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聚奎（1904～1995），湖南省安化（今涟源）县人。1926年到国民革命军第8军工兵营当兵，参加北伐战争，后随部编入独立第5师1团。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5军中队长、红6军代理纵队长，红3军第9支队支队长，红9师第27团团长，红8师、7师、9师、1师师长，红四方面军第31军参谋长、第9军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参谋长，第129师青年纵队政治委员，抗日先遣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1纵队副司令员、第1旅旅长兼太岳军区第1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热辽军区参谋长，西满军区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后勤司令部参谋长，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副部长，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二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1955年任国家石油工业部部长。1958年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同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后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后勤学院政治委员等职。1981年任中央军委顾问。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李聚奎原名李新喜。1904年12月31日生于湖南省安化（今涟源）县西坪村一个农民家庭。他6岁就帮助家里放牛、砍柴、割草，凡力所能及的事都主动干。他深知家里的贫穷，深知父母养家的艰辛，深知生活的不易。
新喜长到8岁时更懂事了。有一天晚上，他躺在床上没有睡着，听到父亲与母亲商量：“我看喜伢子聪明懂事，我想送他上学，望他日后成龙，家里好有个出头之日。”
“我也想过，只是他要上学，一年三吊钱、两斗米，难呀！”母亲叹声不断。
“我还有力气，可以早起一点，晚回一点，拼命多干一点，总会有法子的。”父亲吸了一口烟，表示再苦也要送儿子读两年书。
“家里九张嘴全靠你，你千万莫太拼命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家里这一窝子无法活了。我这个身子，恐怕无法医治好了……把抓药的钱供喜伢子读书好了，只要他日后有出息，我就是死了也能闭眼了。”新喜听着父母的对话，借着微弱的灯光，看到瘦弱的母亲已泣下沾襟，自己的泪珠也禁不住簌簌地滚落下来，滴在枕着的破衣上。
不久，新喜果然进了村里的私塾。说是学校，实际上是一间残垣断壁，有几张破桌烂凳的屋子。尽管条件是这样，新喜非常高兴。他苦心攻读，从不偷懒。因为他心里记着父母亲的话。
读了半年，因家里拿不出一斗米，新喜不想去学校麻烦先生，他逃学了，被父亲强行送去学校，又被先生打了一板子。倔犟的新喜这一天晚上没有回家，跑到山上过了一夜。这一夜真是度夜如年，他呆在一个放牛时躲过雨的小石洞里，一夜没有闭眼。他害怕野兽，担心父母生气、惦念自己。第二天早上，他有意站在引人注目的山头，希望被人发现，把自己拉回家，可是眼看快要黄昏了，眼巴巴地盼了一天，却没有人发现。天黑后，肚子饿得实在支撑不了，他才硬着头皮回到家里。
新喜又接着上学，一直读到10岁。母亲病故后，他就跟着父亲下地干活，到了15岁，能挑100多斤走二三十里。几年的劳动，使他有了一个虎虎实实的身子，每天和父亲两头不见日地干活。
太阳升了又落，春去冬又来，年复一年，新喜已长成20出头的小伙子了。在地里辛勤耕作，吃五谷杂粮，使他有了一副结实健壮的身板，炼出了坚毅的性格。
在新喜进入22岁那一年，大革命的风暴席卷湖南。叶挺的铁军在湖南受到百姓的欢迎和夸赞。
有一天，新喜在村子外的路上碰到了同村的伙伴李富春。李富春把新喜拉到路边，既神秘又难掩兴奋地说：“我在镇上遇到了新鲜事：桥头河镇来了好些兵，跟过去见过的兵完全不一样，叫么子‘北伐军’。他们不搜不抢，不欺负穷人，对人顶和气的。他们要在这里招兵。镇上贴有标语说：‘工友农友们，欢迎来当国民革命军。当了革命军，吃穿都不愁！’我想当兵去。新喜，你去不去？”
新喜脸露悦色，心里却想自己走了，父亲老了，父亲和弟弟生活怎么办？
还没等新喜表态，李富春又说开了：“我是去定了，在家辛辛苦苦，没有吃、没有穿，累死了也没有出头之日。听说当了北伐军，吃的是军粮，每人每月还发七八块钱，自己省一些还可以寄些回家。要是干好了，捞个官当，每月拿100多块，当了兵，真有奔头。这种好事，打着灯笼也找不着，你还犹豫什么！”
新喜听富春这么一说，动心了。他正想问富春当兵要什么条件，这时又来了两个小伙子，一个是在村里有秀才称号的李仲春，另一个是其侄儿李树藩。
李仲春家里本来也是贫穷如洗的，只因他哥哥过继给一户有钱人家当了少爷，沾了哥哥的光，读了几年书，成了村里被人羡慕的小秀才。他一口气给伙伴们讲了很多当北伐军的好处。
四个人谈了好半天，越谈越想到一块，决定要去当北伐军。最后还订了行动方案，订立了“保密纪律”，决定第二天一大早就出发。
第二天天未亮，新喜等四人就踏上了去桥头河镇的小路。走着走着，李仲春突然打破山道的寂静，说：“我们走了，家里会出来找的，我想，我们不能报真名。”
“那报么子名好？”新喜抢先说，“你是读书人，你先给我取个名”。
李仲春沉思片刻：“新喜，我想一想你叫么子名好呢？”他抬头望着远处天空尚发亮的星星，说，“奎星是二十八星宿当中的一颗名星，你就叫李聚奎吧！”
“哪个聚？”新喜不知聚字怎么写？有何意？
李仲春抓着新喜的手，在他手心上比划了一下“聚”字，说：“我们今天四个人聚在了一起就是这个‘聚’，天上星星聚在一起才亮，人聚多了才有力量。你听过‘聚沙成塔’吗？也是这个‘聚’。”李仲春说得新喜心里好高兴啊！他马上表示：“反正临时用，就叫这个名吧！”没想到这一改，竟成了新喜后来毕生的姓名了，永远和他的命运、事业联系在一起了。
李聚奎参加了国民革命军，被编入第8军工兵营1连当战士。这个军是由唐生智部队改编而成的，大部分军官存在粗暴的军阀作风，训练时稍有不慎，排长就可以用鞭子抽你腿肚子，抽得你动弹不得。好在李聚奎做什么都认真，又能吃得起苦，转眼半年就过去了。1926年底，李聚奎所在的工兵营改编为第8军1师1团3营。李聚奎在3营9连当兵。这时，彭德怀在1团1营任营长，秘密组织了“救贫会”，李聚奎对一营的一些进步活动有所知，但对营长彭德怀并不认识。
部队三两天转移，李聚奎作为一名士兵，对这时湖南的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激烈斗争并不了解。他听说过有共产党，但共产党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没有见过，也不了解共产党的性质和主张。一些事却使他不解：行为最坏的军官，宣传共产党杀人、抢武器，对共产党最恨。可是又听说支持农民运动的却是共产党，老百姓支持共产党。……孰是孰非？李聚奎一时搞不清，也不好问别人。他决心留意观察，凡事要好好动脑子想，天底下最受苦的是穷人，穷人是绝大多数，当了兵不能做对不起穷人的事，要站在穷人一边，为穷人找出路……想到这些，他躺在床上大半夜难以入睡。突然，他脑子里闪现出一个念头：“跑，离开这里。”
