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这是世上常有的事——我从一开始就没法喜欢妹妹的未婚夫。久而久之，竟至对决心同这等男人结为夫妻的妹妹本人也开始怀有偌大的疑问。坦率说来，我想我是出于一种失望情绪。
这很可能是我性格偏激所使然。
至少妹妹对我是这样看的。尽管我们没有面对面提起这个话题，但妹妹显然看得出我不大中意她的未婚夫，并对我感到恼火。
“你这人看问题就是太片面！”妹妹说道。当时我们正在谈论意大利面。就是说，她指出的片面是就我对意大利面的看法而言的。
但显而易见，妹妹并非仅仅针对什么意大利面。意大利面往前一点有她的未婚夫，相比之下，她耿耿于怀的更是后者。不妨说，这类似一种转嫁战术。
事情是由星期天中午妹妹提议两人外出吃意大利面引起的，我也正想吃这东西，便答应说“好的”。于是我们走进车站前一家新开张的还算漂亮的意面店。我要的是蒜香茄汁意面，她要的是罗勒意面。面条上来之前我喝着啤酒，至此并无战事。五月，星期天，加之风和日丽。
问题是端上来的意面味道糟糕得简直足以用“灾难”一词来表达，表面软乎乎的，中间却有硬芯，至于奶油怕是连狗都不屑一顾。我死活消耗了一半，余下的叫女侍应生撤去。
妹妹斜眼打量了一会儿，并不做声，只是慢慢悠悠地吃着自己盘里的意面，直到吃完最后一根。我则眼望窗外景致，喝干了第二瓶啤酒。
“喂，别那么像故意剩给人家看似的好不好，何必呢！”等自己的盘子被撤走之后，妹妹开口了。
“太差！”我直截了当。
“也不至于差得非剩一半不可么！你应该忍耐一下才是。”
“想吃则吃，不想吃则罢。这是我的胃，不是尔的胃。”
“别尔尔尔的好不？求你了。一口一个尔，看上去活像老夫子一个！”
“是我的胃，不是你的胃。”我闻过即改。自从过了二十六岁，她便训练我不许叫她“尔”，而代之以“你”。我实在不知晓这其间有何区别。
“这家店是新开的，厨房里的人肯定还没有上手。多少宽容一点总可以吧？”妹妹边说边喝着刚端上来的咖啡，咖啡色调苍白，一看就知道不可能好喝。
“或许言之有理。不过我想把味道差劲儿的食物剩下不吃也不失为一种见识。”我解释道。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富有见识的？”妹妹问。
“你还来了个穷追不舍！”我说，“怎么，来月经了？”
“讨厌，少说怪话！我可犯不着给你这么说！”
“别大惊小怪嘛，你第一次月经来潮的时间我可记得一清二楚的哟！左等右盼硬是不来，还不是跟老妈一起找医生去了？”
“再不住口看我把包甩到你脸上去！”
见她真的动了肝火，我只好缄口不语。
“总的说来，你这人看问题就是太片面。”她一边往咖啡里加奶酪——那东西也一定难以下咽——一边说，“你只知道吹毛求疵说三道四，就是不肯往好地方看。一有什么不符合自己的标准，就手都不碰一下。叫人在旁边都看得忍无可忍。”
“不过那是我的人生，不是你的人生。”我说。
“可是那会伤害别人，给别人添麻烦！连手淫都不例外。”
“手淫？”我吃了一惊，“从何谈起，这？”
“上高中时你不是经常手淫把床单弄脏来着？我早都知道。洗那东西费劲死了！手淫的时候就不能注意不把床单弄脏？这就叫给别人添麻烦。”
“注意就是，”我说，“就此事来说。可我还是要重复一遍：我有我的人生，有喜欢的也有不喜欢的。这有什么办法呢！”
“不过那伤害人。”妹妹说，“为什么就不努力改正？为什么就不往事物好的一面看？为什么就不多少忍耐一点？为什么就不能长大？”
“是在长大。”我的自尊心有点受损，“我既能忍耐，又在往事物好的一面看。无非同你看的地方不一样罢了。”
“这叫傲慢！所以二十七岁了还找不到像样的恋人！”
“女朋友可是有的哟。”
“那只是睡觉，”妹妹说，“是吧？一年换一个睡觉的对象，有意思？没有理解没有爱情没有关心，有什么意思可言！和手淫是一码事！”
“我可没一年换一个。”我软了下来。
“半斤八两！”妹妹说，“你就不能想地道的问题，过地道的生活，嗯？”
我们的交流至此为止。往下无论我说什么，她都几乎不予理睬。
我着实不晓得她何以对我抱有如此想法。仅仅一年之前她还同我一起受用着我自以为一丝不苟而又富有伸缩性的生活，甚至还对我有一种崇拜的味道——如果我的感觉不错的话。而自从她同那个未婚夫有了来往以后，她便开始对我一步步非难起来。
这不公平，我想。我和她已足足交往了二十三年，兄妹之间好得无话不谈，甚至口角都未曾有过。她知道我手淫的事，我晓得她的初潮。她知道我第一回买避孕套的时间（我十七岁），我晓得她初次买蕾丝内裤的年纪（她十九岁）。
我同她的朋友约会过（当然没睡），她跟我的同伴也曾约会（自然不至于睡，我想）。总之我们就是这样一同长大的，而这种友好关系在这短短的一年时间里骤然变得支离破碎。每当想到这点，我便愈发气不打一处来。
在车站前商店，妹妹说要看鞋，我就把她扔下，独自返回住处。我给女朋友打去电话，她不在。当然不会在，周日下午两点风风火火地打电话找女孩一般都难以称心如愿。我放下话筒，翻了翻手帐，往另一个女孩家拨去。这是个不知在哪里蹦迪时认识的女大学生。她在家。我问她能否出来喝点什么。
