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学勤先生青铜器与金文研究学术思想的几点体会——读李先生在北大“西周青铜器与金文” 研讨班上的演讲

朱凤瀚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在李学勤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中，青铜器与金文可以说是他始终最重视的也是最感兴趣的学术领域。这一点，大家翻阅一下李先生的文集即可知道。他认为“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物里最重要也是最有特色的门类之一”，将之比同于空前绝后的希腊雕塑，他认为“青铜器是当之无愧的古代创造，后世想达到同样水准实际也不可能”（摘自2015年6月讲演），所以他对青铜器、金文是特别有感情的。

四十余年来，在中国青铜器与金文研究的学术发展过程中，李先生以自己的学术实践，有力地推动着这一领域研究水平的进展。

李先生在这个领域的学术思想需要细细总结，限于时间，在这里我仅以李先生2015年6月在北大出土文献研究所举办的“西周青铜器与金文”研讨班上的演讲为线索来谈点认识。当时李先生身体实际已不如以前，但他还是在这个班的开班式上精神饱满地以“当前青铜器研究的几个问题”作主题（按：已发表于《青铜器与金文》第一辑（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为在座的来自协同创作中心单位及其他高校的研究生与青年教师作了这样一场在我看来是李先生很放开的，也是能够较充分地体现他在青铜器与金文研究方面学术思想的一次讲座（图1、2）。

下面，我顺着李先生讲座的主线，来与大家一起重温一下他有关的学术思想，进一步去体会他的这些思想对我们作研究的启示意义。

一

李先生讲的第一点，是“今天的青铜器和金文的研究跟前人有何不同”。

李先生指出，从宋代到清末民初，青铜器的研究更突出的是金文的研究，进入民国以后，以郭沫若所著《大系》与容庚的《通考》为代表，已把金文研究和青铜器本身器物学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

但郭、容那个时段，限于考古发掘材料的缺乏，还不能以考古材料为中心，而近几十年“我们所做的金文与青铜器的研究应该是以考古材料为主体”，“即使今天单纯做青铜器与金文文字学以及跟语言文字学相关的研究也不能够脱离考古学的材料，这是今天做青铜器与金文研究的一个主流方面”。

李先生在讲演中举出利鼎的材料来说明不能脱离器物本身重要性。在搞断代工程时，曾注意到利鼎鼎铭中有井伯，可以与《穆天子传》、清华简《祭公》对照，似乎应放在穆恭王时期，但后来知道此器在首师大博物馆，一见器形，才知道是西周晚期的（图3、4）。

李先生认为青铜器研究应包括：形制、纹饰、文字、功能（及组合）、工艺技术五个方面。

这一概括非常重要，特别是“组合”与“工艺”，完全是考古学的思维。他认为“如果在考古方面和金文文字方面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个人建议首先考虑考古材料”。他本人在做研究时是完全遵守这一思想的。

例如，1976年在论妇好墓年代时，当时相当多学者主张把妇好墓（当然包括墓中出土的铜器）的年代下拉到殷墟文化后期，但李先生没停留在讨论妇好墓铜器中有“妇好”铭文而牵扯到的一、四期卜辞的年代问题上，而是将断代主要依据放到了铜器的形制特征上。他在《文物》1977年11期发表的《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上，即举出殷墟发掘小屯村北殷墟早期墓M331、西北岗M1001大墓所出铜器，以及小屯村北乙五基址下边所出泥模上的花纹，力证所谓“三层花”在武丁——祖甲时即已存在，从青铜器的总体特征正确地判断了妇好墓的年代在武丁晚至祖甲时期。这在当时（四十多年前），学术思路与见解都是“前卫”的。现在对商代青铜器的研究成果完全证实了李先生的推论之正确。

此外，在1984年所写《穆公簋盖在青铜器分期上的意义》一文中，他对穆公簋盖年代的判定也是先依靠簋盖上的相对大鸟纹与房山琉璃河M53攸簋的近同，已属于发达的类型，精准指出，穆公簋凤纹不分尾，此种特点见于穆王，由此否定了以往将此簋盖定为西周中期偏晚懿、孝王时器的看法。他的这种先从考古器型学角度来设定年代框架再去考虑金文所提示的年代之思路，一直贯彻在他许多研究金文的文章中。

他在2005年所写的文章《从眉县杨家村窖藏谈青铜器研究的五个方面》中，以此窖藏铜器为例，系统表述了上述从五个方面研究青铜器的思想，说明应怎样着手：首先是青铜器形制，然后即是纹饰；在此二者建立的年代框架基础上才去进一步结合金文作更细致的断代，并对金文内涵作更深入的解读，再去探讨功用与工艺。

顺便说一下，在作西周金文历谱的研究中，特别是在“断代工程”进行时，有一些学者提出多种金文历谱的方案，其中即有不少忽视或不重视青铜器器型学的研究，认为应把金文历日显示的“历法”放到前边，这种做法与李先生所云学术思路相反，其所编历谱与结论自然会建立在不稳固的基础上。