第一次没有跑成，被告发到连长那里。连长魏翰文看到李聚奎能吃苦，聪明、能干，在士兵中有威信，不但没有处罚他，反而帮他向家里寄了八块钱和一件衣服，不久，还任命他为下士班长。
连长的用意，李聚奎心里明白。他不愿做被捂住眼的驴子光替人干活，更不去干伤天害理的事。他给自己立了规矩：别人为非作歹，趁火打劫，自己要规规矩矩，清清白白。当了班长，只做自己该做的事。
李聚奎第二次想离开这个与他当兵时希望不一样的队伍，只因没有盘缠没有走成。
1928年春节，部队奉命调到南县。这一年春节虽然没有过好，但是春风送来一个信息：原1团团长戴吉阶辞职不干了。由1营营长彭德怀升任团长。
彭德怀任团长后，对全团连排长发布了两条禁令：一是取消连排长吃小灶，同士兵在一个食堂吃同样的饭菜；二是连排长不准拿鞭子打士兵。这两条又像一阵和煦的春风，吹暖了李聚奎和士兵们的心。李聚奎把希望寄托在彭团长身上，决定留下来再好好干一阵，边干边看部队是否有大的变化。
不久，又有了变化的事，彭德怀当了团长后，平时很坏的3营营长杨超凡辞职不干了；李聚奎所在的9连连长，大地主的儿子魏翰文也请假不归了，据说回家当了教书先生。彭团长把随营学校的教员黄纯一调任9连连长。
黄纯一任连长后，关心爱护士兵，和士兵打成一片，工作抓得很紧，扶正压邪，信赏而必罚，设而不犯，犯而必诛。他更是关心、爱护、支持贫苦出身的士兵，很快得到全连绝大多数人的信任。
黄纯一经常找士兵谈话，也找李聚奎谈了几次，使李聚奎明白了社会上许多事，明白了许多不公平的事是如何造成的，人应该怎样生活才有意义！但有件事使李聚奎想不通，为什么黄连长支持士兵闹饷？为什么支持自己成为九连闹饷活动的士兵代表？他是连长，为什么总站在士兵利益一边？上面知道了，怪罪下来，难道他不怕撤职、不怕杀头？李聚奎心里想：连长是为了士兵大多数好，自己要团结大家，支持连长、保护连长。
李聚奎以士兵代表的身份带头闹饷，串连士兵积极参加反倒师长周磐的活动。他和士兵们一起扣押政训处的反动军官，参加搜缴枪支弹药等各项工作。
在这期间共产党员贺国中几次找李聚奎谈话，李聚奎认识到了共产党是领导穷人革命的党，共产党是反动派的死对头，是自己追求和要为之奋斗的组织。他还知道了彭德怀、贺国中、黄纯一等是共产党员。后来，李聚奎听说黄纯一刚当团长就英勇牺牲了，心里好难过啊！他决心要好好向他学习，让生活更有意义，让生命更有意义。
李聚奎工作中不怕苦，不怕累，非常能干，思想进步很快。不久，由贺国中、潘泗浜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党组织还没有公开，入党也是秘密的，有事由潘泗浜与他单线联系。
李聚奎通过潘泗浜知道部队起义后，要在军部建立政治部，负责政治思想、打土豪、发动群众、组织宣传等工作。政治部主任由党代表滕代远兼任，副主任是张荣生。
李聚奎一听说张荣生是副主任很激动，过去只知道他是团部的传令兵，没想到他有这么大的本事。他认为共产党员尽是一些有本事，却藏而不露的人。李聚奎暗下决心，要做一个像贺国中、黄纯一、潘泗浜那样的共产党员，积极为党工作。由于李聚奎有了追求进步的思想基础，在部队起义后的艰苦转战中，他千方百计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
彭德怀军长率领红5军第一次上井冈山没有成功，由于敌人前堵后追，损失很大，部队又返回修水、铜鼓边界休整。红5军原来三个团编为五个大队。李聚奎被任命为3大队中队长。
9月中旬，部队第二次向井冈山开进。为了粉碎三省敌人的“围剿”，红5军艰苦转战45天，将敌人拖得精疲力竭，不得不停止了对红军的“追剿”。红军在转移中减员1000多人。张荣生、李力等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英勇牺牲。经过千难万险，红5军于12月上旬进抵莲花县，不久，与红4军胜利会合。毛泽东、朱德、陈毅、谭震林等会见了彭德怀、滕代远等红5军领导人。两支部队会合后，于12月12日召开了两军会师的庆祝大会，场面热烈感人。
红4军与红5军会师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加紧部署“围剿”井冈山红军。
红4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带领红4军下山，打击敌人，开辟新区；由彭德怀、滕代远带领红5军，留守井冈山，以牵制和消灭进攻之敌。红5军编为两个纵队，下辖7、8、9、10共四个大队。李聚奎在9大队3中队当中队长。
由于井冈山地势险峻，方圆数百里，只有四条大路可以出山，供应奇缺，补给十分困难，能否打退敌人的进攻，有些人产生了顾虑。李聚奎积极地做士兵的工作，说：“不要有什么顾虑，大不了就是豁出一条命。当兵就不能贪生怕死，怕死的不一定不死，不怕死不一定就死。我们是红军，为了穷人的出路，就是献出了生命也是值得的！”
李聚奎率领中队冒着大雪在黎坪哨口坚守四天四夜，打退敌人多次进攻，胜利完成阻敌任务。
在大汾圩他率领部队用机枪交叉火力，压制两侧进攻的敌人，掩护一部分部队通过敌人的伏击区。但部队通过一半，后面部队左等右等不见来，敌人的大部队却疯狂地压了下来，李聚奎灵活地带领中队立即撤出，向前突围，摆脱了敌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李聚奎带部队，从南康上游渡过河，走了一段路程后，前面有一个100来户人家的村庄，时已黄昏，村里炊烟袅袅，爆竹声声，李聚奎恍然大悟，今天是大年三十了。他找到一位老乡，问明了前面村庄叫新城。又走了不远，来了一位传令兵，告诉说彭德怀已率一部分人到了前面，要部队就近找地方驻下。
9大队在大队长黄云桥带领下进了一个富户的庄子。地主老财闻红军要来就跑了，可是做了丰盛的菜饭却未动。晚上，队长黄云桥弄来不少酒菜，把中队长等人找来准备痛饮一番。
突围20多天来，敌人不断追击，饥疲交加，苦不堪言。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碰到了这等好酒好菜，李聚奎又是个酒迷，且有海量。在饭桌上，不少人提出让大家饱食痛饮一顿，睡个好觉，第二天好开拔。此时，李聚奎却暗想，自己官不大，是个中队长，责任不小，别人再三劝酒、敬酒，他却给自己定了量，他怕晚上遇上“万一”，他是不怕“一万”的。
果然，半夜敌人前来袭击，李聚奎临危不惧，及时叫醒了部队，正确地判断敌情，带领部队突出了村庄，脱离了危险，赶上了早已出发了的彭军长带领的部队。
1929年2月上旬，部队到达兴国地区，打了几次民团，缴获了一些物资，地方党也支援了一些武器弹药，为部队解决了一些困难。部队到了小密以后，按照彭军长的指示，李聚奎和战士们把部分枪支交给了地方党，并将重伤员滕代远和其他部分伤病员留在小密，请地方党安置治疗。
第二天一早，李聚奎召集全中队准备出发时，一些战士看到这里依山傍水，环境好，老百姓又热情，想在这里多休息几天。李聚奎对大家说：“我也喜欢这里，可是我们伤病员不少，要把他们留在这里治疗，部队离开这里后可以转移敌人视线，免得敌人来这里找麻烦，伤员也不能安心休养。我们到牛山去休整，那里三面环水，地形隐蔽有利部队安全。中国好的地方多哩！我们才走了多大点？”李聚奎几句简短的话，不仅说通了战士们的思想，而且把战士思想引向追求更大、更远、更好的目标。
部队在牛山休整了10多天，转移中在于都打了一仗，得失相当，有经验也有教训。彭军长要求大家进行总结。李聚奎看到彭德怀虚心接受一些战士的批评，深受教育。
几经周折，3月底，红5军在瑞金又与红4军会合了。
毛泽东知道红5军在井冈山被敌人到处追歼，损失很大，握住彭德怀的手说：“这次实在太危险了，你们吃了不少苦，早知这样，不应该决定你们留守井冈山了。”两人伫立在山头，望着胜利会师后行进中的部队……李聚奎仰头望着两位领导人的身影，仿佛看到山头上屹立的两棵饱经风雪的劲松！