“才下午两点啊！”她不大耐烦。
“时间算不得问题，喝着喝着就日落天黑了嘛。”我说，“还真有个最适合欣赏夕阳的好酒吧，要是三点钟赶不到可就没座位啰。”
“倒能附庸风雅。”
不管怎样，她总算出门了。此人肯定性情温柔。我驾起车，沿海边开至刚过横滨的地方，走进讲定可以望见海岸的酒吧。在这里，我喝了四杯加冰的I.W.哈伯（I.W.Harper），女孩喝了两杯香蕉得其利——香蕉得其利（Banana Daiquiri）！并欣赏了夕阳。
“喝那么多还能开车？”女孩不无关切地问。
“放心，”我说，“就酒精而言，我还没有超额。”
“没有超额？”
“就是说喝四杯左右正相合适，所以放心好了，没问题。”
“得得。”她说。
随后，我们返回横滨吃饭，在车中接了吻。我邀她进旅馆，她拒绝了。
“还放着卫生巾呢。”
“拿掉就行了嘛！”
“开玩笑，才第二天。”
罢了罢了，我想，这一整天简直莫名其妙。早知如此，还不如一开始就找女朋友幽会去。本来想同妹妹好好消磨一天（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所以这个星期天才没安排任何节目，结果却落到了这般凄惨的地步。
“对不起。不过不是骗你。”女孩说。
“没关系，甭介意。这不是你的责任，是我的责任。”
“我来月经是你的责任？”女孩满脸不解的神情。
“不不，我说的是巧合。”当然是巧合，一个实际上不相识的女孩怎么会因为我而非来月经不可呢！
我用车把她送到世田谷家里。途中离合器发出低微而刺耳的“咔咔”声，我叹了口气，瞧这光景，得送去修理厂了。一件事不顺利，所有事都连锁性地乱了章法，典型的倒霉一天。
“近来还可以约你？”我问。
“见面？还是去旅馆？”
“两方面。”我爽爽快快地说，“这种事其实是互为表里。如同牙膏和牙刷一样。”
“呃——我想想看。”
“嗬，别把脑袋想老化才好。”我说。
“你家在哪儿？不能去玩一次？”
“不成，和妹妹住一起。我俩早有公约：我不召女人进来，她不领男人进门。”
“真是妹妹？”
“真的，下回把她的住民票复印一张带来。”
女孩笑笑。
看她消失在自家门内以后，我开起车，耳听着离合器的“咔咔”声一路返回住处。
房间漆黑一团。我开门按灯，招呼妹妹的名字，但哪里都没有她的身影。这家伙，夜晚十点跑到哪里去了！我找了一会儿晚报，没找见，周日不来晚报。
我从冰箱里取出啤酒，连同杯子一起拿到客厅，打开组合音响，往唱盘放上赫比·汉考克（Herbie Hancock）的新唱片，随即边喝啤酒边等音箱发出声音，然而怎么等也不出声。这时我才好歹记起：音响三天以前就已坏掉。电源自是接通了，但硬是无声无息。
同样，电视也看不成。我用的是监控用电视接收机，只有通过组合音响才能发声。
无奈，我只好盯视无声的电视画面来喝啤酒。电视上在放过去的战争影片。非洲战场。隆美尔的装甲车队。装甲车打着哑巴炮弹，自动步枪默默地四下扫射，人们不声不响地死去。
罢了罢了！我叹息一声，这已经是今天的第十六次叹息了——大致不至于记错。
*
我和妹妹两人生活，开始于五年前的春天，其时我二十二，妹妹年方十八。也就是我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妹妹高中毕业开始上大学那年。父母是以同我住在一起为条件同意妹妹来东京读大学的。妹妹说不碍事，我也说这好办，父母于是为我们租了一套有两个大单间的公寓。房租的一半由我负担。
前面也说过，我和妹妹关系很好，两人一起住几乎没使我感到有什么痛苦。我在电器厂商的广告部工作，因此早晨上班较晚，晚上回来也迟。妹妹则一大早赶去上学，一般黄昏时分就回来了。这么着，我睁眼醒来她已不在，晚间归来她已睡着，大多如此。加上每周的周末和周日我大多用来同女孩幽会，和妹妹正经搭话一周也就是一两次。不过我想这倒也好，两人因此而没有吵嘴的时间，又不至于相互干涉隐私。
只有一次我握她的手从半夜一点一直握到三点。下班回来时见她正俯在厨房餐桌上哭泣。我猜想，俯在厨房餐桌上哭泣大概意味着希望我为她做点什么，假如要我别理睬，那么只管在自己房间哭泣就是。虽说我这人或许真的偏激真的自私，但这点情理也还是懂得的。
所以我就坐在旁边一动不动地握着妹妹的手。自从小学时代一起捉蜻蜓那次以来，我还再没有握过她的手。妹妹的手比我记忆中的要大得多厚实得多——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结果她就以那样的姿势一言不发地哭了两个钟头。我不得不佩服她体内居然储存了这么多眼泪。若是我，哭不上两分钟身体就会干瘪下去。
时至三点，我到底有些体力不支，想就此告退。这种时候作为兄长必须说点什么。尽管我不擅长，但必须搜肠刮肚。
“我全然不想干涉你的生活，”我说，“人生是你自己的，随便你怎么生活都无所谓。”
妹妹点点头。
“不过想忠告你一句：包里最好不要放避孕套，以免人家把你当成娼妓。”
听到这里，她马上抓起桌上的电话簿，猛地朝我砸来。
