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姥爷对女儿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是在女儿1岁的时候将她送到母亲身边的。我大学毕业正逢“文化大革命”后期，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我被分配到位于北京远郊区的一个县医院里工作。那时国家规定只有56天产假、6个月的喂奶时间，6个月后就要上夜班。而我的先生是工厂的一名技术人员，为了一个研究项目要去哈尔滨长期出差。我自然没有条件自己带女儿，母亲看到我十分困难，提出要帮助我照看女儿。当时母亲一个人正照看着只比我女儿大1岁半的侄子，要知道我的母亲这时已经是一位60多岁的老人了。我实在于心不忍再劳累她老人家，犹豫不定。

为什么只有母亲一个人照顾孩子呢？因为我的父亲是一个20世纪40年代留学归来的老知识分子，技术权威。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由中央机关下放到安徽的一个基层工厂里。我哥哥也因父亲的问题以及复杂的社会关系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北的一个农村里，正因为兄嫂没有条件自己带孩子，所以才将儿子送回北京，让母亲照看。想到母亲一个人将要带两个孩子，实属困难。可是不这样我又能怎么办呢？我要上夜班，夜班怎么能带孩子呢？！先生工厂的哺乳室又是没有夜间托管的，而我们医院只有托儿所，没有哺乳室。当初真是搞得焦头烂额，不知道怎么办！在母亲的一再坚持下，我只好将女儿送到母亲的家里。

说实在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十分辛苦，但凡上街买东西就要推着一辆童车，小车里坐着两个孩子。母亲常常对孩子们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否则出了意外都没有人找我们。”因此母亲带孩子格外小心。平时，两个孩子总是被母亲收拾得干干净净，而且表现得非常有礼貌。不管一天下来多么辛苦，母亲每天晚上都坚持给两个孩子洗澡。20世纪70年代，我家住的是平房，屋里没有上下水道，都是母亲一壶一壶烧开水，再兑上凉水，在大木盆中给孩子们洗澡。到了冬天还要将屋内取暖的蜂窝煤炉子烧得旺旺的，屋内达到一定温度才给孩子们洗澡。给孩子洗完澡后又将孩子白天穿的衣服用搓衣板（那时还没有洗衣机）清洗干净晾晒好，然后又一盆盆将洗涤后的污水倒出去。可见母亲是多么劳累！在母亲的细心照料下，这几个孩子很少生病。

我只能利用每个月集中的四五天假期回北京，为了在北京多待2天，往往都是请求科室主任允许我在下夜班这天回北京休假，回医院这天请主任安排一个夜班，好尽量减轻母亲的劳累。记得曾经有一次为了让母亲多休息几天，我把孩子接回工作的医院，结果被传染上水痘。因为是处在潜伏期阶段，在我身边尚未发病，送回北京后水痘才发出来。女儿水痘出得并不多，症状也不严重，很快就痊愈了，但是却传染给了我的小侄子，而且发病还比较严重。我的母亲只好背着我的女儿，拉着小侄子一起去了当时的“老”人民医院（即现在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就诊。接诊的医生还批评我母亲为什么不注意隔离。母亲听着医生的训斥，只好苦笑着没有说话。医生哪里知道我们家的具体情况。

就这样，母亲一直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其中的“苦”与“涩”，母亲从来没有向我们唠叨过。当我回到北京休假时，母亲也只是报喜不报忧，唯恐耽误我的工作。后来小侄子到了上学的年龄才离开了北京，回到哥哥嫂子身旁。

高中时期的女儿和姥爷在一起

20世纪70年代后期，父亲在时任纺织工业部部长郝建秀的过问之下得以平反。落实政策后在安徽与一批专家又受到当时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接见，然后回到北京在部委机关工作。父亲开始和母亲共同照顾我的女儿。女儿刚开始上学每天都是父亲推着自行车送她，放学后又是父亲督促和辅导她学习。父亲不但精通日文、英文和俄文，在晚年还自学了德文。正如新浪育儿给我做的专题片《育·见vol.4张思莱》所述：“这种家庭气氛的熏陶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榜样的影响之下，女儿养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女儿在学校所获得的各种奖励证书都是父亲帮她精心收藏起来，学校召开的家长会也多是父亲去参加。直到女儿四年级时，我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才在父亲部委机关和先生单位共同努力之下调回了北京市里。

熟识我的人都说：“你孩子这样优秀都是姥爷、姥姥的功劳！”对此，我真的不否认。谁说隔代育儿是失败家庭教育的代名词！请不要把隔辈育儿说得一无是处，隔代人一样能带出好孩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