料，这些被称为“Beamte”的官员都是平民，贵族甚至被明确地排除在招标过程之外。14

容克

在农业社会里，土地就是地位，土地就是权力。就如我们将看到的，正是这种控制土地的程度使得弗里德里希能够精确地指导农业发展，这是那些地产较少的君主做不到的。霍亨索伦家族也因此被提升到了一个崇高的位置上，远远高过它治下哪怕最大的地产主。无论如何，后者的数量极少，也肯定不像法国或者英国的显贵们住在宫殿里，如同诸侯一般。在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则根本就没有大的地产主。15只有在东普鲁士，多纳家族、芬肯施泰因家族和施利本家族才在大地产上过着稍显气派的生活。但即使在这个省份，420处贵族地产的平均面积也只有667.5英亩。16用来称呼普鲁士贵族的词“容克”（Junker）的来源能揭示很多东西。这个词来自“年轻的老爷”（junk herr）这一称呼。在中世纪，这个词是指那些被从德意志内部打发出去，到东方的荒芜之地寻找财富的年轻男性子嗣。17

对这些移民而言，名声和财富常常是难以捉摸的。然而，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成了一项在易北河以东土地上确立下来的、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独特制度的受益者。这就是兼具社会控制与经济控制的庄园地产制度。对于自己地产上的农民，容克不仅可以行使司法权和警察权，还可以征召他们给自己耕种土地、挤奶、照料羊群、运输货物、在酿酒厂或磨坊干活，甚至是到他家里服侍。他还负责管理社区的宗教、社会和教育设施（如果存在的话）。当农民想结婚、换个不同的职业或是离开庄园的时候，需要获得容克的许可，这通常需要出钱购买。作为回报，容克为农民提供一块土地，并有义务在他们生病或年老时提供帮助。18不用说，并非所有这些条件都以平等的标准存在于所有地方、所有时期。在一些地方，农民是完全自由和独立的土地所有者，或是享有世袭的土地所有权，或是可以在提供额外服务后获得工钱。19不过，这种庄园制度还是给了普鲁士容克一种独特的身份和对地方政府的控制。

与神圣罗马帝国的许多地方，甚至欧洲的许多地方一样，通过对议会的控制，容克也在省一级享有代表权。这些议会被称为“等级会议”，这个名字令人费解。得益于其较高的信誉，等级会议在财政和司法事务方面都获得了相当大的影响力。然而，在精力充沛的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漫长的统治时期（1640—1688年），等级会议的作用被减弱了。他建立了一支常备军，一个独立于等级会议的中央权力机构——枢密院，还有一个高效的财政系统，这些制度的建立在霍亨索伦家族的领地上重新树立了君主权威。20这是否代表一种“绝对专制”制度的建立其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些制度意味着国家层面的决策权现在牢牢掌握在一个人手中，并且民事和军事管理都达到了相对的高度整合。211653年是一个关键年份，这一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和勃兰登堡等级会议之间达成了被称为“Rezess”的协定（勃兰登堡议会协定）。过去这项协定通常被描述为统治者和贵族之间一个可耻的交易，前者获得了中央控制权，作为回报，他把控制农民的权力给了土地所有者。目前的观点是，在这项交易中容克获得的很少，或是什么新东西都没有得到，而弗里德里希·威廉得到了想要的一切。22

甚至“妥协”一词也并不完全适合描述1653年的这个协定。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与其贵族之间的关系总是合作多于对抗。只是偶尔才不得不挥舞一下大棒，比如1672年，顽固的东普鲁士贵族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冯·卡尔克施泰因被从华沙绑走并处决。23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对另一位东普鲁士容克的处置更加残酷。顾问官冯·施卢巴胡特被指控挪用了原本用于救济萨尔茨堡难民的资金。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于1731年驾临柯尼斯堡时亲自审讯了他。冯·施卢巴胡特对于自己的罪行轻描淡写，倨傲地许诺会把钱还回去。当得知他应被处绞刑时，他进一步的言论——“处死一个普鲁士贵族是不成体统的事情”——显示出他对自己的君主一无所知。当天夜里，弗里德里希·威廉在施卢巴胡特的办公室外竖起了绞刑架，第二天就将他绞死了。然而在这之前，弗里德里希·威廉首先参加了礼拜，并聚精会神地倾听了一场关于仁慈的布道。（“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马太福音》5：7）。24

弗里德里希·威廉对他的贵族普遍评价很低。在1722年写给儿子的“政治遗嘱”中，他谴责东普鲁士的那些贵族“虚伪又狡诈”，阿尔特马克、马格德堡和哈尔伯施塔特的那些贵族“非常糟糕而且叛逆”（特别是舒伦堡家族、阿尔文斯勒本家族和俾斯麦家族），而克莱沃和马克的贵族则是“愚蠢的牛，像魔鬼一样恶毒，非常迷恋他们的特权”。另一方面，他非常赞赏波美拉尼亚的容克们（“他们老实规矩，有一点儿喜欢争辩，但如果讲得合适，他们会服从”），还有勃兰登堡的诺伊马克、乌克马克和米特尔马克等地区的贵族。25决定性的考验是他们送自己儿子参军的意愿。过去，他们对军职几乎毫无热情。如果真要从军的话，他们更喜欢加入荷兰、丹麦或波兰的军队。弗里德里希·威廉很快就结束了这一风气，他将12—18岁的所有年轻贵族汇总登记。如果他们像在东普鲁士常做的那样，在需要奋勇向前的时候退却，弗里德里希就派出武装民兵围捕他们。到了1722年，他在柏林的新学校的学员人数已经超过了300人。26就像他直率地承认的那样，他的目的有二：一是进行社会规训，二是提高军事效率，两者同等重要。27

普鲁士军官学校的生活甚至可能连英国寄宿学校都比不上，但也能获得相应的回报，其中就包括——就如在英国寄宿学校中那样——良好的教育。弗里德里希·威廉向不情愿的父母们承诺，他们的儿子将学习阅读、写作、数学、法语、地理、历史、击剑、跳舞和骑马，起居饮食条件会很好，并且——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将会被培养成敬畏上帝的基督徒。28当然，国王也保证他们能在普鲁士军队中就职。鉴于大部分容克家庭相对贫困，这一保证是非常受欢迎的。即使是只让长子靠地产过上与贵族身份相称的生活，也只有极少数容克才能办得到。他们的新教信仰令他们无法谋求教会的有俸圣职，于是他们在军队中找到了简朴但受欢迎的替代品。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军队规模扩大了一倍还多，军官的人数增加到了3000名。29

对于年轻的容克来说，早年生活无疑是艰难的。无论血统多么古老，他们都不得不从报酬不高的少尉开始做起，没有家庭的资助，他们几乎无法生存。但晋升到上尉军衔并掌管一支连队的财务就能过得舒适一些；下一步晋升到上校并掌管一个团的话就会相对富裕起来了。30在1717—1740年就读柏林军官学校的1600名容克男孩中，超过90%在弗里德里希大王统治时期得到委任，有40人成为将军。31无怪乎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那么赞赏波美拉尼亚人：早在1724年，那里的贵族就几乎全部由现役或是退役的军官组成，该省的每个家族里都至少有一个在军中服役的成员。32

