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十五、十六世纪，是大航海的时代，是世界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是世界走出了中世纪、新时代的曙光映现在地平线、新的生产方式展现出生命力的时代。

十五、十六世纪，也是中华文明——这存续了近五千年的文明，在历史进程中，开始从世界的领先集团中脱落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在东亚的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些什么变化？

为什么会这样？作为中华文明代表的知识分子阶层，面对社会的变化，在现实中，是如何活动的？他们的梦想和追求是什么？他们的精神世界如何面对世界变化？他们的思维模式和知识结构是怎样的？这样的模式和结构在社会变化过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五百年后再回首，面对着当今的世界，面对着未来的云天，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反思？可以吸取怎样的经验和教训？

这些就是我在提笔时，一直萦绕在脑海中的问题。

毫无疑问，我不可能完全回答这些问题。但我在思考，在反思。

思考和反思，应该有具体的对象。王守仁，恰恰就生活在十五、十六世纪这个时代。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号阳明。明代浙江余姚人。弘治十二年进士。《明史》卷一九五有传。他是那个时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思想家、诗人。通过对这样一个典型的追寻和剖析，或许可以为探讨上述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这就是写这本书的出发点。

那么，就让我们把镜头的聚焦点，对准王守仁这个人。鉴于王守仁多以“阳明”自称，故以“王阳明”为传名。

一

说到明朝的王守仁，套眼下时髦之词，叫做“有很高的知名度”，可以说，读过点书的人大概不会不知道。然而，进一步追问：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似乎又未必那么清晰，那么简单可以回答。

谈到王守仁的生平，近年出版的各种传记，几乎都津津有味地述说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

王守仁原先是个六品主事，因为仗义上疏，反对太监刘瑾，结果被打了屁股，贬斥到贵州的龙场当驿丞，变成了相当于现今招待所兼邮局的“所长”或“主任”，低于公务员中最末等“从九品”的“勤杂”人员。

当时在京城管事的太监刘瑾是一个做事很绝的人。对于王守仁，不肯就此甘休，他特地找来了杀手，准备在王守仁离京赴任途中杀掉他。

王守仁料到刘瑾不会放过他，便在经过杭州时玩了一个把戏，把自己的帽子和鞋子丢进了钱塘江，还留了封遗书，大意是我因为被人整得很惨，精神压力太大，所以投江自尽了。

杀手们听说这人已经自尽，就回去交差了，更可笑的是连杭州的官员们也信以为真，还专门派人在江边给他招魂。

而与此同时，魂魄完好的王守仁已经漂泊到了福建，他虽然保住了命，却面临着一个更为麻烦的问题——下一步怎么办？

在武夷山，王守仁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因为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老朋友。他的这位朋友思考了很久，给了他一个天才的建议：“还是算一卦吧。”

算卦的结果出来了：利在南方。

那就去南方吧。

王守仁告别了朋友，踏上了新的征途。

这个故事，有各种文本，基本都是根据明代的《皇明大儒王阳明靖难录》改写而成。这是一个流传了近五百年的传说，很吸引人。

这个传说，笔者所见的最早的记载，乃是从王守仁的弟子中流传出来，到明代嘉靖年间，赵时春所写的《王守仁传》已可见。此后，又被《高坡异纂》等“小说家”流的笔记记载，被传说为冯梦龙所作的《皇明大儒王阳明靖难录》（有日本排印本），进一步加以渲染，流传海内外。多年来，一直被某些学者认为是真实之事。近年出版的日本冈田武彦的《王阳明大传》也相信这一传说，可见其影响。

然而，这毕竟只是个故事。《三国演义》并非《三国志》。我们总不能把小说《三国演义》中那位过五关斩六将的关云长，当作三国时代的真实关羽吧？（当然，小说形象的产生，也有历史真实的影子，那是另一回事。）

其实，早在明代，湛若水写的《阳明先生墓志铭》中，就已经点明此传说不可信。清代也有学者指出过。但这个故事毕竟有趣、有料、惊险、奇特，所以流传不绝。

历史人物的传记，若不建立在确凿的史料之上，容易深陷个人主观的泥沼，无法支撑起人们长久的信念。真实，才是最顽强有力的要素。

在当今文化快餐风行的潮流中，要对上述传说加以辨析，或被认为“冬烘”，或被反问一句：“凭什么说，你认为的就是真的历史，人家说的就是传说故事呢？”我绝对不认为自己所写的，便完全真确地再现了历史——那只是我追求的目标。

