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寄奴家世

虽然刘裕的出身只是低微的寒门，但据说就和阿Q一样，刘家“先前也阔过”。按《宋书》记载，他是汉室宗亲，楚元王刘交之后。

话说当年在沛县（今属江苏）丰邑中阳里有个刘太公，生有四个儿子。其中的刘老三乘秦末天下大乱的机会，斩蛇起义，由亭长升级成沛公。而后他率军攻入咸阳，升级为汉王。他又花了四年工夫，摆平了对头项羽，终于升级为汉高祖。得天下之后，刘老三虽然对功臣残酷无情，但对自家兄弟还是很温暖。公元前201年，他诈游云梦泽，诱捕了大功臣楚王韩信。十几天后，他将韩信贬为淮阴侯，同时将楚国封地一分为二，让弟弟刘老四继任楚王。这位刘老四，便是刘交。因为楚国都城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所以作为刘交之后刘裕便把祖籍算在彭城。

为显示记载的权威性，《宋书》还不厌其烦地记下了一大段长长的家谱：“交生红懿侯富，富生宗正辟强，辟强生阳城缪侯德，德生阳城节侯安民，安民生阳城釐侯庆忌，庆忌生阳城肃侯岑，岑生宗正平，平生东武城令某，某生东莱太守景，景生明经洽，洽生博士弘，弘生琅邪都尉悝，悝生魏定襄太守某，某生邪城令亮，亮生晋北平太守膺，膺生相国掾熙，熙生开封令旭孙，旭孙生混，始过江，居晋陵郡丹徒县之京口里，官至武原令。混生东安太守靖，靖生郡功曹翘，是为皇考。”

关于这份家谱，很多研究文章都不大当真，觉得是刘裕发达后乱认祖宗的产物。那么，它究竟有几成可信度？

《宋书》的记载有几处常被人忽略。那就是，按其记载，当时出身为汉室宗亲的重要人物，并不只有一个刘裕。如刘裕的老领导刘牢之（楚元王刘交之后），刘裕的头号心腹谋臣刘穆之（齐悼王刘肥之后），都和当年的沛县刘季沾亲。刘牢之算是与刘裕同宗，刘穆之的祖先刘肥是汉高祖刘邦的庶长子。

这些记录说明了什么？这说明刘穆之的出身稍高于刘裕。虽然同属汉室宗亲，但刘穆之的祖上出过一位皇帝刘邦，而刘裕的祖上没有。姑且不论刘穆之这份家谱是否可靠，单看刘裕的家谱世系，假如它是编造出来，编它的人怎么能让主君的出身低于臣下呢？因此，刘裕这份家谱虽然很长，也不易考证，但很可能是真的。至少，它不应是刘裕或其心腹伪造的。

那么，当时怎么会有这么多汉室宗亲出来扎堆呢？这大概和古代交配权分布不均衡有一定的关系。大自然给人类定下的男女出生比例，大致是1:1，但人类在自行分配的时候，常常不按这个比例。

早在周武王的弟弟姬旦制定周礼时，给天子定下的配额就已经相当可观，“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比例是1:121。然而，后世的君王大多数仍不在困难面前止步，于是，这个数字继续扶摇直上，最多的如司马炎、石虎、杨广、李隆基等皇帝，拥有的嫔妃宫女数量都超过了万人（虽然绝大多数只是摆来看的）。拥有大量妻妾的并不只是君主，名门世家、达官显贵也是如此。唐末的吕用之，不过淮南节度使高骈的幕僚，也有妻妾一百多个，足以与周天子比肩。

虽然上层社会对美女的需求量是如此之大，但上天并不会因此增加女孩儿的出生率，供求之间的巨大缺口，必然要有人承担。所以，每当皇宫内院多增加一个苦命宫人或大宅豪门中多出一位如夫人时，就意味着贫苦的乡间又多出一个光棍。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再考虑抚养能力的差异，无疑豪门贵族后代的人口增长率要远大于贫苦百姓。

为了更直观地说明这一点，不妨以明朝为例。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的人口总数为约7270万，到两百多年后的崇祯年间，达到1.5亿（以上两个数字均出自葛剑雄《中国人口史》。假如按明朝政府的官方统计数字，则明朝人口始终在6000万上下，一直没有增加），约增长为原来的2倍。明朝宗室的数量，在洪武十五年（1382）为58人，到崇祯年间已超过20万人，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内，增长为原来的3400多倍，可见比人口平均增长率高出了多少。

从刘邦到刘裕的时间跨度，约是从洪武到崇祯的两倍，虽然不像朱明宗室有明确的统计数字，但刘氏宗族在各地繁衍的数量，必然也是非常可观。在看史书时，见某某是某大人物之后的记载，不排除确有冒认的可能性，但如不经分析，简单地一概认之为非，也是不够客观的。