“干嘛偷看人家的包！”她大声吼道。此人一发脾气就扔东西。为了不再刺激她，我也没有说从未看过她的包。
但无论如何，她总算止住了哭，钻到自己床上去了。
妹妹大学毕业在一家旅行社工作以后，我们这种生活程序也没有丝毫改变。她的单位九点上班五点下班，循规蹈矩；我的生活则愈发不可收拾。每天上午到厂，在桌前看看报纸，吃顿午饭，至下午两点才真正着手工作。傍晚开始同广告代理商碰头协商，喝酒，折腾到半夜过后才回家，天天如是。
在旅行社工作的第一年暑假，妹妹同一个女伴一起到美国西海岸旅游了一次（当然是优惠价），其间和那个旅行团里一个比她大一岁的电脑工程师热乎起来，回国后也动辄同他幽会。这种情况倒是常有，我却是从根到梢深恶痛绝。不说别的，对那种由人包办的旅游我就最讨厌不过，至于什么在那期间同某某人相识为友，一想都叫人头疼。
不过，同那个电脑工程师来往以后，妹妹倒是显得比以前开朗多了。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身上的穿戴也开始讲究起来。这以前无论去何场所，她都穿一件工作服衬衫、一条褪色的蓝牛仔裤，一双轻便运动鞋。而今讲究打扮的结果，使得鞋柜里全是她的鞋，家中到处扔满洗衣店的铁丝衣架。她变得经常洗洗刷刷，经常熨衣服（以前卫生间里脏衣物堆得活像亚马逊河边的蚁冢），经常烧菜做饭，经常清扫房间。我总隐约觉得这是一种危险征兆。女孩一旦出现这种征兆，男方或吓得落荒而逃，或只好结婚了事。
后来，妹妹给我看了那位电脑工程师的照片。给我看什么男人照片的举动，在妹妹也是头一遭。这也同样是危险征兆。
照片有两张。一张是在旧金山什么地方照的，妹妹和那电脑工程师笑眯眯地并立在旗鱼前面。
“好一条旗鱼！”我说。
“别开玩笑，”妹妹说，“我可是认真的。”
“那么说什么好呢？”
“什么也不用说。这就是他。”
我重新把照片拿在手上，端详男子的脸，如果说世界上有一看就生厌那种类型的脸的话，便是这张面孔。不仅如此，这电脑工程师的气派还居然同我高中时代一个最讨厌的社团高年级同学不谋而合。那小子长相并不恶心，但大脑空无一物，总喜欢强加于人，而且记忆力好得和大象一样，对鸡毛蒜皮的无聊小事永远记得毫厘不爽，想必是用记忆力来弥补智商的不足。
“干了多少次？”我问。
“别胡说八道！”妹妹到底脸红起来，“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世上的人可不都像你那个德性。”
第二张是回国后照的。这回是电脑工程师单人的形象。他穿一件皮夹克，靠着一辆大型摩托，表情则同在旧金山的毫无二致，大约是没有现成的表情。
“他喜欢摩托。”妹妹说。
“一看就知道，”我说，“否则不至于专门穿什么皮夹克。”
这或许也是由于我性格偏激所致——总的来说我不喜欢摩托车爱好者。架势矫揉造作，广告性的东西太多，但对此我决定不置一词。
我默默地把照片还给妹妹。
“那么，”我说。
“那么是什么？”妹妹追问。
“‘那么’就是说你作何打算嘛。”
“说不清，也可能结婚。”
“你是说他提出结婚啰？”
“算是吧，”她说，“我还没有回话。”
“噢——”
“说实在话，我还刚刚工作，也想—个人再快活一段时间，虽然不能像你那样走火入魔。”
“应该说这属于一种健全想法。”我承认。
“可他人不错，结婚也未尝不可，”妹妹说，“正在考虑之中。”
我再次把桌上的照片拿在手上审视一番，心里还是不以为然。
这是圣诞节前的事。
过了年不多日子，母亲一天早上九点打来电话。我正在一边听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生在美国》（Born in the U.S.A.），一边洗脸。
母亲问我知不知道妹妹结交的那个男子。
不知道，我说。
母亲告诉说接得妹妹的信，说两周后的周末想同那男子一道回家。
“莫不是想结婚吧？”我说。
“我这不是问你是什么样的人么，”母亲说，“想在见面之前多了解一些。”
“怎么说呢，还没见过面。只知道比妹妹大一岁，是个电脑工程师，好像是在IBM那样的地方工作。总之是三个字母的，再不就是NEC或TNT什么的。从照片上看，长相还马马虎虎。当然不符合我的口味，又不是我和他结婚。”
“从哪所大学毕业，家里情况怎样？”
“那我怎么知道！”我吼叫起来。
“不能见一面多打听些？”母亲说。
“不干，人家正忙着。两周后你自己问不就行了嘛！”
但最终我还是得见一见这位电脑工程师。下周日妹妹去他家正式拜访，要我跟她同去。没奈何，我只得穿上白衬衣，扎上领带，穿一套最为端庄稳重的西装，到那人在目黑的家里去。他家在一条古老的住宅区的正中，甚是堂而皇之。车库中停着以前在照片上看到过的本田500cc。
“好一条神气活现的旗鱼！”我说。
“喂，我求你了，别再开你那种无聊的玩笑，只今天一天就成。”妹妹道。
“领教了。”我说。
那人的双亲十分规矩地道——尽管稍有过分之嫌，十分气度不俗。其父是石油公司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我们父亲在静冈的石油销售连锁店有些业务往来，因此在这方面两家并非毫无干系。其母用高雅的茶盘托着红茶杯送来。
