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志摩影响：平林新月人归后

徐志摩在英国康桥（即剑桥）留学时，睁开了追寻“爱与自由”的双眼，在寻觅自由与爱情的同时，原本学经济学的徐志摩，生发了诗歌创作的灵感。而在伦敦邂逅的林徽因，如一朵清丽脱俗的白莲，也激发了徐志摩诗意的灵感。天性浪漫多情的徐志摩诗兴大发，为林徽因谱写了一首又一首清丽的爱恋之诗。

在康桥的柔波里，徐志摩在16岁少女林徽因心里留下的不仅仅是爱情的甜柔，还有一颗充满诗意的心。无疑，徐志摩是引领她走进诗歌殿堂的导师。甚至可以这样揣测：如果没有徐志摩，林徽因会走上诗歌创作之路吗？

徐志摩是浙江富商徐申如的独生儿子，徐申如思想开放，头脑灵活，又附庸风雅，喜交名流。徐申如将儿子自费送到美国学经济，是希冀儿子将来能光宗耀祖，也让自己苦心经营的庞大产业后继有人。徐申如指望儿子将来学成归来进入金融界，继承自己的衣钵，从而成为商界能人。父亲为儿子设计的未来之路与儿子后来一意孤行的道路，一直都没有找到契合点，这是徐志摩的父亲所始料未及的。徐申如确实万万没料到这个“不争气”的儿子，竟然选择了去做一个穷困潦倒的诗人。更让徐申如追悔莫及的是，这一切还都是自己亲手酿成的。

徐志摩最初的理想当然跟诗人相去甚远。他在美国的大学学业和研究生学业基本上迎合了父亲的初衷。

1919年6月，徐志摩以优异的成绩从美国克拉克大学毕业，同时获一等荣誉奖。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方是时也，天地为之开朗，风云为之荠色，以与此诚洁挚勇之爱国精神，相腾嬉而私慰。嗟呼！霸业永诎，民主无疆，战士之血流不诬矣！霸业永诎，民主无疆，战士之血流不诬矣！”可见初出国门的徐志摩充满了爱国热情，在美国读书期间更是激情满怀，可谓“少年壮志莫言愁”。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的消息传到美国时，徐志摩亲眼目睹了美国人民欣喜若狂的激动场面和游行队伍浩浩荡荡长达一公里的壮观。他兴奋不已地写信给国内的恩师梁启超：“遂有今日，一扫云雾，披露光明，消息（11月11日上午2时50分）到美，美国昌狂。”徐志摩虽身在美国，却时刻关心祖国的时局形势，为五四运动之爆发感到异常激动。

后来徐志摩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从他所选修的课程看，也侧重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考虑到徐志摩来自一个实业家庭，于是，做一个中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当一个精通经济的政治家，便成为徐志摩最高的理想。

应该说，在24岁以前，诗歌，不论新旧，与徐志摩完全没有干系，而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徐志摩倒不乏兴趣。徐志摩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时，一腔情怀还是放在政治上。有一次，当他听历史教师讲完了19世纪初年的工业状况，以及工厂、工人的悲惨遭遇后，他由喜欢烟囱变为憎恨烟囱。他哀叹道：“现在一切都为物质所支配，眼里所见的是飞艇，汽车，电影，无线电，密密的电线和成排的烟囱，令人头晕目眩，不能得一些时间的休止，实是改变了我们的经验的对象。人的精神生活差不多被这样繁忙的生活逐走了。每日我在纽约只见些高的广告牌，望不见清澈的月亮。每天我只听见满处汽车火车和电车的声音，听不见萧瑟的风声和嘹亮的歌声。”细细品读，不难发现这哀叹里竟然闪耀着诗性的光芒。

在美国留学期间，徐志摩迷上了尼采划时代的作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是19世纪德国的哲学家、思想家，也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兼散文作家。徐志摩从尼采那里获得了灵感，动辄“开口就是那一套沾血腥的字句”。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尼采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这本以散文诗一般的语体写就的杰作，以振聋发聩的文字，向人类的思想界展示了尼采哲学的真知灼见。这本书，几乎囊括了尼采所有的重要哲学思想。尤其是从书中横空出世的“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的概念，谱写了一曲来自人性的自由主义的壮歌。在这本书里，尼采宣称“上帝死了”，让“超人”出世，于是近代人类思想的天空中，便又多了一道璀璨闪亮的奇异彩虹。