容克退役后可以在民政管理机关找到职位，特别是可以担任县长一职。这是普鲁士体制中最重要的职位，因为80多个县长构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土地所有者之间的重要联系。正是他们管理着所有的重要事务：监督赋税的征收，在军队过境的时候提供给养，调节农民与其地主之间的关系，促进农业发展，预防或减轻自然灾害，收集情报，以及公布政府法令。33他们既代表着他们的容克同胞，又代表统治者，因为他们由后者任命但由前者提名。虽然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往往不理会他们的建议，但这始终是一个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普鲁士政府的高效率：中央颁布的命令通常都能真正付诸实施。欧洲最高效的地方政府出现在英国和普鲁士并非偶然现象，因为这两地的政府都是建立在中央君主与地方贵族之间的合作关系上。如果说英国的治安法官是“寡头统治的伙伴”34，普鲁士的县长就是“专制统治的伙伴”。

专制统治

“专制统治”，不是“寡头统治”，也不是“贵族统治”，因为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远比他的汉诺威亲戚们专横得多。英国的前两位乔治国王永远写不出这种话：“我要摧毁容克的权威，我要实现我的目标，使我的君主权威稳固如青铜铸造的岩石。”35弗里德里希·威廉是在向东普鲁士贵族征税的法令空白处草草写下这句话的。这是他偏好的行事方式。他既不喜欢和大臣们组成的内阁讨论，也不喜欢和专家小组讨论，他喜欢的是一份书面报告，他会独自在上面批示决定。

与这种高度个人化的决策方式结合在一起的，是等级制和官僚化的执行方式。在县长之上是省一级的战争与领地管理委员会，按照次序，委员会又对柏林的总执行局负责，所有工作人员都是专业人士。与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官员职位不同，普鲁士的官员职位既不能购买也不能继承。这同样适用于城市里与县长一职对等的税务官，这些税务官每个人负责在6—12个城镇中行使类似的权力。36对于这两个官职，弗里德里希·威廉引入了一项制度，对隶属于省委员会的见习人员进行在职培训，结束时以考试淘汰不合格者。同样展现出弗里德里希·威廉出人意料的前瞻性的是，他于1727年在哈勒大学和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大学设立了“官房学”（应用政治学）教席，并明确指示，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培训官员。37正是在他统治时期，出现了近乎现代公务员的官员：他们社会出身多种多样、择优选任、清正廉洁、领取薪水、等级森严、受过学院教育，并且由中央政府任命、管理和监督。至于这一制度在现实中运作状况如何，那就需要加上很多限定条件了，因为裙带关系、贪污腐败、阻挠干涉和无能失职，以及所有其他的在任何时代都与官场密不可分的恶习都是肯定存在的。38尽管如此，1740年弗里德里希从他父王那里继承的行政管理制度，还是比他对手们拥有的任何制度都更有效率。正如伊拉斯谟所言：“盲瞽国度，独眼为王。”

军队

真正重要的考验是维持一支常备军的能力。普鲁士不仅有一支规模庞大的常备军，还成了军国主义的代名词。然而，在18世纪，这种状况才出现不久。1610年，当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指示他的民兵训练演习时，胆小的士兵拒绝开火，理由是这可能会吓着他们的女人。39唉，这种考虑事情的优先顺序虽然令人愉悦，但在8年后三十年战争爆发时并未给勃兰登堡带来好处。对于一个位于北德平原、没有天然屏障的邦国而言，安全保障只能来自强大的军队。选帝侯格奥尔格·威廉（1619—1640年在位）曾尝试置身于冲突之外，这一努力却以灾难告终。1630年，他派一名使臣去见他的连襟、刚刚进入波美拉尼亚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要求他尊重勃兰登堡的中立。古斯塔夫·阿道夫尖刻地回复说，在这场善与恶（新教与天主教）之间关乎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并没有中立这个选项。40格奥尔格·威廉的玄孙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他的《勃兰登堡家族回忆录》中对这一事件做了极为尖刻的叙述。他描绘道，选帝侯的大臣们建议向瑞典人投降的时候，可怜地哀诉着“我们能做什么呢？大炮都是他们的”。41在战争的最后20年里，勃兰登堡被各方参战者反复争夺，人口损失达全部人口的40%—50%。42

格奥尔格·威廉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在1640年继承其父亲爵位时年仅20岁。③他已经学到了一课：宁为刀俎，不为鱼肉。在统治的后期，他对首席大臣奥托·冯·什未林说道：“我经历过中立，即使处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你也会被恶劣对待。我发誓，只要我活着，就再也不会选择中立。”43到1646年，他好不容易凑起了一支8000人的军队，这使得他在三十年战争这段难挨的时期里获得了在某种程度上独立行动的空间。44在最终的和平协议里，他得到了回报。虽然他对西波美拉尼亚和至关重要的奥得河出海口的要求未能得到满足，这令他十分失望，但他确实获得了贫穷的东波美拉尼亚，以及3个世俗化的教会诸侯辖区（卡明、哈尔伯施塔特和明登），还获得了富裕且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马格德堡大主教领地的继承权，并于1680年最终得到了这一领地。45弗里德里希·威廉此时处于一个可以自我维持的循环之中：手中掌握的军队越多，他就能从等级会议榨取更多的钱，而榨取的钱越多，他就能征募更多的军队。1654年神圣罗马帝国通过的一项决议也帮助了他：这项决议允许诸侯提高税收来维持基本的卫戍部队和防御工事。46到1688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去世的时候，他已经拥有了一支3.1万人的常备军可以供他支配。47

这支军队也更加牢固地掌握在他的指挥下。他以前不得不依靠雇佣军首领为自己提供军队，直到他统治的后期才摆脱这一依赖。1672年，出生于奥地利、曾在包括瑞典在内的数国军队中征战过的格奥尔格·冯·德弗林格尔将军，拒绝听从弗里德里希·威廉的一项命令，理由是他的合同里并没有规定无条件服从。483年后，也就是1675年6月18日，德弗林格尔将军在费尔贝林会战中担任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副手，那次战斗是勃兰登堡军队仅靠自身赢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虽然参战双方的人数都不太多（1.2万—1.5万人），但同时代的人都认同这次胜利的重要意义，他们给予弗里德里希·威廉“大选帝侯”的称号。他的曾孙评论道：“他的敌人称赞他，他的臣民祝福他；勃兰登堡王室后来的显赫地位，可以追溯到那个著名的日子。”49