两军会师后，在向于都转移的路上，彭德怀建议打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区政权，得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同意。
当部队返回井冈山时，看到的是一片萧索、凄惨的景象。红5军前委决定，拨出两千银元救济老百姓，帮助人民群众重建家园。井冈山父老乡亲流着泪，欢迎红军返回井冈山。
孙子说：地形者，兵之助也。由于王佐率领的32团上得天时，下得地利，在敌人“围剿”时与敌周旋，几乎没受到什么损失，听到红5军返回了，立即和军部取得了联系。这对红军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使李聚奎受到了启发和教育。
不久，原坚守黄洋界哨口的1大队李灿、张纯清部也归队了。他们也采取与王佐一样的办法，当敌人大批压来时，将部队化整为零，与敌人进行艰苦的周旋，用游击战保存了革命的实力。
部队都收拢后，红5军进行了整编，编为4、5两个纵队，李聚奎在4纵队仍当中队长。
根据地物资奇缺，兵员和弹药补充困难，军委指示一部分部队向湘鄂赣边活动。1929年夏，红5军和王佐特务营向湘东活动，搞了一些物资运回井冈山，解决了一些困难。
7月初，在部队向外发展过程中，湘赣特委某些人决定攻打安福县，彭德怀虽然反对，但多数人的意见要打，结果对敌人兵力估计低了，打不下安福，反被从永新、莲花、吉安三面来援的敌人包围，彭德怀果断地下令撤出攻城战斗。
部队在撤退中又中了敌人的埋伏，战斗一打响，敌人增援安福的三路兵力一齐夹击而来，情况十分危急。为了掩护主力脱离险境，纵队长贺国中命令李聚奎中队抢占一个高地，阻击敌人。在抢占高地的激烈战斗中，李聚奎突然感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倒在身旁。他弯下腰一看，尖叫了一声：“贺纵队长！”只见贺国中头部中弹，已倒在血泊之中。李聚奎立即命令两个战士把纵队长抬下去抢救。等他率领中队打退敌人进攻跑去看贺国中时，贺纵队长已经牺牲了。李聚奎把心中的悲痛化作对敌的仇恨。这次攻打安福，军参谋长刘之志、纵队长贺国中阵亡，李灿负重伤，共伤亡200余人。
部队开到永新根据地整顿。李聚奎调任8大队大队长。
不久，部队回到了离别多年的湘鄂赣边区，与一直在这里坚持游击战争的黄公略部相会。彭德怀等与黄公略久别重逢，备感亲切。黄公略向彭德怀等人介绍了他们坚持游击战争中的生动感人的事迹。
由于环境太艰苦，工作太劳累，生活太差，8月间，李聚奎病倒了，高烧不退，痛苦难言。部队要转移，彭德怀来看望他并给他做工作，动员他留下来隐蔽在老乡家休养。李聚奎听后，脸色煞白，虚汗淋漓。从内心讲，他是不愿留下的，他说：“我死也要跟着部队死。”可是，实在身不由己，他被留在一位可靠的老乡家里养病，还留了一名勤务兵照顾他。
老乡请了一名很有经验的老中医给他治病。经过一个多月治疗，李聚奎的病治好了，归队后，被派去跟黄公略一起到永新建立红6军的工作。
红6军成立后，李聚奎在4大队任大队长。不久，被派去“解决”王佐在井冈山余部的工作。由于王佐部队跟群众的关系不错，老百姓对红军的行动不理解，甚至反感，李聚奎只好应付了两个月，回队后改任9支队支队长。
1930年6月，红4军、红6军（7月份改称红3军）、红12军组成红1军团，军团长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李聚奎在红3军任支队长，有更多的机会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作战了。之后，李聚奎随红1军团参加了攻打南昌和长沙的作战行动。
10月间，部队到了吉安一带进行整编，将纵队、支队，相应改为师、团及团以下连、排编制。李聚奎所在的红3军3纵队改为红3军第9师，徐彦刚任师长，朱良才任师政委，原来的第9支队改为9师第27团，李聚奎任团长，贺水永任团政委。
这几天师长徐彦刚有一个问题总在脑子里转：新任命的三位团长文化程度都很低，影响工作和他们以后的发展，使用人还应该培养人。他把自己余下的伙食尾子，派人到吉安买了三支钢笔和一些小本子，把三位团长找到一起说：“你们都是一团之长了，简单的报告、文书都写不出来怎么行！”说着，递给每个人一支钢笔、一个小本。“从现在起，我交给你们一个新任务，要一手拿枪，一手拿笔，攻下文化这个碉堡！”
李聚奎接过钢笔抽出来看了看，故意说：“这东西我倒非常喜欢，可现在整天行军打仗，哪有时间玩它，你好心给我们买了，就留作纪念品吧，谢谢师长的关心了。”李聚奎话虽这么说，心里却暗下决心，要按照师长的要求，攻下文化关。
徐彦刚知道李聚奎故意说的玩笑话，但还有点不放心，便想出了一条硬要求，说：“两个月以后，各团送上的报告，必须是由团长亲自写出来的，不是的话，我不批！”说完，他就走了。
从此以后，李聚奎像指挥打仗一样，认真学习。他不相信自己攻不下文化关。他把别人写的战斗总结、工作计划和宿营报告等文书拿出来看，照着写。他下功夫学徐师长写的东西，研究徐师长写东西的风格，模仿他的笔体。
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李聚奎亲自写的报告送到徐彦刚手里。开始徐不相信是李聚奎写的，待问清确实是李聚奎写的以后，又感到很惊讶！徐彦刚看到李聚奎写东西的风格和字体跟自己相似，知道李聚奎在向自己学习，而且进步这么快，心里喜滋滋的。可是第二天见到李聚奎时，却故意说：“送上来的报告我看了，不过，以后我要发现你以我的笔体和名义，为自己写提升报告，要军法从事。”
“哪会，哪会！学生认真向老师学习，是会尊重老师的。老师也会喜欢学生的。”两个人的幽默对话，引得他们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有了文化，李聚奎的脑子里的点子更多了，工作的劲头更足了，对全团的工作抓得很紧，指挥战斗的能力也更强了。
蒋、冯、阎军阀混战结束后，蒋介石调集兵力，向江西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任命伪江西省主席兼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围剿”军总司令，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纠集了近10万人的兵力。
红一方面军为了稳定民心，鼓舞士气，动员群众支援红军打退敌人的进攻，召开了上万人参加的歼敌誓师动员大会。
李聚奎带领部队入场坐定后，往台上望去，台上两边的对联吸引了他，上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下联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李聚奎看完对联心想，过去听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今天写在这里，很明显是强调在反“围剿”中要大家灵活贯彻执行。李聚奎虽然没有读过兵书，但他爱听别人讲历史上一些战将的用兵之道。他想起曹操说过：“兵无常势，盈缩随敌。”如“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料敌在心，察机在目”。“善用兵者不拘泥法”。这些他都懂。他想在这次粉碎敌人进攻中，要很好地运用这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是他参加大会受到最大的启发，也是最大的收获！