徐志摩读了这本书后，相见恨晚，他说：“我仿佛跟着查拉图斯特拉登上了哲理的山峰，高空的清气在我的肺里，杂色的人生横亘在我的眼下”。徐志摩认为“超人”哲学能激发人奋发向上，可以使个人或国家摆脱弱者或弱国地位。他幻想着通过尼采的“超人”，给个人和国家带来获取新生的力量和手段。

徐志摩自称“正迷上尼采”，但对他产生终生影响的却是罗素。徐志摩深深地被罗素的渊博学识和对事物深刻的见解所吸引，罗素勇于面对逆境，坚持追求真理，不向豪门权贵低头的精神，令他十分敬重。1920年9月，徐志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他毅然决定去英国寻找罗素。

没人能料及，徐志摩的英国之旅，竟成为一位诗人辉煌的开始……

那时，徐申如想让儿子继续在英国念书，师从伦敦经济学院著名的经济学教授哈罗德·约瑟夫·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以完成博士学位。拉斯基同时也是英国的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和作家，在1945-1946年期间曾担任过英国工党主席。但徐父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正在作为一颗未来的中国诗星，即将在英伦冉冉升起。徐志摩挥挥衣袖告别美洲大陆，彻底放弃了实业救国的抱负。中国自此少了一个汉密尔顿，而多了一位拜伦。

在徐志摩的心中，有一位民国人物一直被其深深地敬重和仰慕，这个分量不轻的民国人物就是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林长民是前民国临时参议院和众议院院长，也供职过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属于名副其实的政府大员。在得知林长民父女在伦敦下榻的寓所之后，那一日，徐志摩通过自己在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的江苏籍同学陈通伯引荐，登门拜见了林长民先生。登门拜访的主要动机，乃是因为林长民先生的道德文章和书法艺术确实让徐志摩崇拜不已。那一刻，在林长民的眼中，徐志摩仅仅就是一个高高瘦瘦、长衫飘然的青年学生。连徐志摩本人也没料到，自己日后能和林长民结成忘年之交！而更让世人不能料及的是，林长民和林徽因父女俩，竟然从此改变了徐志摩的一生。

徐志摩自诩：“我是个好动的人，每回我的身体行动的时候，我的思想也仿佛就跟着跳荡。”热烈奔放，活泼好学的徐志摩，一踏上英国的土地，便广为结交各界名流：哲学家罗素，著名作家威尔斯、狄更生，艺术家傅来义，汉学家魏雷和卞因，文艺评论家欧格敦、瑞恰慈和吴雅各，此后又陆续结识了萧伯纳、福斯特、毕列茨、康拉德、曼斯菲尔德等著名哲学家和作家。他们对徐志摩一生的影响无疑都是极为深刻的。

到达英国后的徐志摩时年24岁，风华正茂，比林徽因整整大了8岁。那时的徐志摩已是一个2岁孩子的父亲了，而当年的林徽因却还只是一个清纯的中学生。所以，初相识时，林徽因怯怯地叫徐志摩“叔叔”。

徐志摩与林长民初次伦敦见面，便一见如故，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友人。随着和林长民的深入交往，徐志摩与林徽因也走得越来越近。

林长民风流倜傥，仪表非凡，其清雅的谈吐，清奇的相貌，满腹的学问，令徐志摩深深钦佩而引为知心朋友。林长民也同样欣赏徐志摩的才情。事实上，徐志摩早已是梁启超的得意门徒，而梁启超与林长民又是故交，且林长民和徐志摩之情趣相投，性情相近，都是浪漫潇洒、率真幽默之人，故此番林长民和徐志摩相识之门一经打开，两人惺惺相惜，也就顺理成章了。