尽管在接下来的3年里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军队将瑞典人赶出了德意志，但这没有在和约签订时给他带来什么回报。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控制的大部队手中。路易十四介入谈判，希望拯救他的瑞典盟友。弗里德里希·威廉经过5年成功的作战，得到的只是有限的边界调整，以及瑞典人转让的分享勃兰登堡治下的波美拉尼亚地区之通行费的权利。所有征服来的土地不得不归还。在一枚纪念这次和约的纪念章上，失望的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铭刻了维吉尔的作品《埃涅阿斯纪》中狄多写给还未出生的汉尼拔的诗句——“愿你从我的骨头中出生，你这不知名的复仇者”。50相当奇怪的是，在弗里德里希·威廉这版狄多的故事中扮演汉尼拔的弗里德里希大王，竟然没有在他关于这一时期的叙述中提到过这件事情。

尽管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的继承者们给了他极高的评价，但在他1688年去世的时候，勃兰登堡还只是个二三流的国家。直到执政的晚期，他才成功维持住了对军队的单独控制权，而且他仍然要依赖外国资助来进行战争。51他“结盟虽好，但自己的军队更棒”的说法，只是一种愿望而非已实现的成就。52同样的话也可以用在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三世身上（他在1701年获得了“在普鲁士的国王”这一头衔，名字里的数字于是减去了两个，成为弗里德里希一世）。过去通常认为，勃兰登堡－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家族统治者可以分为两类——天赋异禀的和昏聩无常的。被夹在两位成就卓著的人物之间（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是弗里德里希三世（一世）的不幸，同时他也成了他的孙子弗里德里希大王某些最尖刻的批评针对的对象。然而，弗里德里希三世成功带领国家度过了九年战争（1688—1697年）、大北方战争（1700—1721年）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掀起的惊涛骇浪。有几次，他的军队进行了有效的干预，尤其是在1704年的布伦海姆会战中，他的军队帮助马尔博罗公爵和欧根亲王，为他们赢得对法国的压倒性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1709年，弗里德里希三世已经将军队扩张到了4.4万人，其规模在神圣罗马帝国中仅次于奥地利。53

同样是1709年，这支军队也在马尔普拉凯会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最血腥的这场战斗中，马尔博罗和欧根再次击败了法国。领导普鲁士军队、为普鲁士军事地位之提升做出决定性贡献的人是王储弗里德里希·威廉和将军安哈尔特－德绍的利奥波德亲王。尽管这场残杀导致获胜一方的伤亡比例达到25%——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弗里德里希·威廉始终坚持认为，1709年9月11日这场战斗发生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总是庆祝这次战斗的周年纪念日。54当他于1713年继承王位的时候，他和利奥波德亲王立即决定扩充军队的数量并提高军队的素质。通过残酷的纪律和不断的操练，他手下的军队被变成了一架反应灵敏的杀人机器，可以迅速移动，跨越国界，然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部署在战场上。他们的革新举措包括：使用一根金属通条，这能加快开火速度；改良刺刀，让其能随时投入使用；还有步调一致的快速行军。55在《我自己时代的历史》中，这些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如此评价他父亲的成就：“一个普鲁士营成了一排行走的火炮，填装火药的速度使其火力提升了3倍，这让普鲁士在与敌人作战中获得了3对1的优势。”56但他们对骑兵的把握就差得多了。弗里德里希·威廉对于大个子士兵的痴迷备受指责，这意味着必须为大个子士兵提供体形高大、动作缓慢的马匹。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儿子轻蔑地称他们为“大象背上的巨人”。57这一评价是基于亲身体验。当1740年弗里德里希第一次将这些骑兵带上战场的时候，奥地利的骑兵发现，通过一刀砍下马头让他们敌人巨大但笨拙的坐骑停止移动，实在是太容易了。58弗里德里希·威廉痴迷于招募巨人般的士兵给自己做卫兵，其军事价值同样值得怀疑。这些人的花销是其他军团的4倍，却从来没有参加过战斗。59

总体而言，士兵的质量可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但可挑选范围远非如此。当弗里德里希·威廉于1713年登上王位的时候，可供他从中征募士兵的总人口数只有大约160万。60他立刻废除了因效率低下而声名狼藉的民兵制度，采用国内强制征召和国外志愿征兵的混合征兵制。但前者不受欢迎，后者则费用不菲，这导致1733年的一次重要改革。通过这次改革，普鲁士的土地被分为若干个征兵区，每个征兵区包含约5000个家庭，每个区都被分配到一个团的征兵名额。所有男孩年满10岁即被列入团队名册。尽管这一制度非常坚决地规定：“所有居民生来都要为国家服役”，但许多群体可以豁免：农民和他们的长子、移民、商人、制造商、工匠和从事某些“保留职业”比如航海的人。61即便如此，还是有足足四分之一的人口被列入征兵名单中，三分之二的军队来自本土的兵源。62

结合相对高效的财政和行政系统，这些征兵区的组织机构运转良好，使得普鲁士跻身欧洲第一流军事强国之列。1713年，普鲁士和平时期的军力约为3万人，使其能与皮埃蒙特或萨克森平起平坐；到1740年，这一数字变成了8万人，超过了西班牙、荷兰共和国、瑞典，也即将赶上奥地利。弗里德里希大王在1768年的“政治遗嘱”中评论道：“这些征兵区是这个国家真正的根基。”63奥地利人诚心诚意地以敌人为榜样，尽管经过漫长的拖延，但在1777年，奥地利也引入了征兵区制度。64

虔敬主义

历任的选帝侯和普鲁士国王不仅学会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分配给这个国家有限的人力资源，而且还设法提升他们的素质。虽然这听起来有些想入非非，但他们都鼓励并受益于普鲁士有关责任的道德思想。其核心是“虔敬主义”，这是路德宗内部的一场改革运动，在17世纪后半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动力。虔敬派认为，官方的路德宗教会思想僵化且形式主义泛滥。作为对这些现象的反应，虔敬派强调，所有信徒都是神职人员，需要经历重生般的皈依体验，以及“内心之光”的优先性。在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一书中，塞雷奴斯·蔡特布罗姆博士很好地总结了虔敬主义的观点。他将这一运动描述为“一种虔敬情感和神圣喜悦的革命，与连乞丐也不愿意从中再接受一块面包的僵化的正统观念相对立”。在德意志所有的新教邦国中，勃兰登堡是最乐于接纳虔敬主义的。自17世纪初期勃兰登堡统治者皈依加尔文宗以后，促进和谐——至少是促进新教各派系之间的和谐——就一直符合统治者的既得利益。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在他的“政治遗嘱”中教导他的儿子：“你一定要爱神托付给你的臣民，并为他们寻求更多的福祉和利益，不要在意他们的宗教信仰形式。”65这种宽容的态度不仅是由传统和信念所培养的，也受到政治利益的驱使。勃兰登堡的统治者需要让那些被三十年战争破坏的地区再次吸纳人口，这决定了他们对移民信仰归属的宽松态度。萨克森是勃兰登堡在德意志新教地区领导地位的主要竞争者，它坚持正统路德宗，也是出于相同的目的。很有可能是基于同萨克森竞争的考虑，勃兰登堡选帝侯1694年在新近获得的马格德堡省创建了新的哈勒大学，以此与邻近的两所萨克森的大学——维滕贝格大学和莱比锡大学竞争，这两所大学都以其严守正统而享有盛名。66

