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过卫抑先适齐? ——重耳出亡路线管窥

单周尧

（香港大学中文学院）

一

1994年，笔者与美国斯坦福大学王靖宇教授联合召开第一届《左传》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李学勤教授担任主题发言。李教授以《读〈春秋左传注·前言〉记》为题，于大会发言，使研讨会生色不少。

转瞬间这已是25年前旧事。2019年初春，李教授遽归道山，笔者挽以联曰：

“沾溉中西，一代声华垂宇宙；撢研坟典，千秋著述重儒林。”哲人其萎，为表纪念，同时见证《李学勤文集》之出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及江西教育出版社联合举办“李学勤先生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暨《李学勤文集》新书发布会”。笔者谨撰此文，以就正于在座之方家。

二

“重耳出亡”一事，《左传》及《国语》均言之甚详⁽¹⁾，《史记》于此亦有详细记载。李隆献先生《晋文公复国定霸考》一书，根据《左传》《国语》《史记》，详加研析，于书中第三章第二节载有重耳之“流亡路线考”，现举其要如下：

重耳之流亡路线，自蒲奔狄，向无异说。而去狄后先入齐抑先适卫，则《左》《国》所载互异。《左传》载重耳处狄十二年而谋适齐，先过卫，卫文公不礼焉，乃出五鹿，然后如齐（《左》僖公二十三年，《吕氏春秋·上德篇》同）。《国语》所载，则谋适齐后，先行经五鹿，见辱于野人，乃径至齐；安于齐数年，后齐姜与从者谋，醉而遣之，始入卫（《国语·晋语四》）。《史记·晋世家》所载，同于《左传》；《十二诸侯年表》则同于《国语》。兹引录《左传》《国语》《史记·晋世家》之相关记录如下。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曰：

重耳……处狄十二年而行。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受而载之。及齐，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公子安之。从者以为不可。……姜与子犯谋，醉而遣之。……及曹，……⁽²⁾

《国语·晋语四》云：

文公在狄十二年，……乃行，过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举块以与之，公子怒，将鞭之。子犯曰：“天赐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获此土。二三子志之。岁在寿星及鹑尾，其有此土乎!……”再拜稽首，受而载之。遂适齐。齐侯妻之，甚善焉。有马二十乘，将死于齐而已矣。……桓公卒，孝公即位，诸侯叛齐。子犯知齐之不可以动，而知文公之安齐而有终焉之志也，欲行，……姜与子犯谋，醉而载之以行。……过卫，卫文公有邢、狄之虞，不能礼焉。……自卫过曹，……⁽³⁾

《史记·晋世家》大抵同于《左传》，其文曰：

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过卫，卫文公不礼。去，过五鹿，饥而从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进之。重耳怒。赵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齐，齐桓公厚礼，而以宗女妻之。有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齐二岁而桓公卒……留齐凡五岁。重耳爱齐女，毋去心。……齐女……乃与赵衰等谋，醉重耳，载以行。……过曹，……⁽⁴⁾

尧按：《史记》载重耳过卫一事，除《晋世家》外，亦见于《卫世家》。《卫世家》云：

文公……十六年，晋公子重耳过，无礼。⁽⁵⁾

李隆献先生《晋文公复国定霸考》将重耳前截之流亡路线撮要如下：

狄→卫→五鹿→齐→曹……（《左传》《史记·晋世家》）

狄→五鹿→齐→卫→曹……（《国语》）

三

杨伯峻先生宗主《左传》，认为《国语》不可信，《春秋左传注》于“及曹”下云：

《晋语四》于及曹之前，尚有过卫一事，又分“五鹿乞食”与“卫文公不礼”为两年事，乞食五鹿为适齐前，卫文公不礼在去齐后。《史记》于《卫世家》既用《左传》列卫文公无礼于十六年，复于《年表》鲁僖之二十三年，亦即卫文之二十三年云，“重耳从齐过，无礼”，亦因《晋语》之故。不知重耳由齐及曹，并不过卫，《国语》不可信。⁽⁶⁾

