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向李先生求教问疑的几点感受

徐少华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李学勤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和教育家，李先生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尊敬、爱戴的师长与学术领路人，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巨大损失，也是国际学术界的巨大损失。今天在这里举办“李学勤先生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总结先生的治学经验，缅怀先生的杰出贡献，寄托学界同仁对李先生的无比思念，是非常难得的。我虽非先生的及门弟子，没有机缘长时段地接受先生的耳提面命，然由于学习专业和学术领域的相近，长期以来深受李先生治学方法、思路和学术新见的影响和启迪，并在多年的学习、工作中，曾有机会多次向先生问疑求教，也算是先生的一个编外学生，使我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一

1998年5月，于郭店楚简出版之前，李先生与艾兰教授合作，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举办有关郭店《老子》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因当时我正在哈佛燕京做访问学者，且此前做过一些楚文化及包山楚简释地方面的探索，承两位先生的厚爱，有幸应邀忝列与会学习。记得当时除了中、美两国的学者外，还有部分来自欧洲、日本的学者参会，名家众多，群星闪耀。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由于是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语言是中、英文双语，但因学术研讨主题和内容的专门、艰深，涉及中国古文字、音韵训诂、历史、考古、哲学思想，以及符号、逻辑等多学科领域，不管是会上的发言、讨论，还是会下的交流过程中，语言表达、理解不能充分到位成为不少学者之间对话交流的较大障碍，影响到不同国别学者之间交流的深度和广度。每到这个时候，总是李先生出面协助，帮助翻译沟通，搭建学术交流的桥梁。我曾私下对年轻的朋友说李先生既是这次会议的发起人、主持人，还兼任会上会下的串场者，对研讨会的圆满召开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同时也展现出李先生英语流畅、学术领域宽广、功底深厚的大家风采。

就我自己而言，前后学了多年的英语，又在美国访学近两年，可遇到当时研讨会这样的场合，不管是英语水平还是专业知识，都显得非常浅薄、不足，无以应对，深感羞愧，李先生用他精湛的学识给我上了十分深刻的一课，一直铭刻在我的心里。

同年秋天，李先生在达特茅斯学院讲学，其间张光直先生邀请李先生前往哈佛作学术报告，我记得当时李先生讲的内容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情况，就断代工程的起因、设计布局、团队分工、工作进展、基本结论诸方面一一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和说明，尤其是关于科技测年、商周标界、铜器断代、西周年历等领域的新进展使大家耳目一新，兴趣盎然。这也是我对断代工程了解最为全面的一次学习机会。

因当时张光直先生的病情不稳、行动不便，那天下午李先生的学术讲座是由人类学系负责中国考古的李运权教授主持的，参与安排布置的好像还有高德、李永迪、焦天龙等几位张先生的及门弟子。报告结束后，李运权先生还邀请我们几位访问学者一起陪同李先生和李师母等吃晚餐，使我们倍感荣幸，饭后又前往张先生家里探望。当两位老先生见面重逢时，百感交集，非常亲切，互相问候后还聊了一些学界往事。记得李先生对张先生说：您是1931年出生，比我年长两岁，今年68了，身体不好应多加休息，学术的事就暂时放一放。在旁的张师母马上接着说，他哪里放得下哟，病情稍有好转就跑去敲电脑，写东西了。临别时两位先生还特地拥抱了一阵，从互相祝福的话语里我们听得出两位先生的语音低沉而有些颤抖，都动感情了，依依不舍。

事后我再回想当时的情形，这两位年龄相若、学术领域相近且交往切磋多年的老朋友，国际顶级的专家学者，或许当时都意识到由于年龄、身体和距离的原因，今后见面的机会可能不多了，因而动容动情，使我们也颇受感动，至今记忆深刻。

大概是李先生作学术报告后的第二天下午，艾兰和罗凤鸣两位教授陪同李先生、李师母去参观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我有幸一同前往学习。往返的路途中，罗凤鸣教授顺便给李先生和李师母介绍一些沿路的建筑、景点及相关历史背景，一般状况用中文讲，遇到相对专门、复杂的词句就穿插用英文，每当我还没有理解、明白时，李先生就随即用中文转告李师母是如何如何的情况，令我敬佩感叹。

在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参观时，展陈中有一些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我利用此机会向李先生求教，先生都简明而要地为我解答。其中有一件商代青铜爵，器物形制较早、铸作工艺也比较原始，我对其时代特征一时把握不准，就请教李先生，李先生不假思索即回答我说，从其形制特征和制作工艺来看，应该是商代早期二里冈时期的遗物，中原文化的风格比较浓厚。李先生的回答使我疑惑顿解，并体会到先生对这些材料和特征等了然于心。

在参观中间休息时，我悄悄咨询先生说，您的英文怎么这么好，虽然“文革”前后耽误搁置了这么多年，现在仍然运用娴熟、应对自如，比我们年轻人强得多，您有什么好办法?李先生对我说，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就是多读多练。先生还对我讲，他祖籍江苏，父亲年轻时从苏州到北平谋生，在协和医院营养科任职，并做到科室负责人的职位，他那时除了正常的课堂学习之外，还看了大量的外文图书，包括科普读物、小说之类的课外书籍，对提高英文能力和扩大知识面有较多帮助；同时也常去协和医院玩耍，遇到父亲的那些外籍同事们，就用英语与他们打招呼以及交谈、聊天，对英文的听力、口语帮助较大，到中学毕业上大学时，英文就可以免修了。可见先生如此高超的英文水平，既有其个人的天分所在，更重要的是与他后天的勤勉、努力密不可分，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二