哈勒大学的主导人物是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1663—1727），他曾在萨克森与正统路德宗教徒发生冲突。作为一个先知和官僚的非凡组合体，他将虔敬主义从一种信仰形式发展为一场有组织的运动。一方面，他拥有为忏悔而绝望斗争的个人体验，包括对永恒诅咒的全部恐惧，最终以强烈的信仰转变告终，并将特定信念的宗教热忱带到了他的使命中。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天才的组织者。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给了弗兰克（在他自己眼中）最高级的赞美。国王说：“他肩负神的祝福，因为他用2个塔勒办到的事情，比我用10个塔勒能办到的多。”67担任哈勒近郊格劳哈的牧师之职后，弗兰克在几年之内创造了一个非凡的综合机构。虔敬派所有的内省和神秘主义都具有强烈的现实倾向。他们从积极正面的角度看待工作，不只是把它看作一种赎罪的手段，还将工作本身视作一种善行。对所有的信徒来说，这是一项神圣的义务，因为建设性的活动是克服罪恶诱惑的最好手段，而践行慈善则是基督教美德的最佳外在表现。在弗兰克看来，懒惰散漫的人是注定要遭受地狱之火的。在虔敬主义的教规中，穷人不配得享天国。

弗兰克很快把这些原则付诸行动。在他使用一笔匿名的意外之财建立的孤儿院附属学校里，学生们被传授实用的技能，以帮助他们为社区做出实际的贡献。同样的原则也推行到其他很快建立起来的教育机构中。这些机构包括一所为年轻贵族开办的学院，那里的首要任务是促进制造业和采矿业；还有一所为有志成为外交官的人设立的学校，它的教学重点是现代语言。在弗兰克创建的众多商业企业之中，最成功的是一家书店和一家药店，那家书店将虔敬派的出版物以各种语言传播到世界各地；那间药店则是“第一家以商业规模生产标准化品牌药物的企业，有能力也有强烈意愿面向城市或省份出售完整的公共卫生用品，并通过拉丁语、法语、英语、荷兰语和希腊语的小册子推销自己的产品”。68弗兰克去世的时候，正在主持建造欧洲最大的综合建筑群之一，这一建筑群将为2200名孩子和167名教职工提供住宿。弗兰克的名声和信仰广为流传，即使没有传遍整个地球，也已经到达了这片大陆的每个角落。他来到哈勒时身无一物。

如果没有历任普鲁士国王持续不断的援助，弗兰克可能很快也会一无所有地离开。勃兰登堡的正统路德宗像他们在萨克森的教友们一样反对虔敬派。而且，这种敌意不仅来自神职人员，也来自马格德堡省的等级会议，其代表由衷地厌恶虔敬派事业中的平均化意味。在所有重要的时刻，弗兰克和他的继任者们都能够说服他们的君主，让他们相信虔敬派非但没有构成威胁，而且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理由，因为事实就是如此。他们确实帮助普鲁士政府解决了一个最紧迫的社会问题，即士兵的妻子和家属的贫困问题。他们也为成千上万的普鲁士人提供了极好的实用教育。他们还对贵族和平民、士兵和百姓都反复灌输了责任、服从和勤奋的理念。正如弗兰克在弗里德里希·威廉还是王储时告诉他的那样，虔敬派教育为这个国家的每一个阶层和各个行业都培养出了老实又顺从的臣民。69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虽然起初持怀疑态度，但他很快就被说服了。发挥了决定性影响的是虔敬派教徒杜比斯拉夫·格涅奥马尔·冯·纳茨默将军，他于1713年被任命为皇家近卫军指挥，因此每天都可以见到他的国王。70当弗兰克成功地让安哈尔特－德绍的利奥波德亲王皈依虔敬派之后，虔敬派完成了对权力中心的渗透。71在弗里德里希·威廉统治期间，他确保了自己的军队牧师都由虔敬派教徒担任，并允许虔敬派掌管柯尼斯堡大学，他还规定从1717年开始，（路德宗）牧师职位候选人必须在哈勒大学完成两年的神学学习。弗里德里希·威廉让虔敬派成了事实上的国家宗教。72当然，由此就认为普鲁士士兵个个都是洁身自好、言语纯洁、敬畏上帝的完人，就荒谬可笑了，但他们还是和克伦威尔的铁军有不少相似之处，特别是他们在战斗前后唱起圣歌和赞美诗的时候。

萨克森

在好斗的天主教徒占据优势地位的时候，做一个持宗教宽容态度的新教徒是明智的选择。1683年土耳其围攻维也纳失败后，奥地利再次征服了匈牙利；紧接着，路易十四强制胡格诺教徒皈依天主教，否则就将驱逐他们。这些事件在德意志新教徒中造成了强烈的恐慌。他们已经因为统治者多次的叛教改宗感到恐惧了：1650年到1750年，至少有31位诸侯皈依天主教。73最惊人的一幕发生在1697年的萨克森——路德宗教改革的心脏之地：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其“强者奥古斯特”的叫法更为出名）为了能选上波兰国王脱离了路德宗。他在随后的王位争夺中胜出，这似乎为勃兰登堡－普鲁士制造了一个严重的威胁，因为萨克森领土广袤、实力雄厚。萨克森原本就是中欧经济和文化最为先进的邦国，如今又并入了波兰－立陶宛联邦，这部分领土几乎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黑海，覆盖面积约为100万平方千米。事实证明，为了华沙并不值得去做弥撒。④尽管萨克森选帝侯国保住了名义上的帝国议会新教成员主席之位，但实际上的领导权现已北移到了柏林。当奥古斯特的儿子和继承者也皈依天主教并迎娶了一位哈布斯堡女大公之后，这一领导权的转移成了永久性的。

这并非只是信仰改变。奥古斯特二世（1697—1733年在位）和奥古斯特三世（1733—1763年在位）都焦虑地意识到，他们是靠着奥地利和俄国施加的贿赂和外交压力，才得到波兰王位的，因此他们觉得自己有必要在每个方面都显示出国王的气派。他们用奢华的炫耀掩饰军事实力的欠缺。其结果就是出现了“欧洲最炫目的宫廷”，这是周游各地的珀尔尼茨男爵在1729年给出的权威评判。74萨克森号称拥有帝国除维也纳之外最棒的舞会、游行、歌剧和狩猎活动。奥古斯特的野心是让德累斯顿成为北方的威尼斯，既是精英们度假游乐的首选之地，又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经济上的中转地，实现这个目标花了很长时间。人们可以从贝尔纳多·贝洛托那些名副其实的名画中一窥这座城市传说中的美丽，这些画作中圣母教堂的圆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威尼斯的安康圣母教堂。