我一本正经地寒暄一番，递上名片，对方也送我一张。我说，本来应由我们的父母前来，但今天有事无法脱身，便由我代替登门，父母改日再来正式拜访。
他父亲说，情况从儿子口中听说了一些，今天见面看来，更知令妹容貌出众，嫁我家儿子可说委屈了，加上府上也不比一般家庭，因此对这桩婚事自己毫无异议，云云。我猜想，肯定是事先做了详细调查，不过总不至于连十六岁尚未来潮以及苦于慢性便秘这等事也调查个水落石出。
叙罢外交辞令，其父为我斟了杯白兰地，味道相当不错。我们一边喝着，一边谈论各自工作上的事。妹妹用拖鞋尖往我脚上踢了一下，提醒我别喝过头。
这时间里，那位身为儿子的电脑工程师一声不吭，只管神情紧张地在父亲身旁正襟危坐，一看就知道至少在这个屋脊下是处于父亲的权力控制之下的。我心里不由暗暗叫绝。他穿一件迄今为止我见所未见的图案奇妙的毛衣，里面套一件色调不合的衬衫。真是阴差阳错，妹妹就是不能找一个比此君多少乖觉开窍一点之人！
时至四点，谈话告一段落，我们起身告辞。电脑工程师把我们两人送至车站。
“找地方喝杯茶好吗？”他问了一句我和妹妹。我本不想喝什么茶，更不愿意同这等穿怪模怪样毛衣的人坐在一起，但又怕拒绝了情况不妙，于是同意。三人搭伴走进附近一家酒吧。
他和妹妹要咖啡，我要啤酒。竟无啤酒，只好也喝咖啡。
“今天实在谢谢了，亏您帮了大忙。”他向我致谢。
“哪里，也是应做的事嘛。”我老老实实地应道，我早已没了开玩笑的气力。
“经常听她提起哥哥的事。”他说。
哥哥？
我用咖啡匙搔了一下耳垂，又放回碟里。妹妹再次踢了我一脚。好在电脑工程师看样子根本没有觉察出我这动作的含义，大概尚未开发出二进制玩笑吧。
“关系像是十分融洽，我都很羡慕的。”他说。
“每有什么高兴事，就互相拿脚来踢。”我回答。
电脑工程师现出颇为不解的神情。
“开玩笑呢，”妹妹厌烦地说，“他这人就喜欢开玩笑。”
“是开玩笑。”我附和一句，“家务两人分担，她洗衣服，我负责开玩笑。”
电脑工程师——其准确的姓名叫渡边升——听罢，不无释然地笑了。
“开朗又有什么不好，我也想有那样的家庭。开朗最好不过。”
“喏喏，”我对妹妹说，“开朗最好不过，你可是太神经质了哟！”
“要是开的玩笑有趣的话。”妹妹说。
“可以的话，准备秋天结婚。”渡边升说。
“婚礼还是秋天好啊，”我应道，“小松鼠和老灰熊都可以叫来。”
电脑工程师笑了，妹妹则没笑，看上去她真的开始动气了。于是我说有事，先离席走了。
回到住处我就给母亲打了电话，汇报了大致情形。
“那小子还没那么糟糕。”我搔着耳朵说。
“什么叫没那么糟糕？”母亲问。
“就是说还算地道，起码比我地道。”
“你也没什么不地道嘛！”母亲说。
“真高兴，谢谢。”我眼望天花板道。
“大学是哪里来着？”
“大学？”
“从哪个大学毕业的，那人？”
“那事你问本人去好了！”说罢，我挂断电话。然后从冰箱里拿出啤酒，一个人百无聊赖地喝着。
*
为意面吵嘴的第二天，我睡到八点半醒来。又是个和昨天一样的大晴天，万里无云，活像昨天尚未过完。人生不过中断了一夜，现在又一如既往。
我把出汗弄湿的睡衣和内衣扔进脏衣篓，开始淋浴、刮须，边刮边想昨晚差一点点到手的那个女孩。算了，那是一种不可抗力所使然，况且作为自己已尽了最大努力。机会也还多的是，估计下礼拜天当手到擒来。
在厨房我烤了两片吐司，热了杯咖啡，接着想听听短波，又想起组合音响早已坏掉，只好作罢，于是边看报纸上的读书栏目边啃面包。这读书专栏居然一本也没有介绍我想看的那一类书，尽是什么描写“老年犹太人幻想与现实交错的性生活”的小说，什么精神分裂症治疗史的考证，什么足尾矿中毒事件全貌等等。与其读这等书，还不如跟女子垒球队的那员主将睡觉开心惬意得多。报社怕是存心跟我们过不去才选这种书的。
“喳喳”嚼罢一片烤吐司，把报纸放回桌上时，发现果酱瓶底下压着一张纸条，上面是妹妹惯用的小字，写道这个周日叫渡边升来吃晚饭，要我乖乖待在家里作陪。
吃完早餐，我抖落衬衫上落的面包屑，把餐具扔进水槽，赶紧给妹妹所在的旅行社打电话。妹妹接过说现在忙得不亦乐乎，过十分钟由她那边打过来。
电话是二十分钟后打来的。这二十分钟时间里我做了四十三次俯卧撑，剪了手脚总计二十枚指甲，选好了要用的衬衫、领带、上衣和西裤，并且刷了牙，梳了头，打了两个哈欠。
“纸条看了？”妹妹问。
“看了。”我说，“不过对不起，这个星期不成，我早有约会。要是早些知道我留出时间就好了，万分遗憾。”
“别空口说白话了。什么约会，还不是同哪个连名字都没记住的女孩跑出去胡闹？”妹妹冷冷地说，“不能改到周末去？”
“周末要去制片厂做电热毯的CF广告。眼下忙得很哩。”
“那就取消约会！”
“取消要付赔偿费的。”我说，“正处于微妙阶段。”
“我这方面就不微妙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把领带搭在椅背的衬衫上，“我们不是有言在先说好互不干涉对方生活吗？你同你的未婚夫吃饭，我同我的女朋友幽会——这不挺好么？”
