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王守仁在绍兴守丧期间，明代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发生了相当的变化。

边疆的烽火，不断燃烧。鞑靼部落进入河套地区，小王子部落进入贺兰山后，实力日益增强，侵入甘肃地区，进而进攻宣府。土尔番部占据了哈密，辽东地区也有北部部落三次进犯。整个北方边境都在烽火蔓延，处于动荡状况。

国内各地，民众反叛。南方桂林等地的少数民族纷起。长城以内，所谓的中原和江南地区，水旱灾难屡屡发生。黄河决堤，殃及民众。

整个社会在平稳的表面之下，各种矛盾在积累、加剧。[1]

社会的意识也在演变。

明朝的儒学，永乐年间，厉行以《四书大全》为标准的意识形态。而另一方面，则有终身不仕的吴与弼之学。[2]吴与弼主要有三个学生：陈白沙、胡居仁、娄谅。此三人在承继吴氏之学的同时，又有发展。尤其是陈献章，崇尚“自然”，渐由朱子之学，向陆象山转变，反映了对于百多年来明朝正统的朱子之学的调整。[3]在成化和弘治交替时期，凝固的、以《四书大全》（朱子学）为主体的明代正统儒家意识形态，出现一定程度的松动。

在佛道、神仙等宗教意识方面，也有了变化。成化皇帝相信道教鬼神，即位之初，就封了道士为“真人”；相信长生不老，房中术（晚年，在成化皇宫中发现万安送给他的春药）。而且，皇宫中佞佛盛行。这样就使得佛道的实力在社会上有相当的蔓延。但是，到了弘治即位，情况一变。[4]

这种变动，反映到明朝的政坛上。

成化的万贵妃家族衰败，代之而起的是弘治皇帝张皇后的家族。与原首相万安一派走得较近的首相刘吉，在弘治初被罢免。[5]一批受到弘治信任的官员，如王恕、丘濬等走进了权力中心。面对社会现实，他们试图采用儒家的学说治理社会。

如弘治四年，丘濬被提拔进入内阁。他编撰了《大学衍义补》，在上层传布。[6]

他注意经世致用之学，“尤熟国家典故，以经济自负”，欲用儒学的教义，治理国家。

李东阳摘录《孟子》七篇大义，附论时政得失。张悦上书，陈列“遵旧章，恤小民，崇俭素，裁冗食，禁滥罚”数事。[7]

这些都反映了一种将儒学运用到现实治国方针的倾向。

此外，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修养和情感主要表述方式的诗文领域也在变化。对于明初以来的台阁体，对于正统、景泰、天顺以来模仿唐诗、过于凝重僵化的情况，出现了要求变革的呼声，出现了清新化、世俗化的倾向。到了成化、弘治之间，各种民间的歌谣也多传到宫内。在这一时期，以李东阳为首，诗作儒雅清新，渐开诗赋之新风。[8]

对于当时文坛，李梦阳《朝正倡和诗跋》说：“诗倡和莫盛于弘治，盖其时古学渐兴，士彬彬乎盛矣，此一运会也。”李梦阳弘治六年进士，所言的就是在此前后一段时期的情况。

在这样的形势下，考上了举人的王守仁，从浙江前往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