清梁玉绳（1745—1819）则以为当从《国语·晋语》，不当依《左传》。《史记志疑·晋世家第九》“过卫”条云：“按：《表》（谓《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引者）依《晋语》，言重耳先适齐，后过卫，是也。此（谓《史记·晋世家》——引者）又从《左氏》，先卫后齐，似不合事情。”⁽⁷⁾《史记志疑·十二诸侯年表第二》更提出当依《国语》之证据云：

按：《左传》重耳先过卫，后适齐；《晋语》先适齐，后过卫。此《表》从《晋语》也。但卫文贤君，何以无礼重耳?《晋语》曰：“卫文公有邢、翟之虞，不能礼焉。宁庄子言于公，弗听。”则情尚有可说，厥后晋文怒卫，伐其国而执其君，不免已甚矣。然《表》书重耳过卫在二十三年，为鲁僖之二十三年，虽若与《左传》合，而实是舛谬，盖《左传》追叙前事耳。《世家》书于十六年亦误，卫文十六年无邢、狄之难（引者按：“狄”同于《晋语》之“翟”）。考《春秋》僖十八年，“邢人、狄人伐卫”，鲁僖十八即卫文十八，则重耳过卫当在卫文十八年也。更有一确证，韦昭《晋语》注云“鲁僖十八年冬，邢、狄伐卫，文公故不能礼”，⁽⁸⁾则重耳过卫非卫文十六年与二十三等年可知。⁽⁹⁾

按：梁氏据《国语·晋语四》“卫文公有邢、翟之虞，不能礼焉”，以及韦昭《晋语》注“鲁僖十八年冬，邢、狄伐卫，文公故不能礼”，定重耳过卫在卫文公十八年（鲁僖公十八年，前642年），惟李隆献先生认为韦昭于此其实不甚了了，其于《晋语四》“乃行过五鹿，乞食于野人”下注云：“五鹿，卫邑。不见礼，故乞食。”⁽¹⁰⁾又于“卫文公有邢狄之虞，不能礼焉”下解曰：“是岁，鲁僖公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卫，……故不能礼焉。”⁽¹¹⁾既以重耳过五鹿后径适齐，再由齐入卫，则过五鹿时，重耳尚未入卫，何“不见礼”之有?故李先生认为韦昭乃牵合《左》《国》以作注，其说不可信据；梁玉绳据韦注而定重耳过卫在鲁僖公十八年之说，亦不足信。⁽¹²⁾张以仁先生（1930—2009）《读史记会注考证札记·卫世家》质疑梁说曰：

梁氏之说未审。盖依《左传》，重耳于僖公五年出奔，居狄十二年而过卫，则正当卫文公十六年，《史记》不误。如依《国语》，则重耳过卫在居齐之后。重耳入齐，桓公尚在，此《国》《左》《史》三书皆无异说。桓公之死，当卫文公十七年，即重耳入齐之次年。又《晋世家》谓重耳留齐凡五岁。则卫文公十八年，重耳尚居于齐。梁氏安得谓重耳于此时过卫?且僖公十九年《左传》有卫人伐狄事，二十年秋有“齐、狄盟于邢，为邢谋卫难也。于是卫方病邢”事。《春秋》经僖公二十一年春有狄侵卫事。则卫有邢狄之患，不必定于卫文公十八年。不知梁氏何以未见及此?⁽¹³⁾

按：根据《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史记·晋世家》《卫世家》，重耳过卫在鲁僖公十六年（卫文公十六年，前644年）；梁玉绳据韦昭《国语》注，谓重耳过卫，当在鲁僖公十八年（卫文公十八年，前642年），张以仁先生认为其说不足信，盖《史记·晋世家》谓重耳“留齐凡五岁”，则鲁僖公十八年，重耳尚居于齐，安能于此时过卫?梁玉绳于此其实有说，梁氏谓《史记·晋世家》之“留齐凡五岁”，“五”乃“三”之误，《史记志疑·晋世家第九》云：