在龙冈战斗中，第9师在右翼，25团从左侧山梁攻击敌人。李聚奎则率领27团从两山之间向敌人进攻，由于受地形所限，不多会儿，两个团便混在一起了。战斗越打越激烈，伤亡也不断增多，25团团长王玉洪身负重伤，被抬了下去。25团政委叶汤平看到两个团混在了一起，有些乱阵了，立即找到李聚奎，说：“李团长，你就统一指挥两个团吧！情况危急，25团交给你了。”李聚奎指挥两个团，与兄弟部队一起投入了紧张的战斗，很快就歼灭了张辉瓒的一个支援团。
李聚奎接师部命令，率部攻击设在龙冈的敌人指挥部。部队正前进时，敌人孤注一掷，迎面扑来。李聚奎命令部队抢占有利地形抗击敌人，不幸，敌人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腿部，穿了一个大洞，鲜血涌流不止。当他撕下衣服包扎伤口时，师长徐彦刚赶到了，立即派人把他抬了下去。
这次战斗结束后，27团干部不是伤就是亡，可见战斗进行得多么激烈，多么悲壮！
李聚奎伤愈归队后，仍任27团团长。率领部队参加反敌人的第二次、第三次“围剿”。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李聚奎调第8师任师长。
1932年1月，在党内“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指导下，坚持攻打赣州，久攻不克，反处于敌军内外夹击中，处境十分危险，最后毛泽东发现了问题，下令撤出战斗，部队才脱离险境。
4月中旬，红一、五军团主力从赣南转向福建，李聚奎奉命率8师留在信丰、新田一带坚持游击战争。
6月间，红一、五军团回赣南休整，决定一军团撤销3、4两个军的军部，撤销红3军第8师、红4军第12师，保留7、9、10、11等四个师。李聚奎调红7师任师长。
1932年底，敌人正准备对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已集结了近20个师的兵力。红一方面军决定北上攻打黄狮渡口和金溪，1933年1月1日，在黎川城召开了方面军北上誓师大会。在会上，李聚奎听说毛泽东早已被免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感到惊讶！困惑不解！
在敌人第四次“围剿”开始前，李聚奎由7师调任9师师长。部队频繁的整编，干部职务不断变动，说明部队不稳定和形势的严峻。
不出所料，1月底，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任命何应钦为“剿共”总司令，兵分左、中、右三路，向中共领导的中央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
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仍采用毛泽东关于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将主力秘密转移到广昌以西的东韶、洛口、吴村一带，待机歼敌。
李聚奎奉命率9师向大龙坪奔袭敌人。
欲战，审地形以立胜也。当李聚奎率部到达离大龙坪半公里处时，天空中的云雾已散，他用望远镜向大龙坪方向望去，看到一个穿雨衣的大腹便便像指挥官模样的人，其后有10多名随从人员，附近还有一匹马。李聚奎断定是敌师长李明带着的一伙人。李聚奎立即命令部队展开战斗队形，以快速的动作，向敌人包抄过去，机枪手也跟进。双方接触后，进行了激战，经过半个多小时战斗，敌人死伤惨重，还俘虏了一批敌人。
李聚奎站在路边，看着一队队垂头丧气的俘虏被红军战士押送后方，心中无比高兴。突然听到有人喊：“报告师长，我们抓到敌人一个大官。”
李聚奎闻声转过头一看，见几名红军战士正押着一个大腹便便的敌军官站在身后。他打量这个大胖子，正是刚才用望远镜看到的敌军官，便大声问：“你就是李明吧？”
“不，不，我是书记官。”那人有气无力地回答。正被押着路过的俘虏听到李明不敢暴露身份，还施诡计，便揭底说：“他就是李明。”
李聚奎厉声说：“李明，你放老实点。共产党的政策，你不是不知道。”
“知道，知道！本人就是李明。”李明连忙点头陪笑地交代。
李聚奎见李明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伤势又较重，立即交代侦察参谋彭治明亲自押送，由俘虏兵抬着李明送往后方医院治疗。
这次战斗，红9师伤亡46人，歼敌52师师部及1个旅，俘虏敌师长以下3000余人。
在后来几次战斗中，李聚奎率领部队打得很艰苦，虽然取得了一些战绩，但也有失误。有经验，也有教训。他把经验和教训都看成是宝贵的财富。
在敌人第五次“围剿”前，罗炳辉由1师师长调任新组建的红九军团任军团长，李聚奎接任红1师师长。
在反敌人第五次“围剿”失利后，李聚奎率部队在军团指挥下，进行战略转移。李聚奎率领红1师按林彪的指示，从阵地撤下来，向兴国东南地区转移。部队趁夜色，仓促、被动，几乎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地从中央根据地撤出。开始部队向西开进，在行进中李聚奎接到军团首长的命令，任务是以突击行动占领新田，为前进中的红军打开一条通道。
李聚奎指挥部队英勇冲杀，经过三小时激烈的战斗，打垮了敌人的阻击，敌人溃退至安西不敢再出来。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是敌人精心设置的第一道“钢铁封锁线”。11月3日，李聚奎在转移路上接到上级通知，转移到湘西去同红2、红6团会合，在那里开创新的根据地。
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带的山上，有一些国民党军带领一些保安队、民团守山，妄图阻止红军通过，经红军一攻击便纷纷逃走了，第二道封锁线也被突破了。
当红1师进到至粤汉路以东地区时，敌人已先到，并向红军发起了进攻。李聚奎立即命令部队展开，顶住敌人的进攻。
李聚奎正在指挥部队战斗，突然接到军团首长命令他带一个团去前头开路，留下两个团掩护部队通过。李聚奎命令1、2团继续抗击敌人，自己带领3团跑步到最前面，担任开路尖兵。部队抵达潇水西岸，李聚奎灵活地执行了军团首长的指示，认为西岸重要，不能放弃，从而保住了西岸的阵地，不仅对部队安全通过起了重要作用，而且给追来的敌人一个歼灭性的打击，受到了彭德怀的赞扬。
11月28日，红1师从潇水撤出，经过两天两夜的兼程，于30日凌晨抵达脚山铺阵地，战士们已经极度疲困，许多人一停下来，或站在路边就睡着了。李聚奎和政委赖传珠商量了一下，立即分头进行紧急动员，并对部队做了调整，仓促进入阵地，与红2师并肩抗击敌人。
12月1日上午，李聚奎指挥1师全线反击，夺回了一些阵地。不久，敌人出动飞机狂轰滥炸，随之出动大批兵力向3团猛扑过来。真是炮声隆隆，杀声震天。3团的战士们英勇出击，在阵地上，在树林间与敌人展开你死我活的厮杀，打退了敌人五六次进攻，保住了阵地。敌人攻不动3团，便转向攻击红1师与红2师的接合部，从红军兵力薄弱处突进了两三里，并迂回到红3团的背后，包围了3团的两个营。3团从团长、政委到每一个战士，都与敌人在松林里拼上了刺刀，进行浴血苦战，杀死了不少敌人。
战斗到中午时，传来了中央纵队已渡过湘江，越过公路，正向前开进的消息，李聚奎知道已完成了阻击敌人的任务，立即下令3团收拢部队，向西突围。李聚奎刚布置完任务，正好又接到军团司令部关于红1师与红2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出的正式命令。
李聚奎指挥部队边打边撤，快速前进，一直冲过了梅子山隘口，完全脱离敌人后，部队才得以休息。
李聚奎率红1师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后，随1团从广西资源县向大瑶山区开进。