二

李先生所讲到的做青铜器与金文研究时的第二点，是“当前青铜器研究特别需要做的事”。

能站在学术研究前列，为同行学者们研究指明前进的方向、应走的路径，是李先生很重要的学术贡献——这点我已专门有纪念文章论及。

对于当前青铜器研究，李先生认为：“青铜器作为考古学的遗存，从研究技术来说，一定要分区域，一定要分时期，分域和分期对于所有的考古学遗物来说是必须要注意的，青铜器包括金文必须如此。”

大家都知道，李先生早在1984年出版的《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中，对这一时期的文化，即作了分区域的研究与阐述，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他对东周青铜器的区域性考察，所分区域与所指出的区域特点已成为后来许多学者做东周青铜器研究时的重要参考。

但在这次讲话中，李先生更是着重讲到“当前最需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西周王朝地区的青铜器研究”。而且他特别强调“希望能够对西周中期青铜器，特别是王朝青铜器做一个深入研究”，“这样可以建立一个西周王朝（青铜器）的分期标尺”。

李先生所以强调西周中期王朝青铜器（应该即是指王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是指西周畿内担任王朝卿士的贵族所制青铜器）的分期，我理解是在西周金文历谱研究中，西周中期金文历谱最难排定，其中一个原因是对从穆王到孝王的器物，从器型学上还做得不够细致，且如李先生所云，这一时段的金文研究也多有不清楚之处。而近年来，西周中期有“四要素”的王畿地区的青铜器相对其他时段有较多发现，有利于对这一时段此区域的青铜器做更细致的时段特征的分辨，这必然会促进金文历谱的研究。

在讲到青铜器研究一定要分区分期进行时，李先生还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研究思路，即他认为“不管是哪个地区的，……都要有中原王朝的标尺作为一个基础，……没有中原这个标尺，很多问题都不清楚”。（按：对于西周来说，实际上关中王畿区域也有他讲这个问题时所云中原区域的地位。）

这种看法，我以为也是从他对商周青铜器有多年实践研究经历后所总结出来的，是非常值得研究者借鉴的。

无论是商前期、商后期，还是西周不同时段，甚至到了东周时期（春秋、战国），不仅西周时中原（包括关中）王朝青铜器在造型与纹饰方面的特征，多为周边区域所遵从，始终有引领风气之先的作用，即使是在春秋中期后周边各区域青铜器的地域特征日益明显的情况下，仍然要有中原这个标尺。以造型而言，其区域特征是什么，为什么称之为“区域性特征”，实际也是比照中原地区青铜器而言的，而且在纹饰与工艺变化方面，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原王朝区域青铜器有某种大致同步的关系。

下边，以图5、图6春秋秦器变化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图5是春秋早期偏晚的秦器，基本上与同时期中原器风格相同。图6是春秋中晚期秦器，在造型与纹饰上，已明显带有秦地独特的区域性特征，但这种特征仍然是将其与图5的秦器及同时期的中原器相比较而言的。

三

李先生讲的他认为当前要思考的第三个问题是，金文研究本身可以有哪几个方面的发展?

李先生提到，竹简可分为文书类与典籍类，二者根本的不同点在于“文书有格式”，那么商周金文算哪一类呢?他提出了一个前人可能没有说过的新看法，即金文“应该接近文书这一类”。因此他强调要懂得文书格式才能理解金文的内容，要求把“在相同的格式里，所用的词语”弄清楚。

他提出，可以把西周金文分类，“不是竖着看，而是横着看，一定会有一些新的成果”。他说的横的分类，是按金文内容分，比如有关战争的金文，有关册命的金文。分类的好处，是可以搞懂各类金文的行文格式，而将这些格式“排比起来研究”就会知道很多新的东西。这项工作，以前也有学者做过，比如对册命类铭文的研究，但如将金文总体做分类，从思考其格式入手，应该会对金文内涵的理解有新的认识。

其实，与李先生说的按内容分类，从弄清各类金文的格式入手来深入对金文的研究相近似，张政烺先生在他《两周金文辞大系》批注中即几次论及，要关注铭文中由特定词汇与语句构成的句型，如此才能更准确地对铭文进行释读，比如他对册命铭文“王曰”后完整句式的关注。

西周册命金文因本于王进行册命时早已在简册上写好的文书，有很强的格式化语言，这自然是符合李先生说的金文是文书类文字的看法，但册命铭文以外记录战事，记录土田诉讼，记录赏赐，记录祭祀、宾见等礼仪的铭文之格式有什么共性?其年代早晚有什么发展?确实可以按李先生所指示的去做新的探索。

在当前可以思考的金文研究发展方面，李先生还提出要“进一步对于金文虚词做更多研究”，他赞扬杨树达先生《积微居金文说》中所讲金文研究要重视高邮王氏之学的看法，即读书时要懂得“虚实交汇，有虚有实”，“要特别注意虚词”。他举清华简“战于鱼丽”为例，“于”字只有训“以”才好通，对于这类比较冷的虚词用法，在读金文时也要注意。