这种文化地位的上升确实产生了效益。强者奥古斯特已经跻身欧洲一流君主之列，最明显的标志出现在1719年，这一年他的儿子兼继承人迎娶了哈布斯堡的女大公、已故皇帝约瑟夫一世的女儿玛丽娅·约瑟法。为了庆祝这一隆重的场合，奥古斯特将宫廷盛大地布置了一番。准备工作做了两年，其中包括扩建“茨温格宫”，这座宫殿作为紧邻选帝侯宫的大型代表性建筑本来就很出名，而阿尔卑斯山以北最大的歌剧院的落成，让为欢迎新娘和新郎从维也纳回来而举行的整整一个月的庆祝活动达到了高潮。典礼的过程可以被相当精确地重现出来，因为奥古斯特仔细地以文字和图像的形式将每一个过程都记录下来，然后以小册子和版画的方式向全世界广为传播。此外，这场婚姻为家族的子孙后代带去了持续不断的红利。奥古斯特的儿子后来接替他成为波兰国王，在他的孙辈中，玛丽娅·阿马利娅嫁给了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玛丽娅·安娜嫁给了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玛丽娅·约瑟法嫁给了法国王太子，成了路易十六的母亲；阿尔贝特娶了玛丽娅·特蕾莎皇后的女儿玛丽娅·克里斯蒂娜，后来成为奥属尼德兰的总督；克莱门斯·文策斯劳斯成了弗赖辛、雷根斯堡和奥格斯堡的采邑主教，以及特里尔大主教和选帝侯；库尼贡德成为托恩和埃森的女修道院院长兼领主（在那里她可以为被约瑟夫二世抛弃的遭遇寻求精神慰藉）。单是这份名单应该就足以提醒我们，由具有代表性的宫廷文化支撑的家族政治能够带来大量的好处。75

萨克森－波兰的情况并非特例。奥古斯特二世登上王位是17世纪后半期席卷神圣罗马帝国的“国王化浪潮”76的一部分。这部分原因是一些外国君主获得了帝国的领地，例如瑞典获得波美拉尼亚的部分疆土，丹麦得到了荷尔斯泰因；部分原因是一些德意志诸侯继承了外国的王位，比如茨韦布吕肯公爵继承了瑞典王位。从普鲁士人的立场来看，目前最重要的是不伦瑞克－吕讷堡家族的称王野心。恩斯特·奥古斯特公爵巧妙地利用了利奥波德皇帝在对法战争中对军事援助的需求，于1692年获得了“汉诺威选帝侯”的地位和头衔。77同时，一份更大的战利品开始显露端倪，因为恩斯特·奥古斯特的妻子索菲娅是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的外孙女，因此，如果斯图亚特王朝新教世系绝嗣，她将成为王位最有力的竞争者。1700年，安妮公主唯一在世的孩子格洛斯特公爵的去世，让王位归属几乎无可争议。不过，直到1714年，索菲娅的儿子才继承英国王位，成为乔治一世。

从选帝侯国到王国

一个国王头衔有多重要？对当时的人来讲，答案是“非常重要”。那时，在那个权力的象征不是外壳而是核心的时代，王权便是实力。国王拥有最高统治权，这一地位表现为他有权册封和废黜贵族。对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诸侯而言，这也是走向完全独立的一步。神圣罗马帝国的结构通常看似很神秘，特别是对英国或美国的读者而言，他们各自的国家很久以前就已经是统一的状态，故而在此有必要解释一下帝国的结构。最好将其看作一个“复合式的国家”，下辖大约300个领地，这些领地的统治者享有一般君主拥有的绝大部分权力，但不是全部权力。这些领地通过以下几条途径密切结合在一起：对皇帝的效忠义务、受由2个帝国法院执行的帝国法律的制约以及它们在雷根斯堡的帝国议会的代表。帝国议会分为3个议事团，第一议事团由九大选帝侯组成（美因茨、特里尔、科隆、波希米亚、萨克森、普法尔茨、勃兰登堡、巴伐利亚，以及1692年以后的汉诺威）。第二议事团也是人数最多的议事团为诸侯院，包括34个教会诸侯，以及约40个修道院共享的2张集体选票，还有60个世俗诸侯，再加上100余名帝国伯爵共享的4张集体选票。第三议事团包括51个“帝国自由城市”，这些自治的共和政权，只服从皇帝的权威。这种体制结构在1500年左右固定下来，但世界在继续发展，实际的权力与表象在此过程中分离了。78在17世纪的后半叶，最为活跃的是地位更重要的世俗诸侯们，正如他们纷纷获得国王的头衔展现的那样。只原地踏步就意味着落后于人。如果勃兰登堡选帝侯只是无所事事地干坐着，看着他的汉诺威和萨克森邻居们从大厅阴冷的角落移到主桌贵宾席上，他将很快发现自己被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挤开了。众所周知，其他的诸侯，特别是巴伐利亚选帝侯和普法尔茨选帝侯，都在谋求国王甚至是皇帝的头衔。为了避免被赶超，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在17世纪90年代开始了自己的活动。在1697年的赖斯韦克和平谈判上，勃兰登堡的特使被排除在核心圈子之外，对弗里德里希三世来说，这是对他附属地位的一次刺眼的提醒。79

和之前的例子一样，皇帝对人员和财物的迫切需要给了他机会。1700年11月，弗里德里希三世承诺，在即将开始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勃兰登堡会为皇帝提供8000名士兵，还承诺支持帝国的政策，由此获得了称王所必需的认可。1701年1月18日，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宣布，从今以后，他将是“在普鲁士的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之所以是“在普鲁士的国王”（in Prussia）而非“普鲁士国王”（of Prussia），是因为西普鲁士仍处于宗主国波兰统治之下。80而舍弃“勃兰登堡”选择“普鲁士”作为国王的名号则是因为普鲁士不在神圣罗马帝国疆界之内，他毋庸置疑对其拥有最高统治权。

加冕典礼在东普鲁士的首都柯尼斯堡举行。为使众人更加信服，弗里德里希使出了浑身解数，确保加冕典礼的庆祝活动配得上最伟大的君主。由3万匹马拉着的1800辆马车，将王宫人员从柏林送到了加冕礼现场。弗里德里希猩红色的加冕长袍上镶嵌着钻石纽扣，每颗价值3000杜卡特。而且，仅是为他自己和王后制造王冠的花费，就已经超过庆典的全部预算。弗里德里希亲手为自己戴上王冠，比拿破仑还早了一个多世纪。实际上，在柯尼斯堡城堡的一个房间里举行完加冕典礼后，国王夫妇才前往大教堂，接受两名专门为此场合选定的主教（一个来自加尔文宗，一个来自路德宗）为他们举行涂油仪式。81在加冕日当天，新国王设立了黑鹰勋章，以此象征霍亨索伦家族所有领地的统一。82