“好什么好，你一直没见他吧，嗯？总共见过一次，况且是四个月前的老皇历了，这成什么话！本来有好几次见面机会，你总是左逃右躲的，不是么？你就不觉得不尽情理？那可是你妹妹的未婚夫，一块吃顿饭总不过分吧？”
妹妹所言也有一分道理，我便不再言语。的确，我是有意逃避可以极为自然地同渡边升坐在一起的机会。我觉得无论怎么想自己同渡边升之间都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再说开那种须配同声翻译的玩笑亦非易事。
“求求你，就陪一天好了。这样，等夏天一过我就不再影响你的性生活了。”妹妹说。
“我的性生活可是微不足道的哟，”我说，“说不定过不了夏天。”
“反正这个星期你肯在家是吧？”
“真没办法。”我不再坚持。
“大概他会修理组合音响的。那个人，这方面可有两手呢。”
“手指灵巧啰。”
“别胡思乱想！”说罢，妹妹放下话筒。
我打好领带，去工厂上班。
这个星期一连串全是晴天，似乎每天之间全无分别。周三晚上我给女朋友打去电话，告诉她这个星期工作忙，周末怕是见不成了。我已有三个星期没见这个女朋友了，她当然怏怏不乐。接着我话筒也没放，又往周日幽会过的那个女大学生家拨动转盘，她不在。周四周五同样不在。
周日早上，八点钟便给妹妹吼了起来。
“洗床单，别睡个没完。”说着，她扯掉床单枕套，剥去我的睡衣。我无处可去，便冲个淋浴，刮了胡须。这家伙越来越像老妈那架势了，我想。女人这东西简直同大马哈鱼无异，别看嘴上说什么，终归必定回到一个地方去。
从卫生间出来，我穿上短裤，套上字迹几乎消尽的褪色T恤，一边伸着十分悠长的懒腰，一边喝橙汁。昨晚的酒精还在体内剩有许多，连翻报纸的情绪都上不来。桌上放着苏打饼干罐，我嚼了三四片，充作早餐。
妹妹把床单塞进洗衣机，又拾掇了我的房间和她自己的房间。东西洗毕，又拿抹布和清洁剂擦起客厅和厨房的地板和墙壁来。我则一直在客厅沙发上歪着身子，看一位在美国的朋友寄来的《好色客》（Hustler）杂志上未修饰过的全裸照。女性的隐秘处说起来倒是一个词，实际上尺寸和形状各所不一，同身高和智商一个样。
“喂，别在那里东倒西歪的，快买东西去！”说着，妹妹递给我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单子。“另外把那本书藏到看不见的地方去，人家可是个规矩人。”
我把《好色客》放到桌面上，细看单子：莴苣、番茄、西芹、法国汁、烟熏三文鱼、芥末、洋葱、高汤、马铃薯、欧芹、牛排三块……
“牛排？”我说，“我可是昨天刚吃过牛排，讨厌死了。炸肉饼倒好一些。”
“你昨天吃了牛排倒也罢，可我们没吃。别再啰嗦了，特意请人家吃晚饭，总不能端出炸肉饼吧！”
“我被女孩叫去吃饭，一端上刚炸出的肉饼，心里就感动得不行。再配上一大堆切得细细的白甘蓝，另加蚬酱汤……生活就该是这副样子。”
“总之今天吃定牛排了，炸肉饼下次让你吃个死去活来就是。今天就别再说三道四，耐住性子吃牛排好了，求你了！”
“好的好的。”我体贴地说。我固然牢骚满腹，但终归还是通情达理、和蔼可亲之人。
我去附近一家超市买好单子上的东西，又到酒店买了四千五百日元的夏布利葡萄酒（Chablis），算是我给两个订婚青年的礼物。若非和蔼可亲之人，如何能想到这一点？
回到家，床上放着叠好的拉夫·劳伦牌蓝色Polo衫和一尘不染的浅驼色棉布裤。
“把这个换上。”妹妹说。
我心想还真够费劲的，不过还是老老实实地换了。再说什么都无济于事，反正我那充满温馨脏味的平和的休息日是不会好端端地失而复得了。
*
三点，渡边升来了。当然还是骑着摩托，乘风呼啸而至。他那辆本田500cc“砰砰”的不吉利的排气声，远在五百米开外都听得一清二楚。从阳台往下探头，见他把摩托停在公寓门旁，正在摘安全帽。庆幸的是，除去那个贴有STP商标的安全帽，他今天的一身装束还算和普通人相差无几：一件过于棱角分明的衬衫，一条宽宽松松的白西裤，一双带装饰穗的茶色乐福鞋。唯独鞋和皮带的颜色有欠协调。
“像是你旧金山的相好驾到了！”我向正在厨房水槽旁削马铃薯皮的妹妹报告。
“你陪他一会儿可好？我还要准备晚饭。”妹妹说。
“这怕不大好办，又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来准备饭菜，你两个聊去好了。”
“傻话，那成什么体统？你去说！”
听得铃响，赶紧开门，渡边升正在门外。我把他请进客厅，让他在沙发坐定。他带了礼物来：居然是一大盒装得满满的芭斯罗缤（Baskin-Robbins）冰淇淋。我家冰箱本来就小，加之堆满了冷冻食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冰淇淋塞进去。真是个尽添麻烦的家伙，干嘛偏偏选中冰淇淋拎了来！
随后我问他喝不喝啤酒，他回答不喝。
“体质上受不住酒的。”他说，“只消喝一杯啤酒心里就觉得难受。”
“我在学生时代跟朋友打赌，满满喝过一面盆啤酒。”我说。