遵义会议后，国民党军集中了大批兵力进攻遵义，李聚奎带领红1师为全军开路，1935年1月26日，在离赤水县15公里左右的黄陂洞，与向土城开来的敌章安平旅遭遇。敌人抢先占领了右侧的一个高地，凭借工事对红1师实行火力封锁。红1师陷入了敌人三面包围中。为了完成军团交给红1师阻击敌人的任务，李聚奎率部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完成了阻敌任务。
毛泽东在猿猴场渡口接见了红1师师长李聚奎、政委黄苏和政治部主任谭政。参谋长耿飚因指挥部队过河，没有赶上参加接见。
毛泽东对三位从前线来的指挥员很亲热、很关心，向他们介绍了遵义会议精神，还介绍了许多他们三人过去全然不知的情况和全军最关心的一些问题。
李聚奎亲自感受到了毛泽东参与领导军事工作后，改变了处处同敌人“决一死战”的硬拼死战的做法，采用“避强攻弱”、“避实击虚”，不再往敌人的“口袋”里钻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仗好打得多了，部队的行动主动多了，打胜仗也多了。
毛泽东还谈到部队要缩编，说：“部队到扎西后要进行缩编，准备把师改为团。这一改，你这个师长可能要当团长了，你看行不行？”
“行！”李聚奎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实在的，在这生死存亡时刻，在他脑子里考虑的是如何保存红军的力量，发展壮大自己，根本没有时间考虑个人的地位问题、待遇问题。
李聚奎等三位领导回到部队后，向部队传达了毛泽东谈话精神，干部战士受到了很大教育和鼓舞，情绪大增，信心更足了。
部队二渡赤水后，李聚奎令杨得志率1团为先头部队，昼夜兼程向东开进，24日晚抵达桐梓，趁势攻城，打了不到两个小时，守敌大约两个连的兵力弃城向娄山关溃逃。
25日拂晓，红军第二次占领了桐梓，揭开了红军攻打遵义战役的序幕。战至27日，三军团占领了遵义城。李聚奎率领红1师从东门一直打到南门，配合三军团作战，但没有进城，打垮了敌人的增援部队，又同三军团一起追逃敌，一直追到乌江边。敌人残部过江后，搞掉了江上的浮桥才免于被歼。
战至3月1日上午，遵义战役胜利结束，几天内，红一方面军攻克桐梓、娄山关、遵义城，歼灭和击溃敌人两个师又8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打掉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又是遵义会议以后的连战皆胜，大大鼓舞了红军的士气。
从此，红军在毛泽东等领导人指挥下，声东击西，声彼击此，使敌人不知其所备。兵力一分一合，以敌为变，灵活处置。经过三渡赤水、四渡赤水，把敌人远远地甩掉了。从1935年初起，红军逐渐转危为安，变被动为主动，使红军发展壮大成为一支任何敌人不可战胜的人民军队。
红军四渡赤水后，毛泽东以他那惊人的胆略和多变的战术，令红九军团暂留在乌江北岸黔北地区，巧装红军主力，以吸引和牵制敌人，红军主力及大部队则直插乌江边，准备南渡乌江寻机歼敌。
在重渡乌江中，李聚奎率红1师又一次当开路先锋。3月29日，黄永胜带领3团冒着狂风暴雨，用竹筏渡向乌江南岸，上岸后迅速地消灭了敌人的江防部队。在战斗中活捉了敌人一名营长。到了4月1日，红军主力全部渡过了乌江。
孙子曰：“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红军主力渡过乌江后，毛泽东又用一个团的兵力伪装红军主力东进，佯作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实际上主力分四路南下，直逼贵阳。
蒋介石又慌了手脚，立即坐镇贵阳，要亲自指挥。红一方面军扑朔迷离的行动，使得他惊魂难定。
毛泽东用兵的目的是：佯攻贵阳，逼蒋介石调滇军“保驾”，趁蒋惊慌失措，死守贵阳城，滇军出来增援，云南就空虚了，红军可以直插云南，威胁昆明，实际上是为了甩掉敌人。
没出毛泽东所料，云南军阀龙云果然出兵增援贵阳，红军则趁机从贵阳到龙里间一条很小的口子由东北向西南通过，直指云南。
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滇军大批人马已到贵阳和龙里之间，红军却竟敢千军万马从一条狭窄口子迅速通过，这是多么神奇而艰险的军事行动。蒋介石对于红军指挥员惊人的胆略和部队的严密组织指挥，不得不在内心里折服，对毛泽东产生恐惧，对红军产生恐惧。
在一路进军中，李聚奎带领红1师不是当先遣开路，就是在关键地段阻敌，掩护其他部队通过。
红军逼近昆明，由于滇军东调贵州，昆明成了空城，忽闻红军进攻，龙云得知消息十分恐慌，连声哀呼：“上当了，上当了。”他急令卢汉收罗一些地方杂牌部队进入昆明守家。云龙也命令部队不要命地往回返，一去一返，士兵不知所措，疲于奔命，士气低落，行动缓慢。当他们进入云南后，红军在昆明只是虚晃一枪，从昆明城西转向西北，向川滇边界金沙江挺进了。这时，敌人已落后于红军数日路程。
此后，李聚奎率领红1师执行先头渡江开路的任务，灵活机动地执行首长指示，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并渡过了大渡河。
1935年5月31日，李聚奎带领部队进抵二郎山下，第二天在飞越岭击溃刘文辉部一个团的进攻，掩护部队顺利通过二郎山。6月上旬，李聚奎又率部通过夹金山。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6月下旬，在两河口，李聚奎会见了红四方面军第88师师长熊厚发和政委郑维山。在为了同一目标征程中，彼此能够相逢、相识、相契、相知，是难能可贵的，所以，互相见面后，很热情，很兴奋！彼此主动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表示要相互学习，分别时又互相祝愿！
7月中旬，中央军委公布了由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的命令。
7月20日，中央军委对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军队组织系统作了调整。李聚奎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31军参谋长。
8月上旬，红军主力进驻毛儿盖。李聚奎在一、四方面军干部联欢会上，见到了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聚奎和邓小平早就熟悉。两人握手致问后，便愉快地交谈了起来。在谈笑中，大概邓小平烟瘾来了，他笑着对李聚奎说：“据说你们师进毛儿盖时，搞到了不少烟叶，怎么样？能支援一点吗？”
李聚奎笑了笑，故意不置可否。
“我不是白捞，是有代价的啰！你支援一点烟叶，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邓小平风趣地说。
李聚奎更是咧着嘴憨笑，不慌不忙地说：“有么子好消息呗，快说吧！我给你两捆烟叶就是了。”
邓小平看到李聚奎很憨厚，便直截了当地说：“军委调你到红四方面军去担任31军参谋长，命令已经下来了。”
李聚奎知道邓小平是不会开这种玩笑的。当时李聚奎还不知道军委调他到红四方面军工作的任命。听了这个消息，脸上的笑容反而消失了，看得出来他是不愿离开一方面军的，不愿离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的，但这话他嘴上没有说出来。
个人的意见归意见，命令是绝对要服从的。李聚奎按时到达了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见到了徐向前总指挥和陈昌浩政委，并见到了31军军长孙玉清。不难看出徐总指挥从内心里欢迎从一方面军调干部去。