按：“五”乃“三”之误。重耳以齐桓四十二年如齐，明年桓公卒，又明年为齐孝公元年，遂适卫，为卫文公十八年，有邢、狄之难，故有不礼重耳之事。⁽¹⁴⁾

按：据《史记·宋微子世家》，重耳过宋在宋襄公十三年（鲁僖公二十二年）。⁽¹⁵⁾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亦同意此说，杨注于“及宋，宋襄公赠之以马二十乘”下云：“《宋世家》云：‘是年（宋襄十三年），晋公子重耳过宋，襄公以伤于楚，欲得晋援，厚礼重耳以马二十乘。’重耳过宋当在鲁僖之二十二年，即宋襄之十三年，《宋世家》之言可据。”⁽¹⁶⁾李隆献先生认为：若重耳入卫在鲁僖公十八年，入卫与过宋之间，前后有四年之久。重耳入卫，卫文公不礼焉；过曹，曹共公亦不礼焉，其后即入宋。曹、卫既皆不礼，则无留卫、曹四年之理。故梁玉绳之说，似不足信。⁽¹⁷⁾近人王玉哲（1913—2005）亦云：“梁氏删易古史，以就其说，但终不可通。”⁽¹⁸⁾

王氏又引述与梁玉绳同时而稍后之汪远孙（1789—1835）《国语发正》曰：

按：晋文公从齐过卫、过曹、过郑、过楚，《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皆书于鲁僖公二十三年（原注：过宋不书，从略。《宋世家》在襄公十三年，鲁僖二十二年也。过卫在过宋前，亦当在二十二年，与表差一年）。鲁僖公二十三年值卫文公二十三年。邢、狄与卫自菟圃之役后，互相构难：十九年，卫人伐邢，《传》云：“以报菟圃之役”；二十年，齐人、狄人盟于邢，《传》云：“为邢谋卫难也，于是卫方病邢”；二十一年狄侵卫，杜注云：“为邢故”。虞者，忧也。忧其来伐，不必是围菟圃之岁。文公自去齐后，卫、曹、郑既不见礼，宋襄止乘马之赠，未尝假馆；居楚亦仅数月（原注：见《史记·晋世家》）；自齐至秦，虽经历多国，道途原非辽远，入秦在二十三年，则过卫亦在二十三年明矣。若谓僖十八年过卫，自十八年至二十三年，此六年淹留何国乎?⁽¹⁹⁾

王氏认为汪氏此论，足以攻破梁玉绳重耳过卫在鲁僖公十八年之说，然汪氏定重耳过卫在鲁僖公二十三年，王氏认为乃忽略史实，因卫自鲁僖公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不见邢狄为祸。衡诸《国语·晋语》：“卫文公有邢狄之虞，不能礼焉。”则重耳过卫，非在鲁僖公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此二年内。且重耳在僖十六年去翟之齐，至僖二十三年，前后共七载，亦与《史记·晋世家》“留齐五岁”不合。王氏认为《左传》虽系重耳过卫于二十三年，然纯为追述，未定确在何年。⁽²⁰⁾

李隆献先生《晋文公复国定霸考》一书，亦谓汪氏根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定重耳过卫在鲁僖公二十三年之说为不可通，李先生所持理据如下：（一）定重耳过卫、曹、郑、宋、楚、秦皆在鲁僖公二十三年，则自僖十六年至二十二年此六年间，重耳岂皆留齐?然史无重耳留齐六年之说。（二）自齐至秦，乃由中原之东北绕经南方，再入西方，汪氏谓“道途原非辽远”，似非事实。（三）《史记》晋、宋世家均谓重耳于宋襄公伤泓之时在宋；若定重耳过卫在鲁僖公二十三年，则其过宋非在僖二十三年不可。是时宋襄公已卒，何由与重耳相见?故《左传》虽系重耳历卫、曹等国于鲁僖二十三年，然实为追叙，非谓过此诸国皆在是年也。故李先生总结云：汪氏之说，实亦窒碍难通，不足深辨。⁽²¹⁾