加冕典礼的肆意挥霍以及典礼前后奢侈的炫耀，充分显示了普鲁士王室的暴发户性质。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弗里德里希一世将柏林从一个穷乡僻壤建设成为一座合乎国王身份的首都。他父亲的文化喜好一直是简朴无华的，偏向荷兰共和国的实用主义，他父亲年轻时曾在那里度过好几年时光。而新的风格看起来更南方化一些，倾向于以凡尔赛为代表的那种宫廷文化。两座宏伟的新宫殿拔地而起，一座是位于柏林市中心庞大的冬季居所；另一座是矗立在柏林西北部一片绿地上的夏季行宫，名为夏洛滕堡。另一项深受路易十四影响的举措是对文化事业的促进，最引人瞩目的成就包括：在哈勒建立的一所新大学；1697年成立的一所艺术学院，它将成为 “像罗马和巴黎的学院那样的高等艺术学校或艺术大学”；还有1700年成立的科学院，其第一任院长是首屈一指的人物莱布尼茨。83

弗里德里希三世受到了历史学家的粗暴对待，这尤其是因为他的孙子在《勃兰登堡家族回忆录》中对他的严厉谴责。这本书中对他的控诉可以概括如下：这位新国王以头衔的膨胀来弥补他在邻国面前坚持自身主张时的无能。个子矮小、身有残疾的他贪慕豪华排场，把王权的虚饰误认为实质。他任性的奢侈挥霍并无有用的目的，仅仅是出于虚荣心和愚蠢的浪费行为。他让自己的士兵为其盟友白白牺牲，还剥削穷人以使富人获利。他对自己王国东部省份的饥荒和瘟疫坐视不理。他的宫廷榨取民脂民膏，成了一个腐败朝臣沆瀣一气的大污水坑。他意志软弱又迷信，醉心于他的加尔文教信仰到了疯狂的程度，以至于只要神职人员为迫害行为设计了一个适宜又华丽的仪式，他就会诉诸迫害的手段。他唯一能被称赞之处就是获得了国王头衔，这至少让勃兰登堡从奥地利君主国的枷锁中挣脱出来。但这也只是一个给子孙传递了如下信息的空壳：“我为你们挣得了一顶王冠，现在赋予它一些实质性内容吧，以证明你们配得上它。”84

弗里德里希二世应该承认，建造一个华丽的宫廷被视作是任何有自尊心的诸侯必备的条件，更别说国王了。弗里德里希三世认为他的宫殿建筑是“一项必需品”。85在德意志的其他地方，从1700年左右开始就遍布着宏伟的宫殿——巴伐利亚有宁芬堡宫和施莱斯海姆宫，萨克森有德累斯顿王宫和莫里茨堡，汉诺威有海恩豪森王宫，普法尔茨有曼海姆宫，黑森－卡塞尔有威廉高地宫，符腾堡有路德维希堡，还有布吕尔（科隆）、布鲁赫萨尔（施派尔）、美因茨、班贝格和维尔茨堡等地也有宫殿，以上只是其中的几个例子而已。86逆此潮流而动的国王并非弗里德里希三世，而是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后者于1713年登基，他对文化的冲击可谓惊人至极。曾拥有神圣罗马帝国最迷人的宫廷之一的普鲁士陷入了另一个极端。弗里德里希·威廉认为，戏剧、歌剧、音乐会、舞会和所有其他宫廷活动都是“撒旦的工作”。87宫廷预算被大幅削减；宫廷画家安托万·佩恩的薪水被砍掉了一半；管弦乐队被解散。88王家图书馆的置书费被削减到侮辱性的每年4塔勒，图书馆员的职位变成了名誉称号。89供人娱乐的花园被夷为平地并改建成了练兵场。90从各处宫殿和狩猎别墅里收集来的大量银器，不论多么精美，都被集中熔化成银条，打上军队的烙印，并存放到波茨坦宫酒窖的木桶里。91这些银条将是弗里德里希·威廉最实际的遗产：到1740年，这笔巨额财富的价值膨胀到了870万塔勒，他的儿子对此感激不尽。92要不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在其统治后期增加了宫廷和宫殿的经费开支，这笔钱的数额会更大。93

一支规模庞大、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一个习惯于服从的忠诚的贵族阶级；一个高效的行政机构；一笔数额巨大的战争基金，足以在不额外征税或是贷款的情况下发动战争：这些就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父王于1740年5月31日死去时留给他的遗产。有过其他的王储在如此有利的形势下继承王位吗？当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查理六世在同一年稍晚时候（10月20日）去世时，他给女儿玛丽娅·特蕾莎留下的是空空如也的国库，堆积如山的债务，一个充斥老朽之辈、派系丛生的内阁和一支战斗力不足其名义上一半的军队，这支军队还在舔舐着与土耳其人的灾难性战争后留下的伤口。哈布斯堡君主国只在传统方面维持着优势。就像弗里德里希二世尖刻的评论那样，“它的骄傲弥补了它力量的缺乏，它过去的辉煌遮盖住了它现在的耻辱”。94不幸的是，弗里德里希·威廉给他儿子留下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丰厚物质遗产也相应伴随着巨大的心理负担。

注释

1Œuvres, vol. 23, p. 412; vol. 9, p. 217.

2Frederick to d’Alembert, 4 October 1768, ibid., vol. 24, p. 491.

3Hugo Rachel, “Der Merkantilismus in Brandenburg-Preussen,” in Otto Büsch and Wolfgang Neugebauer (eds.), Moderne Preussische Geschichte (Berlin and New York, 1981), vol. 2, p. 954; Joachim Whaley,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 1: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to the Dissolution of the Reich 1648–1806 (Oxford, 2011), p. 274.

4Jürgen Luh, Kriegskunst in Europa 1650–1800 (Cologne, Weimar and Vienna, 2004), p. 117.

5Haug von Kuenheim (ed.), Aus den Tagebüchern des Grafen Ernst Ahasverus Heinrich von Lehndorff (Berlin, 1982), p. 145.

6Dietrich, p. 229.

7Hans Dollinger, Preussen. Eine Kulturgeschichte in Bildern und Dokumenten (Munich, 1980), p. 102; Mack Walker, The Salzburg Transaction. Expulsion and Redemp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Germany (Ithaca and London, 1993), p. 74.

8Koser, vol. 1, p. 370.

9在Karin Friedrich的作品Brandenburg-Prussia 1466–1806. The Rise of a Composite State (Basingstoke, 2012)第一章中，有对近代早期勃兰登堡历史精彩又简洁的描述。

10Koser, vol. 1, p. 364.

