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其萎　风范长存 ——怀念李学勤先生

杜 勇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己亥岁初，春寒未尽。李学勤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

一直以来，总觉得先生是智者乐，仁者寿，决不会早早告别他毕生钟爱的学术事业。先生驾鹤西去，使学术界失去一位卓越导师，令人悲痛，也令人迷茫。

先生治学领域非常广泛，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中西文明比较研究无不涉猎，成就非凡。在研究中可以发现，几乎从事任何一项研究，甚至非常冷僻的领域，都能看到先生的相关成果导夫先路，熠然生辉。可以说，像先生这样睿智博学的高产学者，自古及今都是寥若晨星的。

先生晚年致力于清华简的整理与研究，不仅为中国古代文明探索提供了珍贵的学术资料，在培养学术新人方面亦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就清华简研究来说，我自己就是受先生教诲和引领的获益者之一。记得2009年春节前，我给先生去电话，拜年后询及刚刚发现的清华简有关情况。先生告诉我，清华简中有不少经史类文献很值得深入研究，希望我利用过去的学术基础，在这方面多下功夫，必有所获。后来我又专程前往清华大学，先生安排我到中心实验室参观，得以一睹清华简真容，极大地增强了我研究清华简的勇气和决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前期准备，发表了《关于清华简〈保训〉的著作年代问题》等论文。待《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辑正式出版后，我随即申报研究清华简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获准通过。这是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之外的学者所承担的第一项国家科研任务，自然不敢有半点懈怠与马虎。经过三年的努力工作，以优秀等级结项，其最终成果《清华简与古史探赜》一书得以入选2017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受到学界重视。对于我这样天资驽钝、学养不足的后学来说，如果没有先生的指导与鼓励，要取得哪怕是如此微小的成绩也是不可想象的。

在研究清华简的过程中，先生深邃的学术见解常常给予我们莫大的启迪和助益。即使有时意见未尽一致，先生也能给予包容和支持。有一次刘光胜教授对我说，先生认为我对清华简《保训》著作年代的看法有一定道理，值得重视。此为我研究清华简的第一篇文章，其主旨与先生的观点有一定距离，尚能得到先生的认同，真是出人意表!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终于平静下来，可以放下包袱，轻装前行了。

其实，这种情况在先生的研究团队亦可见到。如清华简《厚父》记述时王与厚父君臣间一次别开生面的对话，涉及中国早期国家起源以及相与伴生的民本思想等重要课题。然篇中的王究为何人?并不清楚。先生深入研究后指出，此王即周武王，由此揭示了该篇的逸《书》性质。细审简文，颇觉其说甚确，遂有续貂之论。简文说到夏朝“亡厥邦”，知“王若曰”之王非任何一位夏代君王。而商王不称天子，也不以禁酒为基本国策，所以时王亦非商王。篇中厚父献策戒酒，尚未进入国家律令层面，与周公作《酒诰》厉行戒酒的法令有别。说明篇中的王应即克商之后君临天下的周武王。但整理报告对此未赞一辞，反映了研究中心的学者对此尚有不同认识。这在一个学术团队中是很少见的。后来我就此事问及刘国忠教授，他说先生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允许大家拓展思路，锐意创新，以推进学术发展。这种兼容并包的学术胸怀与风范，不能不令人感佩!

又如，清华简第八辑所见逸书《摄命》篇，是周天子册命伯摄的命辞。先生很早就披露说：清华简里面有很长的一篇，有可能是《冏命》。后来又针对《摄命》内容说：受王命的人物名“”，这个字可能被误读为“臩”，篇文或者与古文《尚书》的《冏命》有关。但是，后来正式出版的整理报告虽也认为伯臩可能是伯摄之讹，却提出伯摄当为夷王燮，册命者当为孝王而非穆王。这实际意味着《摄命》并非穆王所作《冏命》。不同意见可以得到正式表达，充分体现了先生对年轻学者的尊重与爱护，也给学界进行后续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就目前所见资料看，伯臩是否为伯摄之讹，确实未可遽定。郭店楚简引《诗·既醉》，摄字一作“”，一作“”，不能确证“”即“摄”的本字。若亦为借字，一切推论将无枝可依。《冏命》为古文尚书，冏字为古文，臩为汉代以后使用的今文，因此在战国竹简中臩当作冏，“”讹作冏的可能性不大。而伯摄职掌刑狱与其特殊的王子身份，亦与穆王时身为太仆之长的伯冏不侔。若以篇中王为孝王，王子伯摄为懿王太子燮，其叔侄关系与简文内涵相合。但孝、夷叔侄关系的真实性尚须仔细求证，其说始可成立。可见清华简的整理意见并非要定于一尊，以此影响或支配学术界，而是充分发扬学术民主，以包容、开放的科学态度，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案。

学术研究是一项非常复杂而又繁难的工作，谁也不好说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就人们的认识过程来说，绝对真理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认识到的。只有通过不断深化的学术实践，才能使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逐渐形成绝对真理。因此，学术研究中有不同见解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事情。不同见解之间需要包容与切磋，正是学术事业不断发展的动力之一。在这方面，李学勤先生的学术实践堪称典范，不管岁月怎样流逝，都是学者心中不能冲刷的珍贵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