王玉哲《晋文公重耳考》一文，认为重耳过卫，当在鲁僖公二十年，王氏曰：

考《春秋左氏传》僖二十年：“秋，齐狄盟于邢，为邢谋卫难也，于是卫方病邢。”文公过卫盖在此年也（原注：鲁僖二十年）。重耳于鲁僖十六年至齐，留五岁即鲁僖二十年，去齐时当在秋季，因有“谋于桑下，蚕妾在焉”（《晋语》）之文也。卫曹皆不礼，去宋在当年或在翌年（僖二十一年）也。而《晋世家》云：“宋襄公新困兵于楚，伤于泓，闻重耳贤，乃以国礼礼重耳。”按泓之战在鲁僖二十二年冬，文公必不能至鲁僖二十二年冬始来宋，因中途逗留何处，梁氏《志疑》亦疑之。《晋世家》所载虽不可靠，然亦必非全然无据。其下文又云：“宋司马公孙固善于咎犯，曰：‘宋小国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国。’”以臆度之，文公必是在僖二十年或二十一年去宋，遂留之以求宋助其入国。至鲁僖公二十二年冬，有泓之战，楚败宋，宋司马公孙固始言：“宋小国，新困不足以入。”宋襄公始赠之以马二十乘，去郑，郑文公不礼而如楚，至楚当在鲁僖公二十二年或二十三年两年中。居楚数月，秦伯召重耳于楚，盖在鲁僖公二十三年也。至鲁僖公二十四年二月，即晋惠公十五年十二月，秦穆公送重耳归国，下月重耳即位改元，即鲁僖公二十四年三月也。⁽²²⁾

王氏分析重耳离齐后之行程甚详，惟谓重耳“必是在僖二十或二十一年去宋”，似有可商，盖《史记·宋微子世家》谓宋襄公十三年冬，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又谓“是年，晋公子重耳过宋，襄公以伤于楚，欲得晋援，厚礼重耳以马二十乘。”⁽²³⁾宋襄公十三年，即鲁僖公二十二年也。

四

苏州大学王少林先生于2012年发表《晋文公重耳出亡考》⁽²⁴⁾一文，则提出下列论点：

（一）重耳出亡，本意在避骊姬之祸，伺机返回晋国谋取君位。晋献公死后，惠公即位，狄为小国，仅可自保，而不能助重耳归国即位。惠公七年，惠公派人刺杀重耳，重耳不得已，遂离狄往齐，以求得到齐桓公之重用与帮助，故离狄之后，实无需过卫（即经过卫国国都，向卫国国君表达居留之意）。

（二）王文引述马保春之说，从地理角度立论：重耳欲自白狄之部东适齐，需经晋中，东出太行，再经东阳之地东至齐。而卫在太行山东南麓即今河南淇县一带，重耳一行如欲适卫，则无必要东出太行，自晋中东南行即可达，重耳既东出太行，则其东行目标乃适齐而非过卫。⁽²⁵⁾

（三）梁玉绳谓《史记·晋世家》之“留齐凡五岁”，“五”乃“三”之误，王少林先生赞同该说，并为之举证，谓古代文献记载中“三”“五”之误甚多，如《史记·殷本纪》正义：《括地志》引《竹书纪年》曰：“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日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三引作“二百七十五年”，“五”即为“三”之误。又《荀子·儒效》：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则作“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可见“三”“五”互误，本为文献常见，凡此皆可作梁玉绳《史记志疑》之旁证。王氏指出，重耳至齐，乃为得到齐桓公之支持。桓公既已病故，齐国再无桓公在世时之国力与影响力，故重耳离齐，乃正确选择。

