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从镇上的象舍中失踪的事，我是从报纸上知道的。这天，我一如往常地被调至六点十三分的闹钟叫醒，然后去厨房煮咖啡，烤吐司，打开超短波广播，啃着吐司在餐桌上摊开晨报。我这人看报总是从第一版依序看下去，因此过了好半天才接触到关于大象失踪的报道。第一版报道的是日美贸易摩擦问题和战略防御构思，接下去是国内政治版，国际政治版，经济版，读者来信版，读书专栏，不动产广告版，体育版，再往下才是地方版。
大象失踪的报道登在地方版的头条。标题相当醒目：“××镇大象去向不明。”紧接着是一行小标题：“镇民人心惶惶，要求追究管理责任。”还有几名警察验证无象象舍的照片。没有象的象舍总好像不大自然，空空荡荡，冷冷清清，俨然被掏空五脏六腑后干燥了的庞大动物。
我拨开落在报纸上的面包屑，专心致志地逐行阅读这则报道。上面说人们发现大象失踪是五月十八日（即昨天）下午二时。供食公司的人像往常那样用卡车为大象运来食物（其主食为镇立小学的小学生们的剩饭），由此发现了象舍空空如也。套在象脚上的铁环依然上着锁剩在那里，看来大象是整个地把脚拔了出去。失踪的不仅仅是大象，一直照料大象的男饲养员也一同无影无踪了。
人们最后见到大象和饲养员是前天（即五月十七日）傍晚五点多钟。五个小学生来象舍写生，五点多之前一直用蜡笔为大象画像来着。这几个小学生是大象的最后目击者，此后再无人见到。以上便是这则新闻报道的内容。因为六点铃一响，饲养员便将象广场的门关上，使人们无法入内。
五个小学生异口同声地作证说，那时无论大象还是饲养员都没显出任何异常。大象一如往常乖乖地站在广场中央，不时左右摇晃一次鼻子，眯缝起满是皱纹的眼睛。它已老态龙钟，动一下身体都显得甚是吃力。初次目睹之人往往感到不安，真怕它马上瘫倒在地上断气。
大象之所以被本镇（即我居住的镇）领来饲养，也是因为其年老之故。镇郊的一座小动物园以经营困难为由关闭的时候，动物们都已通过动物经纪人之手转往全国各地，唯独这头象由于年纪太老而无法找到主顾。一来哪里的动物园中象的数量都绰绰有余，二来没一处动物园好事并充裕到足以接收一头似乎马上就要心脏病发作死去的举步维艰的大象的程度。因此，这头象便在所有同伴荡然无存的形同废墟的动物园里无所事事地——当然也不是说它原来有什么事干——独自滞留了三四个月之久。
无论动物园还是镇上，对此都相当头痛。动物园方面已将动物园旧址卖给了房地产商。房地产商准备在此建造高层公寓，镇上也签发了开发许可证。象的处理越是长期拖而不决，所付利息越高，可是又不能把象杀掉。若是蜘蛛猴或蝙蝠之类，倒也罢了，但杀一头大象太容易暴露目标。一旦真相大白，问题就非同小可。于是三方一起商量，达成了关于老年大象处置的协议。
（1）象作为镇有财产，由镇方免费领养；
（2）收容象的设施由房地产商无偿提供；
（3）饲养员工资由动物园方面负担。
这就是三方协议的内容。正好是一年前的事。
说起来，我从一开始便对“大象问题”怀有个人兴趣，大凡有关象的报道我统统剪了下来，还去旁听了镇议会讨论大象问题的会议，所以现在我才可以如此洒脱如此准确地叙述此事的发展过程。话也许有点啰嗦，但“大象问题”的处理过程很可能同大象失踪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还是容我记述下来为好。