11J. D. E. Preuss, Friedrichs des Grossen Jugend und Thronbesteigung (Berlin, 1840), p. 318; Gustavo Corni, Stato assoluto e società agraria in Prussia nell’età di Federico II (Bologna, 1982), p. 79. Werner Heegewaldt在其文章中给出了一个略微低一些的数字——330万，参见“Friderizianische Domänenpolitik am Beispiel der Kurmark,” in Frank Göse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ie Mark Brandenburg. Herrschaftspraxis in der Provinz (Berlin, 2012), p. 163。

12Hintze, p. 295; Theodor Schieder, Friedrich der Grosse. Ein Königtum der Widersprüche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and Vienna, 1983), p. 73.

13Hans-Heinrich Müller, “Domänen und Domänenpächter in Brandenburg-Preussen im 18. Jahrhundert, ” in Büsch and Neugebauer (eds.), Moderne Preussische Geschichte, vol. 1, p. 316; Wilhelm Treue, “Staat, ‘Untertan’ und Gemeinde als Unternehmer in Preussen, ”in Preussen – Versuch einer Bilanz (Hamburg, 1981), vol. 2: Preussen – Beiträge zu einer politischen Kultur, ed. Manfred Schlenke, p. 222.

14Hintze, p. 287.

15F. L. Carsten, “Die Entstehung des Junkertums,” in Büsch and Neugebauer (eds.), Moderne Preussische Geschichte, vol. 1, p. 265.

16Robert M. Berdahl, 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Nobility: The Development of a Conservative Ideology 1770–1848 (Princeton, 1988), p. 15.

17Ibid., p. 16.

18Otto Büsch, Militärsystem und Sozialleben im alten Preussen (Berlin, 1962), p. 77.

19Christopher Clark, 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 (London, 2006), pp. 162–3.

20Christof Dipper, Deutsche Geschichte 1648–1789 (Frankfurt am Main,1991), pp. 287–8.

21Whaley,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 2, p. 216.

22Peter H. Wilson, “Prusso-German social militarisation reconsidered, ” in Jürgen Luh, Vinzenz Czech and Bert Becker (eds.), Preusse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1701–2001 (Groningen, 2003), p. 363.

23Volker Press, Kriege und Krisen. Deutschland 1600–1715 (Munich, 1991), p. 363.

24Walker, The Salzburg Transaction, pp. 80–81; Carlyle, vol. 2, pp. 318–19. 在某些记载中他被称为“施拉布特”（Schlabuth）。

25Dietrich, pp. 228–31.

26Gustav Schmoller, “Die Entstehung des preussischen Heeres von 1640 bis 1740, ”in Büsch and Neugebauer (eds.), Moderne Preussische Geschichte, vol. 2, pp. 762–3.

27Büsch, Militärsystem und Sozialleben im alten Preussen, p. 80, n. 8.

28Schmoller, “Die Entstehung des preussischen Heeres,” p. 763.

29Edgar Melton, “The Prussian Junkers, 1600–1786,” in H. M. Scott (ed.), The European Nobilities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London, 1995), vol. 2, p. 95.

30Helga Schultz, Berlin 1650–1800. Sozialgeschichte einer Residenz (Berlin, 1987), p. 153; Günter Vogler and Klaus Vetter, Preussen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Reichsgründung (Cologne, 1981), p. 35.

31Melton, “The Prussian Junkers,” p. 96.

32Büsch, Militärsystem und Sozialleben, pp. 94–5; Christian Graf Krockow, Warnung vor Preussen (Berlin, 1982), p. 115.

33C. B. A. Behrens, Society, Government, and the Enlightenment: The Experiences of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and Prussia (London, 1985), pp. 143–4.

34Frank O’Gorma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British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1688–1832 (London, 1997), p. 136.

35Hintze, p. 281.

36Ibid., p. 294.

37Günter Birtsch, “Friedrich Wilhelm I. und die Anfänge der Aufklärung in Brandenburg-Preussen,” in Oswald Hauser (ed.), Preussen, Europa und das Reich (Cologne and Vienna, 1987), p. 88; Gerhard Oestreich, Friedrich Wilhelm I. Preussischer Absolutismus, Merkantilismus, Militarismus (Göttingen, 1977), p. 111.

38Hans Rosenberg, Bureaucracy, Aristocracy and Autocracy: The Prussian Experience 1660–1815 (Boston, 1966), passim. Rosenberg对普鲁士官僚政治的叙述持无情的否定态度。

39Peter Paret, “Nationalism and the sense of military obligation,” Military Affairs, 34, 1 (1970), p. 3.

40Hintze, p. 171.

41Œuvres, vol. 1, p. 46.

42参见下面这本书中的总结表格：Günther Franz, Der Dreissigjährige Krieg und das deutsche Volk, 3rd edn (Stuttgart, 1961), p. 15。

43Quoted in Clark, Iron Kingdom, p. 66.

44Schmoller, “Die Entstehung des preussischen Heeres von 1640 bis 1740,” p. 749.

45Whaley,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 2, p. 627.

46Press, Kriege und Krisen, p. 333.

47Hans Meier-Welcker, Deutsches Heerwesen im Wandel der Zeit (Frankfurt am Main, 1956), p. 10.

48Schmoller, “Die Entstehung des preussischen Heeres von 1640 bis 1740,” p. 749.

49Œuvres, vol. 1, p. 90.

50Press, Kriege und Krisen, p. 360.

51Dipper, Deutsche Geschichte 1648–1789, p. 302.

52Carl Hinrichs, “Der grosse Kurfürst,” in Gerhard Oestreich (ed.), Preussen als historisches Problem (Berlin, 1964), p. 234.

53Werner Schmidt, Friedrich I. Kurfürst von Brandenburg, König in Preussen, 2nd edn (Munich, 1998), p. 181.

54Heinz Kathe, Der Soldatenkönig. Friedrich Wilhelm I. 1688–1740. König in Preussen (Cologne, 1981), p. 23.

55Schmoller, “Die Entstehung des preussischen Heeres von 1640 bis 1740,” p.756; Wolfgang Petter, “Zur Kriegskunst im Zeitalter Friedrichs des Grossen,” in Bernhard R. Kroener (ed.), Europa im Zeitalter Friedrichs des Grossen. Wirtschaft, Gesellschaft, Kriege (Munich, 1989), p. 254.

56Œuvres, vol. 1, p. 47.

57Robert Ergang, The Potsdam Führer: Frederick William I, Father of Prussian Militarism (New York, 1941), p. 67.

58Johann Christoph Allmayer-Beck, “Die friderizianische Armee im Spiegel ihrer österreichischen Gegner,” in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as Militärwesen seiner Zeit (Herford and Bonn, 1987) [no editor listed], p. 36.

59Preuss, Friedrichs des Grossen Jugend, p. 348.

60Gerd Heinrich, Geschichte Preussens. Staat und Dynastie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and Vienna, 1981), p. 142.

61Schmoller, “Die Entstehung des preussischen Heeres von 1640 bis 1740,” p. 760; Walther Hubatsch, Frederick the Great: Absolutism and Administration (London, 1975), p. 132.