1935年8月，中央在毛儿盖召开军事工作会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的部队分为左路军和右路军北上。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总政委率领。李聚奎所在的红31军编在左路军。
但是，张国焘不执行中央北上的指示，一意孤行，命令部队南下，另立“中央”，不仅部队大部分人不明真相，就是李聚奎这个当军参谋长的也不明真相，虽然他看到了许多不正常的情况，但又不好明说。孙玉清调任9军军长后，31军来了一个性情粗野、蛮不讲理、自私自利的余天云军长，一个多月后他又被调到红大学习了。余天云不知从哪里听说张国焘不让他当军长，扬言要杀张国焘，后被安全局抓起来要处决他，他自己先跳河自杀了。余天云死后，调王树声任军长。王树声找李聚奎谈话，说：“部队南下，分左、中、右三路纵队。31军的93师、30军的88师、9军的25师为中路纵队，由我任司令员，李先念任政委。中路纵队司令部和31军司令部合并，31军军长由我兼任，王维舟任军参谋长，你当副参谋长兼一科科长。”
李聚奎听后点了点头，有话只好闷在心里。后来，有许多事不好说，也不好做，但是打起仗来还是尽职尽责的。他知道兵无强弱，强弱在将。在百丈镇战斗，以及1936年3月重新北上途中，遇到情况，他都能当机立断灵活处理。在转移期间，部队进行了整编，李聚奎又重当31军参谋长。
1936年7月初，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地区与红二方面军会合。会合后，按照北进的部署，徐向前率9军、4军、31军先行开路。进军余中，由于连日冒雨行军，李聚奎极度疲惫，走着走着迈不开腿，突然倒下了，一试体温烫得吓人，几天高烧不退，处于昏迷状态。
军医检查后说李参谋长病情严重，不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会有生命危险。
医生找不到有效的药，许多药品奇缺。部队又处于转移中，很难保证治疗。情况报告到上任不久的21军军长萧克那里，他立即派司令部管理科长陈增连带一个排，连夜用担架把李聚奎送方面军卫生部治疗。
李聚奎昏昏沉沉地躺在担架上，一睡就是一天一夜，醒来一会儿又睡，当他比较清醒时，便声音微弱地问身边的人：“走了多少天了，现在到什么地方了？”
“我们已经过了黄河两天了。”身边的人告诉他。
陈增连赶快走到李聚奎身边，用手摸了他的额头，已经不那么烧了，他才松了一口气。他一路上到处打听方面军卫生部，可部队在昼夜转移，哪里找得到，看到四方面军总直属队正在过黄河，心想跟着他们准能找到卫生部，便稀里糊涂把李聚奎抬过了黄河，又走了两天两夜，仍没有找到卫生部。好在李聚奎抵抗力强，命大，要不然早就开追悼会了。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三个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决定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创建河西根据地。11月渡过黄河的红四方面军改称西路军。
12月初，部队抵达永昌城，西路军总指挥部驻永昌城里。一天晚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兼西路军政委陈昌浩，找大病已基本痊愈的李聚奎谈话，说：“红9军在古浪遭敌攻击，部队损失过半，军参谋长陈伯雅壮烈牺牲，决定让你去接任9军参谋长。”
李聚奎突然听到这一决定，并没有感到意外，在这情况变化频仍、干部奇缺的情况下，只能服从安排。
李聚奎到职不久，军长孙玉清调走，由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兼任9军军长。他两人本来过去是熟悉的，由于错误路线造成的复杂人际关系，再在一起，说话多少有些言不由衷，存在着既正常又不正常现象。
由于陈昌浩对形势的分析与看法与中央截然相悖，12月下旬，他命令部队撤出永昌、山丹地区，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继续西进。
1月中旬西路军的第5军在高台被敌人包围，指战员虽经英勇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军长董振堂和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近2000名指战员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高台血战，敌人得手后，更加猖狂，集中比红军多四五倍的绝对优势兵力，妄图把西路军分割包围而歼之。
此时，西路军经过连续战斗遭损失，只有1万余人了。而总部主要负责人在大敌当前，不是避敌锋芒，避实击虚，寻机突围转移，而是把兵力集中到长三五公里，宽二三公里的危险地段倪家营子与敌决战。这种兵力部署正中敌人下怀，部队进入阵地就被四五万敌人团团围住。
李聚奎奉命率部在倪家营子东北方向抗击敌人。在凛冽的北风怒号不止，天寒地冻，风沙吹得人难以睁眼的环境中，指战员仍身穿单衣、缠着破布，舍死忘生，以血洗血，抗击轮番进攻的敌人。最后到了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红军战士仍用刺刀、枪托同敌人浴血苦战。在这血战之地，一直坚持了50余天，打得天昏地暗，血雨腥风，惨不忍睹。最后在2月21日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会议上，大家才说服陈昌浩回师陕北。
部队在转移中，又在倪家营子血战7昼夜，人员损失过半，尔后边打边撤，由梨园口进入祁连山，忍饥挨饿，天寒地冻，浴血转战，许多人不是饿死就是冻死在山野，经过九死一生的考验，一部分人走出了祁连山，脱离了虎口，保住了性命。
李聚奎幸运没有骨留祁连山，经过血与火的淬砺，信念更坚定，意志更坚强，智慧更丰富了。他忍气吞声，忍辱负重，唾面自干，舍死忘生，千里行乞回到党的怀抱，回到革命的队伍中，继续为革命事业而奋斗！
抗日战争开始后，李聚奎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29师386旅参谋长。陈赓为旅长，陈再道为副旅长。
李聚奎立即投入了抓部队的思想转变工作，抓开赴前线的各种准备，特别是作战准备，忙得连轴转。10月初，129师留下部分兵力驻防陕甘宁边区，师司令部率386旅、骑兵团、769团由韩城县芝川镇乘船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境内。主力从侯马乘火车疾驰太原，因车辆不足，李聚奎率骑兵团行军赴前线。继115师在平型关歼敌3000余人，首战告捷。120师设伏雁门关，取得击毁日军战车200余辆的胜利之后，129师先头部队769团3营，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烧毁敌机24架。
不久，386旅到达马山村，陈赓旅长让李聚奎带一个连正面牵制敌人，他自己率主力从侧面袭击驻马山村守敌。下午刘伯承和宋任穷来到阵地，关切地问李聚奎：“情况怎么样？”
“敌人已开始进攻，我这里的任务是坚守正面阵地，抗击、迟滞敌人前进，以掩护主力侧击敌人。”李聚奎简要地汇报说。
当敌人正步步逼近时，刘伯承举起望远镜观察敌情。李聚奎一向佩服刘伯承大将风度，但这时他不得不为刘师长的安全担心，便请宋任穷副主任动员刘师长快离开。宋任穷上前边说边拉着刘伯承的胳膊往下走。刘伯承脚上踩着茅草、杂枝，边退边连声说：“同志，你慢点扯，慢点扯，让我看看路嘛！”
