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李学勤先生

陈昭容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李先生于2019年2月离开我们了。大家或许会感到这件事不太真实，在我们的书桌上、书架上、计算机的桌面上，处处都有李先生的著作；在我们的心里、脑海里，时时都浮现李先生的说法。李先生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由清华大学主办李先生的纪念会，大家聚在一块儿，一起温习李先生的学术成就，一起感念李先生对大家不厌其烦的引导，我觉得是很温馨也很有意义的。我想大家都会同意，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领域中，李先生是近代最具有全方位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以下谨就所知，谈谈李先生与台湾学术界交流的情况。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逐渐开展，学者们先是在第三地举行研讨会，例如由张光直先生主办、1982年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国际商文明学术研讨会”，1986年于弗吉尼亚州艾尔利镇（Airlie）召开的“古代中国和社会科学一般法则国际讨论会议”。1983年由张光裕先生主办、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邀集全世界相关领域的学者齐聚一堂。两岸学者通过这样的聚会，进行学术交流，这也成为日后学者们往来的重要起始点。此后不仅是出版物流通更为便利，学者的往来也逐渐频繁。在这期间，李学勤先生经常受邀参加各项重要学术会议，对于促进两岸学术界交流，起到积极作用。

史语所在开放学者来访之初，便极力邀请重量级学者讲学。1993年7月，李学勤、裘锡圭两位先生同时应邀来南港史语所访问，停留一个月。虽然当时已开放两岸学者互访，但是通行手续十分复杂，两位先生必须先搭机到罗湖，转进香港，进市区办入台手续，然后再搭机从香港到台湾。从北京到台北，现在直飞觉得不远，在当时几乎是要从清晨出发，到晚上才能抵达南港，十分辛苦。两位重量级学者同时来史语所访问讲学，是史语所的大事，也是学界的盛事。

李先生在史语所访问期间，作两次演讲，一次讲“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一次是“简牍帛书与学术研究”，远近青年学生都争相来一睹风采，李先生与史语所研究上古史、简牍及古文字的学者也有很好的交流。

通常在暑假期间，史语所的学术活动较少。那一年的暑假却很不一样，因为两位大学者的到访，吸引来许多听众，气氛十分热烈。暑期的南港，溽暑难当，尤其是在户外行走时，太阳猛毒，非常难受。当时的所长管东贵先生曾劝李先生撑伞挡挡太阳，还举石璋如先生为例，李先生大概觉得男士撑阳伞不合适，微笑地说石先生是老先生。

1994年元月，史语所臧振华先生主办“历史考古整合研究研讨会”，这是两岸开放学术交流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学术研讨会，尤其是整合了历史、考古与古文字等领域，学术眼光与气魄，可见一斑，当时邀请的学者都是一时之选，听者十分踊跃。这一次大陆学者来台旅行，手续异常不顺利，直到预定开会的日期，都未能成行。臧先生心急如焚，只好改变原定议程，由本地及海外已到会的学者先发表论文，两天后大陆学者们抵达，再举行下半场。记得那次因为手续湮迁、行程不定，心情焦虑，加上香港转机的折腾，学者们抵达南港后，都显得十分疲惫。经过一夜休息，第二天一早，李先生精神矍铄地发表演讲《出土简帛佚籍与古代学术文化的演变》，就当时出土文献对学术的影响作了全面总结。这一次会议论文集于1994年正式出版，题为《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对学术界影响甚巨。

以上两次盛会，可以说是两岸学术交流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李先生都不辞旅途辛劳，前来台北，带来精彩的讲演，对两岸学术交流深具意义。另外，李先生的专著《简帛佚籍与学术史》于1994年在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出版，对台湾的学子而言也无疑是很重要的著作。

李先生对后辈的指导，从来不遗余力。某一次同行聚会中，大家聊起李先生的学生究竟有多少人，有李先生亲自授课的，有旁听的，有指导论文的，还有登门求教的等等。李先生的学生实在太多，真是无可胜数。我提醒大家，李先生在台湾还有许多学生，没被计算在内。

2001年春天，李先生应新竹清华大学中文系朱晓海教授之邀，前来讲学四个月，教授“中国青铜器”。这个讲座是由台湾推动学术研究方向与支持学术研究的最高指导单位“国科会”所设置，我们的领域中，前后共有李学勤先生、裘锡圭先生和吴振武先生担任讲座教授。李先生这门课每星期一次，每次三小时。新竹位于台北和台中之间，每星期二一大早，许多学生南下北上，乘车赶着到新竹上李先生九点钟的课，路程都超过一百公里。听课的学生从资深教授、研究员到年轻学生，一个大教室坐得满满的。

李先生上课总是不急不缓，娓娓道来，把原本枯燥的议题讲得生趣盎然。在那个ppt还不流行的年代，青铜器的课，免不了要讲器形、纹饰，讲出土地，讲铭文。李先生常常一回身，在黑板上画出地图，山川河流俱全，有时是几笔就画出精确的器形纹饰，在黑板上写铜器铭文，更是看家拿手，这样说明问题，学生很容易明了。有时李先生也会讲一点相关器物的趣事，都是他走访五湖四海的亲身体验，这样的小故事往往是用来佐证讲堂上正在申论的议题。大家都折服了，全神贯注地听讲。上李先生的课，大概是那次班上同学们难忘的学习经验，也是我一生中最认真的一门课，上得满心欢喜。很有意思的是，每节讲完最后一句话，都恰好正午钟声响起，非常准时。我们当中很多朋友教书，都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一次课程的内容，与2005年李先生在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的《青铜器与古代史》有很密切的关连。