62Wilson, “Prusso-German social militarisation reconsidered,” p. 364; Clark, Iron Kingdom, p. 98.

63Dietrich, p. 518.

64Christopher Duffy, The Army of Maria Theresa: The Armed Forces of Imperial Austria 1740–1780 (London, 1977), p. 52.

65Dietrich, p. 184.

66Klaus Deppermann, Der hallesche Pietismus und der preussische Staat unter Friedrich III. (I.) (Göttingen, 1961), p. 62.

67Oestreich, Friedrich Wilhelm I, p. 84.

68W. R. Ward, Christianity under the Ancien Régime 1648–1789 (Cambridge, 1999), p. 80.

69Deppermann, Der hallesche Pietismus, p. 166.

70Carl Hinrichs, Preussentum und Pietismus. Der Pietismus in Brandenburg-Preussen als religiös-soziale Reformbewegung (Göttingen, 1971), p. 128.

71Ibid., pp. 146–51.

72Ibid., p. 175. See also Mary Fulbrook, Piety and Politics.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Absolutism in England, Württemberg and Prussia (Cambridge, 1983), pp. 165–77.

73Peter H. Wilson, The Holy Roman Empire 1495–1806, 2nd edn (Basingstoke, 2011), p. 49.

74Mémoires de Charles-Louis Baron de Pöllnitz, contenant les observations qu’il a faites dans ses voyages et le caractère des personnes qui composent les principales cours de l’Europe, new edn (Liège, 1734), vol. 1, p. 154.

75韦廷家族的兴衰在下面这本配有大量插图的展览目录中以文字和图像的形式得到了最好的重现，参见Werner Schmidt and Dirk Syndram, Unter einer Krone. Kunst und Kultur der sächsisch-polnischen Union (Leipzig, 1997), 其中包含许多优秀的学术文章。我曾在我的著作中更详细地讨论过德累斯顿宫廷，参见The Pursuit of Glory: Europe 1648–1815 (London, 2007), ch. 8。

76Heinz Duchhardt, Altes Reich und europäische Staatenwelt 1648–1806 (Munich, 1990), p. 27.

77Ragnhild Hatton, George I (London, 1978), p. 46.

78我对此做过进一步的讨论，参见The Pursuit of Glory, pp. 275–85。目前对这一时期神圣罗马帝国最权威的描述是Whaley,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 2。

79Thomas Biskup, Friedrichs Grösse. Inszenierungen des Preussenkönigs in Fest und Zeremoniell 1740–1815 (Frankfurt am Main and New York, 2012), p. 34。

80Heinrich, Geschichte Preussens, p. 130.

81在Clark, Iron Kingdom, pp. 67–77中有对加冕典礼及其背景的精彩描述，还可以参考他的文章“When culture meets power: The Prussian coronation of 1701,” in Hamish Scott and Brendan Simms (eds.), Cultures of Power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2007)。有关同时代人对加冕典礼和黑鹰勋章设立的叙述，参见Karin Friedrich and Sara Smart (eds.), The Cultivation of Monarchy and the Rise of Berlin (Farnham, 2010), chs. 5 and 6。

82Press, Kriege und Krisen, p. 362.

83Schmidt, Friedrich I., pp. 109–10.

84Œuvres, vol. 1, pp. 112–44.

85Wolfgang Neugebauer, Die Hohenzollern (Stuttgart, 1996), vol. 1, p. 188.

86Peter Baumgart, “Der deutsche Hof der Barockzeit als politische Institution,” in August Buck, Georg Kauffmann, Blake Lee Spahr and Conrad Wiedemann (eds.), Europäische Hofkultur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 Vorträge und Referate gehalten anlässlich des Kongresses des Wolfenbütteler Arbeitskreises für Barockliteratur in der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Wolfenbüttel vom 4. bis 8. September 1979 (Hamburg, 1981), p. 28. 显然，弗里德里希一世在柏林的城市宫殿不在这个幸存名单上，它于1945年因遭受轰炸而受损，并于1950年被东德政府拆除。

87Dietrich, p. 222; Baumgart, “Der deutsche Hof der Barockzeit als politische Institution,” p. 29; Volker Bauer, Die höfische Gesellschaft in Deutschland von der Mitte des 17. bis zum Ausgang des 18. Jahrhunderts. Versuch einer Typologie (Tübingen, 1993), p. 68.

88Gerd Bartoschek, “Die Malerei im friderizianischen Berlin,” in Hans-Joachim Giersberg and Claudia Meckel (eds.), Friedrich II. und die Kunst (Potsdam, 1986), vol. 2, p. 169. 其中一些音乐家在弗里德里希·威廉的侄子，勃兰登堡－施韦特边疆伯爵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那里找到了工作，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1721年将“6首多重乐器协奏曲”献给了他，后来这些乐曲以“勃兰登堡协奏曲”之名闻名于世。

89Dollinger, Preussen, p. 103.

90Schultz, Berlin 1650–1800, p. 98.

91Oestreich, Friedrich Wilhelm I., p. 51; Carsten Kretschmann, “Präsentation und Repräsentation. Sammlungen und Kabinette als Schnittstellen einer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in Sösemann, vol. 1, p. 309.

92Œuvres, vol. 2, p. 1.

93Thomas Biskup表明，弗里德里希一世的节俭被夸大了。他指出，在其统治的后半段，宫廷扩大了一倍，大量钱财被花在柏林王宫的内部装饰上——Friedrichs Grösse, p. 36 and idem, “Eines ‘Grossen’ würdig? Hof und Zeremoniell bei Friedrich II.,” in Friederisiko, Essays, p. 101。弗里德里希还在1733年掀起了一股建筑热潮，到18世纪30年代末，有33座新的贵族府邸拔地而起，参见Melanie Mertens, Berliner Barockpaläste. Die Entstehung eines Bautyps in der Zeit der ersten preussischen Könige (Berlin, 2003), p. 10. Gerhard Oestreich充满信心的断言，国王在其宫廷上的支出只占其岁入的1%，虽然无法核实，但这个数字肯定是太低了，参见Gerhard Oestreich, Friedrich Wilhelm I., p. 61。

94Œuvres, vol. 2, p. 8. 我在这里使用了（之后也会使用）一个极好的翻译版本，参见Posthumous Works (London, 1789), vol. 1, p. 12。

①1英里约合1.6千米。（本书脚注除特别注明外均为译者注，下文不再说明。）

②1英亩约合4046.8平方米。

③霍亨索伦家族取名的选择范围很有限——不是弗里德里希就是弗里德里希·威廉——这自然会导致混乱。“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1620—1688）不能与他的孙子、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1688—1740）混淆。不过图林根的罗伊斯家族君主们在选择名字时更为吝啬，其无数个儿子受洗的名字都是亨利。——作者注

④此处化用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典故。亨利四世本为新教徒，为继承法国王位改信天主教。据传他曾说“巴黎值得一场弥撒”，意指为了得到法国值得改信天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