当镇长签署了协议、即将领养大象之时，议会中以在野党为中心（在此之前我还真不知道镇议会中有什么在野党）掀起了反对运动。
“为什么本镇必须领养大象？”他们质问镇长。其主张可以归纳成以下几条（条条太多十分抱歉，但我以为这样容易理解）：
（1）大象问题属于动物园与房地产商私营企业之间的问题，镇政府没有理由参与；
（2）所需管理费、食物费太多；
（3）安全问题如何解决？
（4）本镇自费饲养大象的好处何在？
他们拉开了论战架势——“饲养大象之前，下水道的整治和消防车的购置等镇政府要做的事情岂非堆积如山？”尽管措词不算尖刻，但言下之意无非是怀疑镇长同房地产商有幕后交易。
对此，镇长的意见是这样的：
（1）高层建筑群的落成将极大幅度地增加镇的税收，大象饲养费之类自然不成问题，镇政府参与这样的项目是理所当然的；
（2）象年事已高，食欲亦不很大，至于加害于人的可能性可以说等于零；
（3）象一旦死亡，由房地产商作为大象饲养地提供的地皮即为镇有财产；
（4）象可成为镇的象征。
经过长时间争辩讨论，镇上终于决定将大象领养过来。由于自古以来位于城郊住宅地带，镇上的居民大多生活较为富裕，镇财政也够雄厚。况且人们可以对领养无处可去的大象这一举措怀有好感，较之下水道和消防车，居民毕竟更容易同情大象。
我也赞成镇上饲养大象。出现高层建筑群固然大杀风景，但自己镇上能拥有头大象倒也确实不坏。
砍掉山坡上的树林，把小学一座快要倒塌的体育馆移建到那里作为象舍。一直在动物园照料大象的饲养员也跟过来住下。小学生们的残汤剩饭充作象的饲料。于是大象被一辆拖车从封闭的动物园运到新居，在此打发余生。
我也参加了象舍的落成典礼。镇长面对大象发表演说（关于本镇的发展与文化设施的充实），小学生代表朗读作文（象君，祝你永远健康云云），举行了大象写生比赛（大象写生此后遂成为本镇小学生美术教育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保留项目），身穿翩然飘然的连衣裙的两名妙龄女郎（算不上绝代佳人）分别给大象吃了一串香蕉。大象则几乎纹丝不动地静静忍受着这场相当乏味——起码对象来说毫无意味——的仪式的进行，以近乎麻木不仁的空漠的眼神大口小口吃着香蕉。吃罢，众人一齐拍手。
象右侧的后脚套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沉重铁环，铁环连着一条十多米长的粗铁链，铁链的另一端万无一失地固定在水泥墩上。铁环和铁链一看就知道牢不可破，大象纵然花一百年时间使出浑身解数也全然奈何不得。
我不大清楚大象是否对这脚镣心怀不满，不过至少表面上它对套在自己脚上的铁块漠然置之。它总是以呆愣愣的眼神望着空间不可知晓的某一点，每当阵风吹来，耳朵和白色的体毛便轻飘飘地摇颤不止。
负责饲养大象的是位瘦小的老人。不知其准确年龄，也许六十多岁，也许七十有余。世上有一种人一旦越过某一临界点外貌便不再受年龄左右，这位老人便是其中之一，皮肤无论冬夏都晒得又红又黑，头发又短又硬，眼睛不大，面目并没有什么明显特征，唯独向左右突出的接近圆形的耳朵使得整张脸相形见小，格外引人注目。
此人绝对谈不上冷淡，有人搭话肯定给予圆满回答，话也说得井井有条。若他愿意，也能现出一副热情的样子——尽管使我觉得有几分勉强。不过从原则上说，则像是位沉默寡言的孤独老人。他看上去喜欢小孩，小孩来时尽可能亲切相待，但孩子们却不大接受老人的好意。