林长民和徐志摩都深受西方新思潮的感染，兴之所至，即使遇男女私情、闲情风月之类的话题，两人也从不刻意避讳。林长民有句名言：“万种风情无地着”。据徐志摩回忆，林长民“最爱闲谈风月，他一生的风流踪迹，差不多都对我讲过。他曾经原原本本地对我说过他的‘性恋历史’，从少年期起直到白头时，他算是供给我写小说的材料。”而这些，徐志摩也当然很愿意聆听。而随后林长民与徐志摩上演的一场“爱情游戏”，几让后来国内的遗老遗少们目瞪口呆！原来两个大老爷们，扮演一对热恋中的男女情人，互通情书。其文字之香艳，文采之斐然，令人叹为观止。这足见林徽因的父亲也是一位极其浪漫之人，遂被时人冠之以“恋爱大家”的雅号。

林长民作为过来人和父亲，当然早就看出徐志摩爱上了自己的女儿。徐志摩有事没事便往林家公寓跑，林长民也知道并非完全是来找他的。虽然意识到了徐志摩“醉翁之意不在酒”，但林长民在心里似乎已经接受了这个年轻人。

林徽因初次与徐志摩见面，就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清丽优雅，落落大方，林徽因的一颦一笑，都让徐志摩目眩神迷。

徐志摩渐渐发现，这个梳着两条小辫、像是不谙世事的小姑娘，不仅模样俊秀可爱，而且思维活跃，见识明澈，她对文艺作品的理解和对诗歌的悟性都远远超出了她的年龄。当徐志摩惊讶地将他的发现告诉林长民时，这位父亲骄傲地回应：“做一个有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要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自此，徐志摩便以朋友的身份与林徽因交往。在很多的闲暇时间，他与林徽因一起谈论各自见闻，涉及风土人情、故家旧事和文学艺术等等话题。而其中最令两人着迷、让两颗心激动不已的，即是那座迷人的文学殿堂。

徐志摩本来就具有浪漫不羁的诗人气质。在进入剑桥大学学习之后，他大量阅读乔治、华兹华斯、拜伦、雪莱、哈代、艾略特等著名诗人和作家的作品，终日沉浸于文学的世界里，并尽情遨游于浪漫主义的文学星空中。在徐志摩看来，其心中的那种浪漫主义激情，终于找到了文学上的知己，他目睹了一位充满才情的少女对文学的诸多敏感，也感觉到了林徽因对文学艺术也充满了热爱，而且那刻，林徽因也正在用少女的那颗朦胧的心感受着、想象着一个新奇的文学世界。

他们有时一起讨论某个作家的风格或某首诗歌的韵味，有时为无意中达到了某种共识而激动不已，但有时也会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时的徐志摩在对林徽因的一片痴情中，不知不觉地扮演了一个导师的角色，引领她进入英国的诗歌和戏剧世界。其间，产生的许多带有新意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情趣，甚至同时也迷惑了他自己。他在日记中尽情宣泄自己的情感：“正当我生平最重大一个关节，也是我在机械教育的桎梏下自求解脱的时期，所以我那时的日记上只是泛滥着洪水，狂窜着烈焰，苦痛的呼声参合着狂欢的叫响，幻想的希望蜃楼似的隐现着……”

徐志摩与林徽因相遇了，命里注定要真爱一场。浪漫多情的徐志摩忍不住惊喜，把美丽的相遇凝成了那首著名的《偶然》：

这首诗，我更愿意理解为是徐志摩欲揣摩林徽因的心思而写的。感情炙热奔放，正坠入情网不能自拔的他，是无论如何做不到“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一见倾心而又理智地各走各的方向，这是理性、冷静的林徽因最终做出的选择。

但面对徐志摩热烈而率真的爱情追求，16岁的少女林徽因一时不知所措。我们不妨把林徽因的那首名作《那一晚》，解读为1920年康桥的“那一晚”：

最初的慌乱过去之后，林徽因冷静下来。她不断地自责：当初，正是清楚地知道徐志摩是有家室的人，才会跟他无所顾忌地交往，自己怎么可以去做破坏别人家庭的事情呢？那一刻，她想起了被父亲冷落的母亲，想起了母亲终年忧郁、落寂的眼神……

多年以后，华发渐生的林徽因真诚地向儿子倾诉了内心的秘密，她说：“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人”（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这样的理性，让她步入了一个职业妇女的不凡生活，与夫君梁思成相濡以沫，潜心古建筑的研究，同时，自己也成为京派文化圈中的一道最为知性而优雅的亮丽风景。