“后来怎么样了？”渡边升问。
“整整两天小便都带有啤酒味儿。”我说，“这还不算，连打嗝也……”
“我说，能不能趁这工夫看一下组合音响？”妹妹嗅出形势不妙，进来把两只橙汁杯放在茶几上，插嘴道。
“好的好的。”他满口应承。
“听说你手指灵巧？”我问。
“那是，那是，”他倒也干脆，“过去就喜欢组装塑料模型和收音机之类。家里大凡坏的东西都给我一股脑儿修好了。组合音响什么地方有问题？”
“出不来声。”说着，我按下放大器开关，放上唱片，用以证明无声。
他像只獴似的一下子坐在音响前，一一确认开关。
“问题出在放大器系统，而且不是内部故障。”
“何以见得？”
“归纳法。”他说。
嗬，归纳法！
接着，他拉出小型唱头放大器和功率放大器，全部拆开接线，一个个地仔细检查。这时间里，我自管从冰箱里拿出罐装百威啤酒，一个人喝着。
“喝酒毕竟有意思吧？”他一边用自动铅笔头捅着线接头一边说。
“怎么说呢，”我应道，“很早以前一直喝过来的，很难说有意思还是没意思。无从比较嘛。”
“我也在一点点练习。”
“练习喝酒？”
“嗯，是的。”渡边升说，“奇怪？”
“不奇怪。最好先从白葡萄酒开始。拿个大号的玻璃杯，把葡萄酒连同冰块放进去，再对点巴黎水，加进柠檬片来喝。我倒是当果汁喝的。”
“试试看。”他说，“啊，呃，到底是这个。”
“是什么？”
“唱放和功放之间的连接线。左右两边的RCA音频线都整个拔了出来。这种音频线在结构上很难应付上下摇动，不过也是做得缺乏考虑。这放大器最近没有用力动过？”
“这么说来，打扫后面时倒是动过。”妹妹说。
“那就是了。”他说。
“不是你那家工厂的产品么？”妹妹对我说，“真是缺德，使用这么差劲的接头！”
“又不是我做的，我只做广告。”我放低声音。
“要是有烙铁，马上就可以弄好。”渡边升说，“有么？”
没有，我说。如何能有那玩意儿。
“那，我骑摩托去买好了。有个烙铁还是方便的。”
“那或许是。”我情绪低沉下来，“不过知道哪里有五金商店？”
“晓得，刚才路过来着。”渡边升说。
我又从阳台探出头，眼看渡边升戴上安全帽，跨上摩托远去。
“人不错吧？”妹妹问。
“是让人心情放松。”我说。
*
修好RCA音频线，已快到五点了。他说想听轻松些的音乐，妹妹于是把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Julio Iglesias）的唱片放上。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我暗暗叫苦，家里边何以有这等鼹鼠粪一样的货色！
“哥哥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渡边升问。
“这个就顶喜欢。”我索性顺水推舟，“此外还有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啦、杰夫·贝克（Jeff Beck）啦、大门乐队等等。”
“哪个都没听过，”他说，“味道仍和这个差不多？”
“大同小异。”我说。
接着他谈起他所属的课题组眼下正在开发的新电脑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在发生铁道事故的时候瞬间计算出最有效的掉头运行时刻表。听起来的确方便实用，但对我来说，其原理简直同芬兰语的动词变化一样令人摸不着头脑。他热心讲解的过程中，我适当地点头称是，脑袋里却一直琢磨着女孩：下个休息日同何人在何处喝酒，在何处吃饭，进何处的旅馆。肯定我是生来就喜欢干这行当，如同有人喜欢做塑料模型，或喜欢做列车运行时刻表一样，我则喜欢同各种各样的女孩喝酒，再同她们睡觉。这想必类似一种超乎人们理智的宿命。
我喝光第四瓶啤酒的时候，晚饭做好了。菜谱是烟熏三文鱼、维希冷汤、牛排、色拉和炸薯条等。像平时一样，妹妹做的菜味道是不坏。我打开夏布利葡萄酒，只管自斟自饮。
“哥哥为什么在电机厂工作呢？听你的口气，好像不大喜欢电气。”渡边升一边用刀切着嫩牛排一边问。
“他这个人，大凡有益的有社会价值的事情都不大喜欢，”妹妹说，“所以在哪里工作都无所谓。进那个地方也无非是因为碰巧有门路罢了。”
“完全正确！”我极力赞成。
“脑袋瓜里只有吃喝玩乐，至于认真研究点什么呀，向上进取呀，压根没那念头。”
“夏日里的蟋蟀。”我说。
“而且斜眼观看认真生活的人幸灾乐祸。”
“这话不对。”我说，“别人与我是两回事。我不过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消费额定的热量，别人与我了不相干，也没有斜眼观看。的确，我这人或许趣味低级，但至少不妨碍别人。”
“哪里谈得上低级趣味！”渡边升几乎条件反射地应声道。肯定是家教良好。
“谢谢。”说着，我举起葡萄酒杯，“祝贺二位订婚，我一个人喝倒是不好意思。”
“婚礼打算十月举行。”渡边升说，“小松鼠和老灰熊可是都叫不来。”
“那个不必理会。”我说。好家伙，此人原来也会开玩笑。