接受这位饲养员好意的只有大象。他住在紧挨象舍的预制板小屋里，从早到晚形影不离地照料大象。象与饲养员相处的时间已超过十年，二者关系的亲密程度，只消看双方每个细微的动作和眼神，即可一目了然。饲养员如果想让呆呆地站在同一地方的大象移动一下，只要站在象的旁边用手啪啪地轻拍几下它的前腿并嘀咕一句什么，大象便不堪重负似的慢慢摇摆着身体，准确地移至指定位置，随即仍如刚才那样注视空间的某一点。
每到周末，我就去象舍细心观察这一情形，但还是不能完全理解二者的交流是依据何种原理得以实现的。大象或许能听懂简单的人语（毕竟活的时间长），也可能通过拍腿方式来把握对方的意图，或者它具有心灵感应那类特异功能，因而懂得饲养员的所思所想也未可知。
一次我问老人：“您是怎样给大象下命令的呢？”老人笑笑，只回答“长时间相处的关系”，再没做更多的解释。
总之便是这样平安无事地过了一年，此后象突然失踪。
我一边喝第二杯咖啡，一边将报道再次从头研究一遍。文章写得相当奇妙，俨然福尔摩斯敲着烟斗说：“华生，快看呀，这篇报道太有趣了！”
此报道给人以奇妙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支配着写报道的记者的大脑的困惑与混乱，而困惑与混乱显然起因于情况的非条理性。记者力图巧妙避开非条理性来写一篇“地道的”新闻报道，但这反而将他自身的混乱与犹豫推向了致命的地步。
例如，报道上的措词是“大象逃脱”，可是通观全篇报道，显而易见大象并非什么逃脱，而明明是“失踪”。记者将这种自我矛盾表述为“细节上仍有若干不明确之处”。我则无论如何也不认为事情是可以用什么“细节”什么“不明确”这类老生常谈的字眼敷衍得了的。
首先，问题出在象脚上套的铁环。铁环依然上着锁剩在那里。最稳妥的推论是：饲养员用钥匙打开铁环将其从象脚上摘下，然后又将其锁好，同象一起逃跑（当然报纸也抓住了这种可能性）。问题是饲养员手中没有钥匙。钥匙仅有两把，一把为确保安全藏于警察署的保险柜，另一把收在消防署的保险柜之中。饲养员（或其他什么人）不大可能从中偷出钥匙。纵使万一偷出，也大可不必把用过的钥匙特意送回保险柜——翌日早上打开一看，两把钥匙全都好好地躺在警察署和消防署的保险柜里。既然这样，那么就是说大象势必在不使用钥匙的情况下将脚从坚不可摧的铁环中拔出，而这除非用锯将象腿锯断方可办到，否则绝无可能。
第二个问题是出逃的途径。象舍与“象广场”围了三米多高的坚固栅栏。由于象的安全管理在镇议会上闹得沸沸扬扬，镇政府采取了对一头老象未免小题大做的警备措施。栅栏是用混凝土和粗铁棍做成的（费用当然由房地产商出），门口只有一个，且内侧上锁。象不可能跨过如此要塞般的栅栏跑到外面。
第三个问题是象的脚印。象舍后面是陡峭的山坡，象无法攀登。因此象假如真的用某种手段挣脱铁环又用某种手段飞越栅栏，它也只能经前面的道路逃走。然而松软的沙土路面上没有留下任何类似象脚印的痕迹。
总而言之，综合分析这篇满是令人困惑和不快的措词的新闻报道，根本看不出事件的结论或实质。
当然，自不待言，报纸也好警察也好镇长也好，至少表面上都不愿意承认大象失踪这一事实。警察正以“象或许被人采取锦囊妙计早有预谋地强行掠出，或使之逃脱”这样的判断进行侦查，并乐观地预测：“考虑到隐藏大象的困难程度，事件的解决不过是时间问题。”警察还打算请求近郊的猎友会以及自卫队狙击部队出动，一起搜山。