在多年的学习研究中，我常常借助李先生的方法、思路和成果，受益良多。20世纪60年代以降，先后在湖北境内的随县（今随州）、京山、枣阳与河南的新野、桐柏等地发现了多批曾国青铜器，尤其是1978年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大墓的发掘，更是令国内外学术界感到震惊。李先生结合这些新材料以及早年的出土器物，随即发表了《曾国之谜》（《光明日报》1978年10月4日第3版）一文，从时代、地域、背景诸方面分析推论铜器铭文中的“曾”应是传世文献记载中的古随国。与此同时，石泉先生亦刊布《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武汉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一文，对这一热点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证说明。两位先生殊途同归、大体近似的认识，得到较多学者的认同。

1979年4月，随县城东郊村民在义地岗南部的季氏梁一带开挖水渠时，发现了一批青铜器，经博物馆专业人员的调查、清理，断定是一座古代墓葬，时代为春秋中期。其中两件有铭铜戈，一件铭文为：“周王孙/季怡孔/臧元武/元用戈。”另一件是：“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攻（工）尹/季怡之用。”这批材料于《文物》1980年第1期刊发时，亦发表了李先生《论汉淮间的春秋青铜器》一文，在“再论曾国之谜”一节中，先生一方面改正了原简报中将“穆侯”误释作“穆王”的错误，同时将简报中原断读为“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文句中的逗号去掉，并根据器铭曾大工尹季怡自称“周王孙”的重要材料进一步论证、重申此姬姓曾国即汉东随国的观点，使人读后茅塞顿开，莫不称快。此后我在做硕士和博士论文时，即按照这一思路和方法对曾国铜器和历史地理进行了系统梳理，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其实，我最初阅读李先生这篇论文时，对原简报和李先生就“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攻（工）尹/季怡之用”的断句没有在意其中的差别，并在起初的几篇文章中按原简报引为“穆侯之子，/西宫之孙/”，后来做具体分析时觉得两种断读之间颇有区别，因而才领悟到李先生当初这样断读的用心所在。

近些年来，随着湖北随州叶家山与文峰塔，京山苏家垄和枣阳郭家庙等一系列曾国墓地的发掘和清理，古代曾、随的族属、国别以及始封等众多学术疑难相继得到圆满解决。几位先生当初在众说纷纭中提出新解并长期坚持、不断完善自己观点这样一种开拓创新、勇于探索的学术精神与追求，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发扬光大。

此类事例甚多，难以一一列举。

回顾向李先生请益问学的过程，有两件遗憾的事一直存留在我的心里，久久难以释怀。

一是1998年秋，李先生在哈佛讲学的几天里，有一次我非常忐忑地私下咨询先生，能否到历史所跟着先生做两年在职的博士后，更多地接受先生的教诲。先生听后问我博士毕业多久了，我说已经六年多了，等明年回国时就七年了。先生听后说在毕业时间上确实长了一些，一般是两三年以内，但如果你想做的话，回去后可将有关材料寄到历史所，我们做一些努力试试看，或许还有机会。先生奖掖、勉励后进的风范使我非常感动。遗憾的是，因回国后一大堆的杂事纷至沓来，同时考虑到博士毕业后的时间太久，年龄也偏大（44岁），尤其是个人上进心不强、学习意志不坚定，这事也就没有再继续往前推进，至今有愧于心。

二是由剑桥大学Michael Loewe（鲁惟一）和芝加哥大学Edward L. Shaughnessy（夏含夷）两位教授主编、十多位西方汉学界顶尖学者共同完成的“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B. C.”（《剑桥中国上古史》）1999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该书出版后，我听说李先生希望中译本能尽早面世，以供国内外学者参考借鉴。2002年1月中旬，李先生应邀到武汉出席“商代盘龙城与武汉城市发展研讨会”，我在会下咨询先生，说《剑桥中国上古史》已经出版两年了，内容多为大家手笔，应是时下西方汉学界在中国先秦史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和观点，如果中译本能早点出来，对国内外学界还是有较大的参考借鉴作用的。先生对我讲，这部书确实很重要，但体量较大，内容涉及历史、考古、天文历法、宗教思想等多个领域，做起来工作难度很大。你在外面待过一段时间，有一些西方汉学的基础，如果有兴趣和时间可以参与其中部分章节的汉译工作。听了先生的话，我当时吓了一大跳，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敢接瓷器活，就我这种英语能力和学术水准，哪敢接这么高超的技术活，就对先生说这项工作对语言和学术的要求太高，自己是否有能力参与其事，得认真考虑一下。

该书出版后不久，承夏含夷先生的美意，曾寄赠一本给我，我如获至宝。平时因个人学习和教学的需要，也常参阅并借助其中的一些认识和观点。在得到先生的面谕后，我认真琢磨过此事，也比较过书中的有关章节，看能否做一点有益的协助，然由于个人的英语水平不够，对西方汉学的认知理解不足，深感难度太大而最终放弃了，有负先生的厚爱，且多年来一直难以启齿。

三

李先生离开了我们，留给我们无限的悲痛与思念，留给我们太多的记忆和教益。近70年来，李先生在中国历史、考古、古文字、古文献以及哲学思想等多个学科领域披荆斩棘、辛勤耕耘，作出了众多开创性的贡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术传人，誉享当代，泽被学林，不愧为中国乃至国际学术界的一代宗师，是我们永远的旗帜和楷模，深受国内外学人的敬仰和爱戴。先生多年来对我们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与师德风范，先生的学术思想、卓越贡献和开创精神，将引领我们不断追求和探索，并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附记：由于我生性懒惰，没有养成写日记的习惯，对多年前的那些事情，只是凭自己现在的记忆写成，不一定准确到位，因而文中均没有使用引号，其中可能还存在这样那样的混淆乃至错误，其责任应由我个人承担，并期盼师友同仁们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