在敌人进攻的危险情况下，刘师长仍这般临危不惧，幽默风趣，给李聚奎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几十年后他谈起这件事，仍然充满了敬佩之情。
刘伯承和宋任穷下山后，敌人便攻击而来，李聚奎指挥部队边战边退，始终与敌人保持一定的距离，犹如牵着敌人的鼻子，最后把敌人引往自己有利的地段，使敌受到重创。
1938年3月，129师在神头岭伏击歼敌1000多人，后又在响堂铺击毁敌汽车180余辆。4月份又在长乐村消灭敌人2000余人。在长乐村战斗中，团长、优秀指挥员、李聚奎的挚友叶成焕不幸牺牲，李聚奎十分悲伤、难过。
5月间，李聚奎随副师长徐向前率769团等，去冀南开展抗日根据地新区。到达南宫不久，徐向前对李聚奎说：“想让你去冀中改编段海洲部。你先熟悉这个人的情况，尔后，我派人去把他叫来，你再和他具体谈。”
李聚奎经过锲而不舍、志坚行苦的努力和艰苦细致的工作，做好了段海洲等人的工作。7月间，段部正式与八路军129师771团合并，成立“八路军129师青年纵队”，下辖三个团。段海洲任纵队司令员，徐深吉为副司令员，李聚奎为纵队政治委员。军事指挥员突然做起政治工作来了，而且做得很出色。
不久，由于段海洲颇重江湖义气，在一些旧友的引诱纠缠下，遽然失去理智，走入歧途，擅自离开了这支队伍，投入到国民党军石友三的膝下当了一名团长。后来事实教育了他，他认识到自己走了一段不该走的弯路。
李聚奎带着这支队伍，与796团一起平息了反动道门“六离会”纠集一万余人的叛乱，接着参加讨伐“白吉会”几万人的捣乱，使冀南局势得到了稳定。10月间，李聚奎又指挥这支队伍在南宫以西阻击敌人的进攻中，做出了贡献，终于使这支部队成为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一部分。
不久，山东日军越过黄河，党组织为了开辟鲁西北地区的抗日局面，又派李聚奎去组建抗日队伍。
日军入侵山东，韩复榘手下有10万大军，却不战而逃，惟有范筑先专员率领队伍在聊城抵抗日军，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他在共产党的支持下，组织各种抗日团体、游击队。李聚奎去鲁是为了改造这支部队。
不久，范筑先在聊城指挥部队抗击敌人大举进攻时壮烈牺牲。
为了纪念抗日将领范筑先，党组织决定成立筑先纵队。李聚奎大刀阔斧地把筑先纵队组建了起来，并被任命为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为天下大众效力者必先立志。岁月催人不易禁，光明难驻迹如客。李聚奎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已经34岁了，他的终生大事自己顾不上考虑，领导和同志们却十分关心。给他物色合适的对象，经邓小平委托，由宋任穷批准，李聚奎和地委妇女部长、妇救总会主任王惠颖结婚。结婚后，组织上为了照顾他们的家庭生活，将王惠颖从地方调到部队工作，王惠颖任纵队政治部工作团团长。
从此，李聚奎与王惠颖不但成为了生活上的伴侣，而且成为了事业上志同道合的朋友，是一对人人为之称道的恩爱夫妻。
李聚奎结婚以后，1939年2月，日军对鲁西北地区开始大“扫荡”，李聚奎指挥筑先纵队两个营和先遣纵队一个营在莘县城北伏击敌人，将进攻的敌人击退，缴辎重车8辆和一些武器。随后，李聚奎利用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发动群众同敌人周旋，疲惫敌人，抓住机会就给敌人来两下，打击敌人，破坏敌人的进攻。
1940年6月，李聚奎奉上级命令，将先遣纵队和筑先纵队合编为129师新8旅，并为改编和建设新8旅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1年初，李聚奎被召回到在太行山的129师师部。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找他谈话，详细地介绍了决死1纵队的情况和以后的建设问题，并宣布任命李聚奎为太岳地区决死第1纵队副司令员的命令。
李聚奎到职后，负责部队训练和作战工作。薄一波政委主管大政方针、党的工作和部队建设。两人开诚相见，通力合作，风雨同舟。相处一段时间后，李聚奎深感薄一波威望素著，志坚行苦，讷言敏行，确实是人中之杰。薄政委知情达理，在工作中知难而进、临事不惧、任劳任怨、公正无私的精神，给李聚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聚奎从薄一波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从1942年开始，太岳地区连续遭旱灾，为了更好地领导人民抗击日军的烧杀抢掠，度过严重饥荒，太岳区党委、部队的组织机构和人员相应地做了一些调整，薄一波接替安子文任太岳区党委书记兼太岳军区政委，陈赓任军区司令员，决死第1纵队改称决1旅和第1军分区，李聚奎被任命为旅长兼分区司令员，地委书记顾大川任分区政委，李成芳任参谋长，周仲芳任第二政委，刘有光任政治部主任。在抗日斗争最艰难的岁月里，在与敌人殊死的斗争中，新的领导班子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带领军民英勇战斗，克服各种困难，给予“扫荡”的日军一次又一次重大打击，使敌人一次又一次以失败而告终。
1943年10月底，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通知李聚奎去延安学习，并告诉他为太岳区出席党的七大正式代表。
11月中旬，李聚奎将工作交代好后，与386旅旅长周希汉等一行9人从沁源出发，一起赴延安。王惠颖也与李聚奎一同前往，心情格外激动。途经晋西北时，几次碰上出来“扫荡”的敌人，由于处置得当都化险为夷了。经过多次周折，长途跋涉，于12月底抵达绥德县。李聚奎一行在“抗大”总校休息了几天，正赶上1944年的元旦。李聚奎39岁生日也是在这里度过的，心情自然很兴奋，觉得很有意义。
过了元旦不久，何长工副校长为李聚奎一行联系了一辆开往延安的大卡车。他们搭上卡车，顺利到达了延安。
组织上安排李聚奎在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到校后见到了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党校副校长彭真，教育长张秀山，总务处长张明远。大家的热情关照使李聚奎从内心里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组织上交给他负责落实三位同志的问题，他本着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精神，为三位同志甄别平反。
1945年4月，参加党的七大代表从全国各地到了延安。大会按地区组成了代表团，李聚奎被编入晋冀鲁豫代表团，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党的七大。开完七大后，他仍回到中央党校一部学习，直到8月15日日军宣布投降。
日军投降了，中央党校的学员们再也坐不住了，关心国内局势的变化。
日军投降后，并没有使大家感到天下太平，人民会过安居乐业的生活了。相反，局势的发展使大家感到不安，枪不能入库，马不能卸鞍，肩上的担子仍然很重。