镇长召开记者招待会（有关记者招待会的报道没有登在地方版，而出现在全国版的社会版面），就镇政府警备措施上的疏忽进行道歉。同时镇长又强调指出：“同全国任何一座动物园的同类设施相比，本镇的大象管理体制都毫不逊色，较之标准要有力得多全面得多。”还说，“这是充满恶意的、危险而且无聊的反社会行为，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在野党的议员重复一年前的论调：“务必追究镇长同企业串通一气而轻率地将镇民卷入象处理问题的政治责任。”
一位母亲（三十七岁）以“不安的神情”说：“短时间内不能放心地让孩子去外面玩了。”
报纸上详细叙述了本镇领养大象的前后经过，并附有大象收容设施示意图，还介绍了大象简历，以及同象一起失踪的饲养员（渡边升，六十三岁）的情况。渡边饲养员是千叶县馆山人，长期在动物园饲养哺乳类动物，“由于动物知识丰富为人忠厚诚实，深得有关人员信赖”。象是二十二年前由非洲东部送来的，准确年龄无人知晓，其为人更是不得而知。
报道的最后，说警察正在向镇民征求有关大象的任何形式的情报。我一面喝第二杯咖啡，一面就此沉思片刻，最终还是决定不给警察打电话。一来我不大乐意同警察发生关系，二来我不认为警察会相信我提供的情报。对那些甚至没有认真设想过大象失踪可能性的家伙，无论说什么都是徒劳的。
我从书架中抽出剪报集，将从报纸上剪下的关于象的报道夹在里面，随后洗了洗杯子碟子，去公司上班。
我从NHK晚七时的新闻节目中看到了搜山的情况。提着装满麻醉弹的大型来福枪的猎手、自卫队员、警察和消防队员把附近的山一座接一座捉虱子似的搜索一遍，好几架直升飞机在空中盘旋。虽说是山，但都位于东京郊外的住宅地带边缘，不过是小山包而已。聚集如此之众，只消一天即可基本搜寻完毕，再说寻找的对象又不是矮小的杀人狂而是巨大的非洲象，其可藏身之处自然有限。然而折腾到傍晚也没找到大象。出现在电视荧屏上的警察署长声称“仍将继续搜寻”。电视新闻的主持人总结道：“是何人如何使大象逃脱，藏于何处，其动机何在，一切都还深深处于迷宫之中。”
此后继续搜索数日，大象依旧踪影皆无，当局连点蛛丝马迹也未能找到。我每天都细看报纸的报道，大凡所能见到的报道统统用剪刀裁剪下来，就连以大象事件为题材的漫画也不放过。由此之故，剪报集的容量很快到达极限，不得不去文具店买一册新的回来。尽管拥有如此数量繁多的报道，却没有记载任何一条我想知道的那类事实。报上写的全都是些驴唇不对马嘴一文不值的内容，诸如什么“依然下落不明”，什么“搜查人员深感苦恼”，什么“背后是否有秘密组织”等等。大象失踪了一周之后，这方面的报道日见减少，直至几乎销声匿迹。周刊上倒刊载了几篇哗众取宠的报道，有的竟拉出灵媒来，不久也草草收兵了。看上去人们似乎企图将大象事件强行归入为数甚多的“不解之谜”这一范畴之中。一头年老的象和一个年老的饲养员纵使从这块土地上失去踪影，也不会对社会的趋势造成任何影响。地球照样单调地旋转，政治家照样发表不大可能兑现的声明，人们照样打着哈欠去公司上班，孩子们照样准备应付考试。在这周而复始无休无止的日常波浪之中，人们不可能对一头去向不明的老象永远兴致勃勃。如此一来二去，没有什么特殊变异的这几个月便像窗外行进的疲于奔命的军队一样匆匆过去了。