（四）王氏认为当从《国语·晋语四》韦昭注及梁玉绳说，重耳居齐国为三年，从僖公十六年至十八年秋，而后至卫都，卫文公因与邢人、狄人作战，而不礼重耳。

以上第一点谓晋惠公七年（即鲁僖公十六年），晋惠公派人刺杀重耳，重耳不得已，遂离狄往齐，以求得到齐桓公之重用与帮助。此事《史记·晋世家》及《国语·晋语四》均记载甚详，《史记·晋世家》云：“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与壮士欲杀重耳。重耳闻之，乃谋赵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为可用与，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愿徙之大国。夫齐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诸侯。今闻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贤佐，盍往乎?’于是遂行。”⁽²⁶⁾《国语·晋语四》曰：“文公在狄十二年，狐偃曰：‘日（往日，谓出亡之初），吾来此也，非以狄为荣，可以成事（成返国之事）也。吾曰：“奔而易达（狄离晋近故），困而有资（困顿中有财物资助），休以择利（于此暂且休息以作出更有利的选择），可以戾也（可以定居下来）。”今戾久矣（现定居于此已久），戾久将底（定居于此太久则一切都将停顿下来）。底着滞淫（一切停顿下来，则苟安滞惰之心越来越厉害），谁能兴之?盍速行乎!吾不适齐、楚，避其远也。蓄力一纪（十二年），可以远矣。齐侯长矣（已老），而欲亲晋。管仲殁矣，多谗（众多喜进谗言之小人）在侧。谋而无正（谋划而没有可以就正之人），衷而思始（衷，中也。各种政事推行到中途就想到当初有管仲主持的好处）。夫必追择前言（他一定会追想管仲生前说过的话并加以采用），求善以终（以求有个好的结果），餍迩逐远（餍，满足。谓齐国对与近邻之关系既已感满意，就会希望与远方的诸侯国也建立友好关系），远人入服（现在我们这些远方的人去投奔他，归顺齐国表示臣服），不为邮矣（是不会有错的。邮，过也）。会其季年可也（季，末也。现正可赶上其晚年），兹可以亲（兹，此也。谓此齐侯可以亲近）。’皆以为然。”⁽²⁷⁾王少林先生谓重耳离狄奔齐乃为得到齐桓公之重用与帮助，故离狄之后，实无需过卫（王先生认为即经过卫国国都，向卫国国君表达居留之意）。尧按：“过卫”意为经过卫国国都，但似不必向卫国国君表达希望长期居留之意。考重耳出亡，入齐之前，先经五鹿，此一记载，《左传》与《国语·晋语四》，并无异说。五鹿卫地，其地望虽有不同说法⁽²⁸⁾，重耳因遭晋惠公派人行刺，匆忙离狄出亡，粮食匮乏，需于五鹿乞食，似无不入卫都求援，反先远奔齐都临淄之理。齐国路远，重耳固知之，故处狄十二年以蓄力，实不必急于一时，故《国语·晋语四》重耳出亡，受辱五鹿，随即奔齐之说，似不足信。根据《左传》，重耳出五鹿之前，先过卫都（以其奔而易达，困而有资也），奈何卫文公不礼，于是无奈奔齐，此一记叙，实较《国语》合理。

至于第二点，马保春先生所言者，乃一假想；重耳乞食五鹿，则为历史事实。观乎马氏《晋国历史地理研究》263页之“晋公子重耳流亡形势图”，则其假想之出亡路线，完全不经卫国，实无以解释重耳乞食五鹿此一历史事实。且马氏谓“重耳欲自白狄之部东适齐，需经晋中，东出太行，再经东阳之地东至齐”，又谓“重耳一行如欲适卫，则无必要东出太行，自晋中东南行即可达，重耳既东出太行，则其东行目标乃适齐而非过卫”，乃循环论证。重耳之出亡路线，或非如马氏所假想者，因齐国路远，故不直奔齐都临淄，而先假道于卫，以其奔而易达，困而有资也。

第三、第四两点，乃王少林先生为证成《国语·晋语四》韦昭注及梁玉绳说而写。惟“三”可误为“五”，与《史记·晋世家》“留齐凡五岁”之“五”必为“三”之误，终为二事。王少林先生谓“重耳至齐，乃为得到齐桓公之支持。桓公既已病故，齐国再无桓公在世时之国力与影响力，故重耳离齐，乃正确选择”，此亦仅为王先生个人之意见，未必即为重耳之想法。根据《左传》，重耳“及齐，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公子安之。从者以为不可。将行，谋于桑下。蚕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杀之，而谓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闻之者，吾杀之矣。’公子曰：‘无之。’姜曰：‘行也!怀与安，实败名。’公子不可。姜与子犯谋，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²⁹⁾。是重耳固不欲离齐也。《史记·晋世家》亦云：“至齐，齐桓公厚礼，而以宗女妻之，有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齐二岁而桓公卒，会竖刀等为内乱，齐孝公之立，诸侯兵数至。留齐凡五岁。重耳爱齐女，毋去心。赵衰、咎犯乃于桑下谋行。齐女侍者在桑上闻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杀侍者，劝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乐，孰知其他!必死于此，不能去。’齐女曰：‘子一国公子，穷而来此，数士者以子为命。子不疾反国，报劳臣，而怀女德，窃为子羞之。且不求，何时得功?’乃与赵衰等谋醉重耳，载以行。行远而觉，重耳大怒，引戈欲杀咎犯。”⁽³⁰⁾所载与《左传》基本相同，是重耳本意，乃老死齐国，实无意离齐也。