李先生讲这项工作之重要实是发自肺腑之言。多年来我曾有想法，编部金文虚词汇释或辞典，也曾想联合几位同好一起来做，但时间匆匆，始终未能着手。鉴于现有更多的新发现的金文资料，我们应该把这项工作提上日程。金文需要做语言学的钻研，需要用读古典文献的方式去作词语分析。

近年来，田炜有《西周金文字词关系研究》，重在讨论金文中字形与其所记录的词之间的复杂的对应关系，一字对应一词，一字多词，一词多字等，就对西周金文研究有促进意义。

李先生在讲到金文研究的路径方面又特别强调了一点，即“研究金文材料，还是要放在时代大背景中来研究”，即是说读一篇金文讲的是具体的一件事，可是我们应该去考虑其后的历史背景，有更大范围、更深刻的认识。我们如果对铭文所处时代认识得不够，对铭文的解释即不能使人接受。

李先生举了宜侯夨簋的铭文（图7、8）为例。宜侯夨簋发现多年，有许多研究文章，但此簋到底与吴国有无关系，现在也意见不一致，李先生认为宜侯夨簋有几个特点：

1.出土地点明确（且可能出自被破坏的土墩墓）。

2.有同出器物，有明显的地方特点。

3.器主称虞，与吴关系密切。

4.时代非常清楚（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周），一定是康王，他看了东国地图，所以宜侯一定是在东国。

他认为“西周时，完全有可能有一种很大的战略眼光”在东国设立一个吴国。由此例子可以看出，李先生所讲的研究金文时要关注历史背景的意思。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他在论北京、辽宁出土西周早期青铜器而联系到“周初的燕国”。他曾据文献分析西周初燕的封地，并推断出自这一地域的侯器的封地，指出“商末的就是文献中的微、的箕”（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其实也具有很大的推论性，但是同样很有气魄）。此外，他对周初金文中“孤竹”字词的释读，也是将有“孤竹”铭文的铜器出土地与文献记载相扣合，并联系到夏家店下层与上层文化的族属，类似专题以后好像也少有人跟上作研究。

再有，即如大家熟悉的，李先生早在1978年10月发表的《曾国之谜》，将曾国铜器与金文资料放在了历史文献所框定的大的历史地理背景下，从而判断“姬姓曾国不但在《左传》里有记载，而且有关的记事还很多，只不过书里的国名不叫曾，大家知道当时有的诸侯国有两个国名……从种种理由推测，汉东地区的曾国，很可能就是文献里的随国”。

这一推论，时至今日已得到近年新出土的青铜器与金文资料的佐证。

读金文、解释金文要有大的历史背景的眼光，但要具备这种眼光，前提则是需要在思想上重视相关文献记载，重视史学思维习惯的培养。

上举李先生在大的历史背景下释读金文的例子，虽然有的看法仍可商榷（比如宜侯夨簋是否吴器，大家知道，这也需要考古发掘出宁镇区域有西周早期文化遗存，特别是有典型周人文化特色的遗存来证实），但李先生的这一看法，倡导我们不要脱离历史背景来解说金文，则是我们应该遵从的。这也可能是以前不只一位我们的老师辈的学者们所指出的，做古文字研究，读懂古文字资料的功底不尽在文字本身。

四

在2015年6月这次研讨班演讲中，李先生还强调了另一个研究青铜器要注意的问题，就是“怎么扩大我们青铜器研究的眼界”，他在当时所指出的扩大眼界的工作，是要努力搜集海外中国青铜器资料。

对海外中国青铜器资料的搜集，中国学者中，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有容庚先生的《海外吉金图录》（1935）开其端，其后最有贡献的，是大家都熟悉的陈梦家先生在美国与欧洲所做的系列性工作。日本学者梅原末治也有《欧美蒐储支那古铜精华》（1933—1935）、《日本蒐储支那古铜精华》（1959—1961）。后来，孙稚雏先生在1981年出版的《金文著录简目》也著录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日本与欧美有关中国青铜器的图录与著作的资料。而李先生除了与齐文心先生合编过《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外，还出版过《四海寻珍》（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其中有多处是在介绍海外所藏中国青铜器，并有其独特的考释成果。

对海外中国青铜器的重视，不仅仅是珍惜这些青铜器的文物与艺术价值，而且是为了使我们的研究能建立在更广泛的资料基础上，使我们的叙述视野能够更加开阔。由此亦可进一步引申到我们做青铜器与金文的研究，也要注意吸收与借鉴海外学者对中国青铜器（以及他们对中国青铜文化）的研究成果。

李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快一年了，今天大家聚会来纪念李先生，缅怀其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我上边所讲到的，只是李先生丰富的学术思想中有关青铜器、金文的一小部分。囿于学识，我所领会的极为肤浅，有不当处，请大家批评。

谨以此表示对李先生的深深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