我不时抽时间跑去往日的象舍，观望已无大象的大象住处。铁栅栏门上缠了好几道粗大的铁链，任凭谁都无从入内。从栅栏空隙窥视，象舍门同样被铁链缠绕着。看样子警察为了弥补无法找见大象所造成的缺憾，对失去大象后的象舍加强了不必要的警备。四下寂寥，空无人影，唯见一群鸽子在象舍房脊上敛翅歇息。广场已无人修剪，开始长满萋萋夏草，仿佛已等得忍无可忍。象舍门上缠绕的铁链使人联想起森林中牢牢看守着已腐朽得化为废墟的王宫的巨蟒。大象离去才不过数月，这个场所便已蒙上了带有某种宿命意味的荒凉面影，笼罩在雨云一般令人窒息的气氛中。
我见到她时，九月都已接近尾声了。这天从早到晚雨下个不停。雨单调而又温柔细腻，是这一季节常见的雨，它把在地面打下烙印的夏日记忆一点点冲掉，所有的记忆都沿着水沟往下水道、往河道流去，进入又黑又深的大海。
我俩是在我公司举行的产品推介酒会上见面的。我在一家大型电器公司广告部工作，当时正负责推销为配合秋季结婚热和冬季发奖金时节而生产的系列厨房电器用品。主要任务是同几家女性杂志交涉，以使其刊载配合性报道。事情倒不怎么需要动脑，但须注意让对方的报道写得不失分寸，尽量不让读者嗅到广告味。作为代价，我们可以在杂志上刊登广告。世上的事就是要互相扶持。
她是一家以年轻主妇为对象的杂志的编辑，参加酒会是为了采访——明知是为人推销的采访。我正好闲着，便以她为对象，开始讲解由意大利著名设计师设计的彩色电冰箱、咖啡机、微波炉和榨汁机。
“至为关键的是协调性。”我说，“无论式样多好的东西，都必须同周围保持协调，不然毫无意思。颜色的协调，式样的协调，功能的协调——这是当今厨室最需要注意的。据调查，一天之中主妇在厨室的时间最长。对主妇来说，厨室是她的工作岗位，是书斋，是起居室。因此她们都在努力改善厨室环境，使其多少舒服一点。这与大小没有关系。无论大小，好的厨室原则都只有一个，那就是简洁性、功能性、协调性，而本系列便是依据这一指导思想设计出来的。举例说来，请看这个烹调板……”
她点着头，在小笔记本上做着记录。其实她并非对这类采访特别怀有兴趣，我对烹调板也没什么偏爱，我们不过是在完成各自的工作而已。
“看来你对厨房里的事相当熟悉。”她在我讲解完后说道。
“工作嘛！”我做出商业性笑容回答，“不过我倒是很喜欢做菜——这与工作无关，做得简单，但天天做。”
“厨房真的需要协调性？”她问。
“不是厨房，是厨室。”我纠正道。“本来怎么都无所谓，可公司有这样那样的规定。”
“对不起。那么厨室真的需要协调性？作为你个人的意见。”
“至于我个人的意见，不解掉领带是无可奉告的。”我笑着说，“不过今天算是例外。我想就厨房来说，讲究协调性之前，应该备有若干必不可少的东西。问题是那种因素成不了商品。而在这急功近利的世界上，成不了商品的因素几乎不具有任何意义。”
“世界果真是急功近利的不成？”
我从衣袋里掏出香烟，用打火机点燃。
“随便说说罢了。”我说，“这样一来，很多事情就容易明白，工作也容易进行。这类似一种游戏，或曰本质上急功近利，或曰急功近利式的本质——说法五花八门。而且只有这样认为，才不至于招风惹浪，才不至于出现复杂问题。”
“妙趣横生的见解！”
“谈不上什么妙趣，人人都这样看待。”我说，“对了，有一种香槟不算很坏，如何？”
“谢谢，恕不客气。”
随后，我和她边喝冰镇香槟边海阔天空地聊起来，聊着聊着，聊出几个两人共同的熟人。我们所属的行业范围不大，投几粒石子，总有一两粒碰上共同的熟人。不仅如此，我的妹妹同她碰巧毕业于同一所大学。我们于是以几个这样的名字为线索较为顺利地展开了话题。
她和我都是单身，她二十六，我三十一。她戴隐形眼镜，我架着普通镜片。她赞赏我领带的颜色，我夸奖她的上衣。我们谈起各自所居公寓的租金，也就工资数额和工作内容发了些牢骚。总之我们是相当亲密起来了。她是位顾盼生辉的妩媚女性，丝毫没有强加于人的味道。我站着同她在那里谈了大约二十分钟，没有发现任何不可以对她抱有好感的理由。