希望通过同志者不断地相互批评探讨、切磋琢磨，逐步接近历史的真实。

理想和现实总有差距，但历史研究，归根到底，还是要让事实和理性说话。

二

要撰写王守仁的传记，首先应当了解，在此之前，有关研究达到了怎样的地步，处于怎样的水平。

早在王守仁去世后不久，就有其墓志铭、行状、年谱等生平资料的整理。在近年出版的《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浙江古籍出版社新编本）中大致可见。

近年，国内已经出版的“王守仁传”主要有：

张祥浩的《王守仁评传》（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周月亮的《心学大儒王阳明传》（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

钱明的《儒学正脉——王阳明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等。

在海外，最早有日本高濑武次郎的《王阳明详传》（日本，广文堂书店，1916年）。日本有关王阳明的著述还有：山本正一的《王阳明》（日本，中文馆书店，1943年），山下龙二的《王阳明》（日本，集英社，1984年），近年有冈田武彦的《王阳明大传》（此书已有中文版。重庆出版社，2005年，2018年修订版）等等。

此外，日本吉田公平的《王阳明》（日本，角川书店，1988年）、北美华裔学者秦家懿的《王阳明》（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1年）、陈荣捷的《传习录详注集评》（台北，学生书局，1997年）也论及王守仁的生平。

当然还有不少著作，不再一一举出。

笔者认为，在上述的传记论著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

（一）收集资料范围的局限性。大致按照钱德洪等编的《王阳明年谱》，参照黄绾的《阳明先生行状》、隆庆时期所出的《王文成公全书》编写而成。而对于此外的资料，如《明实录》、时人文集、笔记等史料，涉及较少。对王守仁的诗赋、行政文书等资料，研究有限。

（二）使用资料缺乏思辨考证。有关史料，未辨真伪。混淆传说和事实，未放到当时历史环境中去加以考辨。未考虑资料编纂者的局限。比如钱德洪等编《年谱》者，多系王守仁晚年所收弟子，他们虽然搜集了不少资料，但有的做了修饰，显然偏颇。

（三）研究角度比较单一。往往只侧重王守仁思想家的侧面，而忽略了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作为一个有建树的官员，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生活在十五、十六世纪的中国人的不同侧面，没有把他放在不同时期的社会关系中去认识。

因而，这样的传记，令人感到仅限于资料的字面阐述发挥，缺乏立体感和真实性。

王守仁是个有情感、有理念、有思辨的人，他生活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家庭环境、交游环境中。只有不同角度理性之光的照射，才能比较立体地展现一个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三

要立体地展现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写出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绝非一件容易之事。

撰写王守仁的传记，困难在于：

（一）对于他的生平，已有许多先入为主的固定观念存在，这些观念是反复传闻的积淀，要加以澄清和辨析，绝非易事。

（二）迄今为止，就明代历史而言，初期（朱元璋、朱棣时期）和晚明（万历以后时期）的研究较多，中期比较薄弱。

好在近年，学界对于王守仁生平文献资料的收集，有了相当的成绩，最主要的成果，有新版《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浙江古籍出版社新编本），有束景南的《阳明佚文辑考编年》和《王阳明年谱长编》，汇集了作者多年的心血，是进一步研究的坚固基石。

此外，明代文献也多有整理出版，为深入研究王守仁的生平提供了资料。

我并不完全同意上述有关研究的结论，但我完全尊重所有为此付出心血的研究者的贡献。没有前人的积累，就没有笔者的著述，而笔者的研究，也不过是整个研究长河中一个阶段的产物。

那么，具体而言，怎么写呢？

传记的形式，多种多样。据笔者寡见所及，主要有这样几类：

（一）传统史传的传记。自《史记》以来，“正史”中的传记，是我们了解历史舞台上主要人物最主要的资料。

（二）流行小说式的传记。作为文学作品的传记，如《王阳明靖难录》等。这样的传记，较易流传，但多虚构成分。（关于文学传记和学术性的历史传记，这两者的界限和相互关系，是学术界讨论已久的课题。在此不论。）

（三）编年考证性的传记。列出具体史料再细加考辨分析，按照年代排列。

（四）评传式的传记。收罗史料，分析推断，在此基础上，描写传主生活、思想和各方面的活动，乃是受近代西方传记影响的产物。如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关于这种传记的特点，可参见朱东润先生《张居正大传》的《1943年序》。）