是王少林先生所言四点，皆有可商。

王文的主要论点是重耳曾两次过卫：先于鲁僖公十六年首次入卫境，过卫邑五鹿，后至齐都，居齐三年，僖公十八年离齐，再到卫都。

五

2011年，清华简（贰）《系年》公布。第六章载重耳出亡之事曰：

晉獻公之婢妾曰驪姬，欲亓（其）子（奚）（齊）之爲君也，乃（讒）大子龍（共）君而殺之，或（讒）惠公及文公（文公。文公）奔翟（狄），惠公奔于梁……文公十又二年居翟（狄，狄）甚善之，而弗能內（入），乃（適）齊（齊，齊）人善之；（適）宋（宋，宋）人善之，亦莫之能內（入）；乃（適） （衛，衛）人弗善；（適）奠（鄭）（鄭，鄭）人弗善；乃（適）楚。褱（懷）公自秦逃歸，秦穆公乃（召）文公於楚，囟（使）（襲）褱（懷）公之室。晉惠公（卒），褱（懷）公卽立（位）。秦人（起）（師）以內文公于晉（晉。晉）人殺褱（懷）公而立文公，秦晉（焉）（始）會好，穆（戮）力同心。⁽³¹⁾

从《系年》提供的材料来看，重耳出亡路线如下：

狄→齐→宋→卫→郑→楚→秦

此一流亡路线，在重耳过卫、齐次序上，与《晋语》记载一致，主先齐后卫说，并明确指出重耳离狄往齐的原因是“狄甚善之而弗能内，乃适齐”。而过卫则在居齐及过宋之后，并且不言“过曹”。

《清华简·系年》之说，颇觉简略，且有可议之处，如重耳居齐及过宋之后，可直接入郑，似无需绕道过卫。此外，《左传》所记重耳“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及《国语·晋语四》所载“过五鹿，乞食于野人”一事，《清华简·系年》全付阙如。

《清华简·系年》公布后，刘丽女史发表《重耳流亡路线考》一文，提出下列数点：

（一）《清华简·系年》所示重耳流亡诸国之次第与《史记》齐、宋、郑、楚、秦诸《世家》及《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之时间记载吻合，特别是宋排在卫前，与唯一有明确记载重耳过宋时间之《宋世家》相符合。（尧按：问题之重点是过宋、过卫之孰先孰后。据《史记·宋世家》，重耳过宋在鲁僖公二十二年，而《十二诸侯年表》于此则付阙如；据《卫世家》，重耳过卫在鲁僖十六年，《十二诸侯年表》则置诸鲁僖二十三年，惟此所据者当为鲁僖二十三年《左传》，追叙重耳出亡，过卫、及齐、及曹、及宋诸旧事，实则重耳历经上述诸国，皆在鲁僖二十三年之前，未可据此遽谓过宋先于过卫。且如上文所言，过宋之后，可直接入郑，实无需绕道过卫也。）

（二）《清华简·系年》不言重耳过曹，而传世典籍如《史记·晋世家》《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史记·管蔡世家》《国语》《左传》《淮南子·道应训》《韩非子·十过》《吕氏春秋·上德》《淮南子·人间训》均有载及此事。且《清华简·系年》第七章云：“晋文公立四年，楚成王率诸侯以围宋伐齐，戍穀居。晋文公思齐及宋之德，乃及秦师围曹及五鹿，伐卫以脱齐之戍及宋之围。”可见重耳曾经过曹，而曹君曾无礼于重耳。（尧按：《清华简·系年》第七章谨谓“晋文公思齐及宋之徳，乃及秦师围曹及五鹿，伐卫以脱齐之戍及宋之围”，未足以清楚显出“曹君曾无礼于重耳”；反观鲁僖二十八年《左传》云：“三月丙午，入曹，数之以其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也，且曰献状”，杨注：“献状，古有数解。……《晋语四》云：‘文公诛观状以伐郑。’惠栋因谓：‘献状，谓观状也。先责其用人之过，然后诛观状之罪，以示非恶报也。’”⁽³²⁾《左传》所载，似足以证明重耳曾经过曹，而曹君曾无礼于重耳。总之不言过曹，当为《清华简》一重要阙漏。）