酒会快结束时，我邀她走进同一宾馆里的酒吧，坐在那里同她继续交谈。透过酒吧巨大的窗扇，可以看见初秋的雨幕。雨依然无声无息地下着，远处街道的光亮糅合着各种各样的信息。酒吧里几乎见不到客人，潮乎乎的沉默统治着四周。她要了冰镇得其利（Daiguiri），我要的是加冰苏格兰威士忌。
我们一边喝着各自的杯中物，一边像多少有些亲密起来的初次见面的男女那样说着在酒吧里常说的话：大学时代，喜欢的音乐，体育，日常习惯等等。
接着，我提起了大象。至于话题为什么突然转到大象身上，我已记不起其中的关联了。大概谈到某种动物，由此联上了大象。也有可能我是极其无意识地想向某人——似可与之畅所欲言的一个人——阐述我对大象失踪的看法。或者是仅仅借助酒兴也未可知。
话一出口，我便意识到自己提出的是现在最不适宜的话题。我不应该谈起什么大象。怎么说呢，这个话题早已成为过去。
于是我想马上收回话头。糟糕的是她对大象失踪事件怀有非同一般的兴致。我一说自己看过好几回大象，她便连珠炮似的发出质询：
“什么样的象？你认为是如何逃跑的？平时它吃什么？有没有危险？”如此不一而足。对此，我按照报纸上的口径轻描淡写地解说了一遍。看样子她从我的口气中感觉出了异乎寻常的冷淡——我从小就很不善于敷衍。
“象不见的时候大吃一惊吧？”她喝着第二杯得其利，若无其事地问，“一头大象居然突然失踪，肯定谁都始料未及。”
“是啊，或许是。”我拿起一枚玻璃盘里的碱水面包（Pretzel），分成两半，吃了一半。男侍应生转来，换了一个烟灰缸。
她饶有兴味地注视了一会儿我的脸。我又叼起一支香烟点燃。本来戒烟已有三年之久，而在大象失踪之后，又开始故态复萌了。
“所谓或许是，就是说关于大象失踪多少有所预料？”她问。
“谈不上什么预料！”我笑了笑，“一天大象突然消失，这既无先例又无必然性，也不符合事理。”
“不过你这说法可是非常奇特，嗯？我说‘一头大象居然突然失踪，肯定谁都始料未及’，你回答‘是啊，或许是’。而一般人是绝不至于这样回答的。或者说‘一点不错’，或者说‘说不明白’。”
我向她含糊地点了下头，扬手叫来男侍应生，让他再送一杯苏格兰威士忌。等威士忌的时间里，我们暂且保持沉默。
“我说，我不大理解，”她用沉静的口气说，“刚才你还一直说得头头是道，在提起大象之前。可一提起大象，你说话就好像一下子变得反常，听不出你想表达什么。到底怎么回事？莫非在大象方面有什么不好启齿的地方？还是我的耳朵出了毛病呢？”
“你耳朵没有毛病。”我说。
“那么说问题在你啰？”
我用手指把酒杯里的冰块拨弄得旋转不止。我喜欢听冰块撞杯的声音。
“并未严重得要用问题这个字眼。”我说，“不足挂齿的小事。也没有什么可向别人隐瞒的，不过是因为我没有把握说透而不说罢了。如果说是奇特，也确实有点奇特。”
“怎么奇特？”
我再无退路，只好喝口威士忌，开始叙说：
“其中一点要指出的是，我恐怕是那头失踪大象的最后一个目击者。我见到大象是五月十七日晚上七点左右，得知大象失踪是第二天偏午时分。这段时间再没有人见过大象。因为傍晚六点象舍就关门了。”
“逻辑上不好明白。”她盯住我的眼睛，“既然象舍已经关门，你怎么还能见到大象呢？”
“象舍后面是一座悬崖样的小山。山是私有山，没有像样的路可走，上面只有一个地方可以从后面窥视象舍。而知道这个地方的，想必只我一人。”