各种类型的传记，都有自身的特点，都有存在的理由。有的比较细密，宛如绘画中的素描或工笔，纤细刻画；有的则粗略勾勒，就像是速写，传神写意。

笔者想吸取前人传记的长处，既要比较全面地收集资料，又要剪除枝蔓，有所选择；既要严格地考证其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又要显示各种事件、人物的内在联系，不仅仅按年代排列资料；既要描写其思想、感情发展的轨迹，又不是单纯思想观念的符号演绎。

传记的撰写，按照现代“叙事模式”理论，还有一个作者视角问题。有的是作为历史事件的参与者，用主观感受的第一人称写作——作者和主人公在某种程度上，叙事的角度是重合的；有的是作为客观的旁观者来写，而在这样的“客观”写作中，又有作为“无所不在”的“见证人”的角度和作为“万能的把握者”来写的选择。（参见王靖宇：《从〈左传〉到〈史记〉——中国早期叙事艺术上的传承与发展》，载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章培恒先生学术基金编：《中国经典新诠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69—88页）实际上，无论何种方式，目的都是尽可能地把传主传形传神地表现出来。笔者主要采取客观描述的方法，稍加整理和阐述。

四

王守仁，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是十五、十六世纪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的一个聚焦点，从中国思想的发展来看，也是那个时代儒学思想争论的聚焦点。

笔者撰写《王阳明传》，力图解决的问题是：

王守仁是个怎样的人？在怎样的时空中活动？过着怎样的真实生活？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要探讨他生活在怎样的家庭，和哪些人有交往？在人生的关键节点，是什么因素促使他选择或迫使他走上了这一条而不是另外的道路？

他的思想情感，有怎样的发展过程？是什么因素，使得他在不同的阶段，思想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如何？

他的学说和思维模式是怎样的？存在哪些特点和不足？

通过对这个聚焦点的分析，从更广阔的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是否有值得借鉴的意义？

总之，要洗涤传说、小说给王守仁描上的油彩，尽可能地显现他各个侧面的细节，重现一个十五、十六世纪中国土地上的现实人物的形象，重现他作为士人、官员、思想家、诗人的本来面貌，抹去后世加在王守仁身上的光环，找出他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为分析他的思想，提供确实的根据。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笔者水平有限，不可能完全达到这样的目标。但笔者深信，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渐渐迫近历史的真实，而不是反反复复地在低水平的泥潭中翻滚折腾，毫无进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的文化扎根在真实的土地上，经得起狂风巨浪。

五

想要写作这本传记，由来已久。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研究生毕业以后，笔者留在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笔者的专业是文献学，毕业后在章培恒先生的领导下，参与《全明诗》的收集、编纂工作，负责全国的明人文集目录调查；同时，在徐鹏师主持下的《正史艺文志汇校汇辑》工作中，负责《明史·艺文志》的校理。因而，笔者进入了明代文史研究的领域，曾写了一些论文。

在研究中感觉到，无论研究明朝历史，还是中国思想、文学，王守仁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人物。

这就促使我逐步把研究集中到王守仁身上，注意收集有关资料。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应邀到日本教学研究。由于各种原因，研究的重点，转到了《日本汉学史》的写作和出版上。前前后后，经历了约二十年，其间当然也在关注明代研究、王阳明研究，但毕竟无法全力投入。

直到《日本汉学史》出版后，才又回到明代研究或者说十五、十六世纪以来的文献和思想研究中。当时曾写过这样的诗句表述自己的感触：“写就东瀛汉学史，重回华夏阳明天。”

经过多年对王守仁诗文的注释考订，撰成了《王阳明诗集编年校注》稿。在此过程中，对王守仁的生平，逐年逐月进行了考证，对这个历史人物有了更深的感觉和认识。正如近代学者所说，“历史学家必须学会阅读和解释他的各种文献和遗迹——不是把它们仅仅当作过去的死东西，而是看作来自以往的活生生的信息”，应该把这些零乱的资料，“溶合在一起……浇铸成新的样态”（恩斯特·卡西尔《人论》224-225页，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因此，笔者逐步构想、撰写了这本传记。

当然，离自己所追求的目标，距离尚远，对王守仁的描述论说，是否准确，尚有待识者共同探讨。然而，作为具体的著述，总要告一个段落。因此，不揣粗陋，交由社会和读者去判断。如蒙批判指正，则为幸甚。

李庆
2017年5月草
2018年10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