（三）《史记·晋世家》《左传》《国语》《吕氏春秋》中都谈及“过五鹿”，其中尤以《国语·晋语四》记载最详，“五鹿之野人举块以与之，公子怒，将鞭之。子犯曰：‘天赐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获此土。’”韦昭注：“五鹿，卫邑。”……对照《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二十八年春，晋侯……侵曹伐卫。五月戊申，取五鹿。”……“取五鹿”当是对前面兆象的回应，按照十二年算，则过五鹿当在卫文公十六年。这与《史记》《左传》的记载是相符合的。（尧按：卫文公十六年（即鲁僖公十六年）重耳“过五鹿”一事，应为可信，而《清华简·系年》于此却付诸阙如。）

刘丽女史文中又提到徐元诰之重耳鲁僖二十二年过卫说，徐元诰《国语集解》云：“《史记·宋世家》，重耳过宋在襄公十三年，值鲁僖二十二年也。过卫在过宋前，则亦当在鲁僖二十二年。与韦注固相距太远，与年表亦差一年矣。”⁽³³⁾刘丽女史说：“重耳过卫在文公十八年是靠不住的，二十二年说呢?也没有事实依据，只是一种推测，且与韦注和《年表》均不同。史书中明确记载的是重耳过卫在卫文公十六年或者卫文公二十三年，那么这两个时间是怎么回事呢?《国语》与《史记》《左传》关于过卫、过齐次序的不同又该如何解释呢?”⁽³⁴⁾

刘女史的解释是：

重耳实际是两次经过卫国，第一次就是卫文公十六年经过五鹿，野人与块；第二次则是卫文公二十三年过卫，文公不礼。但是《史记》和《左传》误把两者当成了一件事。但是这确实是两件事，因此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里记载的过卫时间是卫文公二十三年，即鲁僖公二十三年，这表明了司马迁的谨慎和存疑。过齐前的过卫实则是过五鹿，后面在过齐后还有一次过卫。《国语》中的记载其实是正确的，但是过卫的时间却不对，卫无论如何不能排在宋的前面。（引者按：过宋、过卫之孰先孰好问题，前文已详加讨论。）《清华简》把卫排在齐之后应该指的是卫文公二十三年那次，因为《清华简》中过齐前并未提及过五鹿，也许是认为当时重耳并未见到卫国国君的缘故。⁽³⁵⁾

刘女史重耳两次经过卫国之说，与王少林先生基本相同，只不过王少林先生赞同《国语·晋语四》之说，认为重耳过卫在鲁僖公十八年，刘女史则认为重耳过卫在鲁僖公十八年之说靠不住，重耳第二次过卫是在鲁僖公二十三年。

重耳过卫在鲁僖公二十三年及在鲁僖公十八年二说，本文均不赞同。笔者认为重耳过卫，当在鲁僖公十六年，原因上文已清楚说明，盖重耳既已至卫之五鹿，且粮食匮乏，需于五鹿乞食，似无不入卫都求援，反先远奔齐都临淄之理。刘丽女史指出：“过五鹿当在卫文公十六年”，则重耳过卫，似亦当在卫文公十六年。

2018年，王少林先生又在《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十八辑发表了《新出简牍与晋文公出亡史事综合研究》一文，重申其所定重耳出亡路线如下：

狄→五鹿（卫）→齐→卫→曹→宋→郑→楚→秦

综而观之，李隆献先生《晋文公复国定霸考》取《左传》及《史记·晋世家》之说，定重耳之流亡路线如下⁽³⁶⁾，当为可信：

狄→卫→五鹿→齐→曹→宋→郑→楚→秦

李先生所定之流亡路线，不但较《清华简·系年》可信，亦较王少林先生及刘丽女史之说可信，笔者所持理据，上文已清楚说明，兹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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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国语·晋语二》《国语·晋语四》。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04—407页。