我的这一发现完全出于偶然。一个周日下午，我去后山散步迷了路。大致判断方位行走之间，碰巧走到了这个地方。那是块平地，大小可供一人睡觉。透过灌木丛空隙朝下一望，下面正是象舍的房脊，房脊稍往下一点有个相当大的通风口，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象舍里面的光景。
从此以后，我经常去那里观望进入象舍里边的大象，逐渐成了习惯。如果有人问何苦如此不厌其烦，我也回答不好。只是想看大象的私下表现而已，没有什么深刻的理由。
象舍里黑暗之时，自然看不见大象。但刚入夜时饲养员会打开象舍的电灯为大象做这做那，我因之得以一一看在眼里。
我最先注意到的，是象舍中只剩大象与饲养员时，双方看上去要比在人前那种公开场合表现得远为亲密无间。这点只消看双方之间一个小小的举动即可一目了然。甚至使人觉得白天时间双方是有意克制感情，以免被人看出彼此的亲密程度，双方都希望把这种感情留给单独相守的夜晚。但这不等于说双方在象舍中有什么特殊举动。进入象舍之后，大象依然一副呆愣愣的样子，饲养员也一味地忙他作为饲养员的份内之事：用甲板刷给大象刷洗身体，归拢拉在地板上的巨大粪团，收拾其吃过的东西。尽管如此，双方彼此间结下的信赖感所酿出的独特的温馨氛围仍不容你无动于衷。饲养员打扫完地板，大象便摇晃着鼻子在饲养员背部轻轻叩击几下。我很喜欢观看大象的这个动作。
“以前你就喜爱大象？我是说不仅仅限于这头象……”她问。
“是的，我想是这样。”我说，“大象这种动物身上有一种拨动我心弦的东西，很早以前就有这个感觉，原因我倒不清楚。”
“所以那天也同样傍晚一人登后山看象去了，是吧？”她说，“呃——五月……”
“十七日，”我接道，“五月十七日晚上七点左右。那时节白天变得很长，空中还剩有一点火烧云。不过象舍里已经灯火通明。”
“当时象和饲养员都没有什么异常？”
“既可以说没有异常，又可以说有异常。我无法说得准确。因为毕竟不是相距很近，作为目击者的可靠性也可以说不是很高。”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喝了一口因冰块融化而酒味变淡的威士忌。窗外的雨仍下个不止，既不大下，又不小下，俨然一幅永远一成不变的静物画。
“也不是说发生了什么。”我说，“象和饲养员所作所为一如往常。扫除，吃东西，亲昵地挑逗一下，如此而已。平日也是如此。我感到不对头的只是其平衡。”
“平衡？”
“就是大小平衡，象和饲养员身体大小的比例。我觉得这种比例较之平时多少有所不同，两者之差似乎比平时缩小一些。”
她把视线投在自己手中的得其利杯上，静静注视良久。杯里的冰块已经融化了，如细小的海流一般试图钻进鸡尾酒的间隙中去。
“那么说象的身体变小了？”
“也许是饲养员变大了，也可能双方同时变化。”
“这点没告诉警察？”
“当然没有。”我说，“即使告诉，警察也不会相信，况且我若说出在那种时候从后山看大象，自己都难免受到怀疑。”
“那，比例与平时不同这点可是事实？”
“大概。”我说，“我只能说是大概。因为没有证据，而且我说过不止一次——我是从通风口往里窥看的。不过我在同一条件下观看大象和饲养员不下数十次，我想总不至于在其大小比例上发生错觉。”