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报告时说：“对国民党反动派不能抱有幻想。他们要从人民手中抢夺胜利果实，挑起新的内战，这是定了的，对此要有充分准备。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绝不让他们轻易地占我们的地方……”毛泽东的这些话，李聚奎在脑海里进行了反复思考，他看清了局势发展方向，明确了今后的任务和自己的责任，再也坐不住了，他做好了充分准备，对妻子王惠颖说：“我们是从129师出来的，组织上征求我们意见时，我们还回129师去。”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虽然在“和谈”，但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搞“和谈”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做好向共产党进攻的准备，正在策划一场罪恶的内战。从各地反映的情况看也是这样，一夜之间许多据点的炮楼换上了青天白日旗，那些出卖祖国，为非作歹的汉奸，摇身一变成了“维持地方治安”的国军了。国民党军跟汉奸倒成了亲兄弟了，处处限制八路军。事态的发展让大家看清了蒋介石的诡计，必须同他针锋相对。
几天来，大家最关心的是自己到哪里去尽职尽责，心里想到的，嘴上说的都是这件事。
李聚奎在王家坪突然碰到林彪，少不了要问他到哪里，林彪说：“中央已决定让我去山东。”他看了一眼李聚奎，觉得李是战将，便提出要求说，“你也和我一起去山东好吗？”
“去哪里都行，服从组织安排。”不几天，组织上通知李聚奎去山东，而且要他负责带队。
李聚奎在工作上一向是服从组织分配的。当李聚奎等带领300余人赶赴山东时，在半途又接中央发出的电报，说林彪改去东北，要求李聚奎一行也改去东北。
几经周折，李聚奎到冀察热辽军区任参谋长，不久，获悉国民党军以4个师的兵力向古北口进犯，抢占这块战略要地。当时我军守备古北口的只有一个连，晋察冀军区令赵尔陆纵队由永宁地区出发，赶往古北口保卫战备要地。
李聚奎考虑赵尔陆纵队赶到古北口，就是昼夜兼程也需五天五夜，仓促上阵，难以打好这个关键性的仗。
正当李聚奎考虑如何打好这一仗时，又传来情报说赵尔陆在途中突然患病，不能到前线指挥。情况更加紧急，上级临危授命李聚奎代替赵尔陆指挥这次战斗。李聚奎接受重任，镇定自若，以谋略用兵，对打胜这场仗仿佛早就成竹在胸。
1月9日一大早，李聚奎率指挥部从承德出发，晚12时抵古北口，经了解赵尔陆纵队尚未到齐，先行赶到的韩伟、杨梅生两位副司令员与他接上了头。
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不知敌情者，不可以言战。李聚奎立即召集纵队领导人一起研究敌情，部署兵力。当了解到国民党军四个师已进至离古北口10公里的地区停下来休息，做进攻准备时，李聚奎在反复思考对策。
料敌在心，察机在目。当李聚奎了解情报准确无误后，思索了片刻，说：“敌人知我古北口兵力薄弱，只要我们不暴露目标，他们进军不会太急，我想明天他们会从正面沿铁路线无顾忌地长驱直入，向古北口进发，而且进攻的时间不会太早，这样，我们应将主要兵力摆在有利的正面，专等他们进入我有效攻击阵地后，我们突然以猛烈的炮火打他个猝不及防。”
善战者，求之于势。劲兵重地，控制万里。
9日深夜，李聚奎深入各部队察看，各部队已全部赶到。用兵之妙，妙在夜战，上得天时，下得地利。李聚奎命令各部队利用深夜全部隐蔽进入阵地，待机歼敌。
常言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李聚奎又考虑，敌人正面进攻受挫后，可能用一部分兵力从我方左侧东渡小河，绕到我左翼进攻。他令二旅四团在河岸隐蔽，专门伏击过河的敌人，五团在古北口待机而动。
由于李聚奎果断而又巧妙的部署，部队虽然仓促赶到，却占领了有利地形，有了充分的应变准备。战斗的发展不出所料，牵住了敌人的“牛鼻子”，敌人从哪里进攻，哪里都有迎接他们的炮火。李聚奎指挥自如，一直控制着战场的主动权。这次战斗，歼敌2000余人，缴获各种枪120余支。战胜了两倍于己的敌人进攻，胜利地完成了保卫军事要地的任务。
1947年，东北民主联军在秋季攻势前，后勤机关扩大为后勤司令部，原西满军区机关与新成立的民主联军后勤司令部合并，李聚奎被任命为民主联军后勤司令部参谋长。从此时起，他由一个军事指挥员改做军事后勤领导工作。到了年底，民主联军后勤部分为东线后勤司令部，由周纯全任司令员，西线后勤司令部，由李聚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8年秋，李聚奎被任命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后勤部副部长。9月初，奉军委令撤销东北人民解放军后勤部，分别组成东北军区后勤部和东北野战军后勤部，李聚奎被任命为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副部长，另一副部长是周纯全，部长是钟赤兵。
李聚奎参与组织领导辽沈战役的后勤工作。为了筹措、运输大批物资，经常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使得辽沈战役能顺利进行。
在锦州战役之前，李聚奎领导后勤部门做了大量的后勤保障工作。战役胜利后，有趣的是他在指挥运送战利品时，诱敌一个骑兵军缴械。
1948年11月，东北战局发生了喜人的变化，野战军主力东从山海关，西至喜峰口的长城线上，浩浩荡荡，锐不可当，迅速入关，在华野的协同下，以抓住西线，稳住东线，对西线之敌采用围而不歼，对东线之敌隔而不围的作战方针，最后达到由西向东完成对敌合围的战略任务。
潜师出征，利在捷速。军以粮为本。蓄积越多，用兵越强。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供应任务十分繁重。攻打天津的一切作战物资都是由东北运来转送前线的。比如炮弹就堆积如山，前线要什么炮弹就供应什么炮弹，要多少就给多少，有求必应，按时送到。可见后勤工作量多大啊！工作做得何等好啊！
攻克天津后，东北野战军后勤部移驻天津。不久，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后勤部部长钟赤兵调任特种兵政委。周纯全被任命为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一部长，李聚奎为第二部长。四野主力南下，李聚奎先负责安置留下的机关和各军的勤杂人员、家属小孩，一直忙到1949年7月才去汉口，继续为南下主力筹措作战物资。长沙和平解放后，他又率四野后勤部第4分部进驻长沙，为衡宝战役和进军广西准备战略物资。由于夜以继日地疲于奔忙，他病倒了。
他在汉口治病时，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热泪盈眶，心旷神怡！
1950年春，李聚奎被任命为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参与组织指挥解放海南岛战役。
美国操纵的所谓“联合国军”入侵朝鲜后，为了完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的物资保障工作，李聚奎由四野副参谋长调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直到1951年7月，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成立，洪学智负责志愿军后勤工作后，李聚奎才由东北调北京，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
1955年6月，国务院成立石油工业部，李聚奎被调任部长，一直到1958年3月才又调回军队，任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