(3)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37—346页。

(4)《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657—1658页。

(5)同上，第1595页。

(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07页。

(7)梁玉绳撰，贺次君点校：《史记志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83页。

(8)《史记志疑》标点作“邢、狄伐卫文公，故不能礼”，似误，今正。

(9)梁玉绳撰，贺次君点校：《史记志疑》，第336页。

(10)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点校：《国语》，第339页。

(11)同上，第345页。

(12)参李隆献：《晋文公复国定霸考》，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8年，第137页。

(13)大陆杂志社编辑委员会：《大陆杂志语文丛书》第2辑第3册《校诂札记》，台北：大陆杂志社，1963年，第373页。

(14)梁玉绳撰，贺次君点校：《史记志疑》，第984页。

(15)《史记·宋微子世家》云：“襄公十三年……是年，晋公子重耳过宋，襄公以伤于楚，欲得晋援，厚礼重耳以马二十乘。”（第1626—1627页）宋襄公十三年即鲁僖公二十二年（前638年）。《史记·晋世家》亦云：“过宋。宋襄公新困兵于楚，伤于泓，闻重耳贤，乃以国礼礼于重耳。宋司马公孙固善于咎犯，曰：‘宋小国，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国。’乃去。”（第1658—1659页）梁玉绳以为《史记·宋微子世家》及《晋世家》所载未确，《史记志疑》曰：“按：《左传》重耳历游诸国，惟自郑至楚及楚送诸秦，当在鲁僖公二十三年，过卫在僖十八年，余皆追叙，莫定在何岁。此（按：指《宋微子世家》）及《晋世家》书过宋于宋襄公十三年伤泓之后，谓因败礼重耳，未确也。”（第960页）然则梁氏何以知其未确?梁氏所引据者有二：（一）《左通》曰：“晋文公在外十九年，不知于何年过宋，《史》特因上年伤泓而为此说，安知过宋不竟在泓战之前?”（二）《史记索隐》曰：“按：《春秋》战于泓在僖二十三年，重耳过宋及襄公卒在二十四年。今此文以重耳过与伤泓共岁，故云‘是年’。又重耳过与宋襄公卒共是一岁，则不合更云‘十四年’。是进退俱不合于《左氏》，盖太史公之疏耳。”（第1627页）按：（一）《左通》所言，似为臆测。是否合理，见仁见智。（二）《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曰：“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又僖公二十三年曰：“夏五月，宋襄公卒，伤于泓故也。”未知《史记索隐》何以谓“《春秋》战于泓在僖二十三年，重耳过宋及襄公卒在二十四年”?是梁玉绳所引用者，皆不足为确证，故李隆献先生《晋文公复国定霸考》云：梁氏“谓宋襄因败而礼为未确，亦未提出任何佐证，不足深辨”（第149页）。

(1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08页。

(17)李隆献：《晋文公复国定霸考》，第143页。

(18)王玉哲：《古史集林》，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68页。

(19)汪远孙：《国语校注本三种·国语发正》卷十《晋语四》，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振绮堂汪氏刊藏本，第3上至下。

(20)王玉哲：《古史集林》，第469页。

(21)李隆献：《晋文公复国定霸考》，第138—139页。

(22)王玉哲：《古史集林》，第469页。

(23)《史记》，第1626—1627页。按梁玉绳以为《史记·宋微子世家》所载未确，惟未能提出确证。详参上文。

(24)王少林：《晋文公重耳出亡考》，《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3期。

(25)马保春：《晋国历史地理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62页。

(26)《史记》，第1657页。

(27)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21—322页。引文括号内之解释为笔者所加。

(28)李隆献：《晋文公复国定霸考》，第140—143页；王少林：《晋文公重耳出亡考》，《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3期。

(2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06—407页。

(30)《史记》，第1658页。

(31)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上册，第54—59页，下册，第150页。

(3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53页。

(33)徐元诰：《国语集解》，第326页。

(34)刘丽：《重耳流亡路线考》，《深圳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35)刘丽：《重耳流亡路线考》，《深圳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36)李隆献：《晋文公复国定霸考》，第145页，其根据详见第135—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