“新婚旅行去哪里？可以利用优惠价吧？”
“夏威夷。”妹妹答得爽快之极。
往下，我们谈起了飞机。我刚看了几本关于安第斯山空难事件的书，便提起这个话题。
“想吃人肉的时候，把肉放在飞机铝合金碎片上，用太阳烧一会就行。”我说。
“喂喂，正吃饭你干嘛非得说这种反胃的话？”妹妹停下筷子，拿眼睛瞪着我。“跟别的女孩子谈情说爱时饭桌上也说这个？”
“哥哥还没有结婚的打算？”渡边升连忙居中岔开。这场景，简直像关系恶劣的夫妇找人调停。
“没机会啊。”我边往嘴里放薯条边说，“又要照料年幼的妹妹，又长年战火不熄。”
“战火？”渡边升愕然反问，“什么战火？”
“无聊的玩笑！”妹妹一面撒调味料一面回答。
“是无聊的玩笑。”我也承认，“不过没机会这点倒是千真万确。我不光性格偏激，且又懒得洗袜子，一直没有运气碰上认为同我一起生活也未尝不可那样的高尚女孩。和你不同。”
“袜子又怎么啦？”渡边升问。
“那也是玩笑。”妹子用疲惫的声音解释道，“袜子我每天给他洗的。”
渡边升点下头，笑了一秒半。我暗下决心，下次定让他笑上三秒。
“可她不是一直同你一起生活么？”他指着妹妹说。
“毕竟是妹妹嘛。”我说。
“因为我一概不说长道短，无论你怎么胡作非为。”妹妹接道，“不过真正的生活不是这个样子的——真正的成年人的生活。真正的生活应该人与人坦率地正面交锋。确实，同你一块生活这五年时间是自有其快乐，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但近来我开始觉得这并非真正的生活。怎么说呢，从中感觉不到生活的实质。你只顾考虑你自己的事，一谈点正经事你就打哈哈取乐。”
“这只是内向罢了。”我说。
“是傲慢！”妹妹反驳。
“内向而傲慢。”我一边往杯里倒葡萄酒，一边对着渡边升说明，“我是在内向与傲慢之间掉头运行。”
“似乎可以理解。”渡边升点点头，“不过剩下一个人以后——就是说她同我结婚以后——哥哥该考虑同谁结婚了吧？”
“有可能。”
“真的？”妹妹问我，“要是真那样想，我可以介绍一个，我朋友里有好女孩的。”
“到时候再说吧。”我说，“眼下还不太保险。”
*
吃完饭，我们转到客厅喝咖啡。妹妹这回放了张威利·纳尔逊（Wille Nelson）的唱片。谢天谢地，总比胡里奥略微中听。
“说实话，我也想像你那样单身过到三十岁来着。”妹妹在厨房洗碟刷碗的时间里，渡边升对我直言相告，“但遇到她以后，就无论如何都想要结婚。”
“是个好孩子。”我说，“多少有点固执、便秘，但作为一种选择实属明智之举。”
“可结婚这东西，总好像叫人有点害怕。”
“只看好的方面，只往好处去想，那就没什么好怕的了。有糟糕事发生，到时候再想不迟。”
“或许。”
“到底是别人的事嘛。”说罢，我去妹妹那里，说要到附近散一会步。“要是过十点还没回来，你俩只管寻欢作乐好了。床单不是已经换了么？”
“你这人专门往怪地方动心机！”妹妹很是惊讶，但对我出去并未反对。
我又回到渡边升这里，说去附近办点事，也许回来晚些。
“和你聊这么多，真叫人高兴。”渡边升说，“结婚后也尽管来玩就是。”
“谢谢。”我的想象力顿时卡壳，再未多言。
“别开车去了，今天你喝得够多的。”临出门时妹妹关照道。
“走路去。”我说。
快八点时，我走进近处一家酒吧。我在吧台前坐下，喝着I.W.哈伯加冰威士忌。吧台里的电视机正在转播巨人队对养乐多队的棒球赛。当然，声音已经消掉，而代之以播放辛迪·劳帕（Cyndi Lauper）的唱片。投手是西本和尾花，养乐多队以三比二获胜。我心想，看无声电视倒也不失为一种乐趣。
看棒球转播的时间里，我喝了三杯威士忌。时至九点，棒球打到第七局，得分三比三，至此转播结束，电视机关了。我发现旁边隔一个座位坐着一个时常在这酒吧里见到的二十岁上下的女孩。转播一完我就和她聊起棒球，她说自己是巨人迷，问我喜欢哪个队。我回答哪个都无所谓，只不过喜欢看比赛本身而已。
“那样能看出劲头来？”她问，“肯定投入不进去吧？”
“投入不进去也没关系，”我说，“反正是别人干的勾当。”
接着，我又喝了两杯加冰威士忌，为她要了两杯得其利。她在美术大学学商业设计专业，于是我们谈起广告美术。十点钟，我和她走出这家酒吧，转移到椅子多少宽大些的店里去。在此我又喝威士忌，她喝“青草蜢”（Grasshopper）。她已有相当醉意，我也到底有些过量。到十二点，我把女孩送到她的公寓房间，水到渠成地性交了一场，如同拿出坐垫和端茶倒水一样顺乎自然。
“关灯！”她说。我把灯关掉。从窗口可以望见“尼康”的巨大广告塔，隔壁传来电视里大声播放职业棒球赛新闻的声音。房间黑暗，加之醉醺醺的，到底干了什么连自己都懵懵懂懂。这其实不能称之为性交，不过是启动那个物件排泄液体罢了。
这种已经适度简化的走过场式的程序刚一结束，女方便急不可耐似的睡了过去。这么着，我连那排泄物也没擦好便穿上衣服离开了房间。摸黑在同她的衣服混在一起的衣服堆里找出自己的Polo衫、内裤和长裤，费了好一番周折。