原来徐志摩眼中的林徽因，是自己人生理想中的女神化身，是自己欲想达到的一种至美至善的境界。那么，徐志摩的人生理想究竟是什么？他的挚友胡适曾这样说过：“志摩的人生观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林徽因恰恰把这三者水乳交融成完整的一体。一时，让诗人徐志摩意乱情迷。

英国、伦敦、康桥，本是三个寻常的名词，其对于沉浸在爱情里的徐志摩来说，意义非凡。而对于当时的花季少女林徽因来说，这也是一段永世值得回忆的甜美时光。

林徽因毅然随父亲乘海轮归国。此时林徽因的心情，可以用她后来写的《情愿》一诗作为注解：

临行前，林徽因没有告知徐志摩，徐志摩得知后自然痛苦万分。林徽因走后，为了抒发心中的那份不尽的相思和爱恋之情，他又开始写诗了。星月的光辉让他感动得落泪，伦敦小威尼斯，冷咽得让他咀嚼到了寂寞，薄霜满地的树林让他徒添伤感。徐志摩企图在苦闷和寂寞中奋力燃烧自己的激情，那种强烈的无处可宣泄的各种意念瞬间都被点燃。在燃烧中歌吟的徐志摩，用浪漫的诗行铺满了一页页洁白的稿纸。

但徐志摩并没有追随林徽因而去，而是留在剑桥等待着与结发妻子张幼仪离婚，他要为自己的这份真爱作一个大胆而勇敢的决定，他要做第一个真正为自由而爱的中国人！

从1921年秋开始，徐志摩独自在剑桥呆了约一年的时间，正是有了这种相对安静的独处，在历经了苦痛的爱的折磨后，徐志摩的诗人情怀开始井喷。

徐志摩后来回忆说：“那年的秋季我一个人回到康桥。整整有一学年，那时我才有机会接近真正的康桥生活。同时我也慢慢地发现了康桥，我不曾知道过更大的愉快。”“我一辈子就只那一春，说也可怜，算是不曾虚度。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虽则碰巧那也是我最感受人生痛苦的时期）我那时有的是闲暇，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绝对的单独的机会。说也奇怪，竟像是第一次，我辨认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我能忘记那初春的眼吗？曾经有多少个清晨我独自冒着冷去薄霜铺地的林子里闲步——为听鸟语，为盼朝阳，为寻泥土渐次苏醒的花草，为体会最微细最神妙的春信。”

其后徐志摩在诗歌中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也是由林徽因的恋情引发而起的。他在《猛虎集·序》中谈到自己的写诗经历时说：

这篇序文是1931年写的，整10年前正是徐志摩在伦敦痴迷林徽因的时期。

归国后的徐志摩继续为诗歌的缪斯所钟情，他的诗歌相继在报纸、杂志发表。蔡元培眼里的徐志摩：“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1924年，《徐志摩的诗》结集出版，诗人徐志摩名声大振。他与胡适发起、组织爱好诗歌的朋友一起成立了一个诗社，名叫“新月社”。

“新月社”得名是源自徐志摩崇敬的印度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新月集》笔触天然细腻，不加雕琢，富于梦幻之情，蕴含童话般纯净的诗意。“新月”作为“儿童”物化的象征，体现了泰戈尔诗中一贯清新自然的风格。“新月”代表希望，如天真无邪一般的初生之物，拥有美好的未来与纯净的童真。诗人徐志摩喜爱“新月”，童心如新月，即或有一些缺憾，却充斥着希望的圆满，往后既是一种未知的变数，又是一种已定的轨迹。徐志摩希望自己和自己组建的“新月社”就像天边的那弯新月，总有一天会走向圆满。新月社从成立的那天起，徐志摩就是“新月社的灵魂”。

从此，在波谲云诡的民国，文学的天空终于有了一弯新月，这弯弯的月牙是那么清新明朗，虽然一时还不够丰盈圆满，但它的淡淡清辉已经点亮了无数双诗人的明眸，开启了一个白话新诗的时代。