噢，也许眼睛有错觉。当时我好几次闭目摇头，但无论怎么看，象的体积都没有变化。象的确有些缩小，以致一开始我还以为镇上搞来一头小象呢，可又没听说过（我绝不会放过有关象的新闻）。既然如此，那么只能认为是原来的老象由于某种原因而骤然萎缩。而且仔细看去，这小象的举止同老象的日常习惯简直一模一样。被冲洗身体时，象高兴似的抬右脚叩击地面，用多少变细的鼻子抚摸饲养员的后背。
那光景甚是不可思议。从通风口密切注视里面的时间里，我觉得象舍之中仿佛流动着唯独象舍才有的冷冰冰的另一种时间，并且象和饲养员似乎乐意委身于将彼此卷入——至少已卷入一部分——其中的新生体系。
我注视象舍的时间总共不到三十分钟。象舍的灯比往常关得早，七时三十分灯便熄了，所有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之中。我在那里等了一会儿，等待象舍的灯重新闪亮，但再未闪亮。这便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大象。
“那么说，你是认为象就势迅速萎缩变小而从栅栏空隙逃走了？还是认为完全消失了呢？”她问。
“不清楚。”我说，“我只是力图多少准确地记起自己亲眼见过的场面，此外的事几乎没有考虑。眼睛获得的印象实在太强烈了，坦率地说，我恐怕根本无法从中推导出什么。”
以上就是我关于大象失踪说的所有的话。不出我最初所料，这个故事作为刚刚相识的年轻男女交谈的话题未免过于特殊，况且其本身早已完结。说罢，两人之间出现了许久的沉默。在谈完与其他事几乎毫不相关的大象失踪的话之后，我也罢她也罢都不知再提起什么话题为好。她用手指摩挲鸡尾酒杯的边缘，我则看着杯垫上的印字，反复看了二十五遍。我还是后悔自己不该提起什么大象，这并非可以随便向任何人开诚布公那种性质的话。
“过去，家里养的一只猫倒是突然失踪来着，”过了好久她开口道，“不过猫的失踪和象的失踪，看来不是一回事。”
“是啊，从大小来说就无法相比。”我说。
三十分钟后，我们在宾馆门口告别。她想起把伞丢在了鸡尾酒吧，我乘电梯帮她取回。伞是红褐色的，花纹很大。
“谢谢了！”她说。
“晚安。”我说。
此后我和她再未见面。有一次我们就刊登广告的细节通过电话，那时我很想邀她一起吃饭，但终归还是作罢。用电话讲话的时间里，蓦地觉得这种事怎么都无所谓。
自从经历大象失踪事件以来，我时常出现这种心情，每当要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总是无法在这一行为可能带来的结果与回避这一行为所可能带来的结果之间找出二者的差异。我往往感到周围事物正在失去其固有的平衡。这也许是我的错觉。也许是大象事件之后自己内部的某种平衡分崩离析了，从而导致外部事物在我眼中显得奇妙反常。责任怕是在我这一方。
我仍然在这急功近利的世界上依据急功近利的记忆残片，到处推销电冰箱、电烤炉和咖啡机。我越是变得急功近利，产品越是卖得飞快。我们的产品推介会所取得的成功甚至超过了我们不无乐观的预想。我于是得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或许人们是在世界这个大厨室里寻求某种协调性吧。式样的协调，颜色的协调，功能的协调。
报纸上几乎不再有大象的报道。人们对于自己镇上曾拥有一头大象这点似乎都已忘得一干二净。象广场上一度茂盛的杂草业已枯萎，四周开始漾出冬的气息。
大象和饲养员彻底失踪，再不可能返回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