走到门外，醉意犹如半夜里的货物列车一样急剧穿过我的全身，心绪一塌糊涂，身体像《绿野仙踪》中的铁皮人似的颤抖不止。为了醒酒，我从自动售货机里买瓶汽水喝了。不料几乎在喝完的同时，胃里的东西统统倾泻到了路上：牛排、烟熏三文鱼、莴苣、番茄的残渣余孽。
我心里叫苦不迭。有多少年没吐过了呢？近来我究竟干什么来着？本来一切周而复始，然而周而复始当中形势似乎在不断恶化，不是么？
继而，我没头没脑地思索起渡边升和他买的烙铁。
“有个烙铁还是方便的。”渡边升说。
健全的想法——我边用手帕擦嘴边想。托你之福，我家里这回有了个烙铁。但由于有这个烙铁，我甚至觉得这个家仿佛不再是自己的居所了。
大概是我的偏激性格所使然吧。
*
回到住所，半夜都已过了。大门口那辆摩托当然已不见其影。我乘电梯上到四楼，用钥匙开门进去。里边仅有厕所水槽上面一灯如豆，其余一片漆黑。妹妹怕是不耐烦地先睡了。心情不难理解。
我往杯里倒满橙汁，一口气喝了下去。随即进去淋浴，用香皂把散发出讨厌气味的汗水打掉冲去，又仔细刷了牙。淋浴完对着卫生间镜子一看，面目甚是狰狞，自己都不寒而栗，活像不时在末班电车座席上看到的烂醉如泥的中年汉子那张脏脸，皮肤粗糙，眼窝下陷，头发无光。
我摇摇头关掉卫生间的灯，腰上只缠条浴巾，折回厨房喝自来水。明天总会好起来的，我想。不行也明天再想不迟。车到山前必有路。人生如流水。
“真够晚的！”妹妹从昏暗中招呼道。原来她坐在客厅沙发上独自喝啤酒。
“喝酒来着。”
“喝多了，你。”
“知道。”我说，然后从冰箱里取出一罐啤酒，拿在手上坐在妹妹对面。
好半天我们什么也没说，只是不时倒一口罐里的啤酒。风摇晃着阳台上盆栽植物的叶片，更远处现出半轮朦胧的月。
“跟你说，没有干。”
“干什么？”
“什么都。心里别扭干不成。”
“噢。”不知为什么，半轮月的夜晚我总是懒得说话。
“你就不问一句有什么好别扭的？”妹妹说。
“有什么好别扭的。”我问。
“这房间嘛。这房间叫人心里别扭，在这里干不成，我。”
“嗬。”
“嗯，为什么？莫不是身体不舒服？”
“累了，”我说，“我都累了。”
妹妹默默地看我的脸。我把最后一口啤酒喝干，把头歪在沙发背上闭起眼睛。
“是因为我们你才累的？”妹妹问。
“不是。”我闭着眼睛回答。
“累得说话都没力气了？”妹妹小声细气。
我坐起身，看着她，摇摇头。
“我说，今天我对你说的话是太过分了吧？就是关于你本人的，关于你生活方面的……”
“哪里。”
“真的？”
“这段时间里你的话全都正正当当，不必介意。可你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上面？”
“他走后，我一直在这里等你回来，就一下子想到了这点，觉得有些话怕是说过火了。”
我从冰箱里拿出两罐啤酒，打开组合音响，调小音量，放上理查·贝瑞驰（Richie Beirach）三重奏的唱片。这是我深夜醉酒回来常听的唱片。
“肯定心情有点混乱，”我说，“在类似生活变化的情况面前。和气压变化一个样。我也有我的混乱，多多少少。”
她点点头。
“我冒犯你了？”
“大家都在冒犯别人。”我说，“不过要是你选择我来冒犯的话，这一选择并没有错，所以别往心里去。”
“有时我好像怕得很，对于将来。”
“只看好的方面，只往好处去想，那就没什么好怕的了。有糟糕事发生，到时候再想不迟。”我把对渡边升讲的话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
“可是能顺利吗？”
“不顺利到时候再作打算就是。”
妹妹嗤嗤笑了，说：“你还是个怪人，一成没变。”
“喂，问句话可以么？”我揪掉啤酒罐的易拉环说。
“可以呀。”
“在他之前同几个男人睡过？”
她略一迟疑，伸出两只手指：“两个。”
“一个同岁，一个比你年纪大，对吧？”
“你怎么知道？”
“这是规律。”我喝了口啤酒，“我玩也并非白玩的嘛，这点事当然懂得。”
“你说的是一种规律？”
“完全正确。”
“你和多少个女孩睡过？”
“二十六个。”我说，“最近我数过，记得起来的有二十六个。记不起来的大约十多个。毕竟没写在日记本上。”
“怎么和那么多女孩儿睡？”
“不知道。”我老实回答，“我也觉得该适可而止，但就是抓不到契机。”
随后我们沉默了一会，各自想应想的事情。远处传来摩托车排气的声响，那不可能是渡边升的，已经半夜一点了。
“嗳，对他是怎么看的？”
“渡边升？”
“嗯。”
“人并不坏，但不符合我的口味，服装趣味也有点与众不同。”我沉吟一下，直言相告，“不过家族里边有一两个这样的人也未尝不可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是喜欢你这样的人，但要是世上的人全部像你这样，世界怕是要变得一塌糊涂。”
“或许。”我说。
我们喝完余下的啤酒，然后返回各自的房间。床单又新又干净，一道皱纹也没有。我在上面躺倒，从窗帘缝中望着月亮。我们到底要往什么地方去呢？我想。可我太累了，没有办法深入思考。我闭上眼睛，睡意像一张黑色的网，无声无息地从头顶撒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