1931年3月，肺病发作的林徽因在徐志摩的再三劝说下，离开东北大学，来到了北京香山双清别墅附近的平房疗养。在六个月的静养中，难得香山的那一处清闲时光。林徽因被迫离开了自己热爱的建筑事业，她终于可以安享这份来自大自然的宁静与休闲。在这种恬静的心境下，早年徐志摩在她心里种下的诗行，也开始抽丝发芽。

林徽因心底的诗情抑制不住而一次次喷发，可以说，香山的双清别墅是林徽因诗歌的发祥地。这儿有湛蓝的天空，悠然的白云，清静幽深的山林，婉转鸣唱的小鸟，大自然的这一切恩赐，还有生下女儿初为人母的喜悦，尤其是徐志摩、沈从文、金岳霖、张奚若夫妇等朋友们频繁造访，真诚畅谈，带给了林徽因极大的精神慰藉，让林徽因心里充满了无限温情和欢欣，也一次次激发了她文学上的创作灵感。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于是，林徽因一次次提笔，一次次出手不凡，其抒写的那些情思无尽、意象丰厚的诗行，文字清新绮丽而飘逸，充满自然的意象和情绪，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一直得到诗歌界的很高评价，称其艺术上已渐渐臻于炉火纯青之境。

她喜欢每个静夜的来临，手握一卷，焚一炷香，披一件洁白的睡袍，去沐浴溶溶的月色，那一刻，便是林徽因的诗心和灵感泛起的时候。她甚至偶尔自我陶醉，自言自语道：“看到我这画中人物，任何一个男人进来都会晕倒。”梁思成故意气她：“我就没有晕倒！”丈夫没有晕倒没关系，沉浸在诗情画意里的林徽因倒是从香山疗养开始，进入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诗歌创作阶段，她所写出的最早的一批诗歌，格律和悦流畅，文字清莹温婉、诗意和诗感轻巧而自然，遂引起了众多文化名流的关注。

1931年4月，她的第一首诗《谁爱这不息的变幻》以“徽音”为笔名，发表于《诗刊》第二期：

林徽因从其处女作中获得了极大的文学享受，此后几年中，其诗兴便一发而不可收。她是一位相当感性的人，其丰富的人生感情和诗人情怀，无时不流淌在其诗作中，让人容易受其作品的感染而惊叹生命的精彩或无奈。她把对桃花、夏夜和笑等等人世间诸般事物的爱意，都化作灵性的诗行，去启发人们的思维，以唤醒人们对日渐淡薄的诗歌的热爱。虽然她的声音是微弱的，但只要真心地去谛听，你仍可以听出一种穿越岁月的力量。她的诗作《那一晚》《仍然》《一首桃花》《笑》《深夜里听到乐声》《山中一个夏夜》《深笑》《激昂》《情愿》等被相继刊登在《诗刊》、《新月》、《北斗》、天津《大公报》、《文学杂志》等文学期刊上。

林徽因的诗多数是以个人情绪的起伏为主题，进而去掀起思维的波澜，然后去探索生活和爱的哲理。诗句委婉柔丽，韵律自然，受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赞赏，也逐步奠定了她作为诗人的地位。

林徽因写于1931年的《仍然》，可以看作是对徐志摩《偶然》的应答之作，也是她自己心迹的坦陈：

在林徽因的这首诗中，把徐志摩对她的爱，比作“像一湖水向着晴空里白云”。从《仍然》不难看出，林徽因对徐志摩的热烈追求有着自己冷静的思考，他们各有各的人生“方向”。因此，不妨把《仍然》看作是林徽因对徐志摩爱恋的婉转回应，也预示着他们之间的情谊，在向爱情的延伸中渐渐转化为一种相互信赖、彼此关爱的知己。

后来新月派诗人陈梦家整理编辑《新月诗选》时，录入了林徽因的《笑》《深夜里听乐声》《情愿》《仍然》等。这些诗歌显示出林徽因善于在人与自然的心灵感应中抒发诗性，寄托情怀。其立意之高格，意象运用之娴熟，意境创造之幽长，无一不打上新月诗歌的烙印。从此，林徽因作为新月派后期有影响的诗人，而被载入了中国白话诗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