下课后，李先生总是走到校园中的小吃部就餐。那是个学生餐厅，十分朴素简单，但李先生都甘之如饴，觉得最节省时间，因为午后还有来自各方的求教者。如同大家所知，李先生总是乐于助人，从来不拒绝任何人。李先生不厌其烦地与每位求教者交谈，即使意见不同也不以为忤。我也是在李先生中文系研究室外排队的常客之一，带着一堆资料向李先生求教，那时讨教的内容大都集中在秦文物的议题上。

在秦史、秦文物研究方面，正如王子今教授所说，李先生是这个领域的先行者。从李先生23岁（1956年）的时候，就提出战国文字分系的概念，一系列对战国文字分期与分域的论文，开了该领域研究的先河。李先生作各地区的青铜器分域研究时，对秦文物似有特别的关注，从《战国时代的秦国铜器》（1957年）、《秦国文物的新认识》（1980年）、《东周与秦代文明》（1984年）、《秦公簋年代的再推定》（1989年）、《不其簋的佳话》（1990年）、《秦孝公、惠文王时期铭文研究》（1992年）等，每一篇文章都提出深刻的见解。20世纪80年代是秦文化研究热潮的开始，李先生无疑是对秦文物提出最多见解的学者，将秦研究推向前进的主力。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自1992年被大规模滥挖，盗掘品迅速四处流散，很快陆续出现在世界各地古董市场上。其后礼县附近的几个遗址也陆续被盗，一时文物界出现许多号称秦国文物的新材料，出土背景无所知悉，真伪莫辨。如何对这些材料给予恰当的评价及历史解释，说法纷杂。李先生很早（1994年与艾兰教授合写）对出现在纽约的一对秦公壶提出看法，认为是秦早期先公的器物，可能来自西陲。这个意见对后来陆续出现来自大堡子山的大量铜器，是很重要的指引。其后李先生陆续有《“秦子”新释》（2003年）、《论秦子簋盖及其意义》（2005年）等，在秦文物研究方面作出极其重要的贡献（李先生在秦文物研究方面相关著作极多，请参看王子今教授《李学勤先生对秦史与秦文化研究的贡献》）。在李先生客座新竹清华大学这段时间，除了课堂上的学习外，我个人常在课后向李先生请教，主要集中在秦文化的议题上，受到李先生不厌其烦的指引，受益匪浅。

对于最近数十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议题，李先生总能提出重要观点。这是学界有目共睹的事实。

2001年李先生在新竹清华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期间，到史语所作过三次专题演讲，内容集中在青铜器领域。一次是在学期中间，讲题是“夏商周断代工程金年文历谱的介绍”；在即将回北京前，仍拨空前来史语所，讲题是“青铜器研究展望——商代”“青铜器研究展望——西周”，这对台湾研究青铜器的学者而言，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前瞻性的引导。在6月学期结束前，李先生还参加了台北南海路历史博物馆举办的“海峡两岸春秋郑公大墓青铜器学术研讨会”，发表《新郑李家楼大墓与中国考古学史》，对新郑李家楼大墓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重要意义作出总结。

这一次在新竹清华大学客座一个学期四个月，大约是李先生和李师母停留在台湾最长的时间。李先生除上课之外，付出精力指导所有求教的学子，对台湾学界的影响很大。这一段时间，李师母除了照顾李先生之外，也和清大师生还有各路旁听的学生建立了很好的情谊，有时还跟我们聊家常，交流各种心得。印象中十分深刻的是李师母教我们做北京菜“京酱肉丝”，师母说，一定要用北京“六必居”的酱。在另一次到史语所访问时，师母真的从北京买了“六必居”的酱带来，还特别叮嘱“豆瓣酱甜面酱可以混着用，别一次放太多，咸”。想到李先生来台北专题讲座，行李中还要带着沉甸甸的酱包，觉得画面似乎不太协调，心中却感到十分温馨。

2006年史语所主办第一次古文字与古代史学术研讨会，李先生因故未能来参加，特别提交一篇论文《伯青铜器与西周典祀》，并致信主办单位多加鼓励。2008年李先生亲自来南港参加第二次古文字与古代史学术研讨会，并应史语所王汎森所长之邀，在史语所八十周年所庆活动中，特别以《中国古文字学的动态和趋向》为题，作了两个钟头的演讲。

李先生多次在史语所演讲，总是座无虚席。记得有一次演讲，李先生感叹新出土材料出得又快又多，来不及阅读消化。李先生说：“以前有所谓的古文字学家，贯通甲骨金文小篆，现在材料出得那么多那么快，一个人很难又懂甲骨又懂金文又懂简牍，年轻人做研究，要先练就一项基本本领，再旁及其他，不要一下子什么都要。”类似的内容，在他处谈话时也表达过。李先生的意思，是要大家做研究踏踏实实，立稳脚跟，不要贪多。学问之浩瀚无涯，李先生教我们的是对知识的虔诚和谦卑。

李先生正是这样一位既博大又精深的学者。我们做不到，只能心向往之。今天我们聚在一起缅怀李先生，相信大家都将在李先生给予我们的学术养分中，继续努力成长。

学习的书桌上，离不开李先生的著作给予我们学术上的滋润；在厨房里，我从没忘记李师母给的“六必居”酱菜，一种温暖的滋味。长久